目录

1. 前言

2. 第一部分 失误行为

1. 第一讲 导论

2. 第二讲 失误行为 Ⅰ

3. 第三讲 失误行为 Ⅱ

4. 第四讲 失误行为 Ⅲ

3. 第二部分 梦

1. 第五讲 困难及初步探讨

2. 第六讲 释梦前提和解析技巧

3. 第七讲 显性的梦境和潜藏的梦意

4. 第八讲 孩童的梦

5. 第九讲 梦的审查

6. 第十讲 梦的象征作用

7. 第十一讲 梦的工作

8. 第十二讲 梦的案例分析

9. 第十三讲 梦的远古性和幼稚特征

10. 第十四讲 愿望的满足

11. 第十五讲 疑问和批评

4. 第三部分 一般神经病学

1. 第十六讲 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

2. 第十七讲 症状的意义

3. 第十八讲 创伤的固置作用，潜意识

4. 第十九讲 反抗和压抑作用

5. 第二十讲 人类的性生活

6. 第二十一讲 力比多的发展和性组织

7. 第二十二讲 发展和退化，病源学

8. 第二十三讲 症状形成的途径

9. 第二十四讲 一般的神经质

10. 第二十五讲 恐惧

11. 第二十六讲 力比多理论和自恋

12. 第二十七讲 移情作用

13. 第二十八讲 分析治疗

5. 弗洛伊德年表

Landmarks

1. Table of Contents

2. Copyright Page

3. Title Page

4. 封面

精神分析引论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徐胤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分析引论 / (奥) 弗洛伊德著 ; 徐胤译.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39-4528-2

Ⅰ. ①精… Ⅱ. ①弗… ②徐… Ⅲ. ①精神分析 Ⅳ.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6550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李潇

装帧设计 何姝

精神分析引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徐胤 译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528-2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果麦文化 出品

前言

我新问世的这本书以《精神分析引论》为题，绝非有意挑战该领域现有的同类作品（席慈曼，Hitschmann：《弗洛伊德神经病学》，1913年第二版；普菲斯特，Pfister：《精神分析方法》，1913年；莱奥·卡普兰，Leo Kaplan：《精神分析概要》，1914年；雷吉塞特·海斯纳德，Régiset Hesnard：《对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症的精神分析》，巴黎，1914年；阿道夫·F.麦耶，Adolf F. Meijer：《精神分析对神经官能症的治疗作用》，阿姆斯特丹，1915年）。1915年的第16和1916年的第17冬季学期，我为一群医生和非专业人士开设了这门讲座，本书忠实地收录了当时的讲稿。

受此前提所限，本书可能会给读者留下一些特殊的印象。作为演讲者，不可能在叙述中时刻保持学术论文的审慎和严谨；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唤起听众的注意力上，使他们不至于在接近两小时的讲座中昏昏欲睡。考虑到讲座的现场效果，我可能会重复提及某些内容，例如讲到梦的解析时我们会提出一些观点，随后探讨精神病问题时会再次阐释。讲座素材的安排顺序也决定了有些重要的话题，如潜意识问题，不可能一次就阐述透彻。它们将被一再提及或暂且搁置，直到在某个新的场合重新做更多介绍。

对精神分析研究文献了然于胸的人，将发现本书鲜有新内容。事实上，其他某些文献的论述可能更详尽。但出于论述完整和材料凝练的需要，我在某些章节（恐惧的病源学、歇斯底里式的幻想）中，引用了一些过去未曾披露的材料。

维也纳，1917年春
弗洛伊德

第一部分
失误行为

第一讲
导论

女士们，先生们！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曾通过阅读或听闻对精神分析有所了解。既然我公布的这门课程名为“基础精神分析引论”，那我有义务把你们看作一群对此一无所知、亟待指引的人。

假定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一种对精神疾病进行医学治疗的方法，但我能马上举例证明它与通常的医学方法有何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通常来说，向病人介绍一种新疗法时，往往会尽量避免提及其他患者的负面评价，而满怀信心地许诺这种方法可以见效。我认为医生有权利这样做，以提升病人对治疗取得成功的信心。但我们对精神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这一过程会有所不同。我们将坦言这种疗法的困难：它费时费力；需要患者做出很大牺牲；最终能否见效取决于患者的表现、对治疗的理解、配合程度及耐心，无法保证百分之百有效。采用这些反常的方式，自然有我们的用意，这一点诸位之后会有所体会。

我会先把大家当作精神病人来对待，请别介意。事实上，我奉劝诸位第二节课就不必来了，因为这门课只能让大家了解精神分析的一点皮毛，很难对它形成自己的判断。你们会发现自己过去所学的知识和思维习惯将不可避免地让你们站到精神分析的对立面；必须实现巨大的自我突破，才能驾驭这种本能的反感。通过我的叙述，你们对精神分析会有什么样的理解，现在难以预测。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听完这门课，你们学不会如何进行精神分析研究，也无法从事精神分析治疗。你们中若有人不满足于与精神分析只有一面之缘，想进一步了解，我不仅奉劝他不要这么做，还要直截了当地警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旦入了这行，就别指望在大学里谋得一席之地；如果要做执业医师，必须面对周围的人不解、怀疑甚至敌视的目光，容忍他们暗地恶意中伤。从现今欧洲大陆上愈演愈烈的战争的流弊，你们不难推断这股力量有多么强大。

尽管存在种种不便，总有人会被新知识吸引。如果你们中有人无视我的警告，第二堂课时仍出现在这里，我自然不胜欢迎。但你们也有权知道，精神分析理论正面临着哪些严峻的困难。

首先是教学和授课的困难。你们上医学课时，习惯了用肉眼去观察。你们看到解剖学标本、化学反应生成的沉淀物，也看到成功刺激神经后肌肉的收缩反应。此后，教师会带领你们用感官去了解病人，观察他们痛苦的症状和疾病过程中的产物。许多时候，你们还能看到剥离出来的病原体。在手术领域，你们将亲眼见证医学干预的过程，看到医生如何对病患施以援手，甚至可以亲自操刀。即便在精神病学中，病人的表情变化、说话方式以及行为举止也能提供丰富的观察素材，给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医学教师更像导游和解说员，陪你们走进医学的博物馆，在你们和医疗对象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使你们用主观感受来确信新事实的存在。

遗憾的是，到了精神分析领域，一切都变了。在分析治疗中，除了受分析者和医生的交谈外，别无其他。患者在谈话中说出自己过往的经历和现在的印象，他们会有所抱怨，或对自己的愿望和情绪直言不讳。医生则要认真倾听，设法引导患者的思路，并通过适当的提醒，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特定方面；还要给病人提供解释，并观察由此引起的反应——赞同或反对。有些病人的亲友没有太多文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或接触到的事情，甚至巴不得治疗过程跟电影上演的一样。对于“聊天就能治病”这样的事，他们当然不会错过质疑的机会。这当然是目光短浅和矛盾的，因为这些人其实也很明白，患者的症状“只不过是想象出来的”。最早的言语其实是一种符咒，时至今日这份魔力犹存。一个人的言语可以使人心境澄明，也可以将人推向绝望的边缘；老师通过言语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演说家通过言语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左右他们的判断。言语会引起情绪，是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常用工具。在心理治疗中，我们绝不应轻视谈话的作用，如果能够听到精神分析师与患者的对话，就该满足了。

可惜这一点我们也做不到。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对话绝不容许听众存在，亦绝不能公之于众。我们当然可以在讲精神病学时将某位神经衰弱患者或歇斯底里症患者介绍给学生，但这样一来，他就只会叙述自己的苦恼和症状，不会再多说其他。只有当患者与医生建立了独特的情感联系，才会吐露精神分析需要的那些话；一旦他们发现有无关的第三者在场，会马上闭口不言。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精神生活中最隐秘的话语，作为社会独立的个体，必须对他人隐瞒这一切；甚至从广义上来说，作为人格完整的个体，他们也必须对自己隐藏这一切。

这意味着，你们没法旁听精神分析治疗，只能从别人口中听说这一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你们对精神分析的了解其实都只是道听途说。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通过二手指引对精神分析形成自己的判断，最终效果如何，取决于你们对消息提供者的信任程度。

各位不妨设想自己不是在听精神病学课，而是历史课，授课人在讲述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和战功。你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说的一定是真的呢？乍一看，历史似乎比精神分析还不可信，因为历史教授跟你们一样，不是亚历山大大帝军队中的一员；精神分析学家至少可以分享他参与过的事。但你们很快会发现，历史学家至少有据可查。他可以展示一些古人留下的文献，例如迪奥多、普鲁塔赫和阿利安等人写的书，这些人要么生活在那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要么稍稍滞后；他还可以展示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钱币和他的雕像，让大家逐一传阅庞贝出土的伊索斯战争拼接画的照片。严格地说，这些材料仅仅证明了早几代人相信亚历山大大帝的存在和事迹，你们当然可以对此重新进行批判。你们会发现，不是所有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报道都真实可信，也不是所有的细节都确凿无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离开讲堂的时候，会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存在。两个因素左右了你们的决定：首先，讲演者如果不是自己信以为真，就没有理由将这当作真相来说；其次，全部现有的历史图书对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叙述大同小异。如果要对这些信息来源进行考据，也会首先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即信息传播者可能的动机以及证据的一致性。单就亚历山大大帝的例子来说，考据结果一定是令人心安的；而对于摩西或尼姆罗德之类的人来说，结果可能有所不同。稍后你们会清楚地知道，自己对精神分析的信息提供者会提出多大质疑。

现在，你们有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精神分析既没有客观证据来证实可信度，又不能公开展示，那么该如何学习它，其观点又何以使人信服呢？的确，学会精神分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通晓其道的人，目前屈指可数，但学习精神分析还是有可行途径的。首先，精神分析可以通过对自身个性的研究，在自己身上学到。这种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自我观察，但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将它归入其中。在得到一定的技法点拨后，我们就可以将自己身上出现的一系列常见的、众所周知的精神现象当作分析对象。这一过程中，不难发现精神分析并非无稽之谈，其过程和观点的确有据可循。当然，你们由此取得的进步依然有限。如果能将自己交由一个精于此道的分析师做分析，亲身体验分析效果，并借此窥视他人分析技巧的精湛之处，你们可以走得更远。当然，尽管这条路前途光明，却只有少数人走得通，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

理解精神分析的第二重困难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它来自你们目前受的医学教育。你们的思维被固定在一个特定方向，这个方向与精神分析背道而驰。你们被灌输的，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用化学和物理的方法阐释机体功能，并从生物学的角度总结，却从来不关注精神生活；而后者恰恰是复杂机体运转的最高级形式。因此，你们对心理学的思维十分陌生，习惯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它，将其视作伪科学，从而任由门外汉、作家、自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借它之名兴风作浪。这一局限性无疑会妨碍你们行医。患者讳疾忌医，本是人之常情。如果对此不够重视，你们原本鄙视的那些江湖郎中、巫医和玄学家将大行其道，并在治疗产生效果时分走部分功劳。

你们过去的教育存在缺陷，这当然情有可原，你们学医时没有得到哲学的帮助，而哲学其实能对实现医学目的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你们在学校里被告知，无论思辨哲学、描述心理学，还是与感官生理学密切相关的所谓实现心理学，都不能有效地解释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提供理解精神功能障碍的钥匙。尽管描述观察到的精神障碍、总结其临床表现的精神病学也属于医学范畴，但实际上就连精神病学家也怀疑这类描述能否够得上“科学”一词。他们总结出的这些临床症状的来源、作用机理和相互联系都是未知数，人们没有发现与此对应的解剖学组织变化，即便发现了，也无从解释。只有当这些精神障碍被诊断为某个机体疾病的间接结果后，才可能对其展开临床治疗。

这就是精神分析试图填补的缺陷，它力求为精神病学提供其欠缺的心理学基础，找到能解释生理和精神障碍的共性原因。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抛开解剖学、化学或物理学理论，从纯粹的心理学概念入手。我担心恰恰是这点会让你们心生疑窦。

此外，有一类困难并非源自你们所受的教育和你们的认知。精神分析提出了两个触怒了整个世界的观点，由此招来世人的反感。其中一点与人们固有的理性观念相违，另一点则与主流的美学和道德观念不和。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成见，它们十分强大，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的必要积淀。它们有情绪的力量做支撑，要与它们为敌，绝非易事。

精神分析第一个不受欢迎的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意识仅占整个精神生活的一小部分。诸位请回忆一下，我们往往习惯把心理与意识混为一谈，将意识看作是心理的标志，并认为心理学是阐释意识内容的学说。没错，我们理所当然地给两者画上等号，任何对此提出异议的看法，都被当成歪门邪道。而精神分析就是要提出这种异议，它无法接受将意识和心理混为一谈。精神分析将心理定义为感情、思想和欲望的共同产物，思想和欲望都可以存在于潜意识中。这样一来，它便无法被那些头脑清醒的科学人士接受，并为自己招来了装神弄鬼、浑水摸鱼的骂名。在座诸位当然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把“心理的就是意识的”看作一种偏见，也猜不到人类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否定潜意识，以及这种否定会带来什么好处。到底应该将心理等同于意识，还是扩展其范围，这听上去似乎只是口舌之争；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诸位，承认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将为世界和科学发展的新方向铺平道路。

同样，你们很难发觉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大胆命题与前者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第二个命题认为，性冲动——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在精神疾病产生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还不够重视，但事实上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同一股性冲动还参与了人类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创造活动，为其卓越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个结论是精神分析研究招人反感的最主要原因。想知道我们怎么解释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文化是在生存的压力下，以牺牲欲望的满足为代价生成的。新文化不断被创造，是因为随后加入人类族群的个体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做出类似的牺牲。这些被牺牲的欲望中，性冲动占了绝大部分；它们被“升华”了，即它们被从原来的性目标身上转移开来，转向更高尚、与性无关的社会目标。这一过程是不稳定的，因为性冲动并未因此被约束；在每一个参与文化事业的人身上，它都可能发出抗议声。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性冲动得到彻底解放，并回归它原始的目标，文化就岌岌可危了。因此，社会并不愿意轻易触及文明这一棘手的根源，也无意承认性冲动的强大力量以及它对个体的重大意义。出于教化的考虑，人们更愿意将自己的注意力从这方面转移开来。所以他们无法忍受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甚至不惜给其打上丑陋、不道德以及危险的烙印。尽管一再受到非难，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不容置辩。反对声要使人信服，必须有理有据。由此可见人的本性：不喜欢一样东西，就倾向于认为它是错的，从而更容易找出反对的理由。我们的社会把不喜欢等同于不正确，用含有情感因素的“逻辑和客观理由”去驳斥精神分析的正确结论，并坚持这一偏见，对一切反对的声音置若罔闻。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绝不会屈服于这些反对声。我们只想说出事实，这正是我们辛勤工作的研究结果。我们将行使我们的权利，将一切试图干涉科学研究的现实顾虑排除在外。即便这种顾虑背后的担忧不无道理，我们仍不会改变这一初衷。

以上这些，就是你们从事精神分析研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对初学者来说，我可能讲得太多了。如果你们能超越这种负面印象，我们就继续下一讲。

第二讲
失误行为 Ⅰ

女士们，先生们！这一讲将从研究而非假设出发，展开论述。我们的观察对象是那些很常见，却很少为人注意的现象。它们并非疾病，我们在健康人身上也能经常观察到类似现象，即所谓“失误行为”。比如，有人本想说一个词，却误用了另一个，这就是口误；这一现象也可能发生在书写中，无论当事人是否对自己的失误有所察觉，都形成笔误；再举一个例子，从文字中读到了原文并不存在的内容，是误读；同样，听错了别人说的话，叫误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听力器官存在障碍。还有一系列类似现象都以遗忘为基础，但不是永久性遗忘，只是临时的。比如，有人认识另一个人，一见面就能认出他，却偏偏想不起他的名字；有人忘记做一件事，后来又能重新想起，就是说，他的遗忘是暂时的。失误的第三类情况不一定是临时性的。比如，有人错放了一样东西，再也找不到了；类似的还有丢失东西的情况。这类遗忘与众不同，因为它会招致我们的懊恼和不解，甚至让人摸不着头脑。还有一些谬误以及名目繁多的类似现象，虽然也有一定的暂时性，然而都可以归为此类。例如有人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件事情深信不疑，但无论是在事前事后，他都清楚自己的想法是错的。

这些现象在德文中都以“ver”这一前缀开头，它们的内在关联不言自明。这些现象看上去几乎都无足轻重，不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太大影响，所以人们往往一笑而过。只有丢失东西这类现象会对生活造成一定不便，不过影响也微乎其微。

现在我要提请各位注意这些现象。你们也许会闷闷不乐地问：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都有许多伟大的谜团待解，精神障碍这一领域里还有许多奇迹急需解释，叫我们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样的小事上，岂不是戏弄我们？要是您能解释为什么一个耳聪目明的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听到或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另一个人突然有了被最亲近的人迫害的念头，或者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那些连孩童都感到荒谬的幻象是怎么回事，我们好歹也算对精神分析有一定了解。但如果您只是带我们研究为什么致贺词的人用一个词替代了另一个，或者家庭主妇为什么错放了自己的钥匙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我们毋宁将时间和精力花在更为重要的事情上。

对此，我的答复是：请耐心一些，女士们、先生们！在我看来，你们的批评并不正确。事实上，精神分析绝不以从不研究小事自诩。恰恰相反，它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通常意义上被认为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些为其他学科所不屑的现象世界中的残渣和碎片。想想看，你们的批评是不是将问题的重要性和迹象的显眼程度混为一谈了？有些重要的事物，是不是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或者在某个时间段里仅仅露出极其微妙的表征？我能轻易地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在座的年轻男性朋友们，你们是从哪些细微的迹象中看出自己俘获了某位女士的芳心？难道要一直等到她对你们直白地袒露心迹，乃至投怀送抱？还是一次暗送秋波、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乃至握手时稍稍多停顿一秒便足够了？再假设你是一位参与谋杀案调查的警探，难道你会指望凶手将自己的照片和地址留在犯罪现场，还是在情非得已的时候对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放过？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微不足道的迹象，也许顺藤摸瓜，就能有重大发现。其实我也同意诸位的想法，认为应该优先关注人世和科学界的大问题，但仅仅空喊口号，说自己要献身这个那个难题，是派不上用场的。那样的人往往才走出第一步，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在科学领域，研究那些摆在眼前、有迹可循的事物，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方法得当，不带偏见和假设上阵，又有点运气，说不定可以将小问题和大问题联系到一起，以小见大，借小问题找到研究大问题的法门。

我这样说旨在引起诸位对健康的人的这些小失误的兴趣。现在，我们找一个对精神分析理论一无所知的人来解释一下这些现象。

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样的：“哦，这就是些小事，简直不值一提！”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某些小事可以游离于环环相扣的世间百态之外，不受任何拘束吗？否定自然决定论的一小部分，等于否定了整个科学世界观。我们不得不告诫他，其实宗教的世界观更讲求因果，它肯定地告诉我们，即便一只鸟儿从房顶上跌下，也是上帝的旨意。当然，这位朋友肯定不会任由我们拿他的第一反应说事，他一转念，会认为只要仔细回想一下，便可以合理解释：大概是机体功能失调或情绪错乱引起的。这并非没有可能。一个正常人出现口误，一是也许有些疲倦或不适，二是情绪可能比较激动，三是注意力可能集中在其他事情上，有些心不在焉。这些说法都很容易求证。当人有些疲倦、头疼或者偏头痛的时候，的确更容易出现口误，记不起专有名词；事实上，许多人正是因为想不起某个词，才意识到自己患了偏头痛。同样，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容易说错话或做错事，乃至手足无措。当人分心的时候，忘记原本的意图或是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也常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传单》杂志中记载的那位教授将自己的伞忘在一边，又错拿了别人的帽子，这都是因为他在思考下一本书的内容。人一忙起来就会忘记本来要做的事情乃至食言，相信每个人都有亲身体会。

这种解释看上去那么自然而无可置辩，却未免有些老套，也不符合我们的预期。让我们再仔细审视一下这种对失误行为的解释。它列出的条件不一而足：身体不适和内循环失调从生理学的角度解释了正常功能受损的情况；情绪激动、身体疲劳、有事分心则是心理生理学的原因。后者很容易转化成理论，无论是身体疲倦还是分心，乃至情绪有些激动，都可能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出现心不在焉的情况，从而无法准确、不受影响地完成某些行为。同样，身体微恙或者中枢神经器官供血量的轻微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注意力造成类似的影响。按照这种解释，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来讲，失误行为归根到底是注意力受影响的结果。

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满足我们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好奇心，只让人觉得有些乏味。不管怎样，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失误行为的注意力理论，就不难发现它并不完全准确，至少其推理过程并不自然。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既不疲劳，也心无旁骛，情绪平稳，可谓一切正常，还是可能出现失误或遗忘的现象；就连我们事后将他们的失误归咎于受情绪影响，他们都不愿意承认。同样，我们也不敢说只要集中了注意力，事情就必能顺利完成；注意力不集中，事情就有失败的危险。许多日常事务不需要太多注意力，就可以机械完成。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散步的时候虽然不知道该去哪里，却总能走一条正确的路线，并在到达终点后停下来，而不会误入歧途。训练有素的钢琴家无须思考，就能触及正确的琴键；当然，他肯定有错弹的时候。按理说随性弹奏会加大出错概率，可事实上，越是技艺娴熟的大师，越能将出错的概率降到最低。相反，还有一些事情，当它们不是注意力集中的焦点时，往往十分顺利，而一旦专注其中，失误就开始出现了。你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情绪激动的后果，但兴奋感为何不能使注意力更集中，我们不能理解。有人在重要的谈话或谈判中出现口误，说出与他本来的目的南辕北辙的话，也不是心理生理学或者注意力理论能解释的。

失误行为中还有许多现有理论不能理解的附加现象，譬如，有人因突然想不起某个名字勃然大怒，绞尽脑汁要将那个名字回忆起来。为什么这个人就是没法如愿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个在他看来“就在嘴边”、一经提醒就能想起来的词上呢？另一些情况下，失误一再出现，甚至环环相扣，交替不断。比如，一个人忘记了第一次约会，第二次一再提醒自己不能爽约，却又记错了时间。有人想借助联想回忆起一个词语，却发现自己连有助于联想的第二个词也忘了，如果继续深究下去，可能还会出现第三个遗忘的词。同样的错误在印刷排版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这显然是排版者的失误。一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曾出现这种失误，它在报道一次庆典活动时写道：“我们注意到，尊贵的谷粒王子（Kornprinz）也出席了活动。”第二天，该报对此做了更正，向读者致歉，并写道：“当然，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克诺尔王子（Knorprinz）。”对这种情况，我们总说是妖魔附体所致，或者说是排版机在捣鬼，这些显然不是心理生理学理论所能解释的。

我不知道诸位是否清楚某些暗示可能诱发口误。有这么一桩逸事是最好的佐证：一位新人被委以重任，在戏剧《奥尔良姑娘》中向国王报信说“统帅（Connétable）将剑（Schwert）送回来了”；可一位主演在排练时拿他开玩笑，紧接着说了一句“马车（Komfortabel）将马（Pferd）送回来了”。他的确实现了捣乱的目的。在正式演出中，那个不幸的新人虽然一再提醒自己不要犯错，却事与愿违地说了那句被歪曲的台词。

这些失误行为的细节都无法用注意力不集中这一理论来合理解释。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理论是错的，只是我们还需做一些补充，让它变得更完美。对另外一些失误行为，我们则完全可以换个角度来看。

让我们从口误中找一些例子吧，同样的例子也可以在笔误或误读中找到。到目前为止，我们其实只研究了“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口误”，并给出了答案。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探究人为什么恰恰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会出现口误，在其他时候则不会出现。诸位也看到了，如果不能就此给出答案并解释口误现象的成因，此前的解释最多只是从生理角度看成立，从心理角度来说依然只是一种偶发现象。如果我出现了口误，那我说错话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可以用上千个词取代那个正确的词。是不是存在某种力量，使我在如此多的可能性中恰恰选择了某一种，还是说这一切只是巧合和天意，根本无规律可循？

1895年，语文学家梅林尔（Meringer）和心理学家马耶尔（Mayer）试着从这个角度解读口误问题。他们收集了许多例子，并用描述性的语言对它们加以论述。这虽然得不出结论，但至少能将我们引向结论。他们将口误造成的言语错乱分为五类：调换、抢话、延时、混合和替换。现在，且让我就这几类现象逐一举例。比如有人想说“米洛的维纳斯”，实际上却说成“维纳斯的米洛”，这就是调换；再举一个抢话的例子。我难（Schwest）……我心里（Brust）可难受（Schwer）了；延时的著名例子，是一段不幸的祝酒词：我请诸位，一起为老板的健康打嗝！（Ich fordere Sie auf, auf das Wohl unseres Chefs aufzustoßen. 干杯为anzustoßen）这三种情况并不常见，更常见的是混合的例子，比如有位男士在街上对一位女士说：“亲爱的女士，要是您不介意，就让我陪辱（beglei－digen）您一程。”显然，这位男士不止企图陪这位女士一程，还打算羞辱她一番。（顺便说一句，这个年轻人追求这位女士估计是没戏了！）对于替换这种情况，梅林尔和马耶尔给出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说，我把标本放进了信箱（Briefkasten）里——他本该用孵化箱（Brütkasten）之类的词。

不过，两位专家的解释不太令人信服。他们认为，每个词语的发音和音节具有不同的价值，价值高的元素会对价值低的元素造成刺激和影响。显然，这一结论是在研究抢话和延时这两种不太常见的现象的基础上得出的；就算某些音节受偏爱的现象的确存在，也无法从其他几种口误行为中观察到。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出现口误时，总会用一个相似的词取代正确的词，许多人认为这种相似性是口误最好的解释。比如，一位教授曾在就职演讲中说道：“我不愿意（geneigt）——其实他想说的是‘我不适合’（geeignet）——评价前任的成就。”还有一位教授曾说：“对于女性的性器官，虽然有过许多诱惑（Versuchungen）……对不起，我是说尝试（Versuche）……”

最常见也最明显的口误还数将原意说反。这显然不是发音类似或者音节相同引起的，更多因为两种矛盾的概念之间存在心理关联。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我国议会的一位议长在一次会议开幕时曾说，“先生们，我已经点清了到会人数，现在宣布会议正式结束。”

一些不当的联想也可能会起到词不达意的效果。据说，为庆祝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 Helmholtz）和大发明家、工业巨头维尔纳·冯·西门子（W. Siemens）的一对子女联姻，著名生理学家杜博伊斯·雷蒙（Du Bois－Reymond）应邀在聚会上致贺词。他的祝酒辞不可谓不精彩，最后他说：“愿西门子和哈尔斯克（Halske）公司事业兴隆！”可后者是西门子公司的旧称，身为柏林人的雷蒙一定是把这个名字记得太牢了，就像每个维也纳人都知道利德尔和博伊特公司（Riedel und Beutel）一样。

所以，除了发音和音节相似，我们必须再加上词组联想可能造成的影响，但这依然不够。在一些情况下，必须了解了口误者之前的所言所想，才能解释他们的口误行为。这其实也是梅林尔所说的延时现象，只不过两者时隔更远而已。不得不说，这番话说下来，我们离认清失误行为的真相已经渐行渐远了！

不过，我希望刚才这些例子至少可以让诸位对口误有更深的印象，这样也不枉我们多花些时间。我们研究了口误出现的条件，以及影响不同口误类型的因素，但还没撇开成因，对口误的影响单独研究。如果我们下了这个决心，就必能鼓足勇气说：在某些例子中，口误有一定意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也许可以把口误造成的影响看成一种完整的心理行为，它既有自己的目标，还有独特的内容和意义。我们之前一直说这是失误，但有时是否可以把失误看成一种代替了预期行动的正常行为呢？

某些例子中，失误行为的意义尤为明显。比如议长早早宣布会议结束，而不是开幕，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口误肯定有意义：说明他对会议的结果并不看好，内心早就希望休会。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解读这类口误，挖掘出其背后的含义。又如，一位女士面露赞色地询问另一位女士：“这顶漂亮的新帽子是您自己糊弄（aufgepatzt）的吗？”显然谁都不会反对，这番口误背后隐含的意思是，这顶帽子简直糟糕极了。又或一位以强势著称的女士说道：我的丈夫问医生他应该如何控制饮食，医生却说，他不需要节制饮食，我想怎么吃喝，他就可以怎么吃喝。显然，这番口误也有很多值得说道的地方。

女士们、先生们，假如并非只是一小部分，而是绝大多数口误和失误行为都意义非凡，那么之前我们忽视的失误行为的意义，便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暂且让我们将所有心理学和生理学视角都放在一边，专心研究失误行为的意义。现在，让我们借助临床案例来印证这一观点。

开始行动前，我想邀请诸位跟我一道，追寻另一条线索。我们经常发现，作家擅于将口误或其他失误行为作为表现手法。这一点足以证明，他们认为口误等失误行为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故意制造口误。作家绝不是碰巧出现了笔误，就将自己的笔误当成笔下人物的口误；他们的写作显然是有深意的，莫非他们是想暗示笔下的人物分心了、疲倦了，或者犯了偏头痛？如果作家将口误当成一种有意义的手段，我们自然不该低估它的作用。即便大多数口误在现实中的确无意义，只是偶发的心理行为，且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很有意义，但作家却可以赋予它们含义，让它们为其所用。所以，如果我们从作家，而不是语文学家和心理学家那儿了解到了更多关于误读的情况，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华伦斯坦》（Wallenstein）中有一个口误的例子（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第一场，第五幕）。在上一个场景中，马克斯·皮科洛米尼（Max Piccolomini）在陪同华伦斯坦的女儿回营地的路上见到了和平的神迹，所以极力主和，铁心拥护公爵。这可着实将他的父亲奥克塔维奥·皮科洛米尼（Octavio Piccolomini）和宫廷使者凯斯腾贝格（Questenberg）吓了一跳。于是，第五幕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凯斯滕贝格：哎哟！难道就这样吗？朋友，难道我们就任他这样疯疯癫癫而去，不马上把他叫回来，帮他开开眼？

奥克塔维奥（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已经让我开眼了，我看到了更多不想看的东西。

凯斯滕贝格：朋友，你看到了什么？

奥克塔维奥：对这次征程的诅咒。

凯斯滕贝格：怎么会呢？那是什么？

奥克塔维奥：跟我来，我必须顺着这条不幸的道路，用我的眼睛看个究竟——来吧！（想要带他走）

凯斯滕贝格：干什么？去哪儿？

奥克塔维奥（匆忙地）：去她那儿！

凯斯滕贝格：去——

奥克塔维奥（纠正说）：去公爵那儿！快走吧！

……

奥克塔维奥想说“去他那儿”，也就是去公爵那儿，却出现了口误，这句“去她那儿”，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他早已洞悉一切，注意到自己的儿子主张和平，完全是受了公爵女儿的影响。

奥托·朗克（O. Rank）在莎士比亚（Shakespeare）那儿发现了更令人震撼的例子。那是《威尼斯商人》的一个著名场景，幸福的求爱者需要在三个宝箱里选择一个。我觉得最好现在将朗克这段简短的论述原封不动地念给大家听：

“就像弗洛伊德从《华伦斯坦》所发现的那样，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第三场，第二幕），也有这样一幅妙笔生花的场面，足以说明作家不仅明白失误行为的机理和意义，还假定观众能理解它们。鲍西娅（Porzia）因为父命难违，不得不靠抽签来选定自己的丈夫。此前，她仗着运气避开了所有不喜欢的求婚者；终于，她对巴萨尼奥（Bassanio）心有所属后，担心他也会抽错。她当然想告诉巴萨尼奥即便他抽错了签，也将得到她的爱，但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作家使她的内心充满矛盾，从而对自己心仪的求婚者说出了以下这番话：

我求你，在做出选择前

再等上一两天；因为一旦你选错，

我将失去你的陪伴，所以再等等吧！

有种声音告诉我（可那不是爱情），

我不想失去你——

我可以指引你

做出正确的选择，但那将违背我的誓言；

我不想那样，所以你可能会跟我擦肩而过。

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免蠢蠢欲动，

想打破誓言。哦，这双眼睛啊，

它看透了我，想将我劈成两半！

我的一半是你的，另一半是你的——

我想说的是——另一半是我的；不过我的就是你的，

所以整个我都是你的。

（节选自施雷格尔，Schlegel和提克，Tieck的德文译本）

她本应只对巴萨尼奥略做暗示，因为她不能向他透露自己其实早已是他的人，并且深爱着他。作家此处的心理描写可谓入木三分，他巧妙地借助口误将鲍西娅的内心活动展现出来，并让仍蒙在鼓里的巴萨尼奥和同样情绪紧张的观众就此安心了。”

诸位请注意，鲍西娅最后很好地中和了自己的两种说法，化解了两者的矛盾之处，从而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口误：

不过我的就是你的，

所以整个我都是你的。

完全与医学不相干的思想家偶尔也能发现并论述失误行为的意义，并试着解读这些行为。诸位应该都知道风趣的讽刺作家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1742—1799），歌德（Goethe）曾这样评价他：“他在给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带来问题。”有时，他的幽默中包含了问题的答案。利希滕贝格曾记录了自己一句带讽刺意味的俏皮话：“他常将‘假设’（angenommen）读作‘阿伽门农’（Agamemnon），这大概是他读荷马（Homer）的书太多了的结果。”其实这已经可以算作一种误读理论了。

下一讲，将检验作家对失误行为的看法是否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讲
失误行为 Ⅱ

女士们，先生们！上一讲，我们将失误行为与受它影响的正常行为之间的关系放在一边，单独研究失误行为，得出了初步结论：有些失误行为本身就有一定意义。如果可以全面证实这一点，研究这种意义显然比研究失误行为如何产生有价值得多。

让我们先就心理学中“意义”的定义达成一致。意义无非是指行为的目的，或在心理过程中的地位。大多数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用“目的”或“倾向”来替代“意义”一词。我们认为失误行为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这究竟是被表象所蒙蔽，还是在刻意美化失误呢？

继续以口误为例再多看一些例子，我们会发现在很多案例中，口误的目的（或者说意义）十分明显，尤其是当事人把话说反的时候。议长在致开幕辞时说“我宣布会议正式结束”，其目的不言自明：他这番话的用意显然是希望会议尽快结束。我们可以说“这是他自己说的”，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位议长其实是想宣布会议开幕而不是结束，他本人作为最高权威也证实了这一点。”请不要用这类话反驳我。不要忘了，我们的前提是仅就失误行为本身进行研究。它与受其影响的本来目的之间的关系，我们稍后再谈。否则，你们就犯了把刚要拿来研究的问题又重新拿开的逻辑错误，这在英文里叫“乞题（begging the question）”。

即便在当事人没将话说反的例子中，口误也能表达一定的不同意愿。“我不愿意评价前任的成就。”在这里，“愿意”并不是“适合”的反义词，但这显然也将说话人的言不由衷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口误会在句子的原义上加上第二层意思，使整句话听上去像是多句话缩略、删减和整合之后的结果。比如那位强势的女士说，我想怎么吃喝，他就可以怎么吃喝。这番话就好比是在说，他想怎么吃喝，就可以怎么吃喝；可他能有什么想法呢？最后还得我来拿主意。这样的省略在口误中屡见不鲜。例如，一位解剖学教授在做完一个关于鼻腔结构的报告后，询问听众是否听明白了。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接着说：“我真不敢相信，因为即便在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能真正了解鼻腔结构的人，也一指……对不起，屈指可数。”这番口误显然话有所指，这位教授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只有我一个人真正了解鼻腔结构。

当然，在某些例子中，口误的意义可能并不明显，甚至与我们的期望相差甚远。颠倒专有名词，或者说出一些不存在的音节组合都是常见的口误，乍一看，这些口误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意义。不过只要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这其实很好理解：没错，意义模糊的案例与之前那些意义清晰的案例并没有明显区别。

一位先生被问及马匹状况时回答：“嗯，还要再悲续（draut）……持续（dauert）一个月。”当被问及他到底想说什么时，他解释说，自己以为这是一个不幸的故事，将“持续”（dauert）和“悲伤”（traurig）两个词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无中生有地说出了“悲续”（draut）这个词。（引自梅林尔和马耶尔）

还有一个人在说到一些让他感到不满的事情时说：“接着，事实终于出恼（Vorschwein）了……”在之前的论述中，他曾将这些事情称为“恼人的事”（Schweinerei）。于是，“出恼”（Vorschwein）这个词作为“出现”（Vorschein）和“恼人的事情”（Schweinerei）两个词的结合物，就这样诞生了。（引自梅林尔和马耶尔）

诸位应该还记得那位想“陪辱”一位陌生女士的年轻人吧，此前我们讲过，将这个词拆解为陪伴和羞辱两层意思，现在看来，这种解释显然是正确的。从这些例子，诸位可以看到，即便那些乍看意义模糊不清的口误，只要我们排除言语干扰，就能分辨出其背后两层不同的含义。区别在于，在把话说反的情形中，一个目的彻底取代了另一个目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一个目的只是扭曲或者修饰了另一个目的，两者以结合体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或多或少都有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解开大多数口误的秘密了。如果认同这一点，我们也能理解其他更为神秘的口误情况。比如，说错名字的情况，被弄混的两个名字不一定总是相似的，但说话人的第二种意图不难猜到。事实上，说错他人姓名的情况不止在口误中，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出现。有时候，说话人故意将某个名字歪曲得十分难听，或者附加上某些下贱的含义。这种侮辱他人的方法十分著名，有教养的人被要求避免说这样的话，但许多人依然乐此不疲。所以，它常常以低俗笑话的方式出现。举一个不太雅的例子：有人把法国总统普恩加莱（Poincaré）的名字歪曲成猪排（Schweinskarré）。同样，这类情况在口误中出现，贬低当事人的意味十分明显。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某些滑稽乃至荒唐的口误。“我请诸位，一起为老板的健康打嗝！”此话一出，原本欢快的气氛立刻变糟了，与会者兴味索然。从某些脏话带来的经验看，说话人显然极不想恭维自己的上级，他说话时心里一定在想：千万别把我的话当真，我是骗他的！有些口误赋予了一些中性词伤风败俗的含义，也可以用这种观点解释，比如将“顺便说一下”（Apropos）说成“顺便摸屁股”（Apopos[1]），或者将蛋白片（Einweißscheibchen）说成蛋白女（Einweißweibchen）。（引自梅林尔和马耶尔）

我们注意到，许多人为了逞一时之快，会将中性的词语故意扭曲得很猥琐。这看上去似乎很有趣，但要真有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他的动机，看他是有意要讲个下流的笑话，还是的确出现了口误。

看来我们没费太多周折，便揭开了失误行为的秘密！它们不是巧合，而是一种严肃的心理活动；它们有自己的意义，由两种意图共同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相互作用产生。不过我清楚，在庆祝得出第一个结论前，你们肯定已经憋了一肚子疑问，需要我解答。当然，我也不希望诸位在疑惑还没有解开之前先入为主地全盘接纳我的结论。且让我们来逐一解答诸位的问题吧！

你们会问什么？这个结论是否适用于所有口误，还是仅仅适用于一部分？同样的解释是否也适用于误读、笔误、遗忘、误放东西、错拿东西等其他失误行为？身体疲劳、情绪激动、分心，这些影响注意力的生理因素对失误行为还有意义吗？还有，我们看到，失误行为中两种相互竞争的意图有的明显，有的并不显而易见。怎样才能发现后者？发现它后，又如何证明它不只是可能存在，而是唯一正确的存在呢？诸位还有别的问题吗？如果没有，那就由我继续补充。我想提醒诸位，研究失误行为，主要还是看它在哪些方面能够为精神分析理论所用。所以我的问题是：那些对其他目的和倾向造成干扰的目的和倾向究竟是什么？它们与被干扰的目的和倾向之间有什么关系？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研究才能继续下去。

这种解释是否适用于所有口误？我十分倾向于认可这一点，主要原因是我们每次研究口误案例，都会得出类似结论。不过我们还无法证明，如果没有类似的作用机理，口误一定不会出现。这当然不是没可能，但对于我们的精神分析引论来说，这一点在理论上并不重要，因为即便只有一小部分口误案例能印证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结论便成立了，更何况符合情况的案例实际上不止一小部分。对下一个问题，即口误问题上得出的结论能否延伸到其他的失误行为，我也倾向于先回答“能”。将来我们接触到笔误、错拿错放之类的例子，诸位肯定会被事实说服。不过从技术的角度看，我建议诸位将这件事先放一放，且待我们将口误先研究彻底再说。

如果采纳现有结论，那一些专家百般强调的循环障碍、身体疲倦、情绪激动、分心等因素以及注意力理论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值得深究。诸位应该注意到，我们其实并没有反驳这种观点。精神分析理论很少反驳其他理论提出的观点。通常，它只在现有观点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新内容，而有时候，这些从前被人忽略、现在重新加上的内容恰好是最为紧要的。我完全同意身体不适、循环失调、精神疲惫等生理因素会对口误的出现产生影响，许多日常和个人生活经验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但这种观点其实根本没有解决问题！首先，生理因素不是失误行为出现的必要条件。健康正常的人，完全有可能口误。身体因素只是给造成口误的心理机制带去了一些便利。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层关系，既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例子，就让我将这个比喻再复述一遍。诸位想象一下，我深夜在偏僻处行走，遭到一个无赖攻击，他抢走了我的手表和钱包。因为没看清劫犯的面容，所以在就近的警察局报案时，我只好这样说，偏僻和黑夜抢走了我的东西。这时，警察局长可能会这么跟我说，您这可真是忙中出错。让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说吧。在黑夜的掩护下，一个未知的劫犯利用偏僻的地形，抢走了您的贵重物品。所以在我看来，您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找出劫匪。那样的话，也许我们能让被抢的东西物归原主。

情绪激动、分心、注意力不集中等心理生理学因素对解释失误现象往往没有太大本质性的帮助。它们更多是一种托词，像一道屏风，我们的目的应该是看到屏风后面的东西。我们更应追问，情绪激动以及分心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发音的影响、词语的相似性以及由词语产生的联想固然重要，它们使口误更容易出现，好比为它指明了一条道路；但如果有一条路在前面，我就一定会沿着这条路走吗？还需要一个驱使我选择这条路的动机和推我向前的动力。发音和音节上的联系跟身体因素一样，只能给口误带去便利，不能解释口误现象本身。诸位不妨回想一下，我在说话的过程中也会用到许多与其他词发音类似、与反义词有着内在联系，或者容易引起人联想的词语，但我很少出现口误。哲学家冯特（Wundt）说过，人疲倦后，本来意图受制于联想的倾向，便出现了口误。这番话听起来似乎很正确，却与我们的经验相矛盾。我们知道在很多案例中，身体因素其实并不存在；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也并没有容易引起口误的联想因素出现。

对我个人而言，下一个问题更有趣，即如何才能证实两种互相干扰的倾向是存在的。诸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难度。两种倾向中受干扰的那种难道不显而易见吗？那些出现了失误行为的人自然明白自己的本意是什么，也很愿意承认这一点。可能引起我们怀疑和思考的是第二种产生干扰性的倾向。我们已经说过，相信诸位也还没有忘记，在许多案例中，第二种倾向也十分明显。它们随着口误浮出水面，我们只要任其暴露即可。将话说反的议长，当然是想宣布会议开幕，但显然他内心希望会议结束。对此，我们的解读只能有一种。但在其他例子中，干扰性的倾向只是使得原有倾向略微发生改变，没有暴露自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坐实它的存在呢？

在有些情况下，这一点很容易做到，我们如何确定受干扰倾向存在，就可以如何确定干扰性倾向的存在。说话人会直接告诉我们他们的本来目的，在出现口误后，他会很快说出自己原本想说的词。“还要再悲续……是持续一个月。”说话人同时也把被扭曲的倾向说了出来。如果问他：为什么一开始说“悲续”呢？他会回答：我本想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在另一个例子中，说“出恼”的人，肯定也会告诉你他其实是想说这是一件“恼人的事情”，但在努力克制自己，所以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可见用确定受干扰倾向存在的方法，去确定干扰性倾向的存在，也会取得成功。在此我刻意引用了一些并非由我或我的支持者们发现的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为了找到答案，必须施加一些干预。我们必须询问说话人为何出现口误，以及他对口误有什么要解释的。否则，他可能稀里糊涂地就将自己的口误掩饰过去了。但如果有人问他，他会把自己脑海里首先闪过的念头说出来。诸位也看到了，这一小小的干预措施竟然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这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和精神分析研究的典范，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介绍的。

如果我猜测精神分析理论一放在诸位面前，你们的抗拒心便油然而生，是不是有些多疑呢？诸位难道不想反驳我说，那个受询的当事人的回答也不完全可信？你们会说，他当然会配合你的询问，想解释口误，于是将他首先能想到的最好、最合适的答案告诉了你，但这并不能证明口误的确因此而起。没错，这种情况的确可能出现，但也同样可能不出现。说不定他三思之后还有更好的想法，能更好地解释口误。

值得注意的是，诸位对心理事实的信任度实在是太低了！试想，一位化学家分析一种物质，测定其质量是多少克或多少毫克，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会得出某些结论。难道你们认为化学家会怀疑结论的真实性，怀疑分离出的物质中可能掺了某种杂质吗？每个化学家都会相信自己测出的质量是正确的，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其他结论。可如果摆在你们面前的是心理事实，即被询问者说出了某一个特定的念头，你们就要说他完全可能有别的想法！你们的心底还存在对心理自由的幻想，不愿意放弃它。但很抱歉，这一点，我不得不对各位进行言辞激烈的反驳。

好了，这下你们总算不那样质疑了，但新的反对声又出现了。你们会说，我们当然理解精神分析的特殊技法在于让被分析者自己说出问题的答案，但让我们换个例子，来问问那个在聚会上献祝酒辞，让大家“为老板的健康打嗝”的人。按照你的理论，在这个例子中，干扰性意图显然是他内心羞辱老板的念头，正是这一点妨碍他向老板表示敬意。但这只是你的解释，所依据的只是你的观察，要是你问那个口误的始作俑者，他绝不会承认自己想羞辱老板。相反，他会拼命为自己找各种借口。为何你要不顾他的极力反对，坚持自己这种无法证实的观点呢？

没错，这回诸位的反驳可以说相当有力。且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位致辞者可能是老板的助理，也许他已经评上讲师，前途可谓一片光明。现在我追问他是否感受到自己心中存在对上司不敬的念头，这可戳中了他的痛处。他变得不耐烦起来，突然冲我发脾气：“请您立即闭嘴！要不我可要生气了！您的无端生疑，可能会毁了我整个职业生涯。我说‘打嗝’（aufstoßen）而不是‘干杯’ （anstoßen），只是因为我在同一句话中已经两次用到了‘打（auf）’这个字眼。这就是梅林尔所说的延时现象，真没别的！明白了吗？你这个混蛋！”嗯，他这个反应真是出人意料，而且态度坚决！我知道在这个年轻人那儿没有什么好问的了，但我注意到他言辞间透露出一种强烈的个人倾向，即认为他的失误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诸位也许也觉得，他这番纯粹为了理论研究的反诘表现得有些过激了吧！但你们肯定还是会说，他总该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吧！

真是这样吗？这或许就是我的下一个问题。

现在，你们以为已经抓住我的把柄。你们会说，这就是你的技巧。如果当事人的回答对你有利，你就认为它可信，并说：“这不是他自己说的吗！”如果对你不利，你就会说：“这不算，我们不能信！”

情况的确如此，且让我再举一个相似的例子。如果一位被告在法官面前认罪，法官自然会相信他的供词；但如果他拒不认罪，法官便不会相信他。如果不那样，我们的法律就无法施行了；虽然这么做有时会出错，但我们必须认可这套体系。

难道诸位不正是这个例子中的法官，而犯下口误的人则是例子中的被告吗？口误不也是一种罪过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可不必争辩。诸位也看到了，失误行为看似无足轻重，但真要深入研究下去，我们之间的观点差异却十分明显，而且暂时还不知道该如何调和。如果继续拿法官和被告做比喻，我建议诸位先同意和解。你们得向我承认，如果被分析者承认自己的意图，那失误行为的意义就是无可争辩的。我也向你们承认，如果被分析者拒绝回答问题，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无法做出解释，那证明失误行为意义的直接证据就不存在。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像断案一样，向那些能够左右我们判断的间接证据求助。在法庭上，出于实际原因，在间接证据充足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宣判被告有罪。我们虽然没有必要那样做，但同样没有必要彻底忽视那些间接证据。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总是要建立在已经严格证实的命题之上，这显然是错误的，这样的要求也不合理。只有那些想用自己的教义去彻底取代宗教教义，妄想成为权威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便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科学的教义中少有无可置辩的公理，更多的还是基于一定可能性的论断。科学思维的一大标志，就是要在接近真理时学会满足，在还缺少最后的确凿证据时仍然能将建设性的工作继续下去。

可要是被分析者的说法无法解释失误行为的意义，我们又该从哪儿着手进行分析，来证实我们的论断呢？答案是多方面的。

首先，可以从其他与失误行为类似的现象着手，例如我们可以证明那些在口误中扭曲他人姓名的行为，其实与故意扭曲他人姓名的行为一样，都有一定贬义。

其次，可以从失误行为产生的心理状态出发，依据我们对当事人性格的了解，研究他在失误行为发生之前的状态以及他对失误行为可能的反应。

通常，我们会根据一些基本法则来对失误行为做预判，从而得出一种假设或建议性的解释，并通过对当事人心理状态的研究来证实我们的判断。有时候，尚需耐心等待那些由失误行为引起的后续行为出现，才能证实我们的判断。

尽管在这一领域，有些有代表性的例子，但如果我仅仅停留在口误现象，恐怕很难为诸位提供足够的证据。那个想“陪辱”一位女士的，是一个有些腼腆的年轻人；那个她想怎么吃喝，她丈夫就得怎么吃喝的女士，平时是一位当家做主的女强人。再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在康科迪亚（Concordia）新闻俱乐部的一次集会上，一位年轻的会员发表了一番激烈的反对言论，称俱乐部主席为“预支成员”（Vorschußmitglieder），其中“预支”（Vorschuß）这个词大概是由“Vorstand”（主席）和“Ausschuß”（委员会）两个词整合而来的。我们猜测，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受到某种倾向的干扰，而这肯定跟“预支”有关。果然，我们从权威人士那儿听说，这个发言人正面临资金困难，刚刚提交了贷款申请。所以，的确有一个念头阻碍着他发言，劝他将自己的反对立场表现得稍微模糊一些，因为他反对的这些人，正是有权批准他预支款项的人。

将目光延伸到口误之外的领域，我还可以提供许多这样的例子。

如果某人忘记了一个原本十分熟悉的专有名词，或者绞尽脑汁才勉强想起它，我们肯定会认为他对这个名词有成见，打心底里不想记起它。现在，我们用这一点分析以下几个出现了失误行为的心理状态：

“Y先生追求一位女士一直无果，女士最后嫁给X先生。虽然Y先生早就认识X先生，还跟他保持着商务往来，但他越来越难想起对方的名字，以至于每次与X先生沟通前，都要反复问其他人。”（引自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

显然，Y先生不想知道这位处在幸福中的情敌的任何状况，“不想跟他沾半点边”。

再举一个例子：一位女士向一位医生打听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的近况，但对那位朋友以闺名相称，因为她忘记了朋友婚后的姓名。随后，她坦言自己不看好这桩婚姻，很受不了朋友的丈夫。（引自阿伯拉汉姆·阿登·布里尔，A. A. Brill）

对于遗忘姓名的情况，随后还会从其他的方面来谈。现在，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遗忘出现时的心理状态。

通常来说，忘记原有意图的行为，多是因与该意图相抵触的情绪而起。这不止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看法，也是所有人的通识，虽然他们起初并不愿意以理论的方式承认这一点。如果某位施恩者向有求于己的人道歉，说自己忘记了他的请求，肯定不会有好效果。那位有求于他的人一定会想：绝不是这样的；他虽然答应了我，但心里不想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遗忘是生活中的一种禁忌，可见大众和精神分析理论对失误行为的看法其实并没有差别。诸位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位主妇用这样的话迎客：“什么，您怎么来了？我都忘了请您今天来做客这回事了。”或者一位年轻人对自己的心上人说，自己把双方说好的约会给忘了，那会有什么后果。事实上，他肯定不会承认，而会临场编出一些并不存在的理由，解释自己为何无法到场，并在此后也不能及时通知她。我们都知道，在军事领域，忘事不能成为借口，不能成为免受处分的理由，这一点无须多加解释。在这方面，大家好像都愿意承认某些特定的过失行为是有意义的，也知道它们的意义到底何在。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这种认识扩展到其他失误行为上，承认它们的意义呢？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

即便对外行来说，忘记意图这种行为的意义也显而易见，难怪失误行为会被作家们拿来为己所用。诸位当中如果有人读过萧伯纳（B. Shaw）的《恺撒和克莉奥佩特拉》（Cäsar und Kleopatra），也许会记得最后一幕中，即将离去的恺撒一直觉得有事未尽。终于，真相水落石出：他还未曾与克莉奥佩特拉道别。作家借助这一场景，塑造了恺撒目空一切的人物形象，虽然真实的恺撒并非如此，也从没想过要这样做。诸位从历史文献中可以了解到，恺撒随后将克莉奥佩特拉召到罗马，并安排她和小恺撒里昂（Cäsarion）一起住在那里。恺撒被谋杀后，克莉奥佩特拉匆匆逃离罗马。

忘记原有意图的例子通常显而易见，对从心理状态中找出说明失误行为意义的证据，并没有太多帮助。所以，还是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较为复杂难解的失误行为，比如丢失或错放东西。诸位肯定不会相信，丢东西这种往往让人十分难过的行为，还有我们自身的目的参与其中。这类例子其实很多：一位年轻人弄丢了自己心爱的蜡笔。几天前，他收到一封来自姐夫的信，信的末尾写道，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为你的轻率和懒惰提供帮助。（引自本尔哈德·达特纳，B. Dattner）蜡笔正是姐夫的馈赠。如果不了解前因后果，我们无法发现在这起丢失物品的事件中，其实有年轻人想尽快遗弃姐夫赠品的意图在作怪。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往往会在与赠物者反目成仇或者不愿想起对方后，将物品丢失。或者当一个人不再喜欢一件物品，想找借口用更好的同类物品取代它时，也会弄丢东西。同样，摔东西、弄破东西、砸碎东西也能达到类似目的。如果一个正在上学的小孩在生日到来期间将自己的旧物品——比如书包或怀表弄丢、弄坏或者弄破，诸位难道认为这只是巧合？

那些总找不到东西的人，绝不会相信自己错放物品是有意而为。但能够将错放与某种暂时或永远遗弃某一物品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例子却屡见不鲜。以下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一位年轻人跟我说：“几年前，我的婚姻中有一些误会。我觉得妻子有些冷淡，虽然我很欣赏她良好的品行，但我们之间少有柔情。一天，她散步归来时给我买了一本书，以为我可能会对书的内容感兴趣。我谢过她的好意，答应一定会看这本书，却在将书收好之后再也没找到过它。此后的几个月，我偶尔会想起这本书，怎么都找不到。半年后，我住在异地的母亲生病了。妻子离家照顾婆婆。母亲病得很重，这给了妻子展现她最好一面的机会。一天晚上，我得知了她的作为，心怀感激地回到家。我漫不经心地来到书桌前，像梦游一般打开了一个抽屉，发现那本失踪已久的书就放在抽屉的最上方。”

随着动机消失，丢失的物品也失而复得了。

女士们，先生们！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在我（1901年首次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 des Alltagslebens）一书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失误行为的病例。[2]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即失误行为是有意义的，同时它们也展示了从附加现象中猜断和证实这种意义的方法。我之所以长话短说，是因为研究这些现象的目的是为学习精神分析理论做准备。

不过在此我还有两点要补充，一是重复和混合的失误行为，二是结论尚待证实的情况。重复和混合的失误行为的确是失误行为的极致表现。如果我们要证明失误行为是有意义的，最好专心研究这类失误，因为即便是再愚钝的人，也无法忽视它们的意义，同时它们也经得起最为苛刻的检验。失误行为一再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不同失误行为类型的混合，恰恰展示了失误行为的核心本质：重要的不是失误的形式或手段，而是以不同的方式造成失误的内心意图。让我举一个重复遗忘的例子：恩内斯特·琼纳斯曾说过，有一次他不知为何，将一封信忘在写字台上数日之久，一直未寄出。终于，他决心将信送寄，但很快被邮局的疑难邮件处理部门退了回来，因为他忘了在信封上写收件人的地址。写完地址之后，他又把信送到邮局，这次，他忘了贴邮票。这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根本无意将信寄出。

另一个例子中，误拿和误放两种失误行为结合在了一起。一位女士与自己的姐夫——一位著名艺术家结伴去罗马。艺术家深受当地德国同胞的爱戴，从他们那儿获赠一枚历史悠久的金奖章。女士一直抱怨姐夫对礼物不够重视，与姐夫道别回家后，她收拾行李时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将那枚奖章给拿了过来。她连忙写信告诉自己的姐夫，承诺第二天将奖章寄回罗马。可第二天，那枚奖章突然不见了。这下，这位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为何心不在焉——她心里其实想将这枚奖章据为己有。（引自R. 莱特勒，R. Reitler）

之前跟诸位提到过一个将遗忘与犯错联系在一起的例子：某人第一次忘了约会，第二次一再提醒自己，却又记错了约会的时间。我有一位朋友除了对科学感兴趣，对文学也兴致不浅，他曾说过一段类似的亲身经历。他说：“几年前，我同意担任一个文学协会的委员，因为我想借助该协会的力量，使我的一部剧作上演。从此，我按期参加协会每周五的会议。几个月前，我终于得到了F地剧院确定的演出答复，从此之后，我每次都缺席协会的会议。当我读到您的相关论述时，由衷地为我的健忘感到羞愧。我责怪自己竟然在利用完这些人后就置身事外，暗自决心下周五一定要去参加活动。我一再提醒自己，并按期来到会场门口。奇怪的是，那儿大门紧闭，会议已经结束了。原来是我记错了日期，那天已经是星期六了！”

收集类似的案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我还要继续往下说，提请各位注意我们的结论有待进一步证实的情况。

这类情况发生的主要条件是我们尚无法获悉和探索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这不难理解。这样一来，我们的解释只能是一种猜测，自然不会有太大说服力。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能证实我们之前的判断。我曾到一对新婚夫妇家里做客，那家的女主人说笑着给我讲述了她近来的遭遇。度蜜月归来之后的第二天，她同往常一样，与自己的单身姐妹一同去购物，她的丈夫则仍然去忙他的生意。突然，一名从街对面走来的男子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她用胳膊肘撞了撞身旁的姐妹，对她说：“快看，L先生从对面过来了。”她忘了从前几周起，这位L先生已经是她的丈夫了。这个故事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但我不敢想象它的后果。直到几年后，我才重新回忆起这件事情，那时这段婚姻正以不幸结尾。

阿尔封斯·麦德尔曾经讲过一位女士的故事，她在婚礼前一天忘了去试婚纱，直到深夜才想起来，那时她的裁缝已经绝望了。不久之后，她与丈夫离异。麦德尔认为，这与她忘记试婚纱这件事情不无关系。我也认识一位离异的女士，她在处置自己财产的时候，总在文件上签自己的闺名。许多年后，她终于实至名归。我还知道有些女人在度蜜月时便弄丢了婚戒，她们的婚姻经历恰恰证实这并不是无意义的巧合。再让我们看一个结局稍好的怪例：据说，有位著名的德国化学家之所以没能成婚，是因为他忘了自己的婚期，那天没去教堂，而是走进了实验室。他倒也聪明，没有再多做结婚的尝试，从此终生未娶，直至去世。

也许诸位注意到，这些例子中的失误行为与古人所说的征兆十分相似。没错，有些征兆本身就是失误行为，例如有人摔跤或跌倒。另一些征兆更像是客观现象，而不是由主观故意造成的。但诸位肯定不信，有时候，其实很难判断一个征兆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很多情况下，主观行为会将自己伪装成客观现象。

每个有些年纪的人可能都会说，要是他能下决心将人际交往中每一个细小失误都视作代表了某种隐蔽企图的征兆，恐怕能为自己省下许多“意外之喜”。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敢这么做，那给人的感觉像是弃明投暗，绕过科学转投迷信，何况并不是所有的预兆都会应验。我们的理论将让您明白，并不是所有的预兆都需要应验。

[1]Popo 是俗语中屁股的意思，Apopos 这个词本身在德语中并不存在。

[2]此外，还可参见阿尔封斯·麦德尔（A.Marder）、阿伯拉汉姆·阿登·布里尔（A.A.Brill）、恩内斯特·琼纳斯（Ernest Jones）和J. 斯塔克（J. Stärcke）等人的著作。

第四讲
失误行为 Ⅲ

女士们，先生们！经过之前的努力，我们得以在“失误行为是有意义的”这一结论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在此，要再次强调，虽然我的确倾向于认为每一项失误行为都有意义，但这并不是我们的主张。要达到我们的研究目的，无须主张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能经常在不同形式的失误行为中发现这样的意义就足够了。而且，不同的失误行为之间也存在差异。口误、笔误等类似案例或许还可以纯粹从生理的角度去解释，而基于遗忘的这类失误行为（如忘记姓名和目的，错放东西等）则很难用同样的方法，何况丢失东西的行为也常被人们视作无心之过。总之，生活中的错误五花八门，其中能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只是一小部分。此前我们说过，失误行为其实是心理行为，而且是由两种意图相互干扰而成的。在从这一点出发继续下面的研究之前，请诸位务必牢记这一点，这也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第一条结论。此前的心理学研究并不知道这类干扰的存在，也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以说，我们大大拓宽了心理现象的范畴，将一些过去不为心理学所承认的现象纳入了心理学的视野。

让我们在“失误行为是心理行为”这一论断处再多停留一会儿。这句话是不是比我们以前常说的“失误行为是有意义的”更进了一步呢？我认为不是，这种说法只是更为含糊，而且更容易引起误会。我们在精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一切现象，都可以称为心理现象。但我们还要看这些心理现象到底是由身体、器官和物质条件引起，还是源于某些心理过程——当然，这些心理过程也可能诱发一系列的生理反应。前一类现象不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后一类现象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过程。所以，为了以示区分，说“某个现象是有意义的”也许更为恰当。所谓意义，指的就是重要性、意图、倾向及其在心理过程中的地位。

还有许多现象与失误行为十分相近，但不宜与失误行为归为一类，我们称之为偶发行为或症候行为。这些行为也符合没有动机、不明显和不重要的特征，但明显没有意义。与失误行为相比，在这类行为中，并不存在可能会与一种意图相抗衡或对其造成干扰的第二种意图。此外，这类行为很容易转化为表示情绪变化的动作和手势，表现为间歇性地随意玩弄衣物、某一身体部分及身旁的物品，或情不自禁地哼唱等。我可以当着诸位的面说，跟失误行为一样，所有这些现象显然都有意义，它们都是由其他的心理活动引起的微小的心理行为，但这不是我们当前要讨论的重点。所以，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研究对精神分析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的失误行为。

在这方面，我们提出过许多有趣的问题，至今有几个尚未得到解答的。我们曾说，失误行为是两种不同意图相互干扰的结果，其中一种意图可以称为干扰意图，另一种则叫受干扰意图。对受干扰意图，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对干扰意图，我们还有两个问题要问：

第一，这种干扰其他意图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第二，它们与受干扰意图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请允许我继续以口误为例，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干扰意图可能与受干扰意图在内容上相关，与其相矛盾或对其构成修正和补充。当然，在某些更复杂的案例当中，干扰意图可能与受干扰意图在内容上并无关联。

在我们已知的类似案例中，可以轻易找到说明第一类情况的证据。几乎所有将话说反的口误，其干扰意图都与受干扰意图相矛盾，而失误行为是两种意图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位议长出现口误，其真正的意图是“我宣布会议开幕，但我宁愿会议已经闭幕”。一份政治报刊被控遭人收买，刊文自辩，打算以如下这番话收尾：我们的读者将亲眼见证我们一如既往无私地为大众谋取福利。但负责撰写这篇辩护文章的编辑将“无私”写成了“有私”。也就是说，他真实的想法是，虽然我这么写，但我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一位民意代表被要求在国王面前毫无顾忌地说出真相，但他内心肯定有某个声音让他畏缩不前，所以将“毫无顾忌”误说成了“有所顾忌”。（这件事情发生在1908年11月的德国议会上。）

在诸位熟悉的例子中，有些例子给人造成了一种话被缩减的印象，这恰恰说明第二种倾向在修正、补充或延续第一种倾向。有事情出现，说实话，这事真是让人恼火，所以最后说话人用了“出恼”一词；能理解的人屈指可数——不对，其实只有一个人能理解这样东西——所以“一指可数”诞生了；或者，我丈夫想怎么吃喝，就可以怎么吃喝，但你们也知道，我不能容忍他随心所欲，所以，我想怎么吃喝，他就可以怎么吃喝。在以上这些实例中，口误都源自受干扰意图的内容，或至少与之相关。

两种意图间的另一种关系让人费解得多。如果干扰意图与受干扰意图在内容上不存在联系，那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能够恰到好处地对后者产生干扰呢？这时候，只有通过观察才能得出答案，答案就是：干扰因素来自当事人出现口误不久前的思绪。无论这种思绪是否在言语中有所吐露，它都可能会对说话人产生干扰。这也可以归纳为一种“延时”现象，只不过这种延时并不一定体现在言语上。在这种情况下，干扰因素和非干扰因素之间并非不存在联想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不体现在内容上，更多地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较为牵强的联系。

举一个我亲身观察的实例吧！我曾在美丽的多洛米蒂山偶遇两位游客装扮的维也纳女士，陪她们走了一段，聊起旅途中的快乐与烦恼。其中一位女士坦言，旅行中有一些不便。她说，要是一直在太阳底下暴走，外套和衬衣都被汗水浸透，实在不是一件乐事。说这句话时，她已经稍微有些停顿。接着，她又继续说道：“但只要回到裤子（nach Hose）里，换过衣服之后……”我们没分析过这个口误的例子，不过显然很好理解。这位女士本来想将身上所穿的衣物（外套、衬衣和裤子）列举完整，但出于体面的原因，她将裤子省去了，可在下面这句内容并不相干的话中，她还是用德语中发音极为相近的“回到裤子”（nach Hose）取代了“回到家里”（nach Hause），终究将这层意思带了出来。

现在，再回头看我们搁置了很久的第一个问题，即以如此不同寻常的方式产生干扰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它们的种类很多，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它们的共性。如果我们持续研究这些例子，将不难发现它们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说话人对干扰意图有所觉察，并在口误出现之前发现了这一点。例如在“出恼”的例子中，说话人不仅承认自己将遇到的事情判定为恼人的，还说自己本来就想说出这个想法，只不过后来换了主意。

第二类，说话人同样承认干扰意图存在，但口误出现前没意识到它的存在。他接受我们对他口误的分析，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感到惊讶。在口误之外的其他失误行为中，也许更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

第三类，当事人极力否认干扰意图存在，不仅拒绝承认这种念头曾在口误前出现在他脑海里，而且倾向于主张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诸位请回想一下“打嗝”的例子，以及当我向当事人求证时得到的极不客气的回复。诸位知道，我们还没在这类案例上达成一致。听了这位祝酒人的解释，我依然不为所动，坚持己见，诸位的心中肯定在犯嘀咕，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自己的理解，转而接受精神分析理论出现之前纯生理学角度的解释。我知道诸位在担心什么。假如我的观点成立，那意味着在说话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某些意图在他的身上有所表现，而我通过种种迹象恰恰捕捉到了。在这种新颖而后果极为严重的假设面前，诸位有所却步。我很能理解这一点，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但有一点必须肯定：我们刚刚通过许多例子得出了一种对失误行为的全新见解，如果诸位想继续肯定这种见解，就必须大胆地接受这种假设；如果做不到，那意味着你们尚未完全获得对失误行为的完整认识，马上就要放弃它了。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三组案例中，口误的机制具有什么样的共性。幸运的是，这一点很容易发现。在前两组案例中，说话人承认干扰因素存在，第一组甚至对此直言不讳。但在两组案例中，它们都受到了当事人的排斥。说话人决定不用言语表露它们，接着便出现了口误。也就是说，遭到排斥的倾向用实际行动反抗了说话人的意志，在表达上修改了说话人深思熟虑后的意图，混入其中，或者干脆彻底取而代之。这就是口误的机制。

在我看来，这种机制也可以解释第三类案例。对此，我只需假设在这三类例子中，干扰意图受排斥的程度不一样。第一组案例中，干扰意图早就存在，而且说话人在开口前已经察觉到，只是在说话过程中压制了下去，最终在口误中得以补偿。第二类中，干扰意图受排斥程度更深一些，所以当事人在说话前一直没注意到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这种意图依然不遗余力地想参与到话语组织的过程中，从而造成口误。理解了这一行为，解释第三类口误的形成过程就容易了许多。冷静地设想，有一种倾向长期受到说话人的排斥，以至于他本人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从而矢口否认，但它还是以失误行为的形式证实了自己的存在。诸位还是把第三类案例先放到一边吧，通过其他两组案例，也能得出结论，对原有说话意图的压制是造成口误的必要条件。

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理解失误行为的努力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不仅知道它们是由两种不同的意图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有意义、有目的的心理行为，还知道其中一种意图必然在失误行为出现之前受到排斥，从而以对另一种意图造成干扰的方式显露痕迹。也就是说，这种意图必须先受到干扰，才能去干扰别的意图。当然，这不足以完整地解释失误行为。随着我们理解的深入，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招致的非议也越来越多。例如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事情不能变得再简单一些。要是某种趋势真的受到了排挤，如果排斥作用有效，这种趋势应该完全得不到体现；如果排斥失败，这种趋势应该完全显露。但是，失误行为却是妥协的结果，对于排斥方和受排斥方来说，它都意味着一种成败参半的结果。受到威胁的意图既没有被完全压制，也没有完全显露（少数个例除外）。我们容易想到，也许存在某种特殊条件，使这种干扰和妥协的结果得以成立，但一时发现不了这种条件到底是什么。就算继续深入研究失误行为，我也不认为可以得出答案。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必要先研究透精神生活中其他未知的领域，并大胆地由此类推，从而达到充分解释失误行为的目的。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常常会研究一些微小的迹象，但这么做不无危险。有一种心理疾病名叫“联合妄想症”，其表现就是将细微的迹象夸大到极致。所以，我当然不会认为由此得出的结论完全正确，只有在充分观察的基础上，在精神生活的不同领域积累足够多的类似印象，才能避免此类危险。

所以，先让我们将失误行为的分析放在一边。还有一点我要提醒诸位：请务必将研究这些现象的方法作为范例牢记。通过这些例子，诸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心理学目的。我们不止要对现象进行描述和分类，还要将它们看作内心中种种力量相互交锋的结果，不同的倾向联合或相互作用的表现。我们力图对心理现象做出动态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感知到的现象必须给我们推导出的现象让步。

虽然不再继续深入挖掘失误行为的内容，但我们还是可以一览它的全貌。在这里，我们会遇见熟悉的内容，也会有新的发现。我们依然参照之前的分类方法，将失误行为分成三类：

口误、笔误、误读、误听是一类。

遗忘是一类，根据遗忘对象的不同，还可以再细分成遗忘专有名词、外语单词、目的、印象等情况。

误拿、误放、丢失物品则是第三类。若还要将错误纳入研究范围，这些例子大概一半归属于遗忘，一半归属于误拿误放。

口误之前说过很多，这里可以再做一些补充。在口误中，还有一些虽然微小，但十分有趣的情绪现象。没有人喜欢口误；人们总是注意不到自己的口误，却不会放过别人的。而且，口误在一定程度上还会传染。当一个人谈及口误时，他自己也很容易陷入口误的泥沼。这些最微不足道的口误现象也许不能为其背后的心理过程提供解释，但其动机显而易见。例如，如果有人出于某种动机，在说一个词的时候将长音发成了短音，没过多久，他就会将一个短音发成长音，用一次新的口误来补偿之前的口误。同样，如果他在念一个双元音时有些吐字不清，例如将“eu”或“oi”念成了“ei”，此后他会将一个“ei”念成“eu”或“oi”，作为对前面失误的补偿。这可以说是充分考虑听众感受的结果，说话人想让听众明白，他对待自己的母语并不随便。第二个补偿性的失误更像是在将听众的注意力引向第一个失误，告诉他们说话人其实对此早有察觉。最常见、最简单，也最为微不足道的口误是吞话和抢话，它们多出现在并不十分重要的言语部分。例如，人们说一个长句子时，可能会误将最后一个词在句中提前说出。这给人一种迫切想把话说完的印象，而且通常表示说话人对这句话乃至整段发言的内容其实有所抵触。在这类案例中，精神分析理论和普通的生理学理论对口误解释的区别其实十分模糊了。姑且认为，这些案例中，也存在影响发言意图的倾向；但我们只能证实这种倾向存在，无法证明它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类干扰现象中，受干扰因素和干扰因素之间往往有发音上的联系或影响，也完全可用注意力受干扰来解释。但无论是注意力不集中还是真实存在的联想关系，都没有触及这一过程的本质，这恰恰说明的确有一种干扰言语目的的意图存在。与某些更为明显的口误案例不同的是，在这里，我们无法从这种意图的影响中推导出它的本质。

再让我们来看笔误的情况。它与口误基本相同，所以我们不会得出什么新的见解，如果这能够起到补充的效果，我们已经可以满意了。在书写过程中，最常见的笔误就是将后头的内容，尤其是最后一个词提前，与前面的内容混淆在一起，这通常表示当事人对自己写的内容没兴趣，有些缺乏耐心；某些后果明显的案例，我们还可以看出干扰倾向的本质和用意。通常来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封信里发现笔误，那说明写信人肯定有些不太正常；但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并非总能发现。同口误一样，当事人往往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口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习惯在将信寄出之前再通读一遍，有些人没有这样的习惯，但如果他们偶尔为之，往往能发现并改正信中的笔误。这一点该怎么解释？乍看上去，这些人似乎知道自己在写信时出现了笔误。我们真的该相信这一点吗？

以下这个有趣的案例恰恰说明了笔误的现实意义。诸位可能还记得杀人犯H的例子，他伪装成细菌专家，从科研机构盗取了极度危险的致病细菌培养基，用来杀害身边的人。他曾给一所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写信，抱怨收到的培养基中细菌的效果不明显，他写到“在我对老鼠和豚鼠（Meerschweinchen）的实验中”时，竟误写成“在我对人类（Menschen）的实验中”。这句话的确引起了在该机构工作的几位医生的注意，但据我所知，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这下诸位怎么看？如果这几位医生将这番笔误当成是供词，叫人对其进行调查，是不是有可能及时给这位杀人犯戴上手铐呢？在这个案例中，是否正是由于那些医生不了解我们的失误行为理论，才延误时机酿成大祸呢？我的意思是，这样的笔误当然很可疑，但要将它视作供词，还不是时候，因为事情没那么简单。H的笔误的确露出了马脚，但仅仅因此展开调查，未免有些为时过早。这番笔误的确能证明此人有使人类感染上致病菌的想法，但这是的确会造成危害的念头，抑或只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幻想，并未可知。当事人甚至可以在主观上全力否定，说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荒唐的念头。我们以后讨论心理事实和物质事实之间的差别时，诸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但即便是从事后来看，这个例子也足以证明失误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误读的心理状态又与口误和笔误明显不同。两种相互竞争的倾向有一种被感官所受的刺激取代，抗性没那么强。与写的东西不同，人们读到的东西并不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产物。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误读都表现为用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而误读的文字与误读引起的效果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内容上的联系，一般情况下，误读还是由字形相近而起。利希滕贝格用“阿伽门农（Agamennon）”取代“假设（angenommen）”，算一个绝好的实例。要研究到底是哪种干扰倾向导致误读出现，我们完全可以将文本放到一边，专心研究两大问题：误读的词最容易让人联想起什么？误读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有时，只需弄清第二个问题，便足以解释误读现象。例如，有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晃悠时一时尿急，突然看见一座房子的二楼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厕所（Klosethaus）”的字样。他正奇怪这样的牌子为何挂得如此高，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牌子上写的其实是“内衣店（Korsethaus）”。有时，我们需要对与文章内容无关的误读现象做深入的分析，除非掌握精神分析的技法并对此深信不疑，一般人无法完成这一点。但大多数情况下，要解释误读现象并不困难。以“阿伽门农”为例，只要弄清它替代的词是什么，就不难发现背后的思想轨迹和干扰因素。再比如，在我们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只要我们看见形似的词语，就可能将它们误认作一些军事重镇、将领或军事术语。那些使我们感兴趣并投入其中的事物，总是想要取代那些陌生和不为人们重视的事物；我们思想中的余像，往往会蒙蔽新知。

在许多误读的例子中，当事人阅读的文本本身可能就会诱发干扰倾向，使他常常将词义看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人们读的是他们不想看的，内心的抵触情绪是他们看花眼的元凶。

存在两种互为冲突的倾向，并且一种倾向受到压制，需要以导致失误行为的方式获得补偿，是失误行为产生机制中的两大要素。在刚才举的误读的例子中，这两个过程其实极为短暂。并不是说它们不适用于误读现象，而是因为与其所受到的压制相比，导致误读的思绪显得有些过于强势。而在由遗忘产生的失误行为中，这两大要素要容易观察许多。

遗忘某种意图的解释只有一种，据我所知，即便外行也不会质疑。显然，对事先意图产生干扰的倾向肯定是一种相反的意图，即不情愿做一件事情；这种相反意图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只需弄明白为什么它不能以别的更隐蔽的方式体现出来就够了。有时，我们能猜出人们这么做的动机：这种相反的意图必须将自己隐藏起来，并借助失误行为达到自己隐身的目的；如果它被公之于众，容易招致打压。在意图出现和得到贯彻的这段时间里，如果心理状态发生重大变化，以至于原本的意图无法继续实现，这种遗忘意图的行为不能纳入失误行为的范畴。这当然很好理解，因为此时再去回想原本的意图，显然多余；这种意图已经被永久或者暂时从记忆中删除了。只有中途没有发生变故，遗忘意图才可以算作失误行为。

遗忘意图的例子往往有些千篇一律，也很容易理解，所以不会引起我们太多兴趣。但通过研究这种失误行为，我们的确有两点新认识。我们曾经说过，遗忘或者拒绝执行某种意图，往往是相反的意志造成的。这固然没错，但按我们的说法，这种相反的意志可能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表现。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最好还是用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当那位施恩者忘了替有求于己的人在第三者面前美言几句，可能是因为他并不在乎对方的请求，没有兴趣替他说好话。如果真是这样，请求者也可以理解对方为何会忘记替自己说情。但有时候，事情并没那么简单。拒绝替对方求情这种相反的意志可能来源于另一方，它与请求者无关，针对的是本应请求的第三者。诸位也看到了，我们的解释在实际运用中必须慎之又慎。请求者虽然正确解释了施恩者的遗忘，但可能滥用解释，冤枉了施恩者。又如：某人忘记赴约，最容易想到的解释肯定是他心里不愿与对方见面。但进一步分析，我们可能会发现，干扰倾向并非源自他要会面的人，而是会面的地点，因为这个地点引起了失约者一些不好的回忆。再举一例：某人忘记将一封信寄出去，很可能是这封信的内容引起了他内心的反感；但我们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性：也许这封信本身并无问题，只是令寄信人联想起早先写过的一封信，从而不幸沦为抵触情绪的直接攻击对象。可以说，正是源自前一封信的相反意志连累了与其本无瓜葛的后一封信。这下诸位可知，我们的解释固然有理有据，但真正运用起来必须十分谨慎，不能将话说得太满。心理上的等值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有许多不同含义。

这样的现象在诸位看来肯定十分奇怪。你们可能会想，这种“间接”的相反意志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但我要告诉诸位，这种相反意志在健康的正常人身上同样能得到体现。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承认自己的理论不牢靠。说遗忘意图可能有多种原因，那是因为我们没对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只是笼统地判断；如果对当事人具体分析，自然可以看出到底是直接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因素，促使他心生抵触。

第二，用足够的例子证明了遗忘意图是由于相反意志引起的之后，我们应当鼓足勇气，将这一结论运用到另一些当事人极力否认相反意志存在的案例中去。让我们看一个常见的例子，有些人常常忘记还书，或忘记付账和还钱。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些人肯定有将书据为己有或赖账的企图；这些人虽然极力否认这一点，但又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我们认为，他们的确有这样的企图，只是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能够从遗忘的后果中推导出这种企图，就足够了。那个人当然可以一再辩称自己只是一时失忆——诸位看到了，我们又回到了之前遇过的情境。如果要在现有的这种对失误行为合理而全面的解释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我们将不得不做出假设，即在人的身上存在某些趋势，它们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当事人没认识到。这样一来，我们就站在了那些现实生活和心理学主流观点的对立面。

同样，遗忘专有名词、外国人名或外来词的情况也与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这些名词的相反意图有关。直接作用的情况，已经举过许多例子了；间接作用的情况也十分常见，而且通常需要经过细致的分析才能确定其存在。例如，在这段战争时期，我们不得不放弃许多从前的喜好，这导致我们无法想起某些有特殊意义的专有名词。不久前，我怎么都记不起摩拉维亚小城毕森茨（Bisenz）的名字。研究发现，这不是因为我对它有什么敌意，而是因为它在发音上与奥尔维托的毕森齐宫（Palazzo Bisenzi）十分相近，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很想再去住一阵。在研究可能导致遗忘名词的倾向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意义非凡的原则，即我们的记忆不愿回想那些会一再引起不快的事物。在随后的论述中，我们还会将其视作引起神经症的本源。这种在记忆和其他心理行为中避免产生不快的企图，不仅是造成遗忘名词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也是许多其他失误行为、疏忽乃至谬误的幕后推手。

但遗忘名词的情况似乎也很容易从生理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有些案例中，并没有出现任何避免产生不快的动机。对遗忘名词的人进行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导致他们失忆的原因不只是对某个名词的厌恶情绪，还有由此联想到的亲密关系。这个名词被固定在原处，无法参与到激活的联想行为中。如果诸位对记忆术有研究，肯定会惊讶地发现，有时候人们为了记住某个词语，会专门为其想象某一情景，恰恰因此，这个词语反而更容易被遗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遗忘人名的情况。同一个人名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心理价值，比如特奥尔多这个名字，可能对你们某些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而对其他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父亲、兄弟、朋友甚至是本人的名字。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前一类人不会忘记叫特奥尔多的人，而后一类人已经将这个名字保留给亲近的人，无意中便对自己隐瞒了某个陌生人也叫特奥尔多这一信息。姑且认为，这种联想障碍与屏蔽不快的本能一样，有某种间接的作用机理。不难看出，使人暂时遗忘某个名词的原因也十分复杂，但切实的分析可以解开这一切谜团。

与之相比，在遗忘某种印象或经历的案例中，屏蔽不快的倾向明显许多。当然，只有表现得十分明显而蹊跷时，这样的行为才算失误行为。例如，遗忘的印象十分重要，而且刚过去不久；或者原本清晰的记忆中，突然出现一片空白。我们为什么，又是如何忘记那些给我们留下过深刻印象的记忆——例如童年早期的记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消除不快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无论如何，不快的记忆容易被遗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伟人达尔文对这一点的感知尤为强烈，所以给自己制定了一条铁律，强迫自己用心记下那些与他的理论相违背的现象，因为他深知这些东西在他的记忆里最模糊。

大多数人听说这一点，第一反应是提出质疑，并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说受伤害和受侮辱这类痛苦的事情恰恰也是最难忘的，它们总会被一再回想，折磨当事人。这也没错，但反对的理由并不成立。我们必须及时认识到，人类的精神生活其实是不同的倾向相互交战的场所。用静态的话来表述，便是充满矛盾和对立的地方。确定某种倾向存在，并不意味着能排除与其相对立的倾向存在的可能性；两者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关键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相互影响。

丢失和错放物品的情况有多种解释，即存在着多种可能造成失误行为的倾向，这一点十分值得关注。所有的案例中，当事人都想丢失某样东西，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动机和原因。人们丢失一样东西，可能是因为它已经旧了，想用新的去替代它；也可能是因为这样东西是他人所赠，受赠人与赠物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恶化；还可能是当事人不愿意再回想取得这样物品的情境。同样，摔落、损坏和打碎东西也可能是由上述原因而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私生子和不受待见的孩子往往比正常的孩子显得更脆弱。其实保育员并不需要对孩子粗暴对待，只要在照看的过程中稍微有些疏忽，便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照看孩子如此，照管物品也一样。

然而，有的物品虽然没有失去价值，也可能被遗忘，这是因为物主想牺牲这一物件，以免遭受更为惨痛的损失。从我们研究的结果来看，这种向命运求情的做法十分普遍，丢失物品的行为，常常可以看作一种自愿的献祭。同样，丢失物品可能是物主固执己见，或自我惩罚的结果。总之，丢失物品这一表象背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动机。

和其他犯错行为一样，误拿东西常用于满足一些不应实现的愿望。这种意图常常将自己伪装成巧合。例如，我们一位朋友十分违心地坐火车去附近一座城市，却在换乘站误坐上了回城的火车。还有个人在一次长途旅行中想在中途某站逗留，却由于某些不可抗的原因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可途中，他却错过或是忽略了某次换乘的机会，不得不中途留下来。再举我一位病人的例子：我禁止他与自己的情人通电话，可他想跟我通话的时候，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随口”报了一个错误的号码，从而又跟他的情人搭上了。

以下是一位工程师就一起破坏事件出现前某些情况的叙述，这可以说是一个再真实不过的例子：

“不久前，我与高校实验室的同事一道，参与了一项复杂的弹性力学实验。这项工作是我们自愿承接的，但实际所花费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许多。有一天，在去实验室的路上，同事F对我说，今天他实在不想再浪费这许多时间，因为家里还有许多活等着他干。对此，我只能附和他，并拿上周出的一个小事故半开玩笑地说：‘但愿那台设备又出故障，这样我们就不用干活，可以早些回家了！’

“在我们的分工中，F负责控制压力机的阀门，他要小心转动阀门，将蓄力机中的压力导入水压机的气缸中。实验负责人站在压力计旁，当压力到位后，他大声喊停。这时，F却使出全力，将阀门向左转去。（要知道，所有的阀门都是向右转才能关闭！）就这样，蓄力机中的压力都进入了气缸，水管承压，很快破裂了。这没对整台设备造成什么严重伤害，但这天的活肯定干不了了，我们只得各自回家。

“最有趣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说起这件事，F一点都想不起自己当时说过的话，我却对这件事情记得一清二楚。”

从这起事件，诸位可能会联想到，仆人失手损坏你家的物品，也许不是意外。你们甚至会问，人们自残或者将自己搞得身败名裂，也不一定是巧合。诸位尽可以从自己的观察出发，对这些想法的价值做出分析。

尊敬的听众！关于失误行为，我们还有很多可说的，也还有很多值得研究和讨论的。如果通过我们之前的分析，诸位原本的立场稍微有所动摇，并表现出一定的接受新思想的意愿，我已颇为欣慰。所以，虽然事情还有未明了之处，我也满意了。仅仅研究失误行为，我们无法证明精神分析理论的所有定理，现有的证据也不支持我们这么做。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失误行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十分常见，也很容易在自己身上观察到的现象，而且并非必然由疾病引起。这一讲的最后，我只想再提一个尚未被回答的问题：如果像我们在许多案例中看到的那样，人们已经十分接近失误行为的真相，而且经常表现得已经看透其背后的意义，那他们又怎么还会将失误行为普遍看成是巧合和无意义的，并且强烈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解释呢？

不错，这个问题十分明显，也有待解释。但我不会直接说出答案，而是要慢慢将诸位引入话题中，让大家无须借助我的帮助，便能自己得出结论。

第二部分
梦

第五讲
困难及初步探讨

女士们，先生们！有一天，人们发现某些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其实是有意义的。[1]这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理论基础。在治疗过程中，病人介绍自己的症状时，提及了梦。于是，人们猜测梦也有意义。

我们现在无须重走这条老路，而要回过头来先证实梦的意义，再将其作为研究神经症的基础。这一做法不无根据，不仅研究梦能为研究神经症提供最好的参考，甚至梦本身就是一种神经症的表现。再好不过的是，所有健康的人都会做梦。没错，即便所有的人都身体健康，只是经常做梦，我们也能从他们的梦境中获得研究神经症所需的全部观点。

所以，梦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对象。与失误行为一样，梦也是一种常见的、不受重视的现象，每个健康人都会做梦，而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我们的研究条件远比这糟糕。科学界虽然不太重视对失误行为的研究，但仍有所涉猎；或许这一课题不够重要，但研究一下至少无伤大雅，说不定有收获。而对梦的研究不仅显得无事生非、不切实际，还会招来人们的谩骂。它一直背着有悖科学的恶名，甚至有些人还怀疑这是个体神秘主义倾向的表现。要知道，即便在神经病理学和精神病学界，也有许多严肃的课题亟待研究，如对神经器官造成压迫的最大可有苹果大小的肿瘤，以及血肿、慢性炎症等，这些都是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组织结构变化的课题，一个医生怎么能有空分心，去研究梦呢！不行，梦实在是太不重要了，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

梦还有一个特点使我们无法进行精确研究。在释梦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对象并不确定。如果一个人有了什么疯念头，肯定会在他身上有所表现，比如，患者会大声说，我是中国的皇帝。可是梦呢？大多数时候，梦是无法复述的。一个人叙述自己的梦境时，难道可以保证自己所说的都是真实的，没因为遗忘，临时编造某些内容？除了一些细小的片段，大多数梦根本无法被人们记起。难道一套科学的心理学理论、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真的能在解析这类素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同样的话说太多，反而令人起疑。显然，反对将梦作为研究对象的声音实在刺耳了点。如果说它不重要，请回忆一下我们在研究失误行为的时候说过的，伟大的事物可能只留给人一些微渺的印象。说梦的内容并不确定，这恰恰是它的特点；某样事物有什么样的特点，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更何况，内容清晰、确定的梦并非不存在。精神病学研究的某些其他对象（如许多强迫症）也具有不确定性，这并不妨碍许多德高望重的精神病学家投身于此。这不禁让我想起近来行医碰到的一个病例。一位女患者对我说，她有一种感觉，好像她曾经伤害过，或者想要伤害一个活物……是个孩子吗？好像又不是……或许是条狗，她将它从桥上推了下去，又可能做了别的什么。对梦的回忆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来弥补：不妨将做梦人说的一切，都看成梦的内容，不管他到底忘了什么，有没有在记忆里做出篡改。总之，我们不能将梦一棍子打死，说它无足轻重。诸位可能也有这样的体验：做完梦醒来，梦中的情绪依然会伴随我们一整天；许多医生都曾观察到患者由梦生疾，并对梦中的幻象信以为真；在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中，我们也能读到他们从梦中汲取重要灵感的故事。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科学界究竟为何对梦嗤之以鼻呢？

我认为，这是对前人过于重视梦境的自然反应。众所周知，还原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还是能肯定地说——请允许我小小地幽默一下——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像今人一样开始做梦了。据我们所知，所有的古老氏族都认为梦意义重大，对于实践同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古人借梦预测未来，希腊人和某些东方部族的军队没有释梦者在列便无法出征，好比今天的战场上少不了侦察机一样。亚历山大大帝发兵远征时，最著名的释梦家都随军出征。在当时还在一座岛上的推罗城，他的军队遭遇了顽强抵抗，使他一度想要放弃。一天晚上，他梦见一群羊人[2]起舞庆祝。他将这个梦告诉那群释梦家之后，他们答复这象征胜利即将到来。于是，亚历山大大帝下令发起冲锋，一举拿下了推罗城。伊特拉斯坎人和罗马人有其他预测未来的方法，但在希腊和罗马时代，释梦术仍然十分受推崇，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至少，阿特米多鲁斯相传成书于哈德良时代的名著《释梦》得以流传了下来。至于之后释梦术的地位为何一再下降，梦境沦为人们怀疑的对象，我无从得知。启蒙运动可能与此无关，因为在黑暗的中世纪后，许多比古老的释梦术荒谬得多的事物仍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总之，研究梦境的热情与日俱减，它沦为迷信，没有教养的人才热衷于此。如今，释梦术的地位每况愈下，甚至被一些人用来推断彩票的中奖号码。尽管如此，当今那些但求精确的科学依然对梦有所研究；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将生理学理论运用在梦的解析上。对那些医生来说，梦当然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躯体受到刺激从而在精神生活中的反应。宾茨（Binz）在1876年称梦是“对身体绝对无用，而且多为病态的过程，跟它比起来，就连世界有灵魂、人会长生不老这种歪门邪说都显得高尚许多”；毛利（Maury）将梦比作由舞蹈症引起的不规律的痉挛，称其与正常人身体的协调运动完全相反；还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将梦境比作“某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在键盘上信手乱弹”所带来的杂音。

解析意味着挖掘深层的意义；由此来看，以上这些对梦的成就的评价，显然不能构成解析。看看冯特、约德尔（Jodl）等新生代哲学家是如何描述梦的：仅仅列举梦境与正常思考的背离之处，强调梦联想混乱、批判性不足、屏蔽知识等不足之处，将其贬得一文不值，于是便心满意足了。这类“精确的科学”对认识梦的唯一贡献，在于指出睡眠时身体受到的刺激会对梦的内容产生影响。我手头有一部挪威专家乔恩·莫里·福尔德（J. Mourly Vold）所著的两大卷关于梦境研究的实验性著作（分别于1910年和1912年被译成德文），这部书被称为精确的梦境研究的典范，但通篇都只是在说睡眠时四肢位置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难想象，这些精确的科学得知我们要找寻梦的意义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样的话他们可能没少说，但我们不会就此却步。如果失误行为有意义，梦完全可能也有意义；多数情况下，这些精确的科学并未注意到失误行为的意义。所以，我们姑且先信奉古老氏族的偏见，追随古代释梦者的脚步展开研究！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任务，对梦全面了解。梦究竟是什么？很难一概而论。当然，我们不会满足于老生常谈，给它一个俗套的定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揭示梦的本质。那么如何才能发现它呢？梦的种类有很多，可以说千姿百态，各有不同。所谓本质，是所有梦共有的特征。

没错，梦的第一点共性，是做梦人都处于睡眠状态。做梦显然是睡眠中的精神生活，它与醒着时的精神生活有一定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别，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梦的定义。或许梦与睡眠还有更紧密的关系，我们会被梦惊醒，当我们自然醒来或是从睡眠中被吵醒时，往往正在做梦。梦看上去似乎是介于睡眠和醒来之间的状态。所以，我们不妨先来研究一下睡眠，它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生理学还是生物学问题，目前颇具争议。我们无法在两者间取舍，但至少可以试着概括一下睡眠的心理学特征。人处在睡眠状态，便不愿再受外界干扰，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进入睡眠状态，意味着脱离了外界的影响和刺激。同样，如果我厌倦了日间生活，就会选择睡觉。入睡相当于对外界说，别来吵我，我要睡了。反过来，还不愿入睡的孩子会说，我不要睡觉，我还不困，想再多玩一会儿。就是说，睡眠从生物学角度看是一种休养生息的行为，其心理学意义则是与外界保持隔离。我们其实并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不能一刻不停地留在此处。借助睡眠这种手段，我们得以回到出生前的状态，回到母亲的子宫中。至少睡眠时的生存条件与子宫中的生存条件十分相似：温暖、黑暗、不受刺激。有些人睡觉时喜欢蜷缩成一团，这正是胚胎在子宫中的体位。由此看来，成年人其实只有三分之二来到人世，还有三分之一仍然尚未出生。每天清晨一觉醒来，都是一次重生。我们常用“重获新生”形容一觉醒来的状态，但我们很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婴儿出生时的感受。不难想象，新生儿初来人世时，其实感到极度不适。所以，我们也常常说出生是一个“初见天日”的过程。

如果这就是睡眠，梦显然不在它的计划之内，而更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外来产物。我们也认为，没有做梦的睡眠才是最好、最正确的睡眠状态。睡眠中不应有任何心理活动；一旦有心理活动出现，我们就无法达到腹中胎儿般安静的状态；可我们无法彻底清除心理活动的残迹，梦就是它的表现。由此看来，梦其实无须有任何意义。与清醒状态下出现的失误行为不同，梦是在心理活动被叫停，仅有少量残余未受抑制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不必具有意义；即便它有意义，由于其余的心理活动都陷入了睡眠的状态，我也无法利用它。所以，梦完全可能只是一种类似于痉挛的应激反应，是躯体受到刺激后出现的心理现象。它只是清醒状态下心理活动的残余，会妨碍睡眠，却似乎并非精神分析所应该研究的话题，我们应该尽快将它丢到一边才是。

然而，梦虽然多余，却真实存在，所以我们不妨研究一番。为什么我们的心理活动不愿停歇片刻？或许是因为有一些东西使它感到不安。它不断被刺激，因而不得不做出回应。梦是我们的心灵在睡眠状态下对刺激的反应。这为我们了解梦提供了一种思路。我们不妨在不同的梦境中寻找妨碍睡眠、使人不得不以梦的形式对其做出回应的刺激源，或许我们可以就此总结出所有梦的第一点共性。

梦还有其他共性吗？当然，这一点虽然显而易见，却很难体会并用言语形容。睡眠状态和清醒状态的心理活动有很大区别。在梦里，人们会经历许多事情，并对此坚信不疑，虽然实际上这些都是由外来刺激所产生的幻象。这些经历多以视觉图像的形式出现，当然梦中也不乏感情、思考和其他的感官感受，但最主要还是视觉。如何将图像转化为言语，便是叙述梦境的一大难处。做梦者常说，我可以画出梦中的场景，却不知该从何说起，这与愚人心智不全不大相同。愚人与智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大动脑，而梦与清醒时相比，梦中的心理活动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减少，本质也有所不同，但这种区别一时说不清道不明。古斯塔夫·费希纳（G. Th. Fechner）曾猜测，梦（在心灵中）上演的舞台，与清醒状态下生成意念的舞台并不相同。我们虽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该如何思考，但梦带给我们的陌生感的确印证了这一说法。同样，将梦中的行为比作乱弹琴也不恰当。乱弹琴虽然不成曲调，但每一个按键发出的声音总是一致的。梦的第二点共性虽然不易理解，我们却必须牢记在心。

梦还有更多其他共性吗？我找不出。无论朝哪个方向研究，我看到的都是不同之处。梦有长有短，有模糊有清晰，情感的参与程度和记忆的持久程度也多有差别。事实上，这一切看上去都不像由外来刺激引起的痉挛般的应激反应那么简单。就梦的长短来看，有些梦短到只有一幅场景、几丝念头乃至一个词语；另一些梦则包罗万象，堪比一部长篇小说，持续时间更为长久。有些梦清晰如亲身经历，以至于醒来后还久久不愿承认这只是一场梦；另一些梦十分模糊，如幽灵般难以捉摸；甚至在同一个梦中，两者还能交替出现。有的梦意义非凡，至少内容连贯，显得奇妙而富有创造力；另一些梦则未免有些杂乱无章，甚至显得愚蠢、荒唐乃至癫狂。对有些梦，我们能冷静处之；另一些梦却让我们热血沸腾，痛到落泪，怕到苏醒，或惊或喜，不一而足。大多数梦在醒来后便会被遗忘，有些梦境经日难忘，但记忆终究会淡去，直至出现空缺；还有些梦，例如某些儿时的梦境，却让人印象深刻，以至三十年后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有些梦只会在一个人身上出现一次，另一些梦却会以原样照搬或是大同小异的方式一再出现。总之，夜间的心理活动拥有庞大的素材库；我们心灵日间的创造，都能在夜间还原，但这两个过程不一样。

要研究梦的多样性，我们可以假设它们代表了介于睡眠和苏醒之间的多种中间状态，是不完全睡眠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不过这样一来，价值、内容和清晰度越高的梦自然越容易为人感知，因为心灵在这类梦境中更接近清醒的状态；同样，内容清晰、理性的梦与含糊不清的梦就不可能交替出现了，因为心灵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入睡程度。所以，这种解释不会成功，了解梦没有捷径可循。

让我们将梦的“意义”放在一边，从梦的共性出发，找出一条能更好理解它的道路。从梦和睡眠的关系中，我们得出结论，梦是对干扰睡眠的刺激的回应。我们听说，这是实验心理学唯一能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一点，它提供了睡眠中所受到的刺激会在梦境中出现的证据。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我们曾提到过的莫里·福尔德便是杰出代表。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经验都能证实这一结论。在此，我想介绍几个已有些年头的实验。毛利曾经让人在他自己身上做实验，当他处于睡梦中时，人们让他闻科隆香水的味道。他梦见自己来到约翰·玛丽亚·法里纳[3]在开罗的商店，此后又有许多不同寻常的冒险经历。在另一个实验中，有人轻轻掐了下他的脖子，他梦见了贴药膏，还梦到了一位曾在儿时给他看过病的医生。再举一例：有人将一滴水滴在他额头上，他梦见自己身处意大利，热得大汗淋漓，还喝了产自奥尔维耶托的白葡萄酒。

我们从这几个梦境实验观察到的现象，也许在另一组由刺激引起的梦境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才华洋溢的观察家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t）曾介绍过三个由闹铃声引起的梦境：

“一个春日的早晨，我出门散步，走在绿色的田野间，一直到邻村。那里，我看到许多村民盛装打扮，将唱诗谱夹在手臂下，成群结队地朝教堂走去。没错！这天是周日，晨祷马上要开始了。我决定加入他们，但因为有些热，便先到教堂旁边的墓地凉快一下。我正读着墓碑上的文字时，听见司钟者上楼的脚步声。高高的钟楼上有一口小钟，钟响是开始祷告的信号。只见钟原地静止了一小会儿，接着它开始摇摆——突然，它的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我醒了。原来，这阵钟声其实是闹铃声。

“第二个梦。一个晴朗的冬日，街道铺满厚厚的积雪。我应允参加一次雪橇滑行，不过等了好久，才等到雪橇在门口备好的消息。于是，我开始准备上车，穿上皮衣，取出脚笼，终于坐在雪橇上。又过了片刻，负责拉扯的马匹从缰绳上感受到出发的信号，开始迈步前进。系在车上的铃铛猛烈晃荡，像是一阵猛烈的土耳其军乐，使我从美梦中惊醒。这阵刺耳的声音不是其他，仍是闹铃声。

“还有第三个例子！我看见一个厨娘端着好几打堆在一起的盘子朝餐厅走去。眼看她手中如柱子般高耸的瓷盘摇摇欲坠，我忙出声提醒：‘当心，盘子要掉地上了。’她不以为然，这样的事情她已习以为常。我依然忧心忡忡地目送她离去。果不其然，她在门槛边一个失足，易碎的餐具摔了一地，上百个碎片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不久后我发现，这阵响个不停的不是盘子摔破的声音，而是实实在在的铃声。这个声音自然来自闹钟。”

这些梦很美，很有意义，内容也不像寻常的梦一般毫不连贯，可说没有任何令人指摘的地方。它们的共同之处，便是每个梦中都出现一种噪声，做梦的人醒来之后，发现那是闹铃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梦生成的经过，也有了一些别的认识。梦并没有识别出闹铃声——闹铃在梦中根本没有出现；恰恰相反，它用另一种响声替代了闹铃声，用另一种方式对干扰睡眠的刺激做了解读。这是为何？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更像天意使然。但要对梦有所了解，便需说明它为何恰恰在众多声响中选取了某一种，作为对闹铃刺激的解读。同理，我们也要对毛利的实验提出质疑，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刺激在梦中出现，却不知其为何恰恰以这一种方式出现；这一点，似乎很难从刺激对睡眠的干扰作用中推断出。在毛利的实验中，除了刺激产生的直接后果外，还伴生了许多其他梦境，譬如关于科隆香水的梦里那许多不同寻常的冒险经历，它们由何而来，我们无从得知。

诸位现在肯定在想，那些让人惊醒的梦或许最能证实妨碍睡眠的外来刺激的存在，但大多数情况下，事情远没那么简单。不是所有的梦都以苏醒告终，一个人清晨醒来后再去回想昨夜的梦，怎能轻易确定妨碍睡眠的刺激源呢？有一次，我倒是在事后找到了声响的来源，不过情况十分特殊。一天清晨，我在蒂罗尔高地醒来，发觉自己梦到教皇驾崩了。我无法解释这个梦，直到妻子问我：今天天快亮的时候，你可有听到从四面八方的教堂和礼拜堂传来的钟声？这我可真没听到，当时我睡得很熟；不过这样一来，我倒是理解了我的梦。这种睡眠受外界刺激做梦，醒后却毫无察觉的情况是否经常发生呢？也许是，也许不是。如果事后无法举证，很难让人相信刺激存在。好在我们本就不打算多谈侵扰睡眠的外来刺激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它只能解释一部分做梦的现象，不能解释整个梦的反应。

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这套理论，我们可以对它加以延伸。显然，睡眠如何受到影响，梦境如何产生，都是次要的问题。如果感官受的刺激并非一直来自外部，那也可能来自体内，即由躯体产生的刺激。这种猜测很容易想到，也与大众对梦的起源的看法相符。人们常说梦起源于胃，可惜这种躯体刺激在夜间起作用的说法只能停留在猜测阶段，醒后根本无从考证。不容忽视的是，的确有许多有力的证据能为梦源自躯体刺激的观点提供支持。众所周知，内脏的状态会对梦产生影响。膀胱膨胀、生殖器兴奋与梦境存在关联，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例子，在另一些案例中，我们也有理由猜断，躯体刺激对梦的内容产生了影响，因为在梦境中能够找到一些可被视作对刺激进行加工、表现和解读的迹象。梦境研究者谢尔纳（Scherner，1861）极力主张梦源自身体器官的刺激，并举了许多有趣的例子。譬如，有人梦见两排长相俊美、肤色清秀的金发少年面对面站立，呈剑拔弩张之势，继而向对方冲去，相互撕扯，直至各自散开，站回原位。这样的过程一再重复。谢尔纳认为这两排少年代表了牙齿，这不无道理，尤其是做梦者醒来从牙床上拔下了一颗长长的牙齿后，更令人信服。同样，将梦中“狭长、弯曲的小路”与肠道的刺激联系到一起，正中要害，也符合谢尔纳的一贯主张，即梦会用相似的物体呈现引起刺激的器官。

我们似乎快承认内部刺激与外部刺激对梦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了，可惜这种推断同样经不起反驳。在一大批案例中，对躯体刺激的解读都只是猜测，根本无从证实；不是所有的梦都会让人联想到内脏器官的参与；无论是内部刺激说还是外部刺激说，都只能解释梦对刺激的直接反应，梦究竟从何而来，依然无从得知。

且让我们先记下在研究刺激作用的过程中梦表现出的一个特点。梦不会直接重现刺激，而会对它进行加工，影射它，将它加入一个情境中，或用其他事物替代它。梦的这一作业过程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可能更接近梦的本质：某人由某物出发做出某种行为，他的行动却无须受出发点所限。例如，莎士比亚因国王统一英伦三岛而创作了《麦克白》，但这一历史事件并非该剧的全部内容，也并不能解释该剧的伟大和神秘之处。或许作用于睡眠的外部和内部刺激也只是梦的导火索，无法揭开它的本质。

梦的第二点共性，即其心理特征，一方面很难捉摸，另一方面不易深究。梦的感受多以视觉形式出现，刺激说可以解释这一点吗？我们所感受到的真的是刺激吗？眼睛受刺激诱发梦境的案例少之又少，为何梦中的经历多为画面呢？或者当我们梦见有人说话，是否必有人在我们耳边交谈，或者发出一些类似的声音呢？这一点，我可以断然否定。

如果研究梦的共性无功而返，或许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各类梦境的区别。梦往往是模糊、荒唐而无意义的，但有一些梦十分清晰，符合逻辑且意义非凡。让我们看看后者能否为解释前者提供一些线索。我近来听说的一个合理的梦，来自一个年轻人：“我梦见自己在凯特纳大街散步，遇见了X先生。与他交谈片刻后，我们进了一家饭店。有两位女士和一位先生跟我们同桌坐下。起初，我有些不快，不愿意正眼瞧他们。后来我定睛看去，才发现他们其实并无恶意。”这位当事人特地补充说，在做梦的前一晚，他的确曾到常去的凯特纳大街散步，并在那儿遇见了X先生。梦境并非直接源自当晚，而是对许久前类似经历的回忆。再举一例，当事人是一位女士，她梦见自己的丈夫问她：难道我们不该叫人给钢琴调调音吗？她回答：不值当吧，琴槌的蒙皮反正都要换了。梦中的对话和她前一天与丈夫的对话大同小异。从这两个清晰的梦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我们仅仅发现，两者都重现了日间及相关场景。如果这是梦的共性，我们好歹有所得。可惜事实并非如此，符合情况的梦只是少数；大多数梦与前一日并无关联，我们也无法将其用来解释那些荒唐而无意义的梦。不难看到，我们又有了一项新任务，不仅要知道梦的内容，还要在梦境十分清楚的时候，弄清日前这些熟悉的经历为何会在梦境中重现。

如果仍像之前那样进行尝试，相信不仅是我，诸位也会感到疲倦。可见如果找不到一条可能将我们引向答案的道路，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条道路。除了为证实刺激对梦的诱导作用提供了一些宝贵素材，实验心理学并未给我们更多帮助；哲学除了讥笑我们的研究对象鲜有智性价值，也无法提供更多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想求助于玄学。历史和常识告诉我们，梦意义非凡，甚至可以预知未来；这一点很难证实，也不易为人接受。于是，我们的第一次努力便以陷入迷茫而告终。

出乎预料的是，在我们从未注意过的角落，却有线索在向我们招手。我们的日常用语并非偶然，而是古老知识的沉淀，不应被忽视——奇怪的是，俗语中有一个词，叫“白日梦”。白日梦是一种幻想，它十分常见，在健康人和患者身上都可以观察到，人们能轻易对自身的白日梦进行研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顶着“白日梦”的名号，梦的两点共性却并不适用于它。顾名思义，白日梦显然与睡眠状态无关；就第二点共性而言，处在白日梦中的人不会经历幻境，只是在想象；他们知道自己什么都看不到，只是在幻想。白日梦在青春期之初便会出现，甚至常常可以追溯到儿童期末，此后持续经年，直至成年后被放弃，或是延续到老。白日梦的动机十分明显，当事人总会幻想一些有助于满足其自大、野心、权欲乃至性欲的事情。幻想权势滔天的多为年轻男子；将期望寄托在美满爱情上的女子，则多有性幻想。当然，男性的幻想背后也多是性需求在作祟，毕竟所有的英雄行径和成功都是做给女性看的，是为了获得伊人的眷顾。在这一前提下，白日梦样式繁多，结局各异。有些白日梦很快就被舍弃，为新的幻想所取代；有些白日梦旷日持久，能适应当事人生活状态的改变。换句话说，它们与时俱进，既有“时代的烙印”，又受新情况的影响。这类白日梦是文学创作的原材料，作家用特定的手法对它们进行改编、包装和删节，将它们用在故事、小说和戏剧上。白日梦的主角总是当事人自己，他或直接出现，或以显而易见的方式代入另一个身份。

白日梦有此名号，也许因为它与真实的梦一样，内容与现实脱节；也有可能是因为它具备我们未知的某种梦的心理特征，而这也正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认为白日梦与梦同名说明了很多道理——事实却并非如此。真相究竟如何，此后才能见分晓。

[1]由约瑟夫·布劳尔（Joseph Breuer）在1880—1882年间发现，参见我1909年在美国所做的讲座《论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运动史》。

[2]即希腊神话中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因有尾巴和山羊足而得名。

[3]约翰·玛丽亚·法里纳是一位著名的调香师，也是科隆香水的发明者。

第六讲
释梦前提和解析技巧

女士们，先生们！上一讲我们提到，对梦的研究想要取得进展，就必须另辟蹊径，采用新方法。现在，我给诸位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假设：梦不是一种躯体现象，而是一种心理现象。诸位都明白这种假设意味着什么，可是这么说有何根据呢？什么根据都没有，但找不出理由阻止我们这样假设。事实上，如果梦是一种躯体现象，那就与我们无关了；只有当它是一种心理现象时，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所以我们不妨先假设它是一种心理现象，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最终结果才决定我们能否认同这一假设，乃至将其视作结论的要素。那么我们到底想达成什么目标，要朝哪个方向努力呢？同许多其他科学一样，我们致力于理解现象和它们之间的关联，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升对它们的控制力。

所以，我们将在“梦是一种心理现象”的前提下，继续研究。这样一来，梦便是做梦者的成就和表达，只是它的秘密不足为外人道，我们也很难理解。如果我跟你们说了一番令人费解的话，诸位会怎么做？肯定会质询我，对吧？那为什么不依样画葫芦，向当事人询问他做的梦的意义呢？

大家也许还记得，我们在研究口误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人说，事情出恼了，我们问他到底想说什么——不对，幸好不是我们，而是另一些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很快回答，他的本意是这件事情很恼人，但是他本想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换种温和的说法，说事情出现了。当时我就说，这种询问方式乃是精神分析研究的典范；现在各位应当能明白，精神分析的技巧，在于让被分析者自己说出谜题的答案。所以，梦的释义也应当出自做梦者之口。

但就梦而言，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研究失误行为时，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案例；但也有一些当事人对问题避而不谈，甚至在听到我们的解释后勃然大怒。而研究梦时，我们根本遇不到第一类案例，因为做梦者总说自己记不起梦的经过和内容。同样，他们也不会反驳我们的解释，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替他们解释。那我们是不是该放弃了呢？既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第三方也什么都不知道，那估计释梦是没指望了。如果至此你们便能满意，那就放弃吧！但如果你们还有别的追求，那请随我继续！我告诉诸位，做梦者极可能知道自己梦的含义，只是他们不明白自己知道，以为自己一无所知。

你们也许会提醒我，没说几句，我已经做了两个假设，这无疑会大幅降低这种方法的可信度。我先假设梦是一种心理现象，继而假设人们其实知道梦的含义，却以为不知。无论是哪个假设，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再将它们摆在一起，得出的结论恐怕难以服众。

没错，女士们、先生们，诸位今日在座，可不是来听我故弄玄虚的，我也无意欺骗你们。虽然这门课的名字是“基础精神分析引论”，但我无意为了让诸位更好地理解讲座内容便删繁就简，掩藏那些困难、空白和存疑之处，好使各位确信学到了新知识。恰恰相反，正因为诸位是初学者，我才要将这门科学的全貌展示给大家，将它的缺陷与难题、挑战与思考和盘托出。据我所知，这样的情况，所有的科学概莫能外，在初创阶段更是如此。我也清楚向初学者授课时，一般会避开那些难题和未尽之处先不谈，但在讲授精神分析时，这是行不通的。在此，我的确做了两个假设，两者环环相扣，如果谁认为这一切太过虚无缥缈，想要看到更确切的推导过程，就不必跟我往前走了。我认为那些人不适合研究心理学问题，因为他们想要的那条更确切的道路，其实是行不通的。货真价实的科学，也无须自降身段，招揽追随者。它们的结论足以说明一切，言之有理，信众自会蜂拥而来。

同时，我要提醒诸位中依然在听讲的人，这两个假设不是等价的。第一个假设“梦是一种心理行为”是前提，随着研究取得进展，这一点将得以证明；第二个假设已经在其他领域被证实，我只是在此借用它。

究竟哪个领域能够为我们提供证据，说明没有被我们意识到的知识的确存在呢？要知道，这一事实可以令人大跌眼镜，足以改变我们对心理活动的看法，本不应该被雪藏太久。顺便提一句，这类事实的名称容易引人误会，但它的确存在，这里头存在着“语词矛盾”的毛病。总之，真相其实并未被雪藏，我们不去了解它或者不怎么关注它，不能算是它的错。同样，如果人类的心理学问题被不了解我们的观察结果的人误读，那也不是我们的问题。

证据来自催眠现象这一领域。1889年，我在南锡亲眼见证了利保尔特（Liéb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颇为震撼的实验。他们使一个人进入梦游状态，令他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当事人醒来后，似乎对之前所发生的一无所知。伯恩海姆直接要求他描述自己在催眠状态下的所作所为，他声称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但伯恩海姆一再施压逼他开口，说他其实什么都知道，只需要努力想一想。这下，那个人有些动摇，开始回忆，先是模糊地想起了些许受暗示而产生的经历，接着又回忆起另一个场景。他的回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最终几近严丝合缝，毫无纰漏。既然最终他回忆起了一切，中途又未经旁人提醒，显然他此前也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只是这些经历并不为他所知，他不清楚它们的存在，所以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猜测做梦者的情况同样如此。

相信这一事实肯定出乎诸位的意料，我想你们会问：在说到失误行为时，我们曾说失言的人心里存在着一些他们从未知晓乃至极力否认的意图，当时你怎么不拿出这个论据呢？如果某人以为自己忘记了一段经历，但记忆其实一直在他心中，那他内心有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想法，也就不是不可能了。要是早拿出这一论据，我们肯定已经心中有数，理解失误也就不那么困难了。没错，此前的确可以就此说道一番，但我保留到现在这个更有必要的时刻。有些失误行为不言自明，而要解释另一些失误行为的内在关联，就不得不假设不为人知的心理过程的确存在。在梦的研究中，我们受形势所迫，不得不接受外来解释。此外，我认为将催眠的结论套用到梦上，诸位可能更易接受。失误行为出现的状况，虽在诸位看来再正常不过，与催眠却没有可比性。而催眠状态和梦的前提条件——睡眠状态有明显关联。催眠是人为制造睡眠的方法，我们对催眠对象说：快睡吧！我们给出的暗示，也与自然睡眠中的梦有可比性，两者的心理状态类似。在自然睡眠中，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离；在催眠中，除了与施行催眠术的人保持联系之外，我们也与整个世界断绝了往来。顺便提一句，所谓的“保姆觉”，即保姆在睡眠中仍与孩子保持联系，且只能由孩子唤醒的情况，也可被视为催眠的一个变种。所以，将催眠与自然睡眠类比，并非什么放肆之举。假设做梦者对自己的梦境其实有所了解，只是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以为自己一无所知，这绝不是无中生有。同时我们发现，研究梦还存在第三条途径：可以从干扰睡眠的刺激出发，从白日梦出发，也可以从催眠状态下受暗示的梦境出发。

现在，让我们重拾信心，回到任务上来。我们知道，做梦者很可能知道自己的梦；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找到寻回记忆的途径，再让他们将记忆转告我们。我们不指望他会立马说出梦的意义，但他总该弄清梦的来源，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思想和情感。诸位也许还记得，在失误行为的例子中，当事人被问到如何想到“出恼”一词，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我们想要的答案。释梦的技巧十分简单，也与此类似。我们询问当事人为什么做这样的梦，他的第一反应会提供解释。至于他是否相信自己本就知道些什么，并非问题的关键，我们会将两者等而视之。

上述技巧十分简单，但我担心它会招致诸位的强烈反对。你们会说：又是一个新的假设，这已经是第三个了！而且还是最不靠谱的一个！难道问一个做梦者，他的梦让他联想到了什么，他的第一反应必是我们想要的答案？当事人可能什么都联想不到，或者鬼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真不知道你的依据何在，对一个需要更多批判的问题，你却钟情于命运的眷顾。何况梦不是一个信口误说的词语，它由许多元素组成。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当事人哪个念头呢？

在所有次要的方面，你们说得都没错。梦与口误的区别，的确在于它包罗万象。释梦的技巧必须考虑这一点。诸位将梦的元素逐一分解研究，很快便能发现它与口误的相似之处。说当事人可能什么都联想不到，也并没有错。在有些案例中，我们会默许这种回答，这点稍后再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这类案例往往有自己的认识。但总体来说，如果做梦者说自己没有任何联想，我们还是得驳斥他，使他相信自己肯定有某些想法——这么做总是正确的。最后，当事人总会说出些念头，至于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就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了。当然，最容易被想起的还是过往的经历。他们或如那两个“清晰的梦”提到的那样，说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或者会说“这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借助这种方式，我们会发现梦与近来经历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最后，当事人从梦出发，甚至还能回忆起一些较早甚至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

但在主要的方面，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诸位认为将做梦者的第一念头视作答案或有用的线索十分牵强，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做法，当事人的联想很可能与真相无关，这一点我实在无法苟同。我早就说过，诸位心里武断地坚信心理自由；这并不科学，也必须给统治精神生活的决定论让步。我恳请诸位尊重事实，即当事人联想到的恰恰是某一点，而不是其他内容。当然，我不打算强迫你们接受我的想法。当事人的第一想法事出有因，并非随机产生，也并不是毫不相干的念头，这些都可以证明。我最近甚至听说，实验心理学也可以提供类似的证据，虽然对此我不以为然。

绝不要小看这件事的意义。如果叫一个人谈谈他由梦中某个元素产生的联想，那我希望他从某一点出发，进行自由联想。这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与普通的回忆过程不尽相同。有些人很容易做到，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异常困难。如果抛开出发点，仅仅限定联想的种类和形式，例如请他想出某个名词或数字，联想的自由度便又提升了一阶。这类联想肯定更主观，也更难预料。事实表明，它们每次仍由重要的内因决定，这些因素就如失误行为中的干扰倾向，以及诱发偶然行为的倾向一般，在起作用的时候尚不为我们所知。

我很多学生和我的追随者曾经用姓名和数字做过许多联想实验，其中一部分已发表在刊物上。方法很简单，就是由某一个名字不断展开联想，直至思维枯竭为止。这种联想和由梦中的某个元素展开的想象一样，有一定限制。通过这种方式，解开了由名字产生的自由联想的动机和意义。尽管从出发点到结论之间出现了许多丰富的材料，我们仍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实验的结果却总是一致的。由随机出现的数字所引发的联想也许是最具说服力的。应试者思路活跃，最后却总能出人意料地回到某一个明确的目的上。现在，就让我举一个由人名展开联想的例子，这个例子好就好在言简意赅。

对一位青年进行治疗时，我们谈到了这个话题，我说由人名展开的联想看似随意，其实严格受制于应试者当时的人际关系、经济状况和所处的情境。他将信将疑，于是我建议当场做个实验。我知道他与许多女子保持着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于是便打趣说，如果要他想出一个女人的名字，他肯定有好多答案备选。出乎我意料，或者说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并不能说出一大堆名字，反而沉默了一阵，坦言自己脑子里全是一个名字：阿尔宾娜（Albine）。这可着实奇怪，但这个名字对他到底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呢？他认识几位阿尔宾娜？更奇怪的是，他一位阿尔宾娜都不认识，由此也想不出更多。也许诸位会想，这次实验可算失败了；不，这次实验刚刚完结，因为他已经想不出更多东西了。年轻人肤色亮得出奇，谈话治疗中我常常戏称他为“白化病人（Albino）”；当时，我们正说到他性格中的女性成分。所以，当时最让他感兴趣的“女子”，正是他自己。

同样，一个人想到某段旋律，肯定是受当时暗中起作用的思绪影响。我们能轻易证明，可能与这段旋律相对应的歌词或出处有关。谨慎起见，我不愿将这一结论扩展到音乐家身上，因为我对这一人群不了解。对他们来说，也许旋律中的音乐成分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对常人来说，第一点原因仍是主流。我知道有位年轻人一度酷爱巴黎歌曲《美丽的海伦娜》，分析表明当时他正在一位“伊达”和一位“海伦娜”之间犹豫不决，这才真相大白。

如果这类十分随性的联想都受制于特定的附属内容，那我们可以肯定，由某一点出发进行的联想也是如此。实验的确表明，除了出发点之外，自由联想还受制于充满情感的思绪和兴趣，即某种情结。它们在潜意识里悄然发挥作用，当时不为我们所察觉。

这类联想曾是极具价值的实验对象，对于心理学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冯特学派实施了一系列所谓联想试验，让应试者尽快响应某个刺激词。人们可以研究从受到刺激到做出反应的时间间隔，联想到的词语的特征以及多次重复试验后出现的偏差。布罗勒（Bleuler）和荣格领导的苏黎世学派，进一步要求应试者在事后解释自己反常的举动。他们发现，那些看似反常的回应其实都严格受制于应试者的情结。由此他们在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之间搭起了第一座桥梁。

明白这些，诸位肯定会说：我们现在认可自由联想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主观性很强，反而受限于其他因素。我们也承认这种情况适用于由梦中的元素引发的联想。但这并非我们的分歧所在。你声称由梦中元素引发的联想，都受我们所未知的心理背景影响，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弄清做梦者的情结如何影响联想，但有什么用呢？这并不能帮助了解梦，反而如那些联想实验一样，只能带领我们接近所谓的情结。它们跟梦有什么关系？

你们说得没错，但忽略了一点，而这正是我不以联想试验开篇的原因。在试验中，决定反应的一大要素——刺激词是人为决定的，所以应试者的反应其实是联通刺激词与被其唤醒的情结的中间产物。而在梦中，刺激词为做梦者心理活动的产物取代，它的来源是当事人未知的，极可能就是情结的衍生物。所以梦中元素所产生的联想正是由情结决定的，由此推定梦背后的情结，并非不可能。

再举一例作为佐证。对遗忘名词现象的分析可算是释梦的典范；所不同的是前者只关乎一人，梦的解析则关乎两人。我可能暂时忘记一个名词，但心里确信自己记得，在做梦者身上，这种自信必须借助伯恩海姆的实验才能被证实。可是，即便我绞尽脑汁，那个被遗忘的名词就是不出现，也是常有之事。不过我可以联想几个词语去替代那个名词，一旦我做到这一点，整个过程便与释梦有几分相像了。梦中的元素其实也并非我的本意，而只是一个替代物，它所代替的正是我们试图借助释梦来寻找的东西。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我忘记一个词，无须思索便能发现替代词是否合适，而在研究梦中元素的时候，我们必须付出很大努力。在遗忘名词的案例中，我们确有一途，可以回忆起被遗忘的名词。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在替代词上，不断展开联想，早晚都能想起那个被遗忘的词语，并发现我自发想起的替代词和被遗忘的词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决定前者的出现。

现在，让我们用这种方法分析一个案例。有一天，我发觉自己怎么都想不起里维埃拉地区那个以蒙特卡洛（Monte Carlo）为首都的小国的名字。这的确令我烦恼，但实情便是如此。我试图回忆所有关于这个国度的事情，想到了出身鲁西南（Lusignan）家族的阿尔伯特大公，想到了他的婚姻和他对研究海洋的热爱，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我放弃回忆，转而思索可能的替代词。很快，我就想到了蒙特卡洛、皮埃蒙特（Piemont）、阿尔巴尼亚（Albanien）、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和科利科（Colico）。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阿尔巴尼亚，很快蒙特内哥罗（Montenegro）取代了它，或许是黑白相对的原因[1]。这下我发现，有四个替代词中都有“mon”这个音节。于是，我得以一口说出那个遗忘的词语：摩纳哥（Monaco）。所以，那些替代词的确由被遗忘的词而生，前四个词都由摩纳哥的第一个音节派生，最后一个词则由最后一个音节派生。顺便说一下，我很容易便发现自己为何记不起这个词。意大利人也用摩纳哥来称呼慕尼黑（München），正是与这个城市相关的一些回忆对我造成了影响。

这个例子很棒，就是简单了些。事实上，人们必须由第一组替代词出发，再做许多联想，才堪比释梦的过程。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曾有一位陌生人邀请我一道品尝意大利葡萄酒，到了饭店，他却忘了那种曾给他留下上佳印象的酒的名字。从他所联想起的一大堆替代词中，我得出结论，定是一位叫黑德维希的女子使他忘记了酒的名字。实际上，他不仅承认自己第一次喝这种酒时正是由黑德维希作陪，还由此回忆起了那种酒的名字。当时，他已经有了幸福的婚姻生活，那位黑德维希小姐却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一种办法既然可被用来回忆被遗忘的名词，也一定可以用来释梦。从替代物出发，通过一系列联想，我们总可以推知本源。从遗忘名词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推定梦中元素所产生的联想不仅由该元素决定，还受制于潜意识中的本来对象。这样一来，我们的技法便有了一定依据。

[1]Albanien这一国名一说起源于印欧语族中的Albh（白色）一词，Montenegro意为黑山。

第七讲
显性的梦境和潜藏的梦意

女士们，先生们！如你们所见，研究失误行为并非无用之举。经过这番努力，我们在熟知的前提之下，取得了两大成功——了解了梦的元素，有了释梦的技法。与失误行为中的倾向一样，梦的元素并非梦者原有的思想，而是某种梦者所知但无法触及的内容的替代物。我们试图将这一认识扩展到由各类元素组成的整体的梦上，通过对这些元素进行自由联想，找到它们替代的事物，从而挖掘出梦背后潜藏的信息。

为了方便起见，我建议大家先对术语修订一番。我们应当用“梦者所并未意识到的”或者“潜意识的”来代替“潜藏的”、“无法触及的”和“并非原有的”这类说法。所谓“潜意识的”，是如被遗忘的词或失误行为中的干扰倾向一样，当下不为当事人所知的事物。明确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可以将梦的元素或由联想生成的替代物称为“意识的”。这些概念尚没有理论支撑，但“潜意识”这一说法显然合情合理，容易理解。

现在，让我们将现有的认识从单一的元素扩展到整个梦。这样一来，梦便是存在于潜意识中的事物被扭曲后的替代物。释梦的任务，便是找出这种潜意识的产物。在释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遵从三条铁律：

1.无论梦的内容是什么，无论它是否荒唐、是否清楚，都不是我们要寻找的潜意识中的事物（但随后我们也会发现这一条规律有局限性）；

2.我们的任务仅限于唤起对每个元素的替代性联想，但不对联想的内容进行检验，不衡量它是否恰当，与梦的元素是否相距甚远；

3.我们必须耐心等待潜意识中隐藏的事物自己出现，如等待前述案例中被遗忘的“摩纳哥”一词自己冒出来一样。

现在我们应当明白，对梦境回忆的完整性、忠实程度和清晰程度都无足轻重，回忆中的梦并非我们寻找的根本，而只是一个扭曲的替代物。只有通过进一步联想，才能找出潜意识中的本意。如果回忆并不准确，那只是因为替代物被进一步扭曲，而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可以解析自己的梦，也可以解析他人的梦。在自己身上，我们甚至可以学到更多，释梦的过程也更具代表性。但这样的尝试也面临阻碍。联想层出不穷，却不能被我们全部接受，我们难免会对其进行检验和选择。人们或许会说，这个念头在这儿并不合适，与话题无关；那个念头简直是无稽之谈；第三个念头没有抓住话题的本质。不难发现，如果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没等真相大白，我们的联想便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可见，人们一方面对作为出发点的梦中元素本身过于执着，另一方面又对自由联想的结果人为设置障碍进行筛选。如果释梦者和梦者不是同一个人，即自己的梦需交由另一个人解析，那还会遇到另一个问题，使我们不免重蹈覆辙。人们常常会对自己说：不，这个念头令人不适，我不愿告知他人。

这些借口显然会对我们成功开展工作造成阻碍，我们应当避免。解析自己的梦，必须坚定信念，使自己不为所动；解析他人的梦，必须与梦者约法三章，使其不因联想不重要、无意义、不切题或令人不适，便不道出。即便梦者允诺遵守规定，我们仍不免因其食言而恼怒不已。起初我们以为这是他对自由联想法尚存疑惑，想着给他几本读物，或者让他来听听讲座，使其变成我们的拥趸，便可以解决问题。但观察结果显示，即便那些对我们的方法坚信不疑的人，依然时有对联想结果的批判，必须三思之后，才能克服。

对梦者的不配合恼火之余，我们可以从这段经历中学到某些更为重要，但为人忽视的东西。我们知道，释梦的工作面临阻碍，其表现便是那些批判声。这种阻碍与梦者本身的理论态度无关。我们甚至发现，这些批判从来都没占过理。人们拼命压制的念头，无一例外是最重要的，且是发现潜意识中本意的关键要素。一个念头受到驳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醒目的信号。

这种阻碍是基于我们的前提所发现的全新现象，我们始料未及。这个新现象显然让我们意外，却不乐见，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工作受阻，甚至前功尽弃。它与梦一样，初看无足轻重，真要研究起来却麻烦不断！但换个角度看，遭遇困难也能激发思维，使我们猜到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从作为替代物的梦中元素探寻隐藏的潜意识的这一过程中，我们常遇到阻碍，所以不妨猜测，替代物的背后隐藏着重要的东西，否则何来这许多困难呢？如果一个孩子捏紧拳头，不愿松手让人看到他手心的东西，那么这样东西肯定不是他应得的。

由于要给这种抵抗一种动态的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设想，阻力存在着量的变化，它可大可小，这种区别也将体现在我们的工作上，也许应该将它与释梦得来的另一点经验结合到一起看。有时候，只需一两次联想，便可以切中要害；有时候，需要不断联想，一环套一环，并克服内在的阻碍，才能达成目的。我们常说这是由于阻力大小不同引起的，此言大致不虚。阻力较小，替代物也离潜意识中的本意不远；较大的阻力会使潜意识中的事物发生扭曲，从替代物倒推本意，需多费一番周折。

现在，或许到了找一个梦来检验我们技法的时候了，看看期望是否与事实相符。没错，但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梦为例呢？诸位肯定不会相信这个问题有多棘手，到目前为止，我无法让诸位明白其中的难处。或许从不太曲折的梦着手会好一些，但哪些梦才是最不曲折的呢？是之前所举的两例那样易于理解、内容清晰的梦吗？可研究表明，那些梦的扭曲程度其实很高。如果我不受限制地信手选取一个梦，可能也会让诸位大失所望。很可能梦中的每个元素都会令人产生众多联想，以至于我们的工作变得条理混乱。如果我们将这个梦写成文字，并将由此产生的联想也记录下来，后者的文字量可能是前者的数倍。所以最恰当的方式应是选取多个短暂的梦做分析，从每个梦学习或印证些道理。既然经验无法明示曲折最少的梦究竟在何方，我们不妨先这样照办。

我还知道一种省事的方法：且先将对整个梦的解析放在一边，抓住梦中几个单独的元素，运用我们的技法分析几个案例。

1.有位女士说，她儿时经常梦见亲爱的上帝头上戴着一顶尖尖的纸帽。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帮助，你们会怎么理解这一梦境呢？它看上去似乎毫无意义。但将它与这位女士的另一番论述结合在一起，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她小时候，人们常在饭桌上给她戴一顶这样的帽子，以防她往姐妹的盘子里张望，看她们是不是比她分到更多食物。这顶纸帽其实起了眼罩的作用。如果再将这与她的另一个念头联系到一起，释梦就再容易不过了。她的原话是：“我听说，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所以这个梦只可能意味着即便我被蒙住双眼，依然同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见。”这个例子或许太简单了一些。

2.一位多疑的女病人做了个稍长些的梦，梦见有人将我论“笑话”的著作读给她听，还对这本书赞不绝口。接着，梦中又出现了“海峡”，这或许出现在另一本书中，或者是别的场合……她记不清了……记忆很模糊。

既然“海峡”出处未明，诸位肯定倾向于对其不予置评。诸位对困难预料得很准确，但困难并非由于海峡所指不清，而是出自另一个未知因素，这也是释梦的难点所在：梦者想不起更多与海峡相关的事情，我对此也无话可说。过了一阵子，准确地说是在第二天，她告诉我她想到了一些可能相关的事情，那也是一个她听过的笑话。在往返于多佛尔和加莱之间的渡船上，一位著名作家与一个英国人聊天，后者不无所指地引用了一句名言：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海峡之隔。那位作家回答说：“没错，隔了一条加来海峡。”他的意思是，他认为法国是伟大的，而英国是可笑的。加来海峡是法国人对英吉利海峡的叫法。你们问我这一联想是否与梦境相关？答案是肯定的，它将帮助我们解开梦中的谜团。或者诸位宁可怀疑当事人在做梦前尚不知道那个笑话，事后才听说？这一联想恰恰证明，她看到别人崇拜我的论述，心中不免起了疑心。正因存在抵触情绪，才使她的联想姗姗来迟，相应的梦中元素也模糊不清。请诸位仔细审视一下此例里梦中元素和潜意识中想法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片段，更像是在影射后者，将它单独拿出来，自然不易理解。

3.一位患者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大意是数名家庭成员围坐在一张形状怪异的桌子周围。据他回忆，他曾在一户人家家里做客时见过那样的桌子。接着，他又想起那户人家父子的关系十分特殊，并坦言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同样十分微妙。梦中那张桌子，就象征了这种平行的关系。

这位梦者十分熟悉释梦的要求，换作他人，恐怕不至于深究桌子（Tisch）的形状这类细节。我们认为梦中的一切都事出有因，希望从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中得到指引。诸位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何“我们的关系跟他们一样”这一思想会通过一张桌子表达出来，但如果你们知道那户人家姓蒂施乐（Tischler），这个问题就不难解释了。梦者梦见自己的亲属围坐在一旁，其实是想说他们跟蒂施乐一家没什么两样。另外，诸位需注意，这样的释梦过程未免有些轻率。这也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选例的困难之一，我当然可以用其他例子来代替这个，但那样虽可避开轻率之嫌，却又会陷入其他困境。

现在，或许是时候引入两个我们早该使用的术语了。我们要将梦中的情境称为“显性的梦境”，将隐于其后、需要通过一连串联想才能获知的内容，称为“潜藏的梦意”。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两者在上述三例中的关系，它们有很大差别。在例一和例二中，显性的梦境是潜藏的梦意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潜意识中梦意的一小部分内容像一个片段、一个有所指的关键词或一个缩略的电报码一样，进入了显性的梦境。释梦就是要对这些碎片加以完善，力求恢复其全貌，例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梦的一类扭曲作用，就是用一个碎片或隐喻来替代他物。而在例子中，两者的关系又有所不同，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也许能更好地了解这种关系。

4.有人梦见自己将一位（特定的、与他相识的）女士拉上了河渠。[1]他只需稍稍想一下，便能明白这个梦的意义：他钟情于这位女士。

5.另一个人梦见自己的兄弟被困在一个木盒（Schrank）里。他先由此联想到了柜子（Schrank），第二次联想则给出了答案：他的兄弟正拮据度日（sich einschränken）。

6.一个人梦见自己上山远眺，看到一幅非凡的广阔景象。这听上去似乎并无稀奇之处，无须深究，不妨将更多工夫花在探究这个梦到底是对何事的回忆，又是因何而起这个问题上。但你们错了，这个梦与其他梦一样，也亟须深究，因为当事人不记得自己登过山，而是想起他有个熟人在主编一则探究人类与外太空关系的评论（Rundschau[2]）。所以梦者自诩为一个评论者（Rundschauer），才是潜在的梦意。

这几个例子中，显性的梦境和潜在的梦意又有了新的关系。与其说前者扭曲了后者，倒不如说是由字音出发，以一种形象、准确的方式表现了后者。这仍是一种扭曲，因为将一幅画面转换为言语，再依照这番言语还原画面，失真在所难免。何况显性的梦境多为视觉图像，很少由想法和言语组成，于是我们不难猜测，这种关系对于梦的形成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正是如此，许多抽象的思想用替代图像的方式在显性的梦境中呈现，却不至于泄露太多潜在的梦意，这也正是字谜画的技法。至于这类表述的幽默感究竟从何而来，就不是我们在此要深究的了。

显性和隐性的梦中元素还有第四种关系，我有意不谈，到诸位遇到这类情况时再说。我不会逐一列举它们的关系，现有的表述已足以满足要求。

现在，诸位可有勇气阐释一个完整的梦了？试一试，才知道我们的知识储备是否足够。我当然不会选那种晦涩难懂的案例，只会给你们一个极能体现梦的特征的例子。

一位成婚多年的少妇梦见自己和丈夫身处剧院，有一半的座椅空无一人。她的丈夫却告诉她，爱丽丝和她的新郎本也想来看戏，3张票要1荷兰盾50克朗，但却买不到好的位置，所以他们没来。她回答说，这未尝是一件坏事。

这位少妇的第一反应——即此梦的诱因——已经在显性的梦境有所体现。她的丈夫的确告诉过她，与她年龄相仿的爱丽丝已经与人订婚。这个梦便是对那个消息的反应。我们知道，前一日的经历会在许多梦中出现，这一点也不难为梦者发现。本例中的当事人也告知了我们更多梦境的出处。剧院一半的座椅空无一人这一细节由何而来呢？这其实是上一周发生的一件真事。她想去看某一场戏，担心无座，便早早订了票，还为此支付了订票费。去到剧院，却发现自己的担心多余，因为剧院有一半座椅空无一人。就算她当天买票，也不算晚。她的丈夫自然没有错过这个机会，讥讽了一番她的匆忙行事。1荷兰盾50克朗又是哪儿来的呢？那和看戏的事毫不相干，是她几天前听说的消息。她的弟媳从丈夫那儿得到了150荷兰盾，这个傻女人忙不迭地跑到珠宝店，将钱全花在了一件首饰上。那数字“3”又从何而来呢？这个她也不知道，她能想到的是爱丽丝只比她小3个月，而她已经结婚近10年了。为何两个人去看电影，却要买3张票？这岂不是无稽之谈？在这方面，她什么都没说，拒绝再做联想。

寥寥数语，已经给了我们许多资料，足以推知潜藏的梦意。我们注意到，在她的叙述中，多处提到时间，这便是各个素材共有的基础。她早早订了票，行事匆忙，所以花了冤枉钱；她的弟媳忙不迭地去珠宝店买首饰，好像去晚了就买不到了。再让我们将当事人强调的“早早”、“忙不迭”和梦的诱因——一个仅比她小三个月的女伴觅得佳偶联系在一起，加上她对弟媳操之过急的批判，潜在的梦意在我们的脑海里呼之欲出，而显性的梦境只是它的替代物：

“我当初草草成婚，实在太不明智了！看看爱丽丝，就该知道再晚一些我也能嫁个好人家。”（操之过急体现在提前预订门票和弟媳买首饰这两件事上，去剧院看戏则是婚姻的替代物。）这是她的主要想法；也许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做延伸，但以下结论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必须有当事人的自白作为佐证：“花了这么多钱，我所应得的是现在的百倍。”（150荷兰盾是1荷兰盾50克朗的100倍。）如果我们将钱视作嫁妆，那丈夫就是这些嫁妆所换得的东西；无论是首饰还是位置不佳的戏票都代表了男人。如果能将“3”与男人联系在一起，事情便更符合我们的预期了，只可惜我们现有的理解还做不到这一点。只能猜测，这个梦反映了少妇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对自己成婚太早后悔不已。

据我判断，第一次释梦的结果不但不能让我们满意，甚至有些出人意料，令人不解。涌来的信息太多，以至于我们不能逐一消化。相信诸位也能看到，我们尚未将释梦的原理讲解透彻。不妨先将新得到的认识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注意到，“匆忙”是潜在的梦意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而这在显性的梦境中并无表现。未经分析，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一要素存在。可见，潜意识中梦意的主要内容完全可能在显性的梦境中被屏蔽，从而使梦给我们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

第二，梦中出现了荒唐的情境，即1.5荷兰盾买3张票。从梦意中，我们推断出这样一句话：（那么早结婚）简直是胡闹！难道“简直是胡闹”这个想法不正是以显性的梦境中那些荒唐元素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吗？

第三，由比较可知，梦的显性和隐性元素之间的关系并不单一，绝非前者替代后者那么简单。它们更像两个相互交织的阵营，一个显性的元素可以代表多个隐性的元素，而一个隐性的元素也可以为多个显性的元素所代替。

至于这个梦的意义和当事人对梦的态度，还有许多令人惊讶的事实。那位少妇虽然认可我们的解析，但却对此吃惊不已。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竟如此轻视丈夫，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这么做。就这个梦而言，还有许多未解的谜团。我真心以为，我们还没有为释梦做好充分准备，尚需用更多的知识武装自己。

[1]“河渠”德语原文为“Bett”，这个词也有“床”的意思。

[2]“Rundschau”在德语中又有环顾四周的意思，“Rundschauer”也是一语双关。

第八讲
孩童的梦

女士们，先生们！诸位可能也意识到，我们有些操之过急，有必要先后撤一步。在用释梦的方法去解析梦的扭曲现象时，我们曾说过最好先由没扭曲或者只有极小一部分扭曲的梦入手。这种做法与我们认识的发展过程背道而驰，因为一个人只有熟练掌握分析技巧，并对梦做过完整的剖析，才能知晓没扭曲的梦的确存在。

我们要寻找的梦存在于童年，它们短暂、清晰、情节连贯、易于理解，不会产生歧义，但的确是一场梦。可千万别以为孩童的梦一概如此。梦的扭曲现象出现甚早，五岁到八岁孩童的梦，便已具备成人梦的所有特征。但如果将年龄限定在心理初步发育时至四五岁之间，我们便会发现许多显得十分幼稚的梦。这类梦也存在于童年后期，在特定条件下，成人的梦亦难脱稚气。

借助这些童年的梦，我们能轻易了解梦的实质，并希望能如愿证实这些特征在成人的梦中同样存在。

1.理解这些梦无须技巧和分析。人们无须追问做梦的儿童，但要对当事人的生活有所了解。此前的经历总能解释梦境，梦可说是精神生活在睡梦中对日前经历的反应。

让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a.让一个二十二个月大的男孩去送一篮樱桃，虽然向他允诺可以从中分得几颗，但他显然不大愿意。第二天早上，他说自己昨晚梦见赫尔曼把所有的樱桃独吞了。

b.一个三岁零三个月大的女孩第一次坐船去湖上，临下船时不愿离开，放声大哭。在她看来，这次游船之旅实在是太短暂了。第二天，她说：昨晚我又去坐船了。不难猜测，梦中这段旅程肯定更久。

c.带一个五岁零三个月大的男孩到哈尔施塔特的埃舍尔山谷游玩。他听说哈尔施塔特在达赫施泰山脚下，便对这座山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所住的奥西湖畔的房子那儿，达赫施泰山便已依稀可见；透过望远镜，山上的西蒙尼小屋也可映入眼帘。那孩子一路上不停地用望远镜四处张望，他到底有没有成功看到小屋，我不得而知。郊游之初，只见他兴致满满，看到面前出现一座山，他便问这是否就是达赫施泰山。一再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越来越扫兴，直至最后沉默不语，甚至连往上爬几步看瀑布都不愿走了。人们以为他是累坏了。第二天，他却十分开心地说：“昨晚我梦见自己到了西蒙尼小屋。”他参加这次旅行，就是为了去西蒙尼小屋。至于更多的细节，他只能重复一句听来的话：去到那儿要爬六个小时台阶。

这三个梦已能给我们足够的启发。

2.我们看到，这些孩童的梦并非毫无意义，它们是充分、完整的心理行为。你们也许还记得，医学界将梦比作一个不懂音乐的人胡乱弹琴，上述这些孩童的梦便是最为鲜明的反例。当然，孩童能在睡梦中做出完整的心理行为，而成年人在同一情况下却只有痉挛般的反应，这实在令人不解。更何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孩童入睡更深，睡眠质量更好。

3.上述这些梦没有发生扭曲，所以无须多加分析。可见，扭曲现象并非梦的本质。我相信，诸位心中总算有一块石头落地了。但事实上，这些梦还是微微扭曲了；进一步研究发现，显性的梦境和潜藏的梦意仍有微小的差别。

4.孩童的梦是对日间经历的反映，这类经历中有遗憾，有憧憬，也有未满足的愿望。梦以直接、不加掩饰的方式使这些愿望得到满足。此前我们曾提到，来自躯体内外的刺激干扰了睡眠，也诱发了梦。我们从某些确凿的事实中获悉了这一点，但却只能借助这一理论解释少数梦。在上述孩童的梦中，没有任何躯体刺激起作用；由于这些梦简单易懂，我们的判断当不致有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要放弃刺激诱发梦境的观点，相反我们要问：为何从一开始我们便忘了除了躯体刺激，还有妨碍睡眠的心理刺激存在？我们早就知道，许多成年人失眠，是因为这类心理刺激的存在，它们使失眠者无法与外界分离，而这正是睡眠的必要条件。在它们的作用下，失眠者不想中断自己的生活，宁愿继续忙活手头的事，所以才睡不着觉。在儿童身上，正是这种心理刺激——难以忘怀的愿望干扰了他们的睡眠，迫使他们以梦的形式对此做出回应。

5.由此，我们可以找到理解梦的功能的捷径。梦是对心理刺激的回应，它的任务是清除这种刺激，使睡眠得以持续。至于清除心理刺激到底是怎样一个动态过程，尚不得而知，但我们已经发现，梦并非人们说的那样，是睡眠的干扰者，反而是睡眠的守护者，是扫除干扰睡眠因素的清道夫。虽然我们以为没有梦能睡得更好，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没有梦的帮助，我们根本无法入睡。我们睡得香，正是它的功劳。当然，梦不免会对睡眠产生些许干扰，正如守夜者在驱逐闹事之徒时，自身难免发出一些动静。

6.梦因愿望而起，梦境便是实现愿望的过程，以上就是梦的主要特征。它的另一大特征是，梦不止表达一个想法，还会以幻想的形式使愿望得以满足。我想坐船游湖，这是诱使梦出现的愿望；梦的内容则是，我在湖上坐船。所以，即便最简单的孩童之梦，显性和隐性的梦中元素依然有别——想法在这里转化成经历。释梦的首要任务，是还原这种改变。如果这是梦的普遍特征，此前我们提到的梦见“自己的兄弟被困在一个木盒里”，便不应解释为当事人的兄弟在拮据度日，而是他认为自己的兄弟应该节衣缩食，他希望自己的兄弟如此照做。以上提到的这两点梦的普遍特征，后者显然更易被认同。我们要花上许多工夫，才可以证明梦总是由愿望而起，而非某种担忧、意图或苛责；但无论如何，梦的第二个特征是不变的：梦不会简单地重现刺激，而会通过某种方式将它消除。

7.联系这一点，我们可以重新将梦和失误行为做一下对比。我们说失误行为中存在着干扰倾向和受干扰倾向两种不同的意图，而失误行为是两者相互妥协的结果。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梦。受干扰的倾向不是其他，正是睡眠。而干扰倾向则是心理刺激——急需实现的愿望，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其他干扰睡眠的因素。所以，梦也是妥协的产物。人们一边睡觉，一边见证自己的愿望被消除；最终，愿望得到了满足，睡眠也得以继续。两者都部分得以贯彻，部分不得不做出牺牲。

8.诸位应当还记得，我们曾经想通过容易理解的幻想——“白日梦”来接近梦境。白日梦的确是一个愿望得到满足的过程，当事人的雄心壮志和性愿望得到满足，但这个过程只是生动的想象，而非虚幻的经历。就梦的两大主要特征而言，我们不太确定的（梦以幻想的形式实现满足这个特征）反而更容易在此印证，而另一个（梦因愿望而起）则需要以睡眠为条件，在苏醒状态下很难实现。所以，由我们的日常用语可知，实现愿望应是梦的最主要特征。顺便提一下，如果梦中的经历是一种以睡眠状态为前提经过转化的想象，好比是“夜间的白日梦”，我们便不难理解做梦的过程是一种消除夜间刺激、使愿望得到满足的过程，因为白日梦也是一种满足愿望的行为，且仅仅因此才有意义。

同样的例子在日常用语中屡见不鲜。俗话说，猪梦橡果，鹅梦玉米。要问小鸡梦见啥？当然是黍米。这句话说的已经不是孩童，而是动物。范围有所拓宽，但说的是一个道理：梦的内容是需求的满足。表达同一个意思的俗语还有很多，如“像做梦一般美妙”、“做梦都想不到”或“再荒唐的梦都不敢那么编”。可见，日常用语与我们的见解往往不谋而合。当然，悸梦、痛苦的梦和无关痛痒的梦的确存在，但它们没对言语造成影响。日常用语里确有“噩梦”一词，但通常来看，梦总是与满足愿望联系在一起。至少在我们的俗语中，尚没有说猪或鹅梦见自己被宰的。

要说梦满足愿望的这一特征未能引起相关专家的注意，未免有些牵强。但这些人虽然觉察到了这点，却并不认同它是梦的普遍特征，更别提将其视作释梦的关键了。诸位不妨想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随后我们还将提到，到底是什么阻止他们这么做。

不难看到，我们毫不费力，便从孩童的梦中了解到了许多知识！梦是睡眠的守护者，由两种相互对抗的倾向生成。其中一种倾向是一成不变的，即睡眠的需求；另一种倾向则旨在使心理刺激得到满足。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梦是一种有意义的心理行为，它的两大特征是愿望的满足和虚幻的经历。说到这里，几乎都忘了我们是在研究精神分析了。除了将梦与失误行为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工作尚无太多惊人之举。任何一个对精神分析不甚了解的心理学家，也可以对孩童的梦做出这样的解释。但之前为什么没人做到这一点呢？

如果梦都这么幼稚，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无须多费周折，对梦者详加盘问，引入潜意识这个概念，也无须采用自由联想的方法。我们的进步之处正在于此。我们一再以为某些特征应当是梦的共性，却发现它们仅适用于一小部分梦。这次，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验证从孩童之梦中推导出的普遍特征是否也适用于那些并不怎么清楚，潜藏的梦意和日间的愿望之间关系不那么明显的梦。我们认为这些梦进一步扭曲了，所以不好马上下结论；要拨乱反正，必须用到精神分析的技巧，这也是我们在理解孩童之梦时所没有用上的。

可是，只有一类梦没有扭曲，很容易同孩童之梦一样，被当成满足愿望的过程来理解。这就是那些由如饥渴、性需求等命令式的生理需求所诱发的梦，它们贯穿人的一生，是对身体刺激做出的反应。我曾记录下一个19个月大的女孩的梦，她梦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菜单里：安娜·F. …… 草莓［Er（d）beer］，草莓（Hochbeer），炒蛋，面糊。她因消化不良被迫节食一天，罪魁祸首便是在菜单里出现了两次的水果，这个梦便是对饥饿的直接反应。同样，她的奶奶——和孙女的年龄加在一起正好七十岁——因肾下垂不适，也禁食一天，当天晚上，她梦见自己受邀做客，面前摆满了各色美味。那些忍饥挨饿的囚犯和在旅途及探险中缺衣少食的人，也很容易定期观察到满足这类需求的梦。奥托·努登舍尔德（Otto Nordenskjöld）的《南极》（1904）一书中，记载了与他一道过冬的队员的经历（第1卷第336页）：“就心理活动而言，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那些从未如此活跃过的梦了。即便那些平日极少做梦的同伴，也能在早上交换昨晚的幻游经历时，说出一大段故事。所有的梦都发生在遥远的故乡，又往往与我们当前的处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吃喝可以说是梦中最常见的主题。有人梦见自己中午去参加盛大的聚会，第二天醒来后兴高采烈地说，自己吃了一顿三道菜的大餐；有人吸烟，便梦见了堆积如山的烟叶；还有人梦见一艘船顺风满帆，从公海向我们驶来。有一个梦尤为值得一提：有人梦见邮差来送信，且一再解释信姗姗来迟的原因——他说自己将信送错了地方，费了一番周折，才将其取回。当然，我们还梦见过别的荒唐事，但总体来看，无论是我的梦还是听来的梦都缺乏想象，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把这些梦都记载下来，肯定会引起心理学家的兴趣。由此不难理解人们为何如此嗜睡，因为它总能给我们最想要的东西。”请再允许我引用一段迪普雷尔（Du Prel）的话：“蒙戈·帕克（Mungo Park）在非洲探险途中口干舌燥，不停地梦见家乡的河谷和溪流；特雷克（Trenck）在马格德堡的贝格要塞饥肠辘辘，梦见自己身处美食的怀抱；乔治·巴克（George Back）参加了富兰克林（Franklin）的第一次探险，面临饿死的窘境，也不断梦见丰盛的大餐。”

晚餐吃了辣，夜间感到口渴的人，更容易梦见喝水。当然，强烈的饥渴感无法从梦境中真正得到满足；人们由梦中醒来，察觉口渴，便会去找寻真实的水源。这种情况，梦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它保护睡眠，使其免受醒来取水这种刺激干扰的意图依然十分明显。如果这类需求没有那么强烈，往往在梦中便可以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在性刺激的影响下，梦也会让人获得性满足。与饥渴相比，性冲动对对象的依赖程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它既能以梦遗这种真实的方式得到满足，也可以在某些较复杂的情况下，将真实的满足与模糊、扭曲的梦境结合在一起。诚如奥托·朗克所言，梦遗的特性使其成为研究梦扭曲现象的绝佳素材。成年人所有因需求而起的梦，在满足愿望的同时，或多或少都还有一些纯心理刺激引起的其他内容，只有经过分析才能理解。

另外，我们不会说成年人那些“幼稚”的梦纯粹是对命令式的需求做出的反应。有一些简短清晰的梦，无疑更多受到心理刺激所诱发的支配性情景的影响。例如，有人准备旅行，预备参加一场十分重要的演出和演讲，或有要客要接待，常会做一些“迫不及待”的梦，梦见自己提前一晚到达目的地、来到剧院，或是已与来客促膝长谈。或者有人想多睡一会儿，便会梦见自己起床洗漱，出门上学，实际上他本人却依然赖在床上不起。他宁愿在梦中起床，也不愿真正起床，这类梦被称为偷懒梦，可谓名副其实。我们说过睡眠的愿望是诱发梦的常驻要素，这在偷懒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睡眠的需求，完全可以与其他重要的生理需求相提并论。

在此，我要给大家展示一幅施温德（Schwind）画作的复制品，原作藏于慕尼黑沙克画廊。从中我们会看到，画家对梦可由支配性情景而起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幅画名叫《囚徒的梦》，其主题自然是越狱。囚徒想从窗户逃出，因为一束阳光从那儿射进囚室，将他从睡眠中唤醒。那些叠站在一起的侏儒代表囚徒一步步攀爬到窗户高度的设想，如果我没有弄错或是过度解读的话，最上方那个锯窗栅的侏儒做的正是囚徒想做的事，他的面容也与囚徒一致。

除了孩童的梦和“幼稚”的梦之外，其余梦境都受到扭曲，这对释梦造成了阻碍。这些梦是否也是满足愿望的过程还不好说；从显性的梦境中，我们猜测不出其背后的心理刺激，也无法证明这些梦在试图消除刺激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阐释，将扭曲的显性梦境翻译成潜在的梦意，才能判定研究孩童的梦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所有的梦。

第九讲
梦的审查

女士们，先生们！经由孩童之梦，我们了解了梦的产生过程、本质和作用。梦借助虚幻的满足消除有碍睡眠的心理刺激，但我们目前只能解释一类成年人的梦，即那些“幼稚”的梦。其他的梦是什么情况，我们尚不了解。但暂时得出了一个不容小觑的结论：每当我们完全理解一个梦，都会发现它是一个虚幻的满足愿望的过程。这绝非偶然，不应轻视。

至于其他类型的梦，基于不同的考虑，我们将其与失误行为类比，假设其是某些未知内容扭曲后的替代物。要理解它们，必须追根溯源，找到那些未知的内容。所以，我们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理解梦的扭曲作用。

正是梦的扭曲作用，使它变得陌生、难解。我们想知道的内容：

第一，它由何而来，即其动态成因；

第二，它的作用效果；

第三，它的作用机理。梦的扭曲作用也可称为梦的工作，我们想要描述它的工作流程，并追溯其动力源泉。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位女同行（冯·胡戈·赫尔慕斯博士，Dr. von Hug－Hellmuth）记录的梦，据她说，梦者是一位德高望重、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妇人。这位同行没对这个梦多加分析，因为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师，她认为梦的内容一目了然。当事人也没对梦多加解读，只将其批判了一番，仿佛她已经完全看透了梦背后隐藏的内容。她的原话是：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每天脑子里只想着照看孩子，怎么会做这么恶心的蠢梦！

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个“服爱役”的梦。“她到第一战地医院，跟门卫说要见主治医生……（她说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她想在医院服役。她特地将‘服役’两字强调了一番，那个低级军官很快就明白她说的是‘服爱役’。见她是个老妇人，那个军官犹豫了一阵，还是放她入内。可她没去见主治医生，而是走进了一个昏暗的大房间，里头有一张长桌，许多士官和军医或站或坐，围在桌旁。她上前与一位上尉军医交谈，后者寥寥数语，便明白了她的来意。她在梦中的原话是：‘我和许多其他维也纳的妇女准备一视同仁地为军官、士兵和后勤人员……’此处，梦中出现了一阵喃喃细语。在场诸人心领神会，有些面露尴尬之色，有些发出阴险的冷笑。这位老妇人继续说：‘我知道我们这个决定有些奇怪，但我们是认真的。士兵奔赴前线，也不会有人问他们是否愿意赴死。’接下来的几分钟，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接着，上尉军医揽住她的腰身说：‘尊敬的太太，您想想看，要真是那样……’（又是一阵喃喃细语。）她挣脱了军医的怀抱，心想这些人都是一路货，嘴上则回应道：‘老天爷啊，我可是个老妇人，或许不应到这个地步吧！另外，总要遵守一个条件，考虑一下年龄的问题。老妇人可不能跟小伙子……（喃喃细语。）那真是太可怕了。’上尉军医说：‘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时，几个军官放声大笑，其中还有一个年轻时追求过她的人。于是，老妇人要求跟自己熟识的主治医生见面，将事情说个明白。奇怪的是，她就是想不起后者的名字。但那个上尉军医还是毕恭毕敬地给她指路。在那个房间有一条直通楼上的铁制盘旋梯，她沿着这条狭窄的梯子上了三楼，半路上还听见一个军官说：‘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决定。不管她是老是少，都值得我们尊敬！’

“她觉得自己只是在尽一点本分，就这样走上了无穷无尽的阶梯。

“据这位妇人说，这个梦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又重复出现了两次，几段梦之间只有一些不重要或是无意义的差别。”

这个梦的过程像是一段苏醒时的幻想，它的情节鲜有不连贯处，一些细节本可以通过盘问当事人来考证，但正如诸位所知，那位女同行并没有那样做。最能引起我们注意和兴趣的当然是梦中多处停顿的地方，此处中断的不是回忆，而是回忆的内容。梦中共有三处内容遭到删节，话说到一半，便被喃喃细语声代替。我们尚未具体分析这个梦，故而无从猜测这个梦的意义。但我们注意到梦中以“服爱役”为首的一些词仿佛都在暗示着什么，而喃喃细语声出现之前的话语，足以明确补全省略的内容。如果我们发挥想象将内容补充完整，这就是一个梦者为了尽一份爱国的职责，将自己的身体献出来满足军官、士兵和后勤人员等性需求的故事。这种受性欲驱使产生的幻想固然伤风败俗，但它在梦中其实并未真正出现。每当梦中的对话即将切中要害时，梦境中就会出现一阵模糊不清的喃喃细语，像是有意掩藏或压制什么。

相信诸位都能明白，正是梦中的念头有失体统，才受到压制。类似的例子会在哪出现呢？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随便找一份政治性报刊，不难看到其中文章删减之处遍地皆是，文字常为空白取代。这显然是报刊审查的结果。空白处的文字不为审查部门所容忍，便被删掉了。诸位可能会说，这实在是太可惜了，被删掉的内容也许正是最精彩处，即所谓“点睛之笔”。

有时，审查并未对句子的完整性产生影响。作者事先料到有些内容会引起审查者不快，便做了处理和修改，软化措辞的语气，或者打打擦边球，对敏感话题点到即止。这样一来，报纸上便不至于有空白之处，但从措辞的婉转和含糊程度上，读者依然能够察觉到作者对审查颇为顾忌。

参照这个例子，那些被喃喃细语所替代的梦话也是审查的牺牲品。我们认为梦的审查作用是梦发生扭曲的原因之一。显性梦境存在残缺，便是审查起作用的结果。进一步说，如果原本清晰的回忆中，突然出现了模糊、不确定或可疑的片段，那也是审查的结果。然而，梦的审查作用很少像“服爱役”这个例子表现得那样明显而直接，它更多以第二种方式体现，即用委婉的表述、浅尝辄止的言辞和间接影射来取代原本的事物。

梦的第三种审查方式很难以报刊审查类比，但我可以轻易用之前举过的例子来证明。诸位应当还记得那个1荷兰盾50克朗买了3个差座的故事。在这个梦中，潜在的梦意主要是“操之过急”：结婚太早不明智，买票太早不划算，弟媳忙不迭地拿钱去买首饰也十分可笑。这一中心思想根本没在显性的梦境中出现，整个梦仅仅围绕看戏和买票两件事展开。正是重点的转变和内容的重组，使显性的梦境与潜在的梦意毫无相像之处，想将两者联系到一起，无疑十分困难。“转移重点”是扭曲梦的主要手段，它使梦境变得陌生，以至于梦者都不敢相信这是他本人的梦。

删减、修改和内容重组都是审查的结果，也是扭曲梦的手段。梦的审查作用就是梦扭曲的罪魁祸首，或者说始作俑者之一。这也是我们当前的研究重点。通常，我们也将修改和重组合在一起，概括为“转移（Verschiebung）”。

谈过审查的效果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动态过程。希望诸位不要太把比喻当真，以为大脑之中住着个小人或精灵，负责审查工作，或者以为人脑中有某个中枢专门负责执行这项任务，一旦其受损或被移去，审查也会消失。这么说，只是为了展现审查动态的过程。这个词不会影响我们探究影响的来源和作用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现我们之前就与审查打过交道，却没有认出它，大可不必惊讶。

这的确是事实。诸位也许还记得，我们刚开始运用自由联想这种技法时，曾有过惊人的发现。当我们想要从梦境推断出潜意识中的元素时，觉察到了一股阻力。它时大时小：小的时候，我们几步便能完成分析；大的时候，必须层层递推，将思维发散得很远，并时时与脑海里的批判声做抗争，才能达成目的。我们遇到的这股阻力，便是梦的工作流程中审查作用具体化之后的产物。这也证明审查的力量并非在梦扭曲之后就耗费殆尽，不复存在；作为一个“常驻机构”，它还起着维系扭曲状态的作用。顺便说一下，即便是在同一个梦中，每个元素对释梦的阻力大小都不尽相同；同理，对每个元素的审查力度也大小不一。如果将显性和隐性的梦做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潜藏的梦意在梦境中被完全抹去，有些或多或少经过改动，有些则一成不变地保留原样，甚至被放大。

可是，我们还想知道实施审查和被审查的究竟是哪些倾向。如果能对之前研究过的梦梳理一番，这个理解梦乃至人生的关键问题便不难回答了。负责审查的倾向，是梦者在清醒时认同及保持一致的倾向。他们拒绝承认外界对其梦境正确分析的动机，其实与对梦进行审查、使它发生扭曲，并给释梦造成困难的动机是一致的。诸位不妨想想那个五十岁妇人的梦，我们尚未多加分析，当事人便感到厌恶，要是冯·胡戈·赫尔慕斯夫人再将不容置疑的分析如实相告，她恐怕会暴跳如雷。正是同一种批判态度，使喃喃细语声取代了梦中有伤风化的言语。

从这点出发，我们不难知道被审查的倾向究竟有哪些。它们大多是从道德、美学和社会角度看卑鄙下流、有失体统的事物，人们通常不敢往那方面想，即便想到也深恶痛绝。总之，这些在梦中被屏蔽和扭曲的愿望多是体现无节制的自我主义。即便如此，自我依然会在每一个梦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在显性的梦境中将自己巧妙地掩藏起来。这种梦的“神圣利己主义”也与睡眠时与世隔绝的状态不无关系。

脱离一切道德束缚的自我自然在性上有所追求，而性追求却是我们的美学教育和道德规范所排斥的。我们称对快感的追求为性欲，它在选择作用对象时毫无禁忌，被禁止的对象恰是它的最爱。这儿说的不仅是他人的妻子，更是那些有悖人伦、常人看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象，如男子的母亲和姐妹及女子的父亲和兄弟。（那个五十岁妇人的梦也属于这一类，她的性欲直指她的儿子。）还有一些为人性所不容的欲望也可以诱发梦境。在梦里，憎恶感可以为所欲为，对父母、兄弟姐妹、伴侣和子女等至亲施行报复乃至杀人越货的愿望，也屡见不鲜。这些被禁止的愿望像是突然从地狱中冒出来，在清醒状态下，对它们再严厉地审查也不为过。

千万不要因为这些内容便去指责梦。别忘了，它有益无害，起着保护睡眠免受干扰的作用，这些坏念头并非梦的本质。你们也知道，有些梦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正当的愿望和急迫的生理需求，它们没有扭曲，也无须扭曲，因为它们不会触犯自我道德和美学倾向。诸位清楚梦的扭曲程度与两个因素成比例：被审查的愿望越容易让人不快，审查的要求越严格，扭曲程度越大。一个从小被严加管教、不近男子的少女，一旦梦到某些在医生看来很正常无害的性欲，便会严加审查，将它掩饰起来。十年之后，当事人对此习以为常，同意了医生的见解。

况且现在远未到对研究成果恼火的时候。我们还没完全理解这个问题，首要问题是对一些异议做出回应。我们的释梦行为基于如下假设：梦是有意义的，由催眠所发现的潜意识中的心理行为也适用于正常睡眠，所有的联想都事出有因。如果我们由此得出可信的结论，自然可以推知假设的正确性。可如果结论是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会很容易说，这不可能，毫无意义，至少结果很不确定，所以出发点就是错的。要么梦不是心理现象，要么正常状态下不存在潜意识，要么我们的技法存在纰漏。这岂不比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出的这番令人厌恶的结论更简单，更易为人接受吗？

没错，这固然简单也好接受，却并非一定正确。让我们再花些时间，不要匆忙下定论。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反对声来得更猛烈一些。释梦的结果令人如此不快，其实并不重要。更有力的反驳是，被我们认为有这类愿望和倾向的当事人也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且往往有很好的理由。有人说：什么？你想借我的梦说明我心疼给妹妹花的嫁妆钱和给弟弟出的学费？不可能，我此生的意义，就是尽力照顾好我的弟弟、妹妹，这是我作为长兄给亡母的承诺。一位女士说：说我要杀死丈夫，简直一派胡言！且不说我们婚姻美满幸福——不过你肯定不信——他一死，我将失去一切。还有一位男士抗议说：我对妹妹有邪念？这真是太可笑了，我对她一点想法都没有，而且我们关系不佳，好多年没说过话了。如果这些梦者对我们的分析不置可否，我们或许会好过些。但他们的感受与我们的分析恰恰相反，且能从生活经历中拿出真凭实据，这可着实令我们吃了一惊。既然释梦的结果如此荒唐，是不是到了将它束之高阁的时候了？

不，还没到时候。这些观点看似有力，但只需稍加批判，便会土崩瓦解。只要心理生活中的确存在潜意识的倾向，即便相反的倾向在意识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也没有什么说服力。或许两种矛盾的倾向可以在精神生活中共存，且一种倾向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另一种被迫遁入潜意识的原因。所以这些反对声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释梦的结果不简单，也令人不快。对于第一点，我只能说，妄想梦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并不现实，诸位必须承认梦错综复杂这一事实。至于第二点，科学的判断不应被主观好恶左右。即便释梦的结果让你们感到不适、羞愧、恶心又如何？“这无碍它存在”。当我还是年轻的博士时，曾听一代宗师沙可（Charcot）在类似的情况下如是说。就是说，要想了解世间真相，必须放低姿态，将喜恶置之度外。倘若有物理学家证明地球上的有机生命即将在短时间内被冻住，诸位可敢反驳：“这个预测我不喜欢，不可能这样！”我觉得，诸位会沉默，直到另一位物理学家站出来，说明前者的假设和推理存在错误。如果只会拒不快之事于千里之外，那你们只是在重复做梦的机制，绝不可能真正了解和克服它。

即使诸位不再纠结于受审查的愿望会令人不快，却还是会退一步说，人性不至于如此邪恶。可你们的亲身经历能证实这一点吗？我不想说你们如何为人处世，诸位放眼四顾，难道能在优于自己的人和竞争者身上感受到友谊，在敌人那儿感受到善意，且很少在周围的人群中感受到妒意吗？若真如此，你们自然可以反对性恶论。可你们难道不知道常人在性问题上很难自持吗？还是说你们不知道晚上梦见的这些出格行为，现实中都有人做过？在此，精神分析只是证实了柏拉图的一句话：好人做梦，坏人作恶。

现在，让我们再将眼光转到仍在荼毒欧洲大地的这场战争上来，想想这无数本不应出现在文明社会的血腥、残暴和谎言。要没有几百万受蛊惑的大众支持，仅凭几个丧尽天良的野心家和蛊惑者便能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力挺人性本善？

你们会说这只是片面之词，战争中也不乏高贵的正义人士，涌现出了许多英勇无畏、自我牺牲、舍己为公的事迹。没错，许多人给精神分析不公的待遇，认为它主张一点，便否认了其他方面，你们千万不要那样。我们不会否定人性中尊贵的一面，也无意贬低它的价值；相反，我不仅向你们展示了那些被审查的坏念头，也揭示了使其不为人所见的审查过程。我之所以强调人性中恶的一面，是因为有人否认这点，而这无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精神生活，只会制造更多困难。放弃这种片面的道德评价，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人性的善恶。

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即便释梦的结论有些出人意料，我们也无须舍弃它，也许稍后能另辟蹊径，更好地理解它。我们姑且认为：梦的扭曲现象是自我中受认可的倾向对睡眠中出现的那些令人不快的愿望实施审查的结果。这些为人唾弃的愿望由何而来，为何恰恰在夜间出现，显然还有许多值得深究之处。

如果我们现在还将另一研究成果隐而不宣，未免有些失当。干扰睡眠的梦中愿望是之前未知的，我们通过释梦才获悉它的存在。也就是说，它们当时存在于潜意识中[1]。我们不得不说，事情远非如此。在许多例子中，当事人通过释梦了解了这些愿望，却依然否定它们。譬如那个“打嗝”的例子，祝酒人不无怒气地保证，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前，他对自己的老板都绝无不敬之意。当时我们就说这样的保证是无意义的，说话人可能一直不知晓自身的这种态度的确存在。类似情况在每个扭曲程度较大的梦中都会出现，这也恰恰提升了我们观点的意义。现在我们要说，精神生活中的某些过程和倾向是我们一向未知的，我们从前不知道，今后可能也弄不明白。这样一来，“潜意识”一词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当时”还是“暂时”都未能道出其本质，潜意识并不只会“潜伏一时”，也可能长期不为人所知。这个话题，我们之后会再谈。

[1]即它们当时是未知的，潜意识（das Unbewusste）一词在德文中的原意是“未知”。

第十讲
梦的象征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知道，扭曲现象是对引人不适的潜意识愿望进行审查的结果，它会妨碍我们理解梦。但这绝不意味着审查是造成扭曲的唯一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参与其中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即便审查不存在，梦也不易理解，更无法轻松地将显性的梦境和潜藏的梦意逐一对应。

正是技法的缺陷使我们注意到这一因素的存在。我曾坦言，有些被分析者无法就单一的梦中元素展开联想。这种情况固然不多见，在许多情况下，只要坚持不懈，最后总会有所收获，但联想失败或者答非所问的案例的确存在。如果这个过程出现在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便具有特殊意义，但这并非我们讨论的重点。实际上，在解释正常人或自己的梦时，类似情况也会发生。用尽一切办法，依然毫无建树，人们会发现，这类看似巧合的案例中，总有特定的元素在梦境中出现。起初我们以为只是释梦技法偶然失效，后来才发现其中有规律可循。

于是，人们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对这些“沉默”的元素进行翻译。奇怪的是，一旦这么做，我们便能得出满意的答案；不这么做，梦显得毫无意义，内容也不再连贯。随着类似案例的积累，我们原本小心翼翼的尝试逐渐显出合理性。

我这么说固然有老生常谈之嫌，但出于教学需要，也无不可。何况我只是将过程简化了，并没有任何作假成分。

借助这种方式，人们对一系列梦中元素做了固定翻译，其结果与那些通行的释梦书中的意象解析差不多。但诸位肯定没忘记，在运用自由联想这种技法的时候，我们从不会用一个固定的替代物去取代梦中元素。

诸位肯定会说，这种释梦的方法比自由联想更离谱、更难以捉摸。但不得不说，如果我们从经验中收集了足够多这类固定翻译的例子，即便梦者没有相应的联想，我们也应该坚持自己的主张。至于这些经验从何而来，留到后半部分再讲。

我们将梦中元素及其解释的这类关系称作象征关系，梦中元素便是潜意识中梦意的象征。诸位还记得，我在研究梦中元素及其本意时，提到过三种关系，即用部分替代整体、影射和图像化。当时我说还有第四种关系，但没明言，它就是此处所说的象征关系。这方面有许多有趣的讨论，在我们对梦的象征性进行独到的观察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这些争论。象征性也许是梦的学说中最为奇特的一环。

首先，如果意象都对应固定的解释，那我们的分析便与古人和世俗之人释梦的理想状态无异，这却是我们的技法一直试图避免的。它使得我们无须询问对意象一无所知的梦者，便可以对梦进行解析。一个人了解了常见的梦中意象，对梦者的为人、他所处的关系，以及梦出现之前的印象有所了解，就可以像翻译一段文字一样分析梦境。这门绝技既迎合了释梦者的需要，又能折服梦者，似乎还能省去询问当事人的一番工夫。诸位千万不要受此蛊惑，我们的目标不是发明一项绝技，基于意象分析的释梦不是可以替代自由联想，或与其相提并论的技法，它只能为后者提供补充，只有与后者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至于梦者的心理状况，诸位必须明白，我们要分析的不只是熟人的梦，触发梦境的事件往往不为人知，只有被分析者的联想才是有助我们了解其心理状况的信息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人强烈反对梦境和潜意识之间存在象征关系。如果将它与我们之后要提到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就更奇怪了。许多人虽有自己的判断和顾虑，依然伴随我们在精神分析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但这一次，他们却不愿追随我们的脚步。再加上如下两点，这种态度就更值得注意了：

第一，象征性并非梦独有，也非其典型特征；

第二，虽然精神分析不乏令人大跌眼镜的发现，但梦的象征性却并不源于它。如果非要在当代找到一位发现者，应该是哲学家谢尔纳。精神分析理论只是印证了他的观点，并做了关键的改进。

现在，你们肯定想听我举例说明梦象征性的本质。我当然乐于将所知的内容和盘托出，但必须承认，我们的理解尚没有诸位想象的那么到位。

象征关系的本质是比较，但绝非随意比较。我们能预感到这类比较是有条件的，只是说不出究竟是什么。不是所有我们拿来与某个事物或过程做比较的事物，都可以在梦中作为其意象出现。另外，梦也只能象征特定的潜藏梦意，而非全部。也就是说，两方面都存在局限。我们必须承认，象征这个概念目前还很难界定，它常与替代、表现等概念混合在一起，甚至与影射也有几分相近。多意象及其替代物之间的可比性显而易见；而对另一些意象，我们必须找到两个比较对象之间的共性，或者找一个第三者做参照物。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可能会找到这样的参照物，也可能无功而返。另外，某些意象虽然确有所指，但这种指代关系却不是联想所能揭示的，甚至当事人都对此毫不知情。更可怕的是，就算我们将这一点告诉梦者，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这种比较。由此可见，象征关系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比较，我们尚无法论证其合理性，也许之后会发现更多线索。

能在梦中以象征方式呈现的事物不多，大致有人的躯体、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出生、死亡，以及裸露，等等。代表人类躯体的典型意象是房子，谢尔纳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但夸大了这一意象的意义。人们常梦见在房子的围墙上攀爬，有时兴致勃勃，有时诚惶诚恐。外表光滑的房子是男人的躯体，有凸起和阳台的是女人的躯体。梦中的父母多以国王、王后，以及其他受尊敬的人物形象出现；在此，梦的态度是十分恭敬的。而对子女和兄弟姐妹，人们则没有那么友好，他们常为小动物和害虫所象征。出生的场景往往离不开水，不是落水、从水中爬上来，就是将人从水中救出，或被救上岸，总之，这里展现的是一种母子关系。临死在梦中表现为乘车远行；死亡有着众多阴暗、犹豫的暗示；裸露则通过衣物和制服展示。你们也看到，象征和影射之间的界限其实十分模糊。

与以上这些屈指可数的意象不同，性生活领域，如性器官、性行为，以及性交所对应的意象则丰富得多，梦中绝大多数意象都是性意象。可被描述的内容出奇得少，而用于描述这些内容的意象却出奇得多，这就导致出现了不对等的情况出现，每一个这类事物都对应了多个几乎具有同等价值的意象。在释梦的过程中，这一点常引人不快，因为梦扭曲的方式很多，而对此的解释却十分单调。谁都不喜欢见到这种情况，可我们能怎么办呢？

由于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讲座中提及性生活的内容，我有必要在此谈谈对这个话题的看法。精神分析对任何事物都不会采取隐瞒和遮掩的态度，我们不会为研究这类重要的材料感到羞愧；相反，我们有必要将一切原原本本地道来，排除脑中那些具有干扰性的杂念，这不仅是正确的做法，也是正直的品行。即便听众有男有女，我也无须改变什么。没有哪门科学是专为男性开设的，也没有专为女性创立的学问。在座的女士既然来到这里，便要认可我将你们与男士同等对待。

男性生殖器在梦中对应了许多意象，它们之间的共性显而易见。首先，神圣的数字“3”象征男性全套生殖器。更重要、更易吸引两性注意的部位——男性的阴茎，在梦中可由外形上同样细长而竖起的木棒、雨伞、棍子、树干等象征，也可由能刺入人体的利器，如刀、匕首、长矛、佩剑等代替，还可由射击武器——步枪、手枪和在外形上同样相像的左轮手枪等来表示。许多女孩会在悸梦中见到自己被拿着刀枪的男子追逐，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象征梦，现在诸位也不难解释。另外，阴茎可被意象化为水龙头、洒水壶、泉井等能出水的物体，以及吊灯、自动铅笔等可以伸长的物体。铅笔、笔杆、指甲锉等工具象征男性的性器官，自然与人们对器官的看法不无关系。

由于阴茎有向上勃起的特殊功能，故也常用热气球、飞行器和新近出现的齐柏林飞艇等物体代表。但梦对勃起还有另一种更好的表现手法，它将阴茎视作人体之本，让梦者亲自飞起来。诸位肯定想不到，我们所熟知的飞翔的美梦，正是性冲动或是勃起引发的情境。精神分析研究者P.费德恩（P. Federn）证实了这一解释的可靠性。以冷静著称的莫里·福尔德对精神分析不甚了解，他将手脚摆在特定的位置进行梦境实验，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你们千万别反驳说女人也会做飞翔的梦。别忘了，梦是用来满足愿望的，许多女性有意无意想成为男子，已不是什么秘密。解剖学知识也告诉我们，女性完全可以用与男性相同的方式实现这一愿望。女性身上长有一个“小阴茎”——阴蒂，在童年和出现性交行为之前，这一部位与阴茎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较难理解的男性性器官象征物是爬行动物和鱼类，例如著名的“蛇”这一意象。为何帽子和大衣能成为象征物，也不好理解，但其象征意义却一目了然。最后，用手或脚等其他部位替代阴茎是否也算象征，依然有待商榷。我认为，考虑到梦境和女性生殖器象征物的情况，它们也应算入其中。

所有内部能容纳东西的物体都可用来象征女性生殖器，包括井、沟槽、瓶罐、盒子、箱子、袋子等，船体也属于此类。相比其他女性性器官，某些象征物与子宫的关系更为密切，如橱柜、炉灶和房间。房间这一意象可与之前的房子联系在一起，门则代表阴道口。某些材料，如木头和纸张，以及由这些材料制成的桌子和书等，也可以象征女性；在动物中，至少蜗牛和贝壳是当之无愧的女性象征；从身体部位看，嘴象征了阴道口；从建筑上看，教堂和礼拜堂也属此类。相信你们已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意象都很容易理解。

胸部自然也属于性器官，它与女性的臀部一样，在梦中多以苹果、桃子等水果表示。梦中的树丛和灌木堆代表两性的阴毛；女性性器官结构复杂，所以常表现为岩石、树丛和流水组成的风景；男性性器官雄壮伟岸，各类结构难以言说的机器是它的象征物。

女性生殖器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象征物，便是首饰盒。首饰和珠宝在梦中指代爱人，糖果则被用来象征性交的甜蜜滋味。各类游戏，包括弹钢琴其实暗指从自身生殖器获得的满足感，手淫则表现为滑翔、滑倒和攀折树枝的行为。掉牙和拔牙也是一组奇特的意象，它们显然象征着为惩罚手淫而施加的宫刑。性交过程的象征物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大致包括跳舞、骑马和爬楼梯等节奏性很强的活动，以及被车碾压等暴力行为；当然，还有做手工和受人用武器胁迫的情况。

千万别觉得解释和运用这些意象很容易。出人意料的事常会发生。例如，在象征性的表述中，两性之间的差异其实并没那么明显。有些意象泛指男女生殖器，例如小宝宝、小男孩和小女孩。有时候，多指男性生殖器的意象也可用于形容女性性器官，反之亦然。不了解人类的性发展史，就无法明白这一点。某些意象看似可一词二用，实则不然，最明显的就是武器、袋子和盒子等，它们永远是单性的。

现在，就让我将被象征的物体放在一边，从象征物出发，大致介绍一下性意象多来源于何处，对一些较难理解的意象，我会做一些附加说明。例如，帽子乃至所有用来遮盖头顶的饰物通常都具有男性的意义，但偶尔也可用于女性。同样，外套意为男人，但不一定与生殖器有关。究竟为何如此，你们当然有权问个究竟。女性不会佩戴下垂的领带，所以它显然是男性的象征。白色的衣服和亚麻布专指女性，此前我们还说过衣物和制服专指裸体。鞋子和拖鞋代表女性性器官，桌子和木头虽然费解一些，但也可以肯定专指女性。爬楼梯、爬台阶和爬梯子是明显的性交标志；仔细一想，爬升的节奏类似于性交，越往后，越容易感到兴奋和呼吸困难。

我们之前说过风景象征女性性器官。山峦和岩石是阴茎的象征，花园多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水果指的不是孩子，而是胸部。野兽意味着激情、放纵、兴奋的人群，花卉象征女性，尤其是处女的性器官。诸位也知道，花朵的确是植物的性器官。

房间是我们已知的意象。在此基础上，门窗可以表示身体上的孔洞。房门开闭的意义不难想象，而开门的钥匙显然是阴茎的象征。

以上这些都是研究梦象征性的材料。它们并不完整，还可以继续深入挖掘、拓宽。不过我知道列举这些早已足够，而且可能引发诸位的不满了。你们会问，我真的生活在这许多性意象中吗？我周围的所有事物，穿的衣服，手中拿的东西，难道都是性意象而非其他？未解的疑问实在是太多了，第一个问题便是：既然梦者本人没有提供太多线索，我们又从何知晓这些意象的含义呢？

我的回答是，有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童话、神话，轶闻、笑话，民俗、习惯，格言、民歌，文学作品和习惯用语。这类意象随处可见，在某些地方，无须多想，便能领会它们的含义。逐个考察这些来源，我们会发现它们与梦的象征作用如出一辙，这也增强了我们释梦的信心。

此前说过，谢尔纳发现人体在梦中常表现为一座房子。继续深究下去，门窗和出入口都可以代表身体上的孔洞，房子的外墙可以光滑，也可以装饰有凸起和阳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也有这样的意象存在。我们称呼老友为“老房子”，将责怪某人说成“给他当头一记闷棍”，还用“楼上的房间不对劲”来形容某人的脑子出了问题。在解剖学中，阴道口则被直接称为“阴户”。

父母在梦中以皇帝或国王夫妇的形象出现，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在童话故事中，确有类似的例子。许多童话故事都以“从前有一对国王和王后”开场，这不正是“从前有一对父母”吗？在家庭生活中，我们戏称孩子为王子，长子则是“太子”。国王常自称“一国之父”，小孩被昵称为小蠕虫，所以我们常心疼地说：这个小可怜虫啊！

再回到房子这个意象。如果梦中出现紧握外墙凸起部位的场景，是否会让我们联想起俗语中形容女人胸部发达，就说它“难以把握”呢？民众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即“她屋前有许多木材”，这又印证了我们的理论——木材是女人母性的象征。

说到木材，还有更多故事。木材何以象征女人的母性，也许有人还不清楚，这得对各国语言做一番比较。德语词“Holz（木材）”出自希腊语中的“ύλη”一词，其本意为“材料，原材料”。一个多种材料的统称被用来特指某一种材料，这在语言的演化过程中并不罕见。大西洋上一个岛，因森林茂密，最早发现它的葡萄牙人以“马德拉（Madeira）”为其命名。马德拉在葡萄牙语中是木头的意思。你们也许知道，“Madeira”是拉丁文中“materia”一词的变形，而materia是材料的意思，源自Mater（母亲）一词。用于制造某一样东西的原材料，即是那样东西的生母。所以木材象征女人和母亲，正是古老观念的延续。

出生，在梦中总与水相关，一个人落水或从水中钻出，意味着分娩和出世。不要忘了，这一意象与人类的进化史有双重意义的关联。往远了说，人类的祖先陆生哺乳动物就是从水生动物进化来的；往近了说，每一个人生命的初期都是在水中度过的，胚胎生活在母亲的羊水中，出生正意味着从破裂的羊水中钻出。我并不以为梦者知晓此事，相反我认为他并不需要有所听闻。也许他在幼时听过一些类似的说法，但我认为这与意象形成的过程无关。可能在幼儿园里有人告诉过他，孩子是仙鹤衔来的，可仙鹤又是从哪儿将他们衔来的呢？答案是池塘或者水井，总之还是离不开水。我有一位病人听过这个故事，他当时还是一位小伯爵，听完这个故事后，他消失了一个下午。最后，人们发现他躺在城堡的池塘边，脸贴水面，两眼瞪直，想要望见水底的婴儿。

神话传说中英雄诞生的场景最早可追溯到约公元前2800年的萨尔贡大帝（Sargon von Agade），弃婴于水和救婴出水在这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奥托·朗克曾就此做过比较研究，发现传说中英雄出世的场景与梦中的场景如出一辙。一个人如果梦见救人出水，便会自认为其生母或母亲；在生活中，人们也承认救起落水的婴儿的人才是其真正的母亲。有个著名的笑话说的是有人问一个聪明的犹太儿童，谁才是摩西的母亲。那个孩童不假思索地回答：“公主。”人们反驳他说，不对，公主只是将摩西从水中救了出来。孩童却答复说：“这是她自己说的。”可见，他对神话的理解十分到位。

远行在梦中象征着死亡临近。这也是幼儿园时的习俗，如果一个孩子打听他所思念的垂死之人的下落，人们便会告诉他，那人出远门了。同样，我不认为这个梦中的意象出自这番安抚儿童的托词。作家们也熟知这一意象，他们称来世为“去了便回不来的未知之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说临死之人踏上了最后的旅途。那些熟知古老习俗的人都知道，在埃及人的信仰中，的确以为死亡便是踏上了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旅途。我们在木乃伊身旁发掘出许多本“死亡之书”，这便是供他们随身携带的旅行手册。自从人们将墓地和住宅分隔开之后，垂死之人最后的旅行也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性意象不是梦的专利。你们若一时口不择言，可能会骂一个女人是“破鞋”，却不知鞋正是性器官的象征。《新约》中说，女人是易碎的容器。犹太人的《圣经》几近诗歌，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性意味的意象，并不是每一个都为人们所熟知。例如，对《雅歌》的注疏就曾经引发过误会。此后的希伯来文学常将女人比作房子，将阴户比作门。例如男子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失贞，便说他发现大门早已洞开了。将桌子比作女人在希伯来文学中也十分常见，有女人这么说她的男人：“我替他将桌子摆好，他却一脚将它踹翻了。”相传有些孩子生出来便跛脚，正是因为男人踹翻了桌子之故。以上这些证据，都引自布尔诺人L.列维（L. Levy）的《〈圣经〉和犹太法典中的性意象》一文。

船在梦中象征女子，这一点可由词源学提供佐证：Schiff（船）一词本是一个陶土制成的圆桶的名字，其实跟Schaff（水桶）是同一个词。火炉代表女性和子宫，也可由一个关于科林斯君主佩里安德（Periander von Korinth）及其妻子梅丽莎（Melissa）的传说证实。按照希罗多德（Herodot）的说法，暴君佩里安德深爱自己的妻子，却因嫉妒而杀害了她。当梅丽莎的亡魂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要对方表明身份。于是，那个亡魂便提醒他说，他——佩里安德曾将自己的面包塞进了冰冷的火炉里。就这样，她隐晦地道明了绝不为外人知的往事。F. S.克劳斯（F. S. Krauß）主编的《人间百态》年刊是了解各民族性生活的重要信息来源。从中我们读到一则故事：德国某处的人们给一位妇女接生时说，她的火炉破了。纵火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都与性意象有最为密切的关联。火焰一直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而生火的炉灶正位于女人的腹部。

如果你们还在为梦中的风景常常象征女性生殖器感到惊奇，不妨去看看神话，看看地母对古人观念和文化的巨大影响。事实上，地母也是农业的象征。梦中的房间象征女性，其实与日常用语早有渊源，我们常用隶属于某一个人的空间来替代本人，例如用“Frauenzimmer（字面意思为闺房，实际上也被用来指女性）”指代Frauen（女人）。同理，我们说“Hohe Pforte（字面意思为高大的门，原泛指城门和宫殿门，现专指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王宫）”，指的其实是苏丹王宫及其政府；古埃及的统治者被称为法老，其实这个词的原意是“广阔的庭院”（在古时候的东方，位于两座城门之间的庭院是聚会的地方，这与古典时期的集市有些类似）。这个推导过程的确有些肤浅，在我看来，用将人容纳在内的房间象征女性似乎更有依据一些。房间早有这层意思，在神话和诗歌中，经常用城市、城堡、宫殿、要塞等意象替代女性。这个问题只要研究一下那些不懂德语的人的梦便很好解答了。近些年，我主要为外国病人提供治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虽然在外语中没有类似的表达，在他们的梦中也会用房间象征女人。据梦境研究者舒伯特（Schubert，1862）所述，还有其他迹象表明象征关系超越了语言的界限。但是，我研究的梦者多少懂一些德语，所以这句话的正误，只能交由他国那些研究过仅掌握母语的人士的精神分析师判断。

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在笑话、俗语、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作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不仅涉及梦中出现的意象，还有新内容，如以犁为代表的各类工具。总之，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范围广，争议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在此，我仅就之前提过的数字“3”评点几句。这个数字的神圣性是否由此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然界许多由三部分组成的物体被用作徽章和标志，正是出于这层象征意义的缘故，三叶草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由三部分组成的法国百合是男性生殖器的标志，两个相距甚远的岛屿——西西里岛和马恩岛所使用的三曲腿人徽章，也发源于此。在古代，与男性生殖器相似的物体被认为有驱邪避灾的功效，所以那些能给人带来幸运的护身符，也都很像男性的阳具。让我们看看那些挂在银链之上的护身符都有什么：四叶草、猪、蘑菇、马蹄铁、梯子和通烟囱工。四叶草其实是更具象征意义的三叶草的替代品；猪是古时繁殖能力旺盛的象征；蘑菇无疑是阴茎的象征，有一个菌种名叫白鬼笔，长得与阴茎十分相像，其学名叫“Phallus impudicus”，Phallus正是阴茎的意思；马蹄铁的形状类似女性的生殖器口；背着梯子的通烟囱工也被列入此类，因为通烟囱在俗语中就是性交的意思（参见《人间百态》）。前面我们说过，梯子在梦中是一个性意象，而在德语中，攀爬（steigen）一词也有很强的性意味，我们说“den Frauen nachsteigen（追求女人）”和“ein alter Steiger（为老不尊的好色之徒）”。梯子在法语中叫“la marche”，“un vieux marcheur”也指那些为老不尊的人。要知道许多体形较大的动物在性交时，雄性都要攀爬到雌性的身上，这也许就是上文的依据。

用折树枝象征手淫，不止见于俗语，还有神话渊源。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把掉牙或拔牙比作对手淫处以宫刑这种惩罚。民间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只是很少为梦者所知。在我看来，许多部族的割礼便是宫刑的等价替代。最近我还听说，澳大利亚的一些原始部族将割礼当成男子的成年仪式，而附近另一些部落则以敲落牙齿代替割礼。

例子就举到这里。这些只是我试着收集的例子，如果不是由我们这样的外行，而是由真正的神话学、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专家来做这样的搜集工作，最终得到的材料肯定会丰富有趣许多。但现有的素材已经可供我们得出一些结论，它们虽有一定的局限性，至少可以引人深思。

首先，梦者能在梦中运用意象化的表达，在清醒状态下却对这些象征物浑然不知。这一事实未免出人意料，好比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女佣懂梵文，但却深知她在波西米亚的农村长大，从未接触过它。即便是从精神分析的视角也很难解释这一点。我们只能说，象征关系是梦者认知不到的，它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即便如此，我们仍遇到了难题。此前，我们以为潜意识中的思想只分暂时和永远不为人知两种。现在这种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认识成为了一种思维联系，它将不同的物体进行比较，持续地用一种物体去代替另一种。这种比较并非随机产生，而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个体、说不同语言的人身上有同样的表现。

对象征关系的这种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呢？言语习惯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许多其他领域的类似状况多不为梦者所知，即便是我们，也不得不先收集素材。

第二，这些象征关系不是梦者和梦的工作所独有的。同样的意象也见于神话、童话、俗语、民歌、日常用语和文学创作。象征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梦的象征作用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单凭对梦的研究就想弄清整个象征关系，其实并不现实。许多在其他地方常用的意象在梦中或不存在，或极为罕见；许多梦中的意象也少见于其他领域。这给我们一种印象，即象征是一种历史悠久，但已废止的表达手段，它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达，有的只适用于此，有的只适用于彼，有的可能稍作变化，便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不禁让我想到了一位精神病人的有趣幻想，他认为世界上存在过一种“基础语言”，所有的象征关系都是基础语言的遗迹。

第三，同样的意象在别处不一定有性意味，但在梦中几乎只代表性对象和性关系，这一点的确不易解释。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些意象起初只有性意味，之后才衍生出其他用法？在这个过程中，意象的象征作用降格成一般的表达方式。如果只研究梦的象征关系，我们显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猜测，真正的意象和性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近些年，有人在这方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乌普萨拉人H.斯贝伯（H. Sperber）独立于精神分析理论之外从事语言研究，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性需求在语言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最初的语音正是召唤性伴侣的声响，此后，语言的发展离不开原始人的工作和劳动。他们在规则重复的口号声中共同完成了一项项任务，这个过程中自然不乏性趣。原始人将劳动等同于性交，作为性交的替代品，使工作不至于乏味。所以，人们在集体劳作时喊出的话便有了双重含义，既表示性行为，也表示工作的过程。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词渐渐脱离性，仅与劳作保持关联。几代之后，人们有了新的工种，便使用新的具有性意味的词，直至其失去性含义。就这样，许多基础语汇都源于性，也脱离了性。如果这种说法可信，它就为我们理解梦的象征性开辟了一条新道路。这下我们不难明白，为何梦中会有那么多性意象，为何各类武器和工具代表男性，制成品则代表女性，因为梦依然保留着最原始的关系。象征关系是词语和来源藕断丝连的结果，从前与生殖器具有相同意义的事物，在梦中成了生殖器的替代品。

从我们给梦的象征性列出的这些平行事物上，诸位可以一窥精神分析的特征。正因此，它才得以引起公众的兴趣，这是之前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所遥不可及的。精神分析的工作与许多人文学科紧密联系，其结果可为神话学、语言学、民俗学、大众心理学和宗教学等学科提供宝贵的参考。所以，在精神分析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本跨学科杂志——1912年创刊，由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和奥托·朗克担任主编的《偶像（IMAGAO）》——就不难理解了。在这些联系中，精神分析首先是给予者，然后才是获益者。我们那些惊人的结论在其他领域得到印证，固然增加了它们的可信度；但总体来看，正是精神分析所主导的方法革新和视角转换，才使得其他领域硕果累累。精神分析研究从个体的心理活动中获知的内容，甚至可以帮助解决社会大众的一些谜团，将其引入正轨。

另外，我还没有告诉诸位我们是在何种情境中对假想的“基础语言”有如此深刻的体会。若不知道这一点，便永远无法明白这件事的意义。对此研究最多的是神经病学，它的原始素材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症状和言语，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解释和治疗这类现象。

第四个观点将把我们引回出发点和原来的路。我们曾说过，即便没有审查作用，梦也依然难解，因为仍需将梦的象征语言翻译成清醒时能够理解的语言。可以说，象征作用独立于审查作用之外，是扭曲梦的第二个因素。不难想象，梦的审查作用也会为象征作用提供便利，因为两者的共同目的就是使梦境变得离奇难解。

在今后的研究中，是否还会遇到使梦扭曲的新因素，我们稍后再谈。将梦的象征作用这个话题放在一边之前，我还要提醒各位注意一个谜团：既然这些意象在神话、宗教、艺术和语言领域有如此广泛的运用，为何我们对梦中意象的解释依然招致文化人的激烈反对呢？这不正是它与性的关联惹的祸吗？

第十一讲
梦的工作

女士们，先生们！明白了梦的审查作用和象征作用，诸位虽然尚不能看透梦的扭曲现象，理解大多数梦却已不成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可以运用两种互补的技法：

一是尽量唤起梦者的联想，直到由替代物追溯至本源；

二是运用你们的知识，还原各个意象的含义。

这个过程可能存在不确定之处，我们稍后再谈。

我们此前研究梦中元素及其本意之间的关系，因准备不足而中止，现在不妨重新回到这个问题。我们曾说两者的主要关系有四种：用部分替代整体、影射、象征关系以及形象化的言语表述。现在，我们可以扩大范围，将整个显性梦境与由分析而知的潜藏梦意做一番比较。

希望诸位不要混淆两者。只需做到这点，你们对梦的理解便超越了大多数《梦的解析》的读者。千万别忘了，将潜藏的梦意转化为显性的梦境的过程，被称为梦的工作。反过来，由显性梦境推知潜藏梦意的过程便是我们的释梦工作。释梦工作，其目的在于揭示梦的工作机理。那些幼稚的梦显然是实现愿望的过程，梦在其中的工作就是将愿望转化为现实，将思想转化为图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须对梦多加解析，只要顺藤摸瓜，还原这两个转化过程即可。除此之外，梦的工作会使梦境产生扭曲，这时候就需要通过释梦来倒推出真相。

在对比梦的多种解析的基础上，我可以给诸位简要总结一下梦对潜藏梦意的加工过程。对此，诸位不必力求甚解，只需耐心听讲便好。

梦的第一项成就是压缩作用。我们知道，显性梦境只能体现一部分潜藏梦意，也就是说，后者在转化过程中遭到了删节。未经压缩的梦并非不存在，但通常情况下，压缩作用一直存在，而且往往力度极大。但反过来，显性梦境的内容比潜藏梦意丰富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压缩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将某些潜藏的元素完全隐去；

2.只显露某些隐性情结的一小部分；

3.将潜藏梦意中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元素融合到一起，在显性梦境中以单一元素的形式出现。

你们若愿意，也可以用“压缩作用”特指第三种方法，其效果很容易举例证明。相信诸位都做过将多个人的特征集于一身的梦。这样的人看上去像A，穿着像B，举止像C，你却还认为他是D。当然，这四个人的共性在混合体身上都十分明显。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物体或地点上，只要它们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可。这个新生的混合物是建立在共性基础上的模糊影像，看上去就如将几张图片重叠一般。

混合图像的生成对于梦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证明，所谓的共性原本并不存在，几个事物是牵强地被联系到一起的，例如刻意选择某个词来表达某种思想。这种压缩形式我们早已见识过，它是造成失误行为的元凶之一。你们总还记得那个想要“陪辱”一位女士的年轻人吧，有些笑话正是用了压缩这种技巧。除此之外，压缩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并不多见。当然，梦中的混合体在某些天马行空般的创作中也有实例，人们将几个不搭的部分组成在一起，就创造出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物体，如半人马和怪兽，画家别克林（Böcklin）的一些作品就属此类。可以说，这类幻想其实并没有创造新的事物，只是将几个物体拼接在一起。梦的压缩过程，特殊之处在于可供拼接的原材料是思想，其中还有一些会引人不快的思绪，但它们都得到了应有的体现和表达。借助梦的工作，这类思想被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令人不解的是，这个类似于文字或语言翻译的过程竟用上了组合和融合的手段。通常的翻译过程，都十分注重保留原文的特色，并力求体现细小的词义差别。而梦的工作正好相反，它将两种不同的思想整合到一起，似乎如某些笑话一样，刻意寻找某个一语双关的词，让它同时表达两重含义。这点我们暂时不必深究，但它对于我们理解梦的工作十分重要。

虽然压缩作用使梦境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却不会将其与审查作用混淆，而更多地认为这是一种机械或经济的过程，虽然梦的审查依然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压缩作用可能成就斐然。有时候，两种不同的潜藏梦意隐藏在同一个显性梦境背后，以至于人们误以为对梦做了充分的阐释，其实却有过度解读之嫌。

正是在压缩作用的影响下，显性和隐性的梦之间不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显性的梦境可能同时反映了多个潜藏的梦意；反之，同一个潜藏梦意可能参与到多个显性梦境的生成过程。在释梦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发现由某一梦境所产生的联想并不连贯。要搞清全部内容，必须先将梦分析透彻。

梦的工作使潜藏梦意以十分特殊的方式转化为梦境，这绝非一一对应，没有特定的选择标准（如省略元音只保留辅音），也不是简单地用一个元素代替多个元素。这个过程另有门道，复杂得多。

梦的第二项成就是转移作用。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对此有所了解，这正是审查作用的初衷。它有两种表现方式：

1.潜藏的梦意不由自身的组成部分表示，而是由无关的元素来暗示；

2.具有重要心理价值的元素以一种不太重要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至梦的重心转移，梦境也显得陌生了。

用一样事物去影射另一样事物的方法，我们在清醒状态下也经常使用，但此处有差别。清醒的时候，影射必定是容易理解的，替代物必然在内容上与原意相关。笑话也经常含沙射影，即便不再有内容上的关联，但至少在发音和词意等方面能够引人联想。总之，可理解性最重要，如果一个笑话不能让人明白它影射的是什么，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梦的转移作用起到的暗示却不受上述限制。替代物与原意间的联系浅薄而生僻，不容易为人发现；由替代物倒推原意，得出的结论往往会给人牵强附会之感，像是讲了一个失败的笑话。不过，只有当我们无法从影射推知原意时，梦的影射作用才算真正达到了目的。

在表达思想的时候转移重点，可谓闻所未闻。清醒状态下，我们有时为了求得一种奇怪的效果，也会这么做。相信诸位只要听了下面这段轶事，肯定也会有茫然的感觉。在一个村子里一位铁匠被控死罪。法庭判他以死抵罪，但他是村子里唯一的铁匠，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村子里恰好有三位裁缝，于是便判处其中的一位替他受死。

从心理学角度看，梦的第三项成就是最有趣的。它发生在将思想转化为视觉图像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梦意都会转化为图像，有些思想会保持原貌，并在显性梦境中以思想或知识的形式出现。同样，视觉图像也不是思想的唯一表现形式，但它却是梦的基本特征。据我们所知，这一特征的稳定性可排第二，在分析单个梦中元素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对这种“形象化的言语表述”有了一定了解。

这显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要理解这方面的困难，诸位不妨设想自己被要求用插画去替代报刊上的政治性社论，将所有的文字转化成图像。文章中出现的人和物，也许还不难用图画去勾勒，但要将那些抽象的词语及小品词、连词等表示逻辑关系的词语都一一表述清楚，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以抽象的词语为例，你们可能会用各种辅助手段，譬如将文本先转述成另一句不常见，但更具体、更容易通过图像展示的话。这时，诸位也许会想起那些抽象的词原本也是有具体意义的，所以一有可能，你们便会追溯该词原来的具体意义。说到占有[1]某物，你们也许就会想起一幅人坐在该物上的画面。梦的工作正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无法指望它将一切描述得十分精确，如果它将难以用图像表述的元素，如婚姻破裂（出轨）替换成另一种破裂的形式（摔断腿），你们大可不必惊讶。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理解将文字转化为图像的困难。

在修订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正好在报纸上读到以下这篇文章。它不无凑巧地证实了我的观点。

上帝的惩罚（因出轨而摔断手臂）

后备军官的妻子安娜·M控告另一位名叫克莱蒙蒂娜·K的女士与自己的丈夫通奸。原告在控词中说，K女士的丈夫身在前线，每个月还给她寄回70克朗，可她却与原告的丈夫卡尔·M有染，并从他那儿谋取许多钱财，以致原告及其子女生活拮据。她甚至还从丈夫的战友那儿听说，K女士和M先生曾一道去酒馆，宿夜饮酒不归。一次，被告甚至还问原告的丈夫何时与家里的“老女人”离婚，好跟她搬到一起住。K一家的女佣也曾多次目睹M先生穿着睡衣，出现在K女士的家里。

昨日，K女士在莱奥帕德施塔特市的法官面前声称自己与M先生素不相识，更不可能与其有染。

证人阿尔伯蒂娜·M却说，她曾撞见K女士亲吻原告的丈夫。

M先生早在庭审初期便作为证人被传唤到场，并否认与被告有染。可就在昨天，主审法官收到一封证人要求撤回证词的信，M先生在信中承认自己自去年6月一直与K女士保持不当关系。他此前之所以否认与被告有染，是因为被告曾在开庭前向他下跪，请求他帮忙掩饰。最后，证人在信中写道：“今天，我觉得自己急需向法庭坦白一切，因为我摔断了左手，这是上帝对我所作所为的惩罚。”

法官判定此案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驳回原告请求，宣布被告无罪。

有些表示思想关系的助词，如“因为、所以、但是”等，无法借助其他手段表示，便在转化为图像的过程中丢失了。同样，梦意经由梦的工作被分解成由物体和行为组成的原材料，如果更为精细的图像对那些不易表述的关系有所暗示，你们便应当知足了。梦意中的部分内容在梦境中以形式化的特征显现，梦境的清晰程度、组成部分等，都能说明一定问题。梦的分段数，通常与主题个数或潜伏的思绪种类相符；前头一个简短的梦，往往是在为之后更详尽的主梦做铺垫；梦意若生旁支，梦中的情境也会发生转变。所以，梦的形式绝非无关紧要，也应成为释梦的一部分。同一晚做的多个梦，往往具有相同的意义，也说明梦者能够越来越好地控制渐趋强烈的刺激。而在同一个梦中，一个复杂的元素可能化为多个意象。

继续比较潜藏的梦意和显性的梦境，我们还会有更多惊人的发现，例如梦中胡闹和荒唐的场景也有意义。医学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分歧正是在此达到了顶峰。在前者看来，梦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当时的心理活动丧失了批判性；而在我们看来，梦之所以荒谬，是因为梦意中隐含着“这太荒唐了”这一判断，所以必须在梦境中有所体现。诸位所熟知的看戏（1荷兰盾50克朗买3张戏票）的梦，便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这个梦想说的无非是：这么早结婚，实在是太荒唐了！

在释梦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许多梦者对一个元素是否在梦中出现，或者说梦中出现的是否就是这个元素而非其他心存疑虑。这种疑虑其实并不存在于潜藏的梦意之中，更多是因梦的审查作用而起，其本质与一次不太成功的审查无异。

令我们吃惊的还有梦的工作处理梦意中矛盾思想的方式。我们已经知道，梦意中一致的思想经由压缩作用，在显性梦境中会有集中体现。而对矛盾思想的处理方式与此无异，且梦的工作偏爱将这部分内容在梦境中展现。所以，梦境中的某些元素如分正反两面，则既可以代表正面，也可以代表反面，或是同时代表两者。究竟何为正解，必须结合情境分析。正是因此，梦境中不会出现“不”，至少不会出现明显的否定。

梦的这一行为看似陌生，其实在语言发展史上早有先例。某些语言学家指出，最初的语言用同一个原形表示矛盾的事物，如强弱、明暗和大小（这称为“原始词的两面性”）。例如，在古埃及语中，“ken”既能示强，也能示弱。为避免歧义，人们在口语中使用不同的声调和手势，在书面语中则加上“限定”，即在词后画上一幅不发音的图案。例如在ken意为“强”时，就在其后画一个昂首挺胸的小人；意为“弱”时，则画一个佝偻的小人。直到后来，人们对原始词稍加演变，才将两层意思分开。ken原本同时表示强弱，后来改为ken示强，kan示弱。不只是那些古老的语言曾历经此变，在许多年轻的、现今仍在被使用的语言中，也不乏类似现象。

在此，我援引几个K.阿贝尔（K. Abel，1884）举的例子。

在拉丁文中，还有这种矛盾的词：altus既表示高也表示低，sacer既表示神圣也表示邪恶。

词形变迁的例子如下：clamare意为喊叫，clam则为轻声、安静之意；siccus意为干燥，succus则是果汁的意思。再以德语为例：Stimme意为声音，stumm却是沉默。

将多种相近的语言结合到一起，我们还能找到更多的例子：英语中lock意为锁闭，德语中则有Loch（洞）和Lücke（缝隙）。英语中cleave是劈开的意思，德语中的kleben却是黏合之意。

英语中的without，原本兼有有（with）无（out）之意，如今只表示无；而with除了加入，还有拿出之意，这一点从withdraw（取回）和withhold（拒绝）两词便可看出。德语中wieder（再）[2]的情况也属类似。

梦的工作的另一特点也可从语言发展史上求证。在古埃及语和另一些较晚出现的语言中，都有变换词语音节顺序，造出的新词仍保留原意的情况。以英语和德语为例：德语中有Topf（锅），英语中有pot（锅）；英语中有boat（船）和tub（缸、盆）；英语中有hurry（匆忙），德语中有Ruhe（安静）；德语中有Balken（木梁）和Kloben（木梁），英语中也有club（棍棒）；英语中有wait（等待），德语中有Täumen（迟疑）。

在拉丁语和德语中，capere和packen同为捉拿，ren和Niere同为肾。

出现在词语中的这类倒置现象，在梦的工作中也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反转词义，用相反事物代替本来事物的情况，我们已经见识过了。此外，梦中的情境、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反转，这就好比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在梦中，兔子追猎人并不稀奇。事物的先后顺序也可以被调换，梦中的因果可以倒置，就像在某些烂片中，主人公先倒地，杀死他的子弹才从幕后飞出。在有些梦境中，所有的元素都被打乱，释梦时必须将后置的元素提到前头，才能使它们有意义。从我们对梦中意象的分析中，诸位知道落水和出水表达的都是出生和分娩这层意思，上梯和下梯也并无不同。正是因为梦的表达如此自由，它才更容易扭曲。

梦的工作的这一特征可称为“远古性”，它与古老的表述方式、语言和文字不无关联，与它们一样困扰着我们。此后，我们还会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

再让我们换个视角。梦的工作，是将言语表示的潜藏梦意转化成可为人感知的形式——多为视觉。可我们的思想本就源自感知，它最早的素材和初期形式就是画面，或者准确地说，是记忆中的画面。它们随后被用言语表示出来，并最终成为我们的思想。所以，梦的工作其实是对思想进行逆推，使其发生倒退。在思想退化的过程中，即记忆中的画面进化为思想的过程中，有新加入的东西，都将重新被剔除。

这就是梦的工作。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对显性梦境的兴趣可能要大打折扣。尽管如此，它又的确是我们直观了解梦的唯一途径，所以我不得不再多说几句。

显性的梦境失去意义，其实在情理之中。无论它的情节是否连贯，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即使它从表面上看很重要，我们也知道这是扭曲的表象，与梦的内涵可能扯不上太多关系，正如看意大利教堂的结构和框架，不能光看其外墙一样。有时候，梦的外墙或多或少真实再现了潜藏的梦意，也有自己的意义，但在分析完梦境并明确其扭曲状况之前，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同样，即使两个元素在梦中联系紧密，也依然存有疑问。这可能是重要的线索，引导我们发现相应的梦意，但也可能是潜藏梦意在显性梦境中被打散的结果。

一般来说，我们必须避免用显性梦境中的一部分内容去说明另一部分内容，仿佛梦是情节连贯、实事求是的一般。它更像是一块由多块岩石碎片黏合而成的角砾岩，表面和内部的纹路并不一致。“次级加工”的确也属于梦的工作范围，它会将初具雏形的梦境加工成一个情节看似连贯的整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需要插入内容的时候，材料的顺序便不那么重要了。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太高估梦的工作。完成上述这些成就之后，它已经精疲力竭；除压缩、转移、图像化和次级加工之外，别无所能。梦中的判断、批评、惊奇、推论都不是梦的工作的成就，很少是对梦境进行思考的结果，多数情况下还是潜藏的梦意经过加工和改造后，在显性梦境中的表现。同样，梦的工作也不能制造对话。除少数孤例之外，梦中的对话都是对日间所说所闻的模仿和重组，它们作为素材或诱因，存在于隐性的梦意中。梦的工作也不包括算术，梦境中出现的算术，要么是几个数字的组合，要么是一种无意义的假象，真正的计算早在潜藏梦意中便已经完成。潜藏的梦意虽经扭曲，或多或少还是会通过梦境体现出来，无怪乎我们对梦的工作的兴趣，很快便从梦境转移到了梦意本身。但如果转变太快，用对潜藏梦意的理论分析替代整个释梦过程，并将仅适用于前者的评论强加于后者，就不太合适了。精神分析的结论很容易被这样牵强附会地误用。“梦”一词，只能用来称呼梦的工作的成果，即将潜藏梦意加工展示的方式。

梦的工作是一个独树一帜的过程，在心理活动中还没有类似的行为可与其比肩。像压缩作用、转移作用、将思想还原成图像的还原作用，都是精神分析研究得到的丰厚回报。在研究梦的工作的过程中，你们不难发现精神分析研究与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史和思想史有特殊的联系。等诸位发现梦的生成机制可谓神经官能症症状的典范，就更能体会这一点的重要性。

我还知道，这一系列新发现对心理学的意义还没有完全被认可。我只想说，这为证实潜意识心理行为——如梦中潜藏梦意的存在，提供了新的依据，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指明了捷径。

说了这么多，该是举几个做梦的小例子说明前述内容的时候了。

[1]表示该意的德语词为besitzen，它由词根be －和动词sitzen 组成，后者本是“坐”的意思。

[2]此处疑为笔误，弗洛伊德所指应为“wider”，它既有“反对”之意，也有“向着、朝着”之意。

第十二讲
梦的案例分析

女士们，先生们！我依然没有邀请诸位一道分析完整的梦，而是再次将梦的片段摆在你们面前，你们千万别沮丧。有人也许会说，我们做了这许多准备，理应可以胜任释梦工作；而你成功分析过上千个梦，应当收集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你对梦的工作和梦的思想的判断。没错，但要完成这一目标，依旧困难重重。

首先，我必须承认，目前还无人将释梦当成自己的主业。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对梦进行解析呢？我们偶尔会对友人的梦产生兴趣，或者将自己的梦分析一番，作为精神分析的技法训练；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接触到的都是精神病患者的梦，释梦是治疗的辅助手段。这些梦的确是上佳的材料，绝不比健康人的梦逊色，治病的需要迫使释梦为其服务，许多梦我们尚未分析透彻，只要找到了能为治疗所用的蛛丝马迹，便戛然而止。治疗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梦，根本没有完整分析，这是因为它们源自我们所未知的心理素材，只有在治疗完成后，才能被人理解。要讨论这些梦，必须先对神经官能症的秘密知根知底，但这一时机尚不成熟。要知道我们谈梦，是为进一步研究神经官能症做准备。

避开这些材料，你们或许还想分析健康人的梦或自己的梦。可由于梦的内容，这一点恐怕也不易做到。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或至亲之人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众人面前，众所周知，释梦难免触及人性中最私密的一环。除了素材不易获取，叙述梦境还有另一层困难。你们知道，梦对于梦者来说是陌生的，对不了解当事人的旁人更是如此。我们的文献中不乏优秀详实的释梦之例。我本人在研究精神病史的时候，就发表过几篇文章；当然最好的例子或许还要算奥托·朗克讲述的一个少女先后做的两个梦。叙述梦境只用了两页纸，分析它却用了足足七十六页。像这样的例子，我得花一个学期才能给你们讲透彻。梦一旦情节冗长、扭曲严重，就得多花些工夫解释它，引用许多当事人的联想和回忆，还要求助众多别的途径，你们很容易听糊涂，也必不会满意。所以我请求你们退而求其次，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中截取几个片段，得出一些结论。最容易证实的便是梦的象征性，其次是梦的还原作用。下面我每举一例，都会一并告诉你们选取此例的理由。

1.一个梦由两幅画面组成：梦者的叔叔抽烟，虽然那天是星期六。一个女人爱抚着自己的孩子。

对于前者，梦者（一位犹太人）解释说，他的叔叔是一位虔诚的人，从未做过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对于后者，那个女人只让他联想到自己的母亲。这两幅画面显然有联系，可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由于当事人断然否定前一个场景的真实性，我们不妨在它前头加上“如果”。“如果我的叔叔，一个虔诚的人在周六抽烟，那我也可以被母亲爱抚。”对虔诚的犹太人来说，被母亲爱抚和在周六抽烟一样，都是不被允许的。你们也许还记得我曾说过，通过梦的工作，梦意中的所有联系都被打乱了；它们被分解成一块块原材料，释梦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重建它们之间的关系。

2.因出版论述梦的著作，我俨然成了梦的公共顾问。近年来，我收到各地的来信，讲述了各式各样的梦，供我判断。他们为我提供了分析的素材，有时还会将自我剖析附在信中，对此我深表感谢。这其中就有一位慕尼黑的医生，给我讲述了一个1910年做的梦。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证明如果当事人有所保留，梦就很难被我们理解。我想，你们中有些人肯定以为将梦中的意象进行替换便可得到理想的答案，自由联想则可以放在一边，这个例子将消除你们的误解：

“1910年7月13日清晨，我梦见自己在图宾根的下坡路上骑自行车，一只棕色猎犬跑来咬住我的脚后跟不放。我又往前骑了一段，只好无奈下车，坐在台阶上想将它赶走。（在被咬和整个过程中，我却没有感到任何不快。）坐在对面的几个老妇人偷偷笑我。于是我醒了，和以前一样，人既然逐渐清醒，梦也就不难明白了。”

这个梦与象征无关。梦者告诉我们：“我近来爱上一个姑娘，但只在街上远远地注视过她，没能与她有进一步接触。那条猎犬也许是我最好的机会，因为我喜爱动物，那位少女也是同道中人。”他还说，他曾数次当着旁人的面将正在争斗的狗巧妙地分开。我们还知道，他钟情的那位少女总是带着那条猎犬出现。但在显性的梦境中，那位少女根本没有现身，而是那条能让人联想到她的狗出现在梦中。也许那些冲他偷笑的老太太，就是那位少女的代表。他要不说这些，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梦。他梦见自己骑车，也是过往场景的直接重现——他每次碰见那个牵着狗的女孩，都是在骑车的时候。

3.在亲人过世后的一段时间，人们总会做一些奇怪的梦，将伊人已去的事实和希冀死者复生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有时，亡者已逝，但却依然活着，因为梦者不知亡者已死，仿佛只有当他知道了，亡者才算真正过世；有时，亡者半生半死。这两种状态都有特殊征兆。我们不能说这些梦毫无意义，既然人死复生在童话中司空见惯，那在梦中出现并无不妥。据我分析，这些梦最后都有合理的结局，令死者复生的夙愿，总有特殊的处理。现在我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它看上去似乎奇葩无理，可一旦分析起来，我们之前学过的理论都会用上。做这个梦的人，父亲数年前死了。

父亲死了，尸体却被挖了出来，他看上去不太好。从此，父亲就这样活了下去，梦者竭尽所能，使他注意不到。（此后，梦越走越远，出现了许多不太相干的事物。）

我们知道，梦者的父亲的确已经去世。尸体被挖掘出来，却并非事实。梦者还说：安葬完父亲之后，他有一颗牙开始痛。犹太人的规矩是牙疼便拔牙，于是他到牙医那儿，想将牙拔出。可牙医却说：牙不能乱拔，牙疼得忍。我下药让它变成死牙，三天后你再来，到时我再给你拔牙。

说到这里，梦者突然说：“拔牙”跟挖尸体其实是一回事儿啊！

此话当真？这个判断大致没错，只有一点不对，即牙齿不是先从他口里拔出来，而是先被弄死的。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梦的工作稍有不准确之处，是常事。在梦中，亡父和那颗被杀死却依然留在嘴里的牙被压缩成了一个整体，所以在显性梦境中，才会出现咄咄怪事，那是因为发生在牙身上的事情，被强加给了梦者的父亲。要使压缩作用成功，牙齿和父亲之间必须具有共性，可它们之间共同的参照物是什么呢？

梦者接着说，或许是因为他听过一种说法，如果梦见掉牙，家中就会死人。

我们知道，这种通俗的解释除了贻笑大方，并没有可取之处。令我们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却隐藏在梦的其他内容背后。

不待我们细问，梦者就开始讲述父亲生病、过世的事情，以及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父亲患病已久，治疗和照料患者，对于作为子女的当事人，绝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从未有过怨言、表现出不耐烦，也从未有希望父亲赶紧去世的念头。他严格遵循犹太人的教义，在父亲面前可谓毕恭毕敬。我们可曾发现这与梦意有所矛盾？他曾将牙齿等同于父亲。对于牙齿，他想遵照犹太人的规矩，牙疼即拔牙。对于父亲，他也想照规矩办事，可这儿的规矩却变成了任劳任怨、负担一切，不得对痛苦的来源有任何敌意。假使他真像对待病牙一样对待病父，希望他尽快死去，好让自己解脱痛苦，节省金钱，是否与梦境更为相符呢？

我毫不怀疑这才是他在父亲久病不起之后的真实态度，他自诩孝顺，更有此地无银之嫌。在这类情况下，人们往往希望父亲早些过世，却又不得不假惺惺地掩饰说：“这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啊！”你们也许注意到，我们已经离潜藏的梦意又近了一步。上述念头显然只是暂时的，即在做梦时存在于潜意识内；而对父亲的敌意却永远位于潜意识中，它源自童年，父亲病重不治时，又改头换面，偶尔在意识中现身。相比其他潜藏的思想，我们更能肯定这一点的存在。诚然，梦中并没有任何对父亲的不敬之意。可如果我们研究孩童心理，会发现儿童期和青春期的性活动常遭父亲禁止，对父亲的敬畏由此而来。这样的父子关系也适用于这个例子中的当事人：受早年性威胁的影响，他对父亲又爱又恨，又敬又怕。

联系手淫情结，梦境中的一些内容便不难解释了。“看上去不太好”，当然与牙医说的另一句话不无联系——如果将那个位置的牙拔掉，未免不太好看；但它更多指的是他在年少时因手淫过度而流露出来，且害怕被人发现的病容。梦者在显性的梦境中将病容转嫁到父亲身上，这未免有自欺欺人之嫌，却也是梦的常用手法。“从此，父亲就这样活了下去”，这句话既反映了希冀死者复生的愿望，也与牙医保全牙齿的承诺相关。更经典的是“梦者竭尽所能，使他注意不到”这句话，它引导我们用“他已死”作为补充，但真正与其意义相符的解释，其实应该是不让父亲注意到手淫。梦者身为少年时，肯定会竭尽所能，向父亲隐瞒自己的性生活。诸位肯定还记得，由牙齿刺激引起的梦总与手淫和担心由此受罚有关。

你们这下该明白令人费解的梦是如何生成的了。压缩作用生成了易将人引入歧途的特殊情境，潜藏梦意中的主要思想被有意略过，而其中最隐秘、最早出现的思想则被有多重含义的替代物所取代。

4.有些梦平庸简单，没有任何稀奇或不合情理处，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些稀疏平常的梦呢？现在，我再给你们看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少女在同一天晚上做的三个有联系的梦。

a.她从自家的大厅走过，脑袋撞上了下垂的吊灯，头破血流。

这不是回忆，这件事在现实中没有发生过。她本人的解释是：“我的头发脱落得很快。我的妈妈昨天说：孩子，要再这样下去，你的脑袋就跟光屁股一样了。”所以，脑袋指的其实是身体另一端的屁股。吊灯这个意象一点都不难理解：所有可以延长的物体都是阴茎的象征。所以，梦中的出血其实是阴茎捅入身体所引发的。但这个现象也有别的解释。根据这位少女的联想，可知出血其实与她认为经血源自与男人性交的观点有关，这也是许多情窦未开的少女所迷信的性理论。

b.她在葡萄园里看见一个深坑，知道这是一棵树被连根拔去的结果。她还说，树不见了。她的意思是说在梦里没看见树，但她的原话有另一番象征意义。这个梦与另一个幼稚的性理论有关，该理论认为女孩最初也跟男孩一样有阳具，后来因被阉割（连根拔树），才是现在这副模样。

c.她站在自己书桌的抽屉前。她对这儿了如指掌，要有人进来翻动过，她马上就会知道。书桌的抽屉跟其他的抽屉、盒子和箱子一样，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她知道性交（在她看来，身体接触也是性交）会引起生殖器的变化，所以一直担心自己会被打上有罪的烙印。在我看来，三个梦的重点都在于“知道”，她在梦里回想起了童年时期令她颇为自豪的性探索。

5.再举一个象征的例子，不过这次，我要先给诸位介绍一下梦者当时的心境。一位男士与一位女士共度春宵，据他说，那位伴侣天生具有母性，一跟男人性交便想给他生孩子。可那次幽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得不采取避孕措施。第二天醒来后，那位女士说她做了如下的梦：

一位戴着红帽子的军官在街上追逐她。她逃之夭夭，跑上楼梯，那位军官也跟了过来。她气喘吁吁地跑进自己房间，将身后的门牢牢关紧。那个军官被关在了外面，她从门洞看到他坐在台阶上流泪。

不难发现，被戴着红帽的军官追逐，气喘吁吁地上楼，都是对性交的描述。梦者梦到自己将追逐者关在门外，是梦中十分常见的倒置现象，因为在完成性交后，应该是男子抽身而去。同样，她也将自己的悲伤转嫁到同伴身上，梦中哭泣的是男子，而流泪也有射精的意味。

你们肯定听人说过，精神分析总爱将所有的梦与性联系在一起。现在你们该知道，这一指责其实毫无根据。我们提到过满足愿望的梦，它既可以满足饥渴，也可以满足对自由的向往；有的梦因向往安逸而生，有的梦因烦躁而起，有的则纯粹是出于嫉妒和自私。但扭曲严重的梦多是为了满足性需求，确是精神分析研究的结论之一，诸位应牢记在心。当然，凡事皆有例外。

6.举了那么多梦的象征作用的例子，实则有我的用意。在第一讲我就说过，证明和传授精神分析知识绝非易事，这点相信诸位早有体会。但是，精神分析的主张环环相扣，相信了一点，就不容你不信其他。可以说，向它伸出一个手指，整只手便会很快被握住。谁要是赞同我们对失误行为的解释，从逻辑上讲，他也不能否认其他部分。同样，另一个容易上手的地方便是梦的象征作用。现在，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已经被载入论文发表的梦，梦者是一位普通妇女，她的丈夫是一位看守，她对梦的象征作用和精神分析显然一无所知。诸位可以自己判断一下，用梦的象征性来解释这个梦，到底是否武断：

……她看见有人破门而入，慌乱中想去叫自己的丈夫，可他却跟两个‘无赖’一道去教堂了。教堂的门前有数级台阶，后头是一座林木茂密的山。丈夫戴着头盔和脖套，身披斗篷，留着棕色的络腮胡；两个无赖安静地尾随其后，腰间系着口袋状的围裙。有一条路从教堂通向山顶，路的两侧杂草丛生，灌木遍地，越往上植被越高，直到山上长满了大树。

梦中的意象一眼可见：三个人象征着阴茎，教堂、山川和树林象征着女性的生殖器。作为性行为的象征，台阶又再次出现在了我们的实现之中。梦中的山，在解剖学上叫做阴阜。

7.接下来的这个梦，依然要借助意象来解读。值得注意的是，梦者虽然对我们的释梦理论一无所知，却对所有的意象进行了翻译。这不常见，其原理尚未可知，但说明了很多问题。

“他和父亲去某处散步，这肯定是维也纳的普拉特公园，因为他看见了园厅。厅前有一个凸起部位，上头系着一个相当瘪的气球。父亲问他，这是做什么用的；他有些奇怪，但还是给父亲解释了。接着，他们进了一个铺着许多薄铁片的院子。他的父亲想拿一大块铁片走，便四下张望，看看否有人注意到自己。他连忙告诉父亲，其实只要跟管理员说一声，可以随便拿。院子里有梯子往下通入一座竖井，井壁衬着软垫，像皮靠椅一般柔软。井底有一个较长的平台，里面又是另一口井……”

梦者的解释是：园厅是我的生殖器，那个气球是我的阴茎，我曾抱怨过自己的阴茎太过疲软。如果更准确地说，园厅代表的其实是臀部——儿童常把臀部当作性器官，而凸起部位则是阴囊。梦中，父亲问这是做什么用的，其实问的是生殖器的结构和功用，这显然是事实颠倒的结果。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绝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将梦视作是愿望的体现，给它加上条件：“如果父亲要我给他性启蒙……”在其他地方，我们还能见到这一思想的延续。

铺着铁片的院子不是一个意象，而是他父亲的经营场所。为了避嫌，我用铁片替代他父亲真正倒卖的物料，但这并不影响梦的大意。梦者曾替父亲做过买卖，对这种非法谋取暴利的行为十分反感。所以，梦的引申义是：如果我问他，他便会像欺骗他的顾客那样欺骗我。至于象征着坑蒙拐骗的偷铁皮的行为，梦者还有第二种解释，认为这也代表手淫。我们早就知道，手淫的秘密在梦中常以不加掩饰的方式表达出来（人们可以公然为之）。与之前那个提问的场景一样，手淫行为被附加在父亲身上，其实并不奇怪。至于竖井，他直言那代表阴道，因为井壁是柔软的。我斗胆补充一下，沿着井壁进出，在这里显然是阴道性交的标志。

最后，梦者还援引自身经历，解释了为何井底有一个长平台，下头还有另一口井。他有过一段时间的性经验，后因性功能障碍被迫放弃。他希望通过治疗，自己可以重振雄风。

8.下面这两个连续的梦出自一位有严重一夫多妻倾向的外国人。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自我在每个梦中都会起作用，即便它不一定在显性梦境中现身。两个梦中的箱子都代表女性。

a.他要出远门，便将行李装车运往火车站。他有许多箱子，其中有两个黑色的样品箱。他宽慰某人说，没事的，这两个箱子就跟我到车站。

他出门的确要带很多箱子，在治疗中也提到自己与许多女性有来往。那两个黑箱代表两个黑人妇女，她们当时对他很重要。其中有一位想跟他一起来维也纳，他在我的建议下发电报回绝了她。

b.接下来是一个在海关的场景：一位同行者打开箱子，漫不经心地抽着烟说，里头什么违禁品都没有。海关工作人员看上去已经被骗过，但还是伸手掏了掏，果然找出许多违禁品。这下，那位同行者心灰意冷地说，这下可完蛋了。其实他便是那位同行者，而我则是海关工作人员。他对我一向很坦诚，但却打算对我隐瞒他新近勾搭上的一个女人，因为他有理由相信我也跟她相识。他将被逮了个正着的尴尬事加在另一个人身上，好让自己像从没在梦里出现过。

9.下面这个例子中的意象我还从未提过：

他遇见自己的妹妹与另一对姐妹同行，他向那对姐妹伸出手，却没有跟自己的妹妹握手。

这个梦与现实无关。梦者回忆自己曾留意观察过一个胸部发育迟缓的女孩。所以那对姐妹代表一对乳房，只要那不属于他的亲妹妹，他还真想伸手摸上一摸。

10.下面这个梦的意象是死亡：

他跟两个人一道上了一座悬空铁桥，他坚信自己认识那两个人，可醒来后想不起他们的名字。那两个人突然不见了，对面走来一个头戴帽子、身着麻布的幽灵般的男人。他问那个人是不是送电报的，后者说不是。他又问他是不是马车夫，那人又否认。他继续往前走，但在梦里感到一阵害怕，醒来后仍想象铁桥突然断裂，自己跌入万丈深渊。

梦者一再强调自己与那两人不熟，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这恰恰说明那是他的亲人。这个梦的当事人有两位兄弟姐妹，如果他内心希望两个人早死，那么对死亡的恐惧侵袭他的梦，就说得通了。至于送电报的邮差，梦者说他们专门给人送去噩耗。他们的制服也像那些掌灯的人，他们熄灭灯笼的样子，跟死亡的守护神掐灭火炬一样。马车夫让他联想到了乌兰德（Uhland）讲述卡尔王航海故事的诗歌。他曾与两个同伴出海遇险，他在其中就起到了卡尔王的作用。铁桥让他想到近来的一起事故和一句愚蠢的谚语：生活就像一座铁索桥（生活就像走钢丝）。

11.这儿还有一个描述死亡的梦：一位陌生男子给了梦者一张镶着黑边的名片。

12.下面这个梦肯定会引起你们的多重兴趣，但这个梦的主人有神经官能症症状。

他乘坐的火车停在了荒郊野外。他认为将有不幸发生，需要赶紧逃跑，便跑遍了整列车的车厢，见人便杀，检票员、火车司机等也不放过。

梦者还回忆起一个从朋友那儿听来的故事。在意大利的一列火车上，一个疯子被关在一个包厢里押运。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一位旅行者被安排与其同包厢，那个疯子杀死了旅行者。梦者自认是那个疯子，并强迫自己在意念里消灭所有知道他秘密的人。接着，他又给这个梦想出了一种更好的解释。昨天，他在剧院里与一位姑娘重逢。他曾想过娶这位姑娘，最终因为这位姑娘太容易让他吃醋而作罢。当时他的嫉妒心与日俱增，若真娶了那位姑娘，他估计要疯了。也就是说，他觉得她靠不住，谁要是挡了他的道，他出于嫉妒会将他们赶尽杀绝。至于穿过许多房间，也就是这儿的车厢，我们已知这是结婚的意象。穿过多个房间，就是结许多次婚。

就火车停在荒郊野外和担心有意外发生，梦者则说：一次，他乘车遇到类似情况，一位同行的年轻姑娘说，也许会有别的火车撞上来，出于安全起见，最好抬腿走路。而这句“抬腿走路”，让他想起与这位少女坠入爱河之时，曾经多次到野外漫步和郊游。他又说，要是真娶了那位，他现在估计早疯了。可在我看来，他的心里确有那种疯狂一把的愿望，至今也无法抹去。

第十三讲
梦的远古性和幼稚特征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回到之前的结论，即梦的工作是在审查作用的监督下，将潜藏的梦意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潜藏的梦意，其实就是我们清醒时所熟知的意识中的思想；因其新表现形式有众多特点，才令我们感到不解。我们曾说过，它与我们的文明发现相关，与图像语言、象征关系和思想语言出现之前的状态联系密切。我们称梦的工作的这种表述方式为梦的远古性或还原性。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借助对梦的工作的深入研究，我们还将对尚未被洞悉的文明源头有更好的了解。我希望事实的确如此，但这项工作至今尚未开展。说梦的工作将我们带回远古时期，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个体发展的初期，即童年；其次，是人类种族发展的早期。每个个体由生至死的过程，便是在重复种族的命运。同时，我认为区分哪些潜藏的心理过程来自个体，哪些来自种族，并非不可能。例如，有些象征关系是个体所陌生的，我们自然可以认为它们来自种系遗传。

这不是梦唯一的远古特征。童年的事情容易遗忘，你们恐怕都有切身体会。从一岁至五岁、六岁甚至八岁的这段时间，和此后的经历不同，在记忆中似乎并没留下什么痕迹。个别人也许能保持从出生至今的连贯记忆，但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有那么一片空白。我认为，人们对这一事实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孩童两岁便已经掌握了语言，也能在复杂的心理情境中游刃有余，可如果几年后将他们当初说过的话复述给他们听，他们却一点印象都没有。理论上讲，早年记忆的负担没那么重，记性理应更好才是。另外，也没有迹象表明记忆是一项要求特别高、难度特别大的心理活动。相反，有些人智商不高，记性照样不错。

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个特点建立在第一点的基础上。童年的记忆虽多为空白，却有一些碎片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它们多以形象化的记忆出现，但其得以保存的原因并不明朗。在随后的生活中，我们的记忆会对经历进行选择，剔除不重要的，保留重要的内容。可得以保存的儿童记忆却并非如此，它们不一定是童年的重要经历，即便是从孩童的角度看也并不重要。它们看上去稀疏平常，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恰恰是这些东西没有被遗忘。我曾试图对被遗忘的童年经历和保留下的记忆片段做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被留存的记忆的确是童年最重要的回忆。只是在诸位所熟知的压缩作用，及将重要事物以不重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转移作用的帮助下，它们才显得有些无足轻重。我称这类童年的记忆为遮蔽记忆（Deckerinnerung），若彻底分析它们，我们将能找回被遗忘的一切。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们常需填补童年的记忆空缺。如果治疗能见功效——这是常有之事——我们便能使患者遗忘和遮蔽的童年重见天日。童年的印象从未被忘记，只是被隐藏起来，进入了潜意识中。它们也会从潜意识中逃出，进入梦境。研究表明，梦境可以帮我们找回那些潜藏的、幼稚的记忆，这方面的文献中有许多很好的例子，我本人对此也有贡献。我曾在某个情境下清楚地梦见一个为我服务过的人，他只有一只眼，身形矮胖，脖子很短。从情境中，我推知他是一名医生。幸好当时我母亲还在世，所以我便问她，我三岁离开故乡之前，那儿的医生长什么样子。果然，她说那个人只有一只眼，身形矮胖，脖子很短。她还告诉我，有次我出了意外，正是他救了我，可我对那起意外事故一点印象都没有。梦可以帮助我们重温早年被遗忘的事情，这是它远古性的又一体现。

接下来新的谜题又出现了。诸位也许还记得，梦源自邪念和性愿望，所以需要审查作用和扭曲现象。我花了很大工夫，才让你们接受这一点。要是我们给梦者分析这类梦，即便他对我们的解释不加争辩，往往也会问这个问题：这些看上去陌生、违背其意志的梦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其来源：这些邪念来自过去，而且往往是并不遥远的过去。当事人从前有过这样的愿望，也知道这点，即便他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这回事了。一位女士做了一个想要杀死十七岁的独生女的梦，在我们的引导下，她发现自己确曾有过这个念头。那个女孩是她与前夫的孩子，那段婚姻十分不幸。早在她怀孕时，一次与前夫起了争执，盛怒之下便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肚子，想要让孩子胎死腹中。许多母亲如今对孩子关怀备至，甚至溺爱过了头，从前却不想要孩子，想将孩子打掉；为此，她们曾经有过许多举动，幸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日后看来，这种想让至爱之人早死的愿望似乎并不可解，其实却与两人早期的关系有关。

一位人父请我们释梦，他梦见自己想要心爱的长子去死，也承认自己曾有过这样的愿望。孩子尚在襁褓中时，这个对婚姻心存不满的男子常想，要是这个小孽种死了，他就恢复自由之身了，那他会好好利用这种自由。许多憎恨之念都有类似的起源，它们多与过往记忆有关，当事人过去确有这种想法，它也的确在精神生活中起过作用。你们或许以为，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便没有出现变化，那这种愿望和梦就不会出现。我赞成你们这种看法，但也必须提醒诸位，你们不能关注梦的表象，而要关注经过分析之后的真实梦意。显性梦境中出现杀死亲人的一幕，也许只是个恐怖的面具，表示别的什么意思，或者亲人也许只是旁人的替代物。

这一事实恐怕还会引出另一个更严肃的问题。你们会说，即便这种致死的愿望的确存在，也为我们的回忆所认可，仍然不能说明问题。它已经被克服了，只是我们潜意识中毫无影响力的回忆，不会产生强烈的刺激，所以也不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话。为什么梦境偏偏要回忆起它呢？你们当然有权这样问，可要回答这个问题，便要牵扯到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先就梦的学说中另一个最为重要的话题表明态度。但是，我必须限定讨论范围，有所取舍，所以不得不暂时将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让我们暂且满足于发现被克服的愿望即是梦的诱因，继续研究那些邪恶的愿望是否也源于过去。

我们还是先谈致死的愿望，这往往是梦者自私欲无限放大的结果。这样的愿望常见于梦中。只要某人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困难——人际关系如此复杂，这样的事情时而可见——梦就会毫不留情地杀死他，无论这个人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还是伴侣。人性之恶劣，已经超乎想象，所以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们不会轻易接受这一事实。可如果我们在过往记忆中追根溯源，便会发现在个体发展的某个时期，这样的利己主义和杀死亲人的愿望其实并不陌生。在记忆模糊的早年，利己主义膨胀到了极致，其明显的残迹至今仍然可见。一个孩童总要先爱自己，才能学会牺牲一部分自我去关爱他人。即便他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对某些人的喜爱，那也是因为他需要他们，不能离开他们，总之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直到后来，爱的冲动才脱离自私。人可以说是因为自私才学会关爱他人。

将孩童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和他与父母的关系对比，会有很大收获。小孩并不一定会与自己的手足相亲相爱，甚至往往与他们不睦。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对一个孩童来说，兄弟姐妹便是自己的竞争者，这种关系持续经年，甚至在成年之后都保持不变。这种情绪可能会被亲情取代，或者更准确地说，被亲情覆盖，但敌视的情绪通常是最早出现的。我们最容易在两岁半至四五岁之间、新近有了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孩童身上观察到这一点。他们通常不会待见后者，类似于：“我不喜欢他，让仙鹤把他叼回去吧！”之类的话出自他们之口，并不奇怪。接着，他们会抓住每一个机会，给新生儿一个下马威，甚至直接动手攻击和伤害他。如果两个孩子的年龄差太小，大孩子从一开始便会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与小孩子针锋相对。如果年龄差距稍大一些，新生儿可能会成为大孩子感兴趣的物体，类似于一个玩偶为其所喜爱。如果年龄差在八岁及以上，那大孩——尤其是女孩可能会像母亲一样照顾小孩。但总体来说，如果在梦中发现了杀害手足的愿望，大可不必惊讶，因为这一行为的榜样就出现在幼年；如果两个孩子继续生活在一起，可能还会持续更久一些。

几个孩子同居一室，不起争执绝不可能。他们要在父母面前争宠，要争夺公共地盘和生活空间。敌视的对象可为年长的手足，也可为幼者。我没记错的话，萧伯纳曾说过，如果有比母亲更让英国少女憎恨的人，一定是她的姐姐。这句话又有一些新的内容。兄弟阋墙我们尚能理解，可母女和亲子关系之间，又怎会生出仇恨呢？

即便从孩童的角度看，与父母间的关系也要亲密许多，这也符合我们的预期。如果父母和儿女也像手足之间一样缺少爱意，那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我们总认为前者的爱是神圣的，后者的爱要世俗一些。可日常观察表明，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像社会所要求的那样融洽，若没有孝道和亲情的束缚，敌意迟早会爆发。这个话题也属老生常谈，总体的趋势是，同性之间容易疏远，母女和父子之间更易不睦。女儿认为母亲是限制其意愿的权威化身，母亲总会像社会要求的那样，阻碍她的性自由。个别情况下，母亲不愿失宠，还是她的直接竞争者。父子之间的矛盾也是如此，且更为尖锐。对儿子来说，父亲象征了他所极力反抗的社会压迫，父亲禁止他随心所欲做事，不许他在早年有性快感，父亲的存在也使他无法自由支配家庭财产。如果存在王位继承的关系，储君盼望国王早死的愿望，更是达到了极致。父女、母子之间的关系则没有那么危险。尤其是在母子关系中，更是只有柔情，没有自私，可说是亲子关系最纯净的代表。

我为何要提这些众所周知、稀疏平常的事情呢？因为我们身上有一种不被察觉的倾向，想否认上述关系对生活的意义，仿佛如此一来，我们社会所要求的理想状态便更容易实现了。与其让那些玩世不恭的人说风凉话，不如让心理学来说出事实为好。其实，我们只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否认这些关系，叙事文学和戏剧作品早已打破束缚，用这些不和谐的素材进行创作。

就大多数人而言，如果发现在梦中杀死父母，尤其是同性的父或母的倾向，大可不必惊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念头在清醒时同样存在。有时，它会隐身在面具之后，为我们所察觉，例如上一讲第三个梦者对父亲无谓承受的痛苦表现出同情的例子。这种敌对情绪不会单独得势，它往往隐藏在亲情背后，为其所抑制，直到梦将其独立表现出来。在梦中膨胀的情绪，经我们分析后，在现实生活中又恢复了平静。（汉斯·萨克斯）梦中的愿望在现实中看似荒诞，其实依旧存在，只是头脑清醒的成年人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可是，这种父母与子女，尤其是同性亲人之间反目成仇的观念早已根植在我们的童年之中。

爱的竞争具有很强的性意味、性特征。男孩小时候便会对母亲产生柔情，将母亲看成自己独有的，将父亲视作入侵领地的竞争者；同样，小女孩也将母亲视作妨碍亲近父亲的竞争者，认为母亲占据的地位，本应属于自己。这种状态很早就会出现，我们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因为俄狄浦斯王的传说从一个男孩的角度，将杀父娶母的愿望鲜有保留地表现到极致。我不是说俄狄浦斯情结就是亲子关系的全部，那显然要复杂得多。再者，俄狄浦斯情结在每个人身上的发展程度有所不同，甚至可能发生颠倒。但总体来看，它依然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常见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和后续发展更容易被低估，而非高估。此外，孩童的俄狄浦斯情结也与父母的刺激相关，父母的爱常表现出选择性，父亲偏爱女儿，母亲偏爱儿子，如果婚姻降温，子女很可能成为他们爱的替代物。

精神分析研究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这对世人未尝是一件好事。它招致成年人的强烈反对，有些人虽不否认存在这种令人厌恶的禁忌情感，却对它做了新的解释，使它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我一向认为，事实不应被否认或美化。希腊神话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宿命，许多人对此感到惊讶，另一方面，源于生活的俄狄浦斯情结却成了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奥托·朗克通过细心研究发现，俄狄浦斯情结为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它们变化万千，伪装巧妙，其变形的方式，与审查作用类似。即便那些成年之后有幸未与父母有过争执的人，依然存在俄狄浦斯情结。所谓的“阉割情结”，也与俄狄浦斯有内在联系，是对父亲早年的性恐吓和性限制做出反应的结果。

通过研究儿童心理，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解释为何性冲动会在梦中频繁出现。我建议诸位去研究儿童的性生活，便不难发现下述状况：说儿童没有性生活，性是青春期生殖器成熟之后才有的，绝对大错特错。相反，儿童很早便有丰富的性生活；当然，与成年人正常的性生活有许多不同。这些成年人认为“变态”的性活动，主要有以下这些：

首先，超越种族（人和动物）的限制；

第二，无惧厌恶感；

第三，不受乱伦禁忌的限制（禁止从血亲身上获得性快感）；

第四，不受性别限制，可为同性；

最后，其他器官和身体部位可以取代生殖器成为性快感的来源。

这些限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发育和教化的结果，幼儿的性行为便不受其所限。孩童尚不知人畜有别，人类自认高动物一等，是此后才有的事情。在开化之前，排泄物也不会让他们感到恶心；他们不太在意两性之间的差别，以为男女的性器官是一样的；他们将最初的性欲望和性好奇作用在身边亲近的人身上，如父母、手足、看护人等；最后，他们不仅能从性器官上获得快感，还可以从其他身体部位获得类似的感觉，使其扮演性器官的角色，人们在成年之后两情相悦，方才又会有这样的感受。可以说，孩童的性行为是多重变态的，那时的性冲动不甚显山露水，一方面是因为其强烈程度与成年人的性行为尚有差距，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的教化严格压制孩童的性表现。这种压抑作用形成了一套理论，孩童的性表现有的被成人忽视，有的被他们曲解，有的他们则干脆矢口否认。在儿童房里对孩童的各类性表现恼火不已的人，跟在写字台前坚称孩童性纯洁的人恰恰是同一批。其实孩童若有机会独处，或受到一定的诱惑，会表现出许多明显的变态性行为。成年人当然可以说这只是孩童的胡闹和游戏，不值一提，因为我们不应用道德和法律去审判尚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儿童，但这类现象的确存在。它们有自己的意义，一方面可以反映我们与生俱来的体质，另一方面会对人类的发育造成影响；它们有助于了解孩童的性生活，由此我们或许还可以一窥成年人性生活的究竟。如果我们能在变形的梦中找到所有这些变态的性愿望，只能说明梦回溯到了这个领域的幼稚状态。

在这些被禁止的愿望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乱伦，即与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发生性行为的愿望。诸位应当都清楚，我们的社会十分憎恨这一行径，不遗余力地对它厉行禁止。人们为何对乱伦深恶痛绝，学界在这方面有许多研究。有人说，是出于种系繁衍的考虑，乱伦会使种族退化，所以成了一种心理禁忌；还有人认为，孩童自幼便与亲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不应对身边的人产生性欲望。按照这两种说法，乱伦会自然而然避免，所以我们无法理解为何要严加约束，因为那样显然暗示这种愿望比想象的要强烈。精神分析研究表明，乱伦的欲望是人最早且再为正常不过的爱恋选择，此后它才遭到抵制，抵制的起因则要牵扯到个体心理学。

让我们先总结一下儿童心理学如何加深了我们对梦的理解。我们不仅发现，被遗忘的儿时经历会成为梦的素材；还发现儿童的全部心理特征，如自私、乱伦的爱恋选择等，在梦中和潜意识之中得到了延续。可以说，梦一夜之间将我们带回了幼稚年代。所以我们可以说，精神生活中的潜意识是幼稚的，这样一来，人性中存在许多邪念便不奇怪了。这些邪念都是精神生活最初、最原始、最幼稚的产物，它们只会作用在孩童身上，有些因其微不足道而为我们忽略，有些我们则一笑而过，因为我们无法用很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孩童。梦回溯过去，所以会给人造成邪念重生的假象，将我们吓了一跳。但那毕竟只是假象，我们并没有梦的解释中所说的那么坏。

如果梦中的邪念都是幼稚的，源自道德发展初期，梦只是让我们回归儿时的思维和感受，那只需理智地想一想，便不会为那些罪恶的梦感到羞愧。但理性只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不理智的念头同样存在，所以我们依然会对那样的梦心存愧疚。我们任由梦对它们进行审查，如果某一愿望精心伪装之后成功地出现在意识中，并被我们发现，我们就会恼羞成怒。没错，有时我们想起一个扭曲的梦，便会如此，仿佛我们已经理解了其背后的深意。譬如那位勇敢“服爱役”的老妇人，我们还没释梦，她已对这个梦愤恨不已。这个问题远未解决，如果继续研究梦中的邪念，我们会得出另一个结论，并对人性有新的判断。

我们之前的研究可总结为两点，但这只是问题的开始，还有很多谜团和疑问待解。

首先，梦的还原作用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还体现在素材上。它不仅将我们的思想用原始的方式表达出来，还唤醒了我们原始精神生活的一些特征，如绝对强大的自我和最初的性冲动，甚至如果将象征关系视作财富，还有我们古老的智慧。

第二，所有这些幼稚的产物曾经独占鳌头，现在却只能委身于潜意识中，我们对潜意识的看法由此得到改善和扩展。潜意识不再专指我们当前未知的领域，它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愿望、表述手段和心理机制的心理王国。

但是，由释梦而获知的潜藏梦意却并不属于这个王国，他们更像是我们在清醒状态下能够想到的内容。可它们却是我们未能意识到的；这个矛盾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有必要做一些区分。我们称那些来自意识生活、具备相应特征的事物为“日间残念”，它们与来自潜意识世界的元素一道，构成了梦。梦的工作在这两者之间完成。潜意识中的事物对日间残念构成了影响，这或许是还原作用的前提。在我们对其他心理活动领域有所研究之前，这是我们目前对梦的本质最为深入的了解。不久之后，我们会给潜藏梦意中未被察觉的那部分元素一个新的名字，以示与起源于幼稚年代的潜意识元素的区别。

我们当然还会问：是什么使心理行为在睡眠中发生倒退？为什么不倒退就不能应付那些有碍睡眠的心理刺激？如果审查作用的存在使梦必须披上一层外衣，用古老、令人费解的表达方式，为什么那些原始的、已经被克服的心理冲动、愿望和特征也会重现呢？换句话说，为何还原作用既体现在物质上，也体现在形式上？唯一能让我们满意的答案，是梦只有这样才能生成，或者从动态的角度说，不这样就无法消除梦中的刺激。当然，不加研究，我们还无法得出这样的答案。

第十四讲
愿望的满足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是否有必要回顾一下之前的内容？我们在运用释梦技巧的时候发现了梦的扭曲现象，决定将它暂且搁在一边，先从幼稚的梦中探寻梦的本质。接着，我们回过头来，一步步剖析了扭曲现象。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两条道路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吻合。现在到了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

从两方面看，梦的工作是将思想转化为虚幻的经历。这个过程固然十分神秘，却是一般心理学课题，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从孩童的梦中，我们知道梦的工作使愿望得到满足，进而消除有碍睡眠的心理刺激。对于那些被扭曲的梦，我们必须先将它分析明白，才能下类似结论。但我们希望从同样的角度解释扭曲的梦和幼稚的梦。我们的第一项进展，就是发现所有的梦其实都是孩提之梦，它们的原始素材是幼稚的，它们的加工对象是儿童的心理冲动和心理机制。在看清了扭曲现象的本质之后，我们必须研究满足愿望一说是否也适用于扭曲的梦。

我们刚刚分析了许多梦，但没将注意力放到愿望的满足上。诸位肯定忍不住要问：你说梦的目的是使愿望得到满足，这到底体现在哪呢？这个问题很重要，也是经常被外行指摘的一点。众所周知，人类本能地抗拒新知识，表现就是将它尽可能压缩，甚至巴不得用一个关键词替代它。就梦的新说而言，“满足愿望”就是它的关键词。那些外行总会问：哪儿有愿望被满足了？他们一听说梦是愿望的满足，便会提出这个问题，并举出反例来驳斥我们的观点。他们很快就能说出很多亲身经历过的梦，其中既有不快，也有极度恐惧，愿望的满足根本无从谈起。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因为在扭曲的梦中，愿望的满足并不显山露水，往往要分析过梦境之后才能被发现。我们还知道，这样的愿望往往是扭曲的梦所禁止的，是审查作用所排斥的，正是它们的存在导致了梦的扭曲现象和审查作用的出现。不应在完成释梦之前追问究竟何种愿望得到了满足，外行很难理解这一点，总将它抛在脑后。他们对愿望满足理论的排斥态度，正是梦的审查作用的延续，是他们内心不愿承认愿望存在的真实写照。

当然，我们必须解释为何许多梦会引人不快，甚至令人心悸。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梦中的情感问题，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只可惜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梦是愿望的满足，那梦中就不该有令人失望的感受；在这方面，外行批评家好像确有几分道理。但有三个复杂的问题，是他们想象不到的。

首先，梦的工作并不一定能使愿望彻底得到满足，有些令人不快的情感会从梦意来到显性的梦境中。研究表明，原本梦意中的不快其实远比梦境中表现出来的要强烈许多，这一点无一例外。我们承认有时候梦的工作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就像喝水的梦不能完全止渴，人照样必须醒来喝水。但从本质上讲，这依然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梦。我们不得不说，力虽不逮，其志可嘉。这种失败的梦并不罕见。主要是因为，梦的工作可以改变内容，却很难改变情感，梦中的情感往往很顽固。所以，梦的工作可以将梦意中令人不快的内容转化成愿望的满足，令人不快的情感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在这类梦中，情感与梦境不符，所以有批评家说，梦根本不是愿望的满足，连无害的梦境也会招致不快。对这些粗浅的看法，我们必须反驳，恰恰是在这类梦中，梦满足愿望的倾向才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它是独立出现的。那些不熟悉神经官能症的人，常犯将内容和情感之间的联系看得过于紧密的错误，所以无法理解有时内容虽已改变，情感却依然如此。

第二点更重要，同样被外行忽视。愿望的满足必能带来快乐，可问题是，谁能感受到快乐呢？当然是有愿望的人自己。可我们知道，做梦者与自己愿望的关系十分特别。他指责它，审查它，总之对它不喜欢，所以愿望的满足不能给他带来欢喜，反而只会带去不快。经验表明，这种不快虽然还有待解释，却往往以恐惧的形式出现。在梦中的愿望面前，做梦者分裂为虽有明显共性，但差异明显的两人。话不多说，我给大家讲一个著名的童话，以便诸位更好地解这层关系。一位好心的仙女允诺替人间一对贫穷的夫妇实现三个愿望。妻子闻到邻舍烤肠的香味，便想要两根烤肠。第一个愿望实现了，烤肠很快被摆在他们面前。这下丈夫不乐意了，他气急之下，许愿将烤肠挂在妻子的鼻尖。第二个愿望果然也实现了，丈夫如愿看到烤肠被挪到新位置，怎么都摘不下来。但这是丈夫的愿望，妻子对此感到很不舒服。童话的结局诸位都再清楚不过。由于男女本是一体，第三个愿望便是将烤肠从妻子的鼻上挪开。这个童话还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别的问题，我在此想说的是，如果两人不能齐心协力，一个人愿望的满足可能会给另一个人带去不快。

现在，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悸梦了。我们只需从一点入手，便能一探究竟。我们注意到，悸梦的内容往往没有发生扭曲，简直像逃过了审查一般。它毫不掩饰愿望的满足，只是这种被满足的愿望并非梦者所乐见，而是极力屏蔽的。如果说幼稚的梦满足了被允许的愿望，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扭曲的梦以暗度陈仓的方式满足了被压制的愿望，那悸梦就明目张胆地满足了被压制的愿望。梦中恐惧感的存在，表明被压制的愿望已强过审查作用，无论如何都需得到满足。现在我们明白，当事人的愿望固然得到了满足，可如果站在审查者的角度，这只会引起不快和反感。诸位完全可以说，梦者害怕看到本应被压制的愿望愈发强大。至于内心的抵制为何以恐惧的方式出现，我们无法仅凭对梦的研究猜断，还必须研究其他场合下的恐惧感。

适用于解释未经扭曲的悸梦，也适用于那些部分扭曲的梦，和其他类似恐惧的不快的梦。悸梦常使人惊醒，受压制的愿望还未在梦中得到彻底满足，我们就醒了。在这个过程中，梦的工作失败了，但它的本质依然没变。我们曾经将梦比作守夜人或睡眠的守卫者，它保护我们的睡眠免受干扰。但如果守夜人自感不支，无法仅凭一己之力消除干扰和危险，便会跑去叫醒梦中人。不过有时候，即便梦境让我们忧虑害怕，我们依然长眠不醒；我们在梦中对自己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便又接着睡去。

梦中的愿望何时才能战胜审查作用呢？这既可能是愿望的原因，也可能是审查的缘故。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愿望可以变得十分强烈；但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力量失衡，还是审查力度不足的原因。我们已经知道，审查的强度时刻变化，视情况而不同；现在我们猜测，即便对同一个元素，审查的强度也并非一直相同。一旦审查作用无力对付梦中的愿望，它们便不扭曲梦，而是拿出最后的手段，使人在睡眠中感到恐惧。

我们还不知道为何这些邪恶、该死的念头偏偏能在夜间趁虚而入，打搅我们的睡眠。答案只可能与睡眠的本质有关。在日间，这些愿望受到强烈的审查，没有机会抛头露面。到了晚上，因为要睡觉，审查作用与其他心理活动一样被迫中止或减弱。正因此，那些被禁止的愿望得以在夜间恢复活力。有神经官能症患者向我们坦言，他们夜不能寐，起初是因为他们不想也不敢入睡，因为他们害怕做梦，害怕审查减弱造成不良后果。不难发现，审查作用虽有所减弱，却并无大碍，因为睡眠也降低了机体的能动性，即使邪念蠢蠢欲动，也只能在梦中肆虐，而于现实无害。正因此，那些理智的梦中人便宽慰自己说，这无非是一场梦，让我们随它去，接着睡我们的觉吧！

第三，如果能把与内心愿望抗争的梦者，想成类似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两个人，你们就不难理解，愿望的满足还有另一种方式可能引起不快，那就是惩罚作用。依然以之前满足三个愿望的童话为例：盘子里的烤肠满足的是第一个人，即妻子的愿望；将烤肠挂在妻子的鼻子上，则是第二个人，即丈夫的愿望，也是对妻子愚蠢愿望的惩罚。而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我们常能看见与童话中第三种欲望相似的动机。这种惩罚倾向在许多人的心理活动中都会出现，它们十分强大，可以说是某些梦引起我们不快的原因之一。你们也许会说，这样一来，欲望的满足就没有什么依据了。但仔细推想，你们会发现自己的错误所在。在梦的种种可能性中——有些人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从愿望的满足到恐惧的满足再到惩罚的满足并无不妥。何况，恐惧本就是愿望的反面，两个对立物容易产生联系，而据我们所知，它们在潜意识里本就是一样事物。再说，惩罚也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它满足的是审查者的愿望。

总体来看，你们虽然反对满足愿望说，但我并未却步。我有义务在任何一个扭曲的梦身上证明愿望满足的存在，这也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再回头看1荷兰盾50克朗买了3个差座位的例子，此前我们已经分析过这个梦，并颇有收获，希望诸位还没忘记它。一位少妇日间从丈夫那儿获悉，仅比她小三个月的女伴爱丽丝订婚了。晚上，她梦见自己和丈夫身处剧院，半边座椅空无一人。她的丈夫却告诉她，爱丽丝和她的新郎本也想来看戏，但买不到好的位置，买3张票要1荷兰盾50克朗，所以他们就没来。她回答，这未尝是一件坏事。我们猜测，这个梦潜藏的梦意是恼怒自己结婚过早，对丈夫不满意。现在我们好奇的是，这个模糊的想法是如何被加工成愿望并得到满足的，又在显性的梦境中留下了哪些痕迹。现在我们已知，审查作用已经从梦境中删去“过早，操之过急”之类的说法，空无一人的座椅影射了这一点。“1荷兰盾50克朗买3个座位”，这句话令人费解，但在象征意象的帮助下，我们有了更好的解释。数字“3”是男性的象征[1] ，所以显性的梦境翻译过来是：用嫁妆去买男人。（“以这许多嫁妆，我本可以找到一个好十倍的男人。”）去剧院显然代表结婚，“买票太早”说的其实是结婚太早。这一替换便是满足愿望的结果。梦者对自己的婚姻一向不满，这在听闻女伴订婚的那一天达到极致。此前，她一直以婚姻为荣，认为女伴会羡慕她。天真的少女常在订婚后告诉自己的同伴，不久之后就可以去剧院看那些之前禁止她们观看的节目了。这份好奇和窥视欲，起源于窥探性秘密，尤其是父母性生活的想法，许多女子过早结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去剧院看戏成了结婚的替代物。现在，梦者既对自己早婚感到恼怒，便回想到自己以早婚来满足窥视欲的时候，并在那种愿望的刺激下用去剧院看戏替代了结婚。

要证实愿望满足即便隐蔽，但真实存在，这也许不是最好的例子。但换作任意一个扭曲的梦，情况也大致如此。对此，我无能为力，只能说我坚信这条路一定行得通。不过我想在理论上多做一些讨论。经验告诉我，这一点是梦的学说中最危险、最易引起矛盾和误解的一点。另外，你们或许以为我说梦是愿望的满足或者其反面，即恐惧或惩罚，代表我已经收回我一部分观点；有人或许想乘胜追击，逼我做更多让步；还有人可能指责我表述不力，没能将我自己明白的道理详尽道来。

许多人随我一路走来，接纳了我之前的观点，却往往在满足愿望这一点上止步不前，问我，我们承认每个梦都有意义，精神分析技巧也可以发掘出这些意思，但为什么这层意义就非得以满足愿望的形式表现出来呢？这似乎与种种迹象不符啊！为什么夜间思考的意义不能像日间思考一样多种多样？有些梦满足愿望，有些梦或许如你所说是其反面，是恐惧，但梦为何不能继续表达一种决心，一种告诫，一种对是与非的思考，或者某种偏好呢？为什么只能是愿望或其反面？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我们能在其他方面达成一致，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我们发现梦有意义，也找到了发掘其意义的方法，就足够了；过于限制意义的范围，只会使我们前功尽弃。此话谬矣。如果这一点存在误解，不仅会影响对梦的本质的认识，还有碍我们理解神经官能症。“通融术”或许在商场上行得通，在科学研究中却有害无益。

你们问梦的含义为何不能有许多种，我回答的第一句话一如往常，我不知道。要是情况如你们说的那样，我也并不反对，那对我没什么影响。你们的说法也许更易被人接受，但只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与事实不符。我的第二点回答是，认为梦代表了各式各样的思考方式和智性选择的观点，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论述疾病史时曾提到一个梦者连续三天做了同样的梦，之后这个梦再也没有出现过。对此，我的解释是这个梦代表一种决心，在它被完成之后，就再没有出现的必要了。此后，我还撰文论述过一个相当于一份供词的梦。我为何要自相矛盾地声称梦只能是愿望的满足呢？

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更幼稚的误解把我们研究梦的成果毁于一旦。这种误解，将梦和潜藏的梦意混为一谈，将只属于后者的特点强加在前者身上。的确，梦可以代表我们之前列举过的一切现象，如决心、告诫、思想、准备、解决问题的尝试等。但仔细一看，你们会发现这都是潜藏的梦意中转化为梦的那一部分内容。从释梦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人类的潜意识思考对这类决心、准备和思想进行加工，通过梦的工作生成了梦。如果你们对梦的工作不感兴趣，却对人类潜意识的思考活动很有兴趣，你们便会把梦的工作放在一边，说梦是一种警告、一种决心等等，这种方法很实用，你们有理由这样说。在精神分析研究中，我们也经常这样做：为了找出梦背后潜藏的思想，我们会着重拆解它的形式，而不太在乎具体内容。

在评价潜藏梦意的同时，我们不经意间发现，上述所有这些十分复杂的心理行为都在潜意识中发生，这既是一项壮举，也令我们迷惑不解！

言归正传，如果你们明白自己那么说只是为了表述简便，所谓意义的多样性并不涉及梦的本质，这话当然没错。你们所说的梦，要么指显性的梦境，即梦的工作的产物；要么指梦的工作本身，即将潜藏的梦意加工成显性梦境的心理过程。将这个词用在其他情况下都只会混淆概念，造成混乱。如果你们要说梦境背后潜藏的思想，就请你们注意用词，把话说完整。潜藏的梦意，指的是梦的工作用来加工成显性梦境的材料。你们为何要将材料和对其进行加工的工作混淆在一起呢？与那些只知最终产物，却不知其从何而来、如何而成的人相比，你们好得到哪里去呢？

梦的工作对思想进行加工，是梦唯一的本质特征。也许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忽视它，但理论探讨绝对绕不过这一点。观察分析表明，梦的工作不只限于将梦意以远古和倒退的方式展现。它还会在梦境中夹杂一些并不属于潜藏梦意的内容，那才是梦的导火索。这味不可或缺的添加剂正是潜意识中的愿望，梦境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它。梦可以千姿百态，会以告诫、决心、准备等形式呈现，但它本身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是梦的工作的唯一成果。所以，梦不可能单纯是一种决心或告诫，而应该是在潜意识愿望的帮助下，以远古的表达方式出现，为满足愿望而生的决心或告诫。满足愿望才是梦的唯一本质特征，其他特征都可以改变。当然，梦也可以表现为愿望，那样梦的工作就是在潜意识愿望的帮助下，实现日间潜藏的愿望。

我对这一切了然于胸，不知有没有把道理给各位讲明白，我也很难向诸位证实这一点。这一方面需要详尽地分析许多梦，更为棘手和重要的是，只有了解了后面的内容，我们才能对梦更好地了解。对于一个内容连贯的事物，你们总不至于以为在对其他方面都只知皮毛的情况下，便可将某一点研究得十分透彻吧？由于我们对类似梦的神经官能症症状还没有了解，所以现在只能说这么多。接下来，我要跟你们一道从新的角度再来分析一个例子。

还是让我们回到已经反复说过多遍的1荷兰盾50克朗买3张戏票的例子上来。我向你们保证，一开始选取这个例子，并没有过多目的。诸位已经知道潜藏的梦意是什么。梦者听说自己的女伴刚刚订婚，对自己结婚过早恼怒不已；她瞧不起自己的丈夫，认为如果自己当初再多等等，可以嫁一个更好的男人。对于将这些思想转换成梦的愿望，我们已有所了解，那是一种窥视欲，去剧院象征一种古老的好奇，即了解婚后秘密的渴望。这可以追溯到孩童对父母性生活的渴望，它是幼稚的，即使在长大之后依然存在，摆脱不了幼稚的根源。但日间得知的讯息不会引发窥视欲，只会给当事人带去懊恼和悔恨。这种愿望并不属于潜藏的梦意，我们释梦并得出结论，也没有将这一点考虑在内。但懊恼本身不能成梦，梦者虽深悔结婚太早，但如果窥探婚姻秘密的古老愿望没有被重新唤起，梦也不会产生。这种窥视欲影响了梦境的形成，结婚被去剧院看戏替代，所以梦境看上去像是实现了一个早年的愿望：你看，我可以去剧院看所有被禁止的东西了，你却不能；我结婚了，你还得等着。就这样，现实的情况在梦里发生反转，一场旧的胜利代替了新的失败。同时，窥视欲的满足与竞争关系中的自我满足联系在一起。这种满足体现在梦境中：梦者可以去看戏，她的女伴却去不了。梦境既体现了潜藏的梦意，也以不合情理、难以理解的方式实现了愿望的满足。释梦工作必须抛弃那些表示愿望满足的部分，转而发掘那些令人不快的潜藏梦意。

举这个例子，是想提醒各位将注意力集中到潜藏的梦意上来。要记住，它首先不为梦者所知；其次应是容易理解且内容连贯的，可视为对引起梦的刺激做出的反应；最后，它的价值可以媲美任何一项心理活动或智性行为。现在，无论梦者是否承认其存在，我都要将其严格定义为“日间残念”。我要将日间残念和潜藏梦意区分开来，为了与之前的措辞保持一致，我将释梦发现的一切都称为潜藏的梦意，而日间残念只是潜藏梦意的一小部分。同时还有一部分来自潜意识的内容——极为强烈却被压制的愿望，也是生成梦的必要因素。它作用于日间残念，生成了另一部分清醒时难以理解的潜藏梦意。

我曾用一个比喻说明日间残念与潜意识愿望之间的关系，在此再复述一遍。每一项经营活动都需要资本家支付费用，并需要有创意的企业家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在梦的生成过程中，潜意识愿望总是扮演资本家的角色，为造梦提供精神动力；日间残念则是决定如何花费开支的企业家。但是，资本家可能兼具创意和能力，企业家同样也可能有资本。这为实际操作提供了方便，却对理论研究造成了困难。即便两者可能是同一个人，国民经济学也总是将两个角色分开讨论，我们的比喻正是如此。梦的形成过程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一点留给诸位自行想象。

有一个问题诸位肯定已经憋了好久，不说清楚，我们也无法继续。你们肯定会问：日间残念是潜意识的，造梦不可或缺的潜意识愿望也来自潜意识，两者所指的潜意识是相同的吗？你们的感觉没错，这的确是问题的关键。这两个潜意识的概念是不同的。梦中的愿望来自起源于幼稚时期、有特殊作用机制的潜意识，这是我们之前所了解的。如果能从名称上对两个潜意识加以区分，自然再好不过。但我们最好还是耐心些，等研究过神经官能症现象之后再说。我们提出一个潜意识的概念，人们已经说我们异想天开了；现在突然有两个潜意识，不知世人该作何感想呢？

这一讲先到这里。你们了解的知识尚不完整，但一想到这门知识可能经由我们或他人的努力得到扩展，诸位的心中是否也充满希冀呢？何况，我们不是已经有了许多意外收获吗？

[1]对于婚后无子的妇人，数字“3”还有另一层含义。在此我不提这点，因为没有资料可以说明那个妇人膝下无子。

第十五讲
疑问和批评

女士们，先生们！离开梦这一领域之前，还有一些常见疑问和不确定处有待解答。细心的听众从我们这儿获得了新见解，肯定也积攒了不少问题。

1.诸位注意到，尽管我们在释梦的过程中坚持正确的技法，得出的结论依然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将显性的梦境准确地译成潜藏的梦意，更无从谈起。你们会说：

首先，我们不知道某个特定的元素在梦中应该理解为它本身还是一个意象，因为即便是可以当成意象的事物，首先作为其本身存在；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地做出选择，释梦就成了释梦者随心所欲的行为。

其次，由于梦中同一个元素可以表示正反两层对立的意思，我们很难确定某个特定元素的意义，这再次说明释梦者可独揽大权，任性专断。

第三，梦中的事物常会出现颠倒和反转，释梦者可随时将特定的梦境定义为反转。

最后你们会说，我们很难确定对梦已有的解释便是唯一正确的，谁都无法轻易否定另一种合理解释的存在。综合上述几点，诸位坚信释梦者有很大的定夺空间，释梦结果的客观性很难得到保证。或者你们也可以说，问题不出在梦境本身，而是我们释梦的结果难以服众，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我们的前提和观点是否有问题。

你们列举的这些理由无可指摘，但我不认为你们得出的两点结论是正确的：

第一，梦的解析是释梦者专断的结果；

第二，不完美的结果说明释梦的过程存在问题。

如果你们用“娴熟程度”“经验”“对梦的理解”等词替换“专断”，那我同意你们的说法。在释梦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某些复杂的案例中，人为因素很难避免，在其他科学门类中也是如此。我们没办法让所有的释梦者保持同样的水准。例如在解释一个意象的时候，只有保持梦意连贯，并使梦境与梦者的生活、做梦时的心理状态相符，再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中选择其一，才能避免专断的出现。更何况，梦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它应有的特性，所以更不能因释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便怀疑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说过，梦的工作是将梦意翻译成类似图画文字的原始表达方式。所有这些原始表达方式都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但我们不能就此怀疑它们的适用性。你们知道，梦的正反两重含义对应古老语言中“原始词的两面性”。语言学家阿贝尔（1884）曾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类词语义模糊，便会使沟通交流出现歧义。通过不同的语调和手势，人们能轻易明白说话人的意思。在没有手势可用的书面语中，人们可以添上特定的图画，例如分别用昂首挺胸和佝偻的小人区分多义象形文字“ken”的“强”“弱”。所以，虽然字音、字符一语双关，人们依然可以避免误会产生。

古老的语言系统，如那些最古老的文字中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是我们今天的文字所不能容忍的。例如，在某些闪米特族的文字中，元音全部舍去，只有辅音保留下来，读者必须根据自己的知识和上下文自行将元音补充完整。象形文字虽不尽如此，但大致相仿，所以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古埃及文字如何发音。埃及人的神圣文字还有更多不确定处。例如，书写者可以自由决定将图画从右向左还是从左向右画。要读懂这些文字，必须注意书写规则，留心观察人物表情、鸟儿等元素。此外，书写者还能将文字竖行排列，如果是在较小的物体上刻文，出于美观和空间排布的考虑，还可以打乱字符的顺序。最糟糕的是，象形文字的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不同的图案以同样的间隔一直排列，我们很难辨别某个符号到底是上一词的结尾还是下一词的开头。在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中，人们用楔子符号将词与词分开。

中文是一种四亿人仍在使用的古老语言。你们千万别以为我懂中文，我是希望找到它与梦的不确定性的关联，才去了解它的。我的期望果然没有落空。中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几乎令人望而却步。众所周知，中文的发音由许多音节单独或两两结合组成。它的某一主要分支有近400种发音，例如某种方言大约有4000个字，基本上每个发音对应10个字，有的可能少一些，有的更多。同一个发音到底对应10个字中的哪一个，不是仅凭发音能区分明白的；为避免产生歧义，中文借用了许多辅助手段。一方面，人们将两个发音连在一起，由字构成词；另一方面，同一个发音还有4个声调。对我们而言更有趣的是，中文是一种几乎没有语法的语言。就单个字而言，我们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字的形态也不会发生变化，没有性、数、格之分，不存在时态和语氏之别。可以说，这种文字仅由原材料组成，就像我们的思考语言在梦的作用下，舍去表述上的相互联系，只留下原材料。在中文中，若有可能产生歧义处，便需由听者根据自己对上下文的理解做出判断。我曾记下一个中文成语，“少见多怪”，这似乎不难理解，但它既有“见得越少，越容易感到奇怪”的意思，也有“对见识越少的人来说，奇怪的东西越多”的意思。当然，这两种翻译更多只是语法上的差别，无须深究。我想说的是，虽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中文显然还是一种十分出色的表达工具。不确定性并不一定会引发歧义。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梦的状态尚不可与古老的语言文字相提并论。后者本就是沟通的工具，考虑的是以何种方式，借助何种手段促进人们理解。这种特性是梦不具备的。梦不愿将自己的秘密泄诸他人，它不是沟通的工具，反倒是一种隐瞒手段。所以，如果梦有多重意义和不确定性，令人难以抉择，诸位大可不必惊讶。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肯定这类不确定性不但不应被指摘，还恰恰是所有原始表述体系的特征。

我们对梦到底能了解到什么程度，只能通过练习和经验来判断。我认为人们对梦可以有很深的了解，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分析师得出的结论，证实了我的看法。普通大众以及科学界的外行人士在面对困难，从而难以判断时，总喜欢对科学成就保持怀疑态度。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诸位也许不知，在解析巴比伦—亚述文字的过程中，出现过类似状况。有一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想要破解楔形文字是天方夜谭，整项研究被看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1857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做了一个试验，要求当时最负盛名的四位楔形文字研究者劳林森（Raulinson）、辛克斯（Hincks）、福克斯·塔尔伯特（Fox Talbot）和欧博特（Oppert）独立对一块新出土的碑文进行翻译，并将译文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上交。通过对四种译文进行比较，该学会宣布它们的统一性足以证明之前的研究成果值得信赖，今后的发展也指日可待。此后，学界的嘲讽声渐渐淡去，对楔形文字的解读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2.你们还有第二重顾虑难以释怀，那就是释梦的许多结论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得出的，它们显得牵强古怪，不近情理，甚至令人感到可笑。类似的指责太多了，让我随意从新近听到的批判中选取一段。你们听好了：不久前，在名为自由之邦的瑞士，一位师范学校校长因研究精神分析被解职。他发起申诉，于是，伯尔尼的一份报纸刊登了教育部门对他的鉴定。我从中摘取几句与精神分析相关的内容：

“苏黎世的普菲斯特博士所著一书中的例子荒诞不经，令人瞠目……一位师范学校的校长竟能不加批判地接受这套说辞和伪证，更令人唏嘘。”

这番话是以一个“冷静的判断者”的语气说的，我不得不说，这种冷静才“虚伪”。让我们好好研究一下这番言论，对此多做些思考，多列举一些事实，对于一个冷静的判断来说总是无害的。

有人在第一次接触如此复杂的深度心理学问题时，就能如此迅速和坚定地判断，我深感佩服。在那位“判官”看来，我们的解释牵强得很，他不喜欢这一点，所以它们是错的，所谓释梦便是无稽之谈。他甚至都没想过，我们这样释梦是否有很好的理由，更没追问我们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他这种偏见主要与转移作用有关，我们知道，它是梦的审查最有力的手段。在转移作用的帮助下，梦中出现了许多具有影射意味的替代物。它们与本来物之间的关联并不明显，只有通过最特殊、最不常见，甚至最离谱的联想，才能将它们联系到一起。总之，梦的审查作用的意图，是将那些不应为人所知的事物隐藏起来。一样东西既然被藏起来，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在本应出现的地方找到它们。在这一点上，现在的边境警察可比教育部门聪明得多。他们查抄文件和档案，绝不会去信封或文件袋里找，而会考虑间谍和走私客会不会将东西藏在衣服的暗袋里，或者某些不易想到的地方，如两层鞋底之间。最后要能找出夹带的私货，方法得当固然重要，费上一番工夫也在所难免。

既然在潜藏梦意和显性替代物之间可能存在十分牵强、特殊，甚至古怪搞笑的联系，我们不难找到许多不易解释的例子。要就事论事地解释这些梦，几乎不太可能；没有头脑正常的人能找出这种联系。我们或者需要梦者通过联想将它们联系到一起——他有这种能力，因为替代物正是在他的梦中出现的；或者需要他为我们提供许多材料，使线索明朗化，让答案呼之欲出。如果梦者无法以上述两种方式为我们提供帮助，显性的梦境便会永远成谜。请允许我再举一个简短的例子。我有一位女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丧父。此后，她在梦中一有机会，便会想象父亲复活的场面。有一次，她梦见父亲十分蹊跷地出现，报时说，现在是11点15分，现在是11点30分，现在是11点45分。对此，她能想到的是父亲总希望孩子们能按时坐在一起吃饭。这当然与梦境有些许关联，却不够我们下结论。通过之前的治疗，我发现她虽然敬爱父亲，但对他也有所批判和排斥，只是小心地将这种情绪压制了下去，所以我有理由怀疑这与梦境有关。此后，她继续联想，又提到了一件与梦境不沾边的事。昨天有人当着她的面讨论了许多心理学的内容，一个亲戚说，原始人（Urmensch）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延续。这下，我们总算明白了梦的来龙去脉。“原始人”这个词给了她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死去的父亲在梦中复生。他在梦中成了报时人（Uhrmensch[1]），每隔十五分钟便出来通报一声时间。

通过这个例子，你们不难发现梦与笑话有许多相似之处，有时候，我们甚至以为梦者的幽默是释梦者在说笑。在另一些例子中，我们甚至很难区分梦和笑话。你们肯定还记得，在研究口误现象时，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个人梦见自己和叔叔同坐一车（Auto[2]），叔叔还给了他一吻。他很快就给出自己的解读：这个梦意味着自体享乐（Autoerotismus），这是性欲学说的一个术语，专指并非在外界物体上获得的快感。这个人是在跟我们说笑，将笑话当成一个梦来叙述吗？我不这么认为，他肯定做过类似的梦。但为何梦和笑话如此相似？这个问题曾令我迷惑多时，以至于我不得不将笑话好好研究一番。前意识中的思想被潜意识加工，便生成了笑话。既然有潜意识的参与，就离不开压缩作用和转移作用，这正是梦的工作所倚仗的机制，梦和笑话的共性正在于此。但是，“梦的笑话”却无法像笑话一样，给我们带来许多快感。想知道为何如此，你们得去深入研究笑话。总之，“梦的笑话”看上去更像一个拙劣的冷笑话，无法使人发笑，只会使我们发冷。

我们的道路与古代释梦术不谋而合，后者虽然有许多糟粕之处，却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无法超越的经典案例。下面，我将给你们讲一个历史上很著名的梦，做梦者为亚历山大大帝，普鲁塔克（Plutarch）和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 aus Daldis）对此梦的记述略有出入。公元前322年，亚历山大大帝久攻推罗城不下，一晚他梦见一个羊人跳舞。释梦家阿里斯坦德罗斯（Aristandros）随军出征，为大帝释梦，将希腊语中的羊人（σατυρος）一词拆分成“σα”和“τυρος”两部分，意即“推罗城是你的”，暗示亚历山大大帝即将征服推罗。受此鼓舞，亚历山大大帝一鼓作气，拿下推罗。阿里斯坦德罗斯这番解释固然有很大的人为因素，但显然是正确的。

3.有些精神分析研究者多年从事梦的研究，却也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诸位如果听说了这一点，肯定会兴致勃然。有这样一个诱使人犯错的好机会，相信谁都不会错过。于是，概念的混淆和不合理的归纳便使这些人的学说与医学上对梦的看法犯了同样的错误。有一种主张诸位并不陌生，它认为梦是适应现实和解决未来问题的过程，具有“预言特征”（A·麦德尔，A. Maeder）。我们说过，这种观点将梦和潜藏的梦意混淆在一起，忽视了梦的工作。“预言特征”是潜意识思想行为的特点之一，潜藏的梦意也属于这个范畴，这种说法缺乏新意，而且潜意识思想行为不止预言未来，还有许多其他作用。另一种谬误认为梦必与死亡挂钩，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何依据，只能猜测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将梦和梦者的全部人格区分开来。

另一种不当的归纳仅有少数孤例可以为证，它认为每个梦都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们精神分析的解释，另一种是所谓深层次的解释，即无视人的欲望和冲动，将梦视作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的表现（H.西尔贝莱尔，H. Silberer）。那样的梦不是没有，但这套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梦都是双性的，是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A.阿德勒，A. Adler）。这套学说你们即便听过多次，恐怕依旧不好理解。那样的案例当然少量存在，它们的结构与歇斯底里症相似。说了这么多关于梦的特征的新发现，是为了提醒诸位不要轻信这套理论，或者至少不要再怀疑我的判断。

4.有人通过观察发现，患者在述梦过程中，会在内容上依据医生的理论偏好有所选择，所以有人偏爱做与性冲动相关的梦，有人爱做争权夺利的梦，甚至还有人爱做死而复生的梦（W.斯台克尔，W. Stekel）。于是，我们不禁对梦的研究的客观性产生质疑。但这种观点其实并不成立，因为在受到精神分析影响前，人们已开始做梦；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此前也会做梦。这一所谓的新发现，其实是必然的，也是梦的理论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清醒时颇为感兴趣的事物，往往会作为日间残念入梦。如果医生的话和他的影响对患者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它们便会成为日间残念的一部分，与其他令人难以忘怀的事物一样，作为促成梦的心理刺激出现，起到与睡眠中的躯体刺激同样的效果。同样，被医生唤起的思考可能出现在显性的梦境中，也可能在潜藏的梦意中被证实。我们知道，梦可因实验而起，或者更准确地说，实验可以将一部分梦的素材导入梦中。精神分析师施加给患者的影响，跟实验心理学家的角色类似。莫里·福尔德的实验，正是将被试者的四肢摆放在特定位置。

我们可以影响他人做梦的领域，却无法改变其做梦的内容。无论是梦的工作还是潜意识中梦的愿望，都不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在研究身体刺激引起的梦时，我们发现梦对身体和精神刺激的反应说明它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那些怀疑梦的研究的客观性的人，只是将梦和梦的素材混为一谈了而已。

女士们、先生们，关于梦的问题，我们暂且谈到这里。你们肯定发现我的叙述略过了很多内容，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言之未尽。这是因为梦这种现象与神经官能症存在很大关联。我们以梦为指引，进而了解神经病学说，这条路无疑比先研究神经官能症再研究梦合适许多。不过，既然梦给我们理解神经官能症提供了许多便利，那只有了解了神经官能症现象，才能对梦有全面的了解。

不知道诸位怎么看，反正将这么多有限时间和精力花在梦这个问题上，我并不后悔。只有在梦身上，我们才能很快认识到精神分析主张的正确性。要证明神经官能症有自己的意义和目的，且与患者的命运相关，需要经年累月的艰苦努力；而要在梦的身上证实这些，并顺带证明精神分析的各类前提——心理活动的潜意识性，其所遵循特殊的机制和驱动力——只需要几个小时。如果我们意识到梦与神经官能症的生成过程十分相似，而现象又消失得十分突然——梦者醒来又变回一个头脑清醒、理智的人，我们不难肯定神经官能症是因精神生活中各作用力失衡引起的。

[1]Urmensch 和Uhrmensch 两个词，在德语中不仅形似，发音也相同。

[2]此处指automobil。

第三部分
一般神经病学

第十六讲
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

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能在新的一年与诸位重逢。去年，我向诸位介绍了失误行为和梦的精神分析治疗，现在，我要带诸位了解神经官能症现象；你们很快会发现，两者有很多相通之处。我必须将丑话说在前头，这次我不能再容忍你们与我针锋相对。此前，我每进一步，需先取得你们的认同；我与你们讨论了很多，接受你们的质询，其实是将你们和你们的“健康的人类理性”看作审查的中心标准。现在，这一套已经行不通了。道理很简单，失误行为和梦境是你们所熟知的现象，可以说你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我一样丰富，甚至可以轻易获得更多经验。而你们对神经官能症现象却是陌生的，你们若不是医生，那除了听我报告，没有其他机会接触它。如果你们对需要评判的材料并不熟悉，再好的判断力也派不上用场。

但你们千万别以为接下来的演讲是一番说教，好像我要强迫你们无条件信服，那你们可冤枉我了。我并不是要说服你们，只是为你们提供一些想法，消除你们的偏见。如果由于对材料缺乏了解，无法做出自己的判断，你们便不应偏信，只需好好领会我讲授的内容即可。信仰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如果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如愿，得到的信仰恐怕没什么价值。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对同一类材料做了经年累月的研究，并亲眼见证过那些惊人的新发现——才有资格谈论信仰。在知识的领域里，我们为何要那么快对一件事信以为真，闪电般地皈依一种信仰，或是对某样事物心生反感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所谓“一见钟情”完全是另一个情绪化领域的产物吗？我们从不指望患者对精神分析深信不疑，乃至成为它的拥趸，那往往只会让我们产生疑虑。我最希望你们能保留一些善意的怀疑，不妨先让精神分析的观点同那些通俗精神病学的观点一样，在你们心中慢慢滋长，直到你们能将它们融会贯通之时，再在它们之间作出比较和取舍。

另一方面，你们绝不能以为我介绍的精神分析观点是臆想的结果。这都是我的真实经历，即便不是直接表述观察结果，也是由此加工而来。至于加工方法是否得当，证据是否充足，还得由科学作进一步评判。不过我浸淫此道近二十五年，也算有了些年头，总可以毫不自夸地说，要观察到这些现象，需经过艰苦卓绝的深入工作。我总感觉，我们的敌人不愿考虑我们主张的来源，他们认为这只是主观的念想，换一个人便可以换一套说辞。对此，我实在不能苟同。这或许是因为某些医生与神经官能症打交道不多，在倾听病情描述时心不在焉，以致不能通过深入的观察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在此，我向诸位保证，我在讲演的过程中不会与人争辩，至少不会跟个别人唇枪舌剑。我对“争辩乃万物之父”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深感怀疑，这种说法起源于希腊的诡辩术，与后者一样错在过于强调雄辩的价值。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所谓的科学论战不会有太多的成果，何况它还总与个人立场混淆。直到几年前，我还胆敢自夸说，我只与一位研究者（慕尼黑的吕闻菲尔德，Löwenfeld）有过一场正式的科学论战。最后我们化敌为友，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已经很久没再做过那样的事，因为我不确定结局是否依然如此。

我如此回避争论，你们肯定认为我不愿接受批评，冥顽不化，或者用科学的语言说，是“固执己见”。我想说，如果你们经过许多辛苦劳动，才得到了这样的信仰，那理应有所坚持。我还可以告诉诸位，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对某些重要的观点做过修改、修订和替换，每次我都将其公之于众。可这都换来了什么呢？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我已经做了修正，至今仍在批判我早已更正的观点；另一些人说我狡猾善辩，不够靠谱。我们总认为那些数次改变看法的人不值得信赖，他最新的观点也极可能是错误的，这不正是事实吗？可那些固执己见、毫不动摇的人，又被说成冥顽不灵。面对这种一环接一环的批评，我们除了置之不理，相信自己的判断，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另外，我已决定根据研究的进展，对所有的学说保留修订和改正的权利。不过迄今为止，我的基本观点尚未发生变化，希望今后依然如此。

让我再回过头来介绍精神分析对神经官能症的观点。无论出于类比还是比较的考虑，我都想先跟诸位分享一些与之前研究过的现象相关的例子。有一种症候性行为，在许多接受治疗的病人身上都有所体现。许多人去医生的诊室，只为了待上一刻钟，向我们倾诉自己的痛苦，分析师往往不知该从何入手。他们知道得太多，以至于不能像寻常医生一样若无其事地开出处方：您需要做轻度水疗。有人问我的一位同僚如何对待就诊的病人，他耸耸肩说：他会收他们一大笔钱，对恶作剧以示惩罚。所以如果你们听说即便最繁忙的精神分析师，其门诊时间常常门可罗雀，大可不必奇怪。我在治疗室和候诊室之间装了两扇门，并在其间铺上地毯以示区分。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可当我请患者从候诊室进入时，他们往往任由两扇门敞开。见到这一幕，无论访客是绅士还是贵妇，我都会毫不客气地请他们回去将门关好。这样做有时固然显得迂腐，因为病人可能拉不动门把手，反倒需要旁人去帮他一把；但大多数时候，我的判断都不会有错，那些任由治疗室和候诊室之间的门敞开的人，绝对是不值得优待的下等人。你们先听我说完，不要着急下结论。这些患者“疏忽大意”的行为，全发生在其身后的候诊室里无人，而非有人等待的时候。在后一种情况下，患者清楚关上门符合自己的利益，可防止他与医生的对话被人偷听，这时候他们总会小心翼翼地将两扇门都关好。

这样看来，患者的疏忽绝非偶然，也并非毫无意义，甚至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体现了他对医生的态度。大多数病人怀揣着瞻仰权威的崇敬之情前来就医，有些人或许事先打电话询问过何时最容易被接见，他们肯定以为这里门庭若市，就像红帽咖啡[1]店门口一样热闹。现在他进到这个空无一人、装饰简朴的候诊室，肯定大失所望。他必须对医生略施惩戒，才不枉自己曾对他怀有这般崇敬之情，于是故意不关诊室和候诊室之间的门。想借此向医生表明：啊，这儿没人，我在这儿的这段时间，恐怕也不会来人。如果不在一开头便针锋相对地遏制住这股苗头，在谈话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更加出言不逊。

对这一症候行为的分析结果诸位肯定不陌生：这些行为不是偶然的，它们有动机，有意义，有目的，有可以指明的心理背景；它们虽然微不足道，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重要的心理过程。最重要的是，我描述的这一过程是当事人未知的，因为没有哪位不关门的病人会承认这一疏忽是因轻视我所致。有些人也许会直言走进空无一人的候诊室时多少有些失落，但在他们的意识里，这种印象显然无法同随后出现的症候性行为联系起来。

现在，我们不妨将这一小段对症候性行为的分析与从一位女患者身上观察到的症状放到一起。我之所以挑这个案例，是因为我对它的记忆仍然颇为清晰，而且这个例子也较简短。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有些细节还是必不可少。

一位年轻军官临时请假归来，恳请我为他的岳母提供治疗。后者原本家庭幸福美满，一个荒唐的念头却令她和家人痛苦不堪。这位老妇53岁，体态姣好，生性热忱大方，她毫不避讳地给我介绍了如下情况。她与主管一家工厂的丈夫一道生活在乡间，婚姻幸福美满。丈夫对她关怀备至，结婚三十年来，他们之间从未有口角、争执和不快。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已成家，但丈夫一心尽职尽责，不愿退休。一年前，一件连她自己都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她收到一封揭发丈夫与一位年轻姑娘有染的匿名信，并对此深信不疑，以致快乐不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有一位无话不谈的女仆，后者一直对另一位出身相当，却更有成就的女仆心存怨恨。那位有成就的女仆不甘平庸，参加商业培训，成功地入职工厂；由于征兵导致员工匮乏，她甚至得以晋升至高位，在工厂里安家，每日与有头有脑的人物打交道，被人们尊称为“女士”。失意的女仆当然不会放过一切说前同事坏话的机会。一天，老妇人与自己的女仆谈及一个曾来访过的老先生，说到他没跟自己的妻子一起居住，而是在外头与另一个女子有染。不知为何，她信口说出了以下这番话：我最害怕的就是听到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姘头。第二天，她收到一封匿名信，那封信字迹歪歪扭扭，说的正是她最不想听到的。她猜测这是那个坏女仆所为，这也许不无道理，因为信中揭发的姘妇，正是女仆一直憎恨的“女士”。虽然她一眼看穿诡计，也深知这类遮遮掩掩的告密多不可信，却依然就此屈服。她激动异常，当即派人叫来自己的丈夫，劈头盖脸一阵大骂。她的丈夫微笑着否认了指责，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他唤来（同时兼任厂医的）家庭医生，尽其所能安抚老妇人。此后发生的事情不难理解，贴身女仆被辞退，那位所谓的姘头依然留在工厂。此后，老妇人总是说服自己不再理会匿名信的内容，但总不能长时间做到这点。只要听到那位“女士”的名字，或者在路上遇见她，疑虑、痛苦和怨言又会随之而起。

这就是那位贵妇的病史。即便是没有与神经官能症打过太多交道的人，也会发现她的叙述相比其他神经官能症患者未免太过平静了些。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她隐瞒了病情，其实心中一直没能绕过匿名信这道坎。

精神病学家对这样的案例是什么态度呢？他们对患者不关诊室门这类症候行为的态度，已经再清楚不过。他们说那是没有心理学意义的偶发行为，没什么研究价值。可在老妇人这个病例中，他们无法再采取那样的态度了。在他们看来，症候行为无足轻重，症状则理应得到重视。它主观上给个体带去强烈的痛苦，客观上对家庭生活造成威胁，因此毫无疑问是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精神病学家总会先试着概括症状的本质特征。困扰那位老妇人的想法，本身可能并非无稽之谈——她的丈夫确有可能与少女有染。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她的丈夫平日对她关爱有加，除了那封匿名信，她再无理由怀疑丈夫的忠诚。她也知道这封信不足为证，甚至自己就能给出很好的解释；所以，她根本没理由吃醋，却偏偏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仿佛自己的妒忌完全事出有因。于是，人们将这类有违逻辑和常理的想法称为妄想。老妇人患了嫉妒妄想症，这是该病例的主要特征。

做了初步诊断后，精神病学依然兴致不减。妄想与现实无关，不可能源于现实。那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妄想有许多内容，为何这个案例中妄想独以嫉妒为题呢？哪类人最容易出现妄想，尤其是嫉妒妄想呢？我们想听听精神病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可惜未能如愿。精神病学家只回答了我们的一个问题，他们研究了老妇人的家族史，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妄想出现在那些家族成员有同类或其他精神障碍的人身上。换句话说，这位老妇人的妄想是遗传所致。这当然不失为一家之言，可这是我们想知道的全部吗？这个病例全因遗传而起？难道我们可以心满意足地认为，嫉妒妄想的出现完全是随机、无关紧要、无法解释的？如果遗传是主要因素，我们是否可以悲观地说，无论经历了什么，那个老太太早晚都会产生妄想？你们肯定会问，为何科学性极强的精神病学不能给我们进一步解释。我的回答很简单：骗子才爱虚张声势。精神病学家虽然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却无法解释这些现象，能够作出诊断和不确定的预测便应知足了。

那么精神分析能在这方面取得更多成就吗？当然可以。这个案例虽然错综复杂，但精神分析还是发现了些许蛛丝马迹，使得进一步理解它成为可能。首先我想提醒各位注意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细节，即匿名信是患者自己招来的。正因为她前一天对心怀鬼胎的女仆说丈夫出轨是天大的不幸，才使女仆想到了寄匿名信的主意。所以说，妄想其实与那封信无关，这个念头早已作为某种担心或愿望，存在于患者的脑海中。短短两个小时的分析过程中，这样的迹象还有很多。当要求她继续讲述她的想法、联想和回忆时，患者表现出极强的抗拒心理，声称自己想到的都说了，想不起更多。两小时后，治疗过程不得不中断，因为她宣称自己已痊愈，不会再有其他念想。这显然是心存抵触，不愿分析继续所致。可在过去的两小时里，她已露出马脚，使我们的解释得以成立，从而说明了她嫉妒妄想的起源。原来，她对自己的女婿——那位催促她前来就医的年轻人心存爱恋。对这一点，她本人也毫不知情，或者只知之甚少；由于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爱慕之情很容易以亲情的方式流露出来。由所知的一切，我们不难推知这位正直的人母的心理活动。这样的爱恋显然难以为她接受，无法在意识中立足；但它依然存在于潜意识中，并对这位老妇人造成了很大困扰。为此，她不得不设法补救，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借助转移作用这一机理，嫉妒妄想就此生成。如果不只她对年轻男子心存爱恋，她的丈夫也与一位少女纠缠不清，她就不必独自背负不忠的骂名，良心上会好受许多。所以想象丈夫出轨，无非是在她自己的伤口上敷一些安慰药而已。她对自己的不伦之恋浑然不觉，但后者的倒影却成为了一种必然、妄想和意识，为她带去种种便利。所以，无论怎么劝导她都不会有用，因为这些理由针对的都是倒影，而非本像。倒影为本像提供了便利，让后者深深地扎根于潜意识中，不被触及。

我们不妨总结一下这段简短而沉重的精神分析到底为理解这个病例作了哪些贡献。当然，前提是我们的调查是准确的，这一点你们不必多疑。

首先，妄想不再是没有意义、无法理解的东西，它有意义，有动机，是患者情感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妄想是对可由迹象推知的潜意识心理活动的必要反应，正因此，它才会表现出不合逻辑和反常的特征。可以说，妄想正是人们想要的东西，是一种慰藉。

第三，患者的经历决定了妄想的内容只能是妒忌，而非其他。诸位都还记得，那个老妇人日前曾亲口对女仆说过，丈夫出轨是对她最大的打击。这个案例与症候行为之间的共性不容忽视：首先，两者都反映了某种意义或目的；其次，两者都与潜意识脱不开干系。

当然，我们的疑惑还没完全解开。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另一些问题则因为特殊关系的不利影响根本无从下手。例如，这位婚姻美满幸福的老妇为何会迷恋上自己的女婿；为何只有将这层关系投影到自己丈夫身上，才可以获得解脱？要知道，可能的解脱途径有许多。你们不要以为提出这些问题是无事生非，从现有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已经可以给出可能的答案。这位老妇人处在一个性欲急剧膨胀的年龄，这就说明了许多问题。何况她那忠诚善良的丈夫可能几年前就不再具备相应的性能力，无法满足妻子的需要。经验告诉我们，这类男人往往对妻子忠贞不贰，百般体贴，对她们神经兮兮的抱怨也会宽容有加。此外，将女婿当作畸恋的对象，绝非偶然。母亲向来与女儿有着强烈的性联系，这种情结常会转移到女婿身上。说到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丈母娘和女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棘手的话题。这直接导致原始人群中出现了许多禁忌和避嫌的现象。[2]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的角度看，这都超乎文明的需要。在我们这个案例中，究竟是上述三种因素中的一种、两种或全部在起作用，我无可奉告，但这主要是因为我没能在两小时后将分析继续下去。

诸位，我知道现在说的已经超越了你们的理解范围。我这么做，是想将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作个比较。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们可有发现两者的矛盾处？精神病学没有采用精神分析的技法，没去研究妄想的具体内容，它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遗传，这实际上指出了较为普遍的病源和远因，而非特殊的近因。它与精神分析可有矛盾和对峙？难道两者不是互为补充吗？遗传的因素可与个体的经历矛盾？两者不是共同起着作用吗？你们不得不承认，精神病学的本质其实不与精神分析研究相左，反对精神分析的不是精神病学，而是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的关系，更像是组织学和解剖学的关系；前者研究器官的外在形态，后者研究器官的内在构造，即组织和元素的构成。这两类研究方法并不矛盾，很难说一种方法能取代另一种。要知道，解剖学今天被视为医学的基础，可有一段时间，解剖尸体以观察躯体的内部结构是被禁止的，就如今天人们对研究心理活动内在机制的精神分析百般唾弃一样。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精神病学研究想取得深入进展，不得不先全面了解心理活动的潜意识过程。

精神分析虽然遭到攻击，在诸位中间却可能仍不乏拥趸，这些人自然希望看到它能在其他领域，如治疗方面为自己正名。众所周知，现有的精神病学疗法无法治愈妄想，精神分析既然能够看透妄想产生的机制，是否也能起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呢？不，它做不到；面对这类病痛，精神分析治疗与其他疗法一样无能为力，至少不比它们强多少。我们虽理解病症的机制，却无法让患者也了解这一点。你们刚才听到了，我对妄想只做了初步分析，便无法再继续下去。这是否就意味着对这类案例的分析没有意义呢？我不这么认为。即便研究不会产生直接的功用，我们也有责任、义务将它继续下去。我们一点一滴的知识，终将转化为能力和治疗手段，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何时会来，在何处出现。即便精神分析在治疗其他神经和心理疾病的过程中与研究妄想一样无功而返，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取代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我们仍然无法将精神分析付诸实践，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有生命，有自己的意志。要让人配合研究，必须赋予其动机，这恰恰是我们给不了的。所以，让我用下面这番话结束这一讲：神经障碍的种类五花八门，在许多领域中，我们的见解都可以转化为治疗手段；这些疾病原本不易治疗，但在特定的条件下，我们取得的成功，绝不比其他疗法逊色。

[1]红帽咖啡（Julius Meinl）是当时维也纳首屈一指的咖啡品牌，其标志为戴红帽的女子头像。

[2]参见《图腾与禁忌》，该书收在《弗洛伊德全集》第九卷。

第十七讲
症状的意义

女士们，先生们！上一讲我们说到，临床精神病学不太关注单个症状的表现和内容，精神分析却由此着手，发现了症状的意义及其与患者个人经历的关联。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意义最早由约瑟夫·布劳尔发现，他研究的歇斯底里症案例（1880—1882）从此闻名于世。皮埃尔·耶勒（P.Janet）也独立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位法国心理学家的文章发表在先，因为布劳尔直到十年后与我展开合作时（1893—1895），才发表他的观察结果。孰先孰后这个问题，我们不必深究，因为任何发现都有一个重复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成功不一定与贡献等值。美洲就没能以哥伦布的名字命名。在布劳尔和耶勒之前，伟大的精神病学家罗莱特（Leuret）曾说过，即便是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也有意义，想要理解和翻译它，必须承认其有意义。我承认自己一度十分钦佩耶勒在解释神经官能症症状这方面的成就，因为他提出了病人具有“潜意识观念”（idées inconscientes）这一说法。但之后，耶勒的态度却变得十分保守，仿佛承认潜意识对他来说只是一种遁词和权宜之计，其实并不存在。从那以后，我再也理解不了他的说法，我认为他错失了取得更多成就的好机会。

总之，神经官能症症状和失误行为及梦一样，有自己的意义，与个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句话虽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不是我所能证明的。现在，我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一点。有类似经验的人，肯定有相同的体会。但是，出于某些考虑，我不会拿歇斯底里症举例，而是选取另一种更奇怪、更常见的神经官能症症状。我先介绍一下，这种病名叫强迫症，它的影响范围没有歇斯底里症那么广，患者不会表现得狂躁不安，而更像心事重重；这种病几乎没有躯体上的表现，所有的症状都出现在心理领域。精神分析学说是基于对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的研究提出的，我们的治疗方法在这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相比歇斯底里症，强迫症的谜团没有从精神层面蔓延到身体层面，通过精神分析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更透彻；神经官能症的部分特点可在强迫症上得到放大。

强迫症的表现，是患者脑海里充斥着他们并不感兴趣的思想，由此迸发出一股莫名的冲动，使他们不得不违心地做无趣的事情，又欲罢不能。这种思想（强迫观念）本身可能并无意义，对患者来说可有可无，甚至常常显得愚蠢可笑；它无一例外是患者思考的结果，尽管患者本身可能对此并不乐见。他们不得不违心地思考和猜测，仿佛面临人生最重要的考验。患者在体内感知到的冲动也许幼稚可笑，但往往有一些沉重的内容，如犯重罪的诱惑。患者不愿承认这种陌生的情感，被它们吓得匆忙逃窜，不得不给自己设定种种戒律和约束，使自己不至于越雷池一步。当然，这种冲动从来没转化为现实，患者的逃避和谨慎总能取得最终胜利。他最后实施的所谓强迫行为，其实都是一些无害的琐事，大多是对日常行为死板的重复，从而使上床睡觉、洗漱、化妆、散步都成了极度无聊又无法摆脱的行为。在不同的强迫症案例中，病态的观念、冲动和行为也不尽相同，往往有一种意图占据主导地位，该种病症因此得名。不过，所有这些强迫症的共性显而易见。

这的确是一种很有趣的疾病。我相信，即便最离谱的心理幻想，也无法企及这一高度。要不是眼见为实，任谁都不会相信这种现象存在。千万别以为对患者好言相劝，说服他们放弃这些傻念头，做些更理智的事情，会有成效。要知道，他们何尝不想如此。他们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却仿佛受到一股力量的驱使，只能情不自禁地做出一些有别于常态的举动。对此，他们只有一种办法，即将矛盾转移，用较好的想法替换愚蠢的念头，将某一种迂腐的禁忌转化成另一种较为平和的禁忌。总之，他可以转移强迫性，却无法消除它。强迫症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所有的症状都可以被转移直至失去原形。另外，心理活动的对立趋势（两极化）在这一病症中也尤为突出。除了积极和消极的强迫行为之外，强迫症患者还会越来越多疑，以致对常理也产生质疑。久而久之，患者会表现出犹豫不决、疲软乏力和自由受限等特征。另外，强迫症患者此前多精力丰富、固执己见，智力水平高常人一等。他们往往对自己有较高的道德要求，行事追求准确，更容易自责。所以诸位不难想象，即便只求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症状和特征半知半解，也少不了付出一番艰苦努力。我们的初步目标，是理解和分析强迫症的一部分症状。

说了这么多，你们也许想听听当代精神病学对强迫症问题的看法。遗憾的是，精神病学除了给不同类型的强迫症一个名称，再无更多建树。它仅仅强调，患有强迫症的病人是发生了退化的人。这显然是用偏见代替解释，无法使人信服。要知道退化的人很容易表现得与众不同，所以我们便认为有类似症状的人异于常人。但我们不禁要问：与歇斯底里症患者等其他神经官能症患者及心理障碍患者相比，强迫症患者真的“退化”了吗？这么说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要知道，许多有卓越成就的伟人患有强迫症。通常情况下，许多人对这一点讳莫如深，伟人的传记也多有失实之处，所以我们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但总有一些人愿做真理的狂热信徒，会向我们亲口承认自己的强迫症习惯，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是一个最好的例子。[1]

这一情况也为精神病学所知，它称这些人为“退化的伟人”。这番说辞固然美妙，但借助精神分析的手段，我们发现这些特殊的强迫症症状和常人的一般病症一样，可以根治。我本人就曾屡次取得成功。

现在，我给诸位举两个分析强迫症症状的例子，其中一个来自我过去的观察，我还没能找到更好的例子来替换它；另一个例子则是我新近得来的。讲述这类案例务求详尽，最好能面面俱到，所以不宜举例过泛，只以两例为限。

一位年近三十的女人患有极严重的强迫症，要不是突生变故——这一点也许以后还会讲到——我或许可以为她提供些帮助。这个女人每天都要重复数次如下行为：从自己的房间跑到隔壁，在房子中间桌子旁的某个特定位置站好，然后摇铃唤来自己的侍女，随便吩咐她做些什么，有时候甚至什么都不吩咐，就独自走回房间。这固然算不上令人痛苦万分的症状，但也唤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对这一行为的解释，是在没有任何医生的外来帮助的情况下，以最直接、无可争辩的方式得来的。我不会猜测强迫行为的意义，更不会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每次我询问患者为何要这么做，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可有一天，我打消了她心底一大疑虑后，她仿佛突然开窍了一般，说自己知晓了其中缘由。她曾在十多年前与一位年龄大她许多的男子结过婚，新婚之夜，她发现男子有阳痿的毛病。那天晚上，他无数次从自己的房间来到她的房间，一再尝试性交，都无功而返。第二天早上，他生气地说：难道要让侍女在收拾床铺的时候看笑话不成？说着，他顺手拿起放在边上的一瓶红墨水，将里头的液体倒在床单上，却偏偏没倒在合适的位置。起初，我不明白除了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以及女仆的出现之外，这段回忆与患者的强迫行为有什么关联。接着，这位患者将我带到了她邻室的桌子旁，将上面的红斑指给我看。她解释说，自己之所以站在桌子旁，是为了让侍女看到那块红斑。这样一来，新婚之夜的场景与她的强迫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终于证实了，但其中还有许多疑点有待解答。

首先，这位女患者显然将自己与丈夫视为一体；她模仿丈夫的行为，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接着，为了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必须假设她用桌子和桌布替代了床和床单。如果对梦的象征性没有足够的了解，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牵强。但在梦中，桌子经常作为床的替代物存在。桌子和床都象征着婚姻，可以相互替换。

此前我们已经证明强迫行为是有意义的，它是对某个有意义的场景的重复和再现。我们不能就此止步不前。继续深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会了解更深层的东西，即强迫行为的目的。她这样做的核心目的，显然是要将侍女唤到跟前，让她看到那块红斑，而不是像丈夫说的那样，让侍女看笑话。这一次，她所扮演的丈夫无须在侍女面前感到惭愧，因为那块红斑出现在正确的位置。由此可见，她并不是简单重复这一过程，而是做了改进，使其趋于合理。这样一来，她在试图更改那一夜另一个不幸的事实，即由红斑的位置可以推知她丈夫的性无能。所以，这番强迫行为背后的语言是：不是这样的，他无须在侍女面前感到羞愧，他没有阳痿。她像做梦一般，借助眼前的行为实现了自己事先的愿望，并想借此消除加在自己丈夫身上的不幸。

我能给诸位介绍的这位患者的其他情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能了解到的其他情况，都支持她强迫行为的这种解释。这位女士数年来一直与丈夫分居，内心一直在挣扎是否要诉讼离婚。但她其实并不想离开他，所以强迫自己忠于丈夫，甚至不惜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免受到诱惑；可以说，她早就原谅了丈夫的无能，并在幻想中放大了他的形象。所以，她最隐秘的病因，是想让丈夫不受人言所伤，使夫妻分居有据可循，使丈夫可以继续过舒适体面的生活。对这一无害的强迫行为的分析，带领我们走近了这一疾病的本质，使我们得以窥见强迫症的隐秘。我想让诸位在这个案例上多停留一段时间，因为如此有利的前提条件并不那么容易获得。患者在没有分析师指引和介入的情况下，一下子便为自己的症状作出解释；强迫行为指向的这段经历，并非发生在容易被忘记的儿时，而是发生在成年时期，并牢牢地附着在患者的记忆中。评论界对我们症状分析的种种批评，都被这个案例化于无形。这样的好事并不常有。

还有一点！诸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如何由这个不起眼的失误行为走入患者的内心世界的呢？一个女人最隐秘的便是新婚之夜的经历，我们得以直击患者性生活中的隐私，难道只是无足轻重的巧合吗？当然，可能是我选例不当。且让我们不要太快下结论，再来看第二个迥然不同的案例，里头提到的“睡前仪式”也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强迫行为。

一位十九岁的少女天资聪颖，家境优越。她是父母的独生女，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和智力开发，原本性情活泼好动，近些年却不知不觉出现了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她极易与母亲起争执，时常垂头丧气，人变得犹豫多疑；最后，她甚至不敢一个人去广场和上街。总之，她的病情很复杂，医生至少诊断出两种疾病，即广场恐惧症和强迫症。这一点，我们无须多加停留，只需注意这位少女发明的令她父母也头疼不已的睡前仪式即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正常人都有一定的睡前仪式；只有在特定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安然入睡。由醒入睡的过程，在每晚都以特定的形式循环反复。健康人的睡眠条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外界状况发生改变，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调整。病态的仪式却一成不变，患者即便作出很大牺牲，也要将其进行下去。乍一看，这种行为在道理上说得通，只不过跟常人的睡前行为相比，显得有些过于小心。但仔细一看，我们会发现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仪式背后的条件根本无法用常理解释，甚至与之矛盾。我们这位女患者为了在夜间安睡，决心将一切声音来源隔离在外。所以，她做了两件事：将室内的大钟关停，将其他的钟表移到室外，甚至连小小的一只手表也不能放在床头柜上；她将花盆和花瓶小心地在桌上摆好，以防它们夜间不慎坠落，干扰她睡眠。她知道这一切只是做做样子，手表即便放在床头柜上，也不至于让她听见什么声响，何况我们都知道，规律的滴答声不但不会影响睡眠，还能促人入睡。她自己也承认，担心花盆和花瓶在夜间自己坠落，有杞人忧天之嫌。而睡眠仪式的其他部分甚至会使她得不到清静。她要求将连通自己房间和父母房间的门保持半掩状态，为达到目的，甚至不惜在门口放置不同的物体遮挡，这似乎反而会招致更多噪声。但最主要的睡眠条件还在于床本身。她要求床头的长枕绝不能触碰到木质床背，小枕头必须呈菱形放置在软垫上，而她的头则正好躺在菱形的对角线上。睡前，她必会将羽绒被抖一抖，使床尾那头的羽毛堆积得很厚，然后再小心地将羽绒摊匀。

请允许我在叙述中省略一些细节，它们无关紧要，不会给我们新的收获。不过有一点你们不应忽略的：整个仪式进行得并不顺利。她总担心有什么事没做好，所以一再检查和重复，一会儿担心这一点，一会儿又怀疑那一点。这样做的后果是，每次没一两个小时睡不着觉，甚至还连累父母在一边惊魂未定，不敢入睡。

分析这个案例可没有上一个案例那么容易。我必须给少女一些暗示和建议，但她每次都否决我的说法，或对此表示不屑。但过了这一阶段之后，她开始思考各种可能的原因，收集自己的想法和回忆，最终发现了此间关联，从而自行给出解释。完成这一切后，她开始逐渐放弃那些强迫行为，并在治疗结束之前彻底终止了自己的睡前仪式。你们必须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分析工作绝不会死磕某一个症状，直到将其彻底搞透；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将手头的话题放在一边，随后再重新将它拾起。我现在给你们讲述的症状解释，其实是许多结论综合后的结果；研究中途不断受到干扰，持续了数周乃至数月才得出结论。

患者逐渐意识到自己将钟表当成女性性器官的象征，所以才要在夜里移开。钟表当然还有别的意义，它之所以被用来象征女性性器，是因为它周期性的运动过程和有规律的间隔。女人自夸经期规律时，常会说像钟表一样准时。可我们这位患者却害怕在睡眠中受到钟表滴答声的干扰。钟表的滴答声等同于性兴奋时阴蒂的勃动，事实上，她在睡眠中曾数次受到阴蒂勃起的困扰，所以将钟表在夜间移开的禁忌，正来源于对勃起的恐惧。同样，花盆和花瓶等容器也是女性性器官的标志，所以防止它们在夜间坠落的确有意义。我们知道，在订婚时打碎一个罐子或碟子的风俗一度广为流行。每个宾客取走一块碎片，以示自己对新娘不再有非分之想，这一风俗或许源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传统。对于这一仪式，少女也有许多回忆和联想。她年幼时打碎过一个玻璃罐或陶罐，划伤了手指，流了好多血。长大后知道了性的秘密，她开始担心自己在新婚之夜不会流血，被人认作不是处女。所以，她害怕打碎花瓶的行为，其实源自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结：她一方面害怕受伤流血，一方面又害怕自己在初次性交时不出血会让人质疑其贞洁。所以她这些行为，与隔离噪音其实并没有太多联系。

此后的某一天，她突然明白了长枕不能接触床背的含义，从而道出了睡前仪式的本质意义。据她说，长枕代表女人，垂直的木质床背则代表男人。她有一个将男女分开的奇特想法，说白了就是想将父母分开，使他们无法交合。睡前仪式出现之前的童年，她曾以更直接的方式达成这一目的。她假装害怕，要求将父母和自己的卧室之间的门保持敞开。这一戒律也被保留到现今的仪式中。她借助这种方式偷听父母的响动，也曾因此失眠数月。这还不够，她时不时会睡到父母的中间，从而将“长枕”和“床背”真正隔开。长大后，她无法再舒舒服服地躺在父母中间，于是假装害怕，诱使母亲跟她交换位置，独自睡到父亲身边。此后的幻想也由此而生，其后果在仪式中可见一斑。

如果长枕代表女人，那将所有的羽绒抖到被子底部，使其隆起的行为，便有了意义。这显然代表怀孕，可她又小心地将隆起的部位抹平，这是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害怕父母再生一个孩子，对她产生威胁。另外，如果长枕象征母亲，那小枕头只能代表女儿。为何小枕头必须在长枕上摆放成菱形，她要躺在菱形的对角线上呢？她很快想到，菱形常被画在墙上，表示女性的生殖器。于是，她便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将自己的头视作男性的阳具。（参见以砍头象征阉割的比喻。）

诸位也许会说，这个少女的想法可真够邪恶的。这一点我承认，但你们不要忘了，这些念头不是我捏造出来的，我只是对它们解析了一番。这样的睡前仪式十分特别，它与幻想的一一对应关系，经由我们的分析，已经显而易见。但在我看来，诸位更应该注意的是，在仪式中作祟的不是某一种幻想，而是许多种有着某种关联的幻想的结合。另外，仪式中的规定时而积极、时而消极地反映了性欲望，一部分是性欲的代表，一部分则是对欲望的反抗。

如果将仪式与病人的其他症状正确地联系到一起，我们还能分析出更多内容，但这不是我们的意图。诸位只需记住，这位少女早年与父亲有一定的性联系，可能正是因此，她才会对自己的母亲充满敌意。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位患者症状的分析再次联系到她的性生活。随着对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意义和目的了解的深入，这一切便不足为奇。

借助以上两例，我向诸位证明了神经官能症症状与失误行为和梦一样具有意义，且与患者的个人经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个结论意义非凡，我能指望诸位光凭两个例子便对此深信不疑吗？不可能。可是，你们又怎能要求我继续举例，直到说服你们为止呢？这是不可能的，按照分析之前两例的详尽程度，我至少要花五个小时，才能将这一点说透。所以，我只能举例说个大概，并恳请诸位参阅相关文献，如布劳尔在歇斯底里研究中对第一个案例的经典解释、荣格对早发性痴呆症的惊人结论（当时荣格还是一位纯粹的精神分析家，而非预言家）以及专业刊物上的相关文章。类似的研究并不少见。对神经官能症症状的分析、阐释和解读深深地吸引了精神分析家，甚至使他们忽略了神经官能症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你们中若有人做了类似尝试，必将发现许多相似的证据，但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症状的意义在于其与患者经历的关联。症状的形成愈有个性，这种关联便愈紧密。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那些无聊的想法，以及漫无目的的行为背后对应的经历，从而为其辩护和正名。走到桌旁摇铃唤来侍女的患者，她的强迫行为极具代表性。但与此完全不同的症状也十分多见。有些“典型”症状是患者所共有的，它在所有的病例中都有几乎一致的表现，个体差异并不存在或极不明显，以至于我们很难将它与患者的个人经历联系到一起。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回强迫症。第二位患者的睡前仪式既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也有个性化元素，所以我们可以对它作历史化的分析。但所有的强迫症患者都有重复某项行为的倾向，他们大多生性孤僻，喜爱清洁自身。我们已经不再将广场恐惧症（地形恐惧症、空间恐惧症）归为强迫症，而将它们看作恐惧歇斯底里症，这类患者在发病时会单调地重复同样的行为。他们害怕密闭的空间、宽阔的广场或狭长的街道，要是有熟人陪伴或车辆尾随，他们便有了安全感。但除了这些基本共性，单个患者的症状或情绪各有千秋，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只害怕狭窄的街道，有人独惧宽阔的街道；有的人只有人少的时候才敢上街行走，有的人则要人多时才敢出行。歇斯底里症也是如此，除了个体的特征表现之外，患者的病症也有许多共性，不易靠追溯患者的病史来解释。别忘了正是由于这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才做出诊断。可如果在面对歇斯底里症的病例时真的只将一个症状与某一两种经历联系到一起，例如认为某种歇斯底里的呕吐是因某些恶心的印象所致，我们接着就会发现呕吐还有截然不同的原因。我们很快发现，歇斯底里症患者呕吐的原因其实是我们未知的，我们分析出的历史原因，其实只是患者受内心所迫，信口编造的借口。

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遗憾的事实，即某些个性化的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意义确实可以用它与个体经历的关系很好地解释，但我们的分析方法却并不适用于那些典型症状。何况我还没有将历史化症状分析的困难对你们一一道来。我也不打算那么做，因为虽然我无意隐瞒或粉饰什么，但我不想让你们在研究初期便陷入迷茫无助的境地。我们现在的确处于理解症状意义的初级阶段，所以我们必须在现有收获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力求解开更多谜团。我能做的，是宽慰你们：这样那样的症状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说个性化的症状与个体的经历相关，那么那些典型的症状未尝不可用人类的典型经历去解释。神经官能症的某些常见行为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反应，只是患者受疾病所迫做出了更出格的表现，如强迫症中的反复行为和怀疑情绪。总之，我们没有理由沮丧，只需深入挖掘即可。

在梦的学说中，我们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只是我之前没有多说。潜藏的梦意十分丰富，因人而异，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分析的结果。但有一些“典型”的梦是人类共有的，其内容大致相同，对分析造成困难。跌落、飞行、滑翔、游泳、受阻、裸露和惊悸之梦，因对象不同会有这样那样的解释，其中的共性和典型特征我们还没来得及分析。我们注意到，这类梦同样是由某些共性成分加上个体元素生成。或许从其他梦那儿得来的解释，也可以用在这类梦境上。对此我们不必勉强，只需顺其自然便好。

[1]参见E.图卢兹（E.Toulouse）：《爱弥尔·左拉》。载《医学心理学研究》，巴黎，1896年。

第十八讲
创伤的固置作用，潜意识

女士们，先生们！上一讲我曾说要抛开疑惑，在已知内容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研究。然而有一点没来得及说：从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中，我们还能得出两点十分有趣的结论。

首先，两位患者都给我们一种印象：她们对过去的某一件事情始终难以忘怀，以至于自绝于现实和未来。她们藏身于疾病中，像古时候遁入空门的人那样艰难度日。就第一位患者而言，她与丈夫早已形同虚设的婚姻对她的命运产生了莫大影响。她借助自己的病症保持与丈夫的关系，在心底为丈夫辩护，原谅他，抬举他，为他的失败打抱不平。她依旧年轻貌美，对其他男子有吸引力，却在现实和幻想中深入简出，对丈夫忠贞不贰。她不见外人，不喜打扮，坐下便不愿起身，也不愿给他人签名或送礼，好让其他人不能占有她的一针一线。

我们的第二位患者是一位少女，她在青春期之前与父亲有着很强的性联系，从此难以脱身他投。她知道有病便不能结婚，不难猜测，她之所以患病，是为了不出嫁而留在父亲身边。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人究竟经由何种途径、出于何种动机，才能在生活中采取这种奇特而无益的态度？前提是，这类行为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共性，而非上述两位患者独有。事实上，这的确是神经官能症的通性和重要特征。布劳尔提到的第一位歇斯底里症患者也是停留在照顾重病的父亲这一时间节点难以自拔。她虽已恢复，却无法正常生活；虽然身体健全，却无法接受正常女人的命运。只需稍加分析，我们发现每个患者的症状及其后果都与过去的经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多数情况下，这都与早期，即儿童期乃至哺乳期的经历有关，尽管这种说法听上去有些可笑。

与这类症状最为相似的表现来自另一类疾病——创伤性神经官能症。它多发于战争时期；战争之外的火车相撞事故，或其他危及生命的经历，也能诱发这种疾病。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发病机理与我们通常研究和治疗的自发性神经官能症不同，我们的观点不适用于它，若有机会，我会详述其中的限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受创经历的固置正是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症结所在。患者会在梦中不断重温受创的场面，如果他们有可供分析的歇斯底里式表现，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行为也是为了重现受创的场景。患者似乎对那个场景难以释怀，仍将其视为当前首要任务。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指引我们从经济的角度审视心理活动。没错，“创伤性”这种说法，无非是一种经济的考量。如果一种经历能在短期对我们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刺激，使我们无法像平常那样将其解决或清理，会对心理活动的能量分配造成持续性的阻碍。

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我们倾向于将神经官能症固执于过去的现象，称为创伤性现象。借助这种方式，我们很容易便能解释神经官能症的成因：它与创伤性疾病类似，起因是无法逾越强烈的情感体验。这也是1893—1895年布劳尔和我对观察结果做理论研究时提出的第一个公式。与丈夫分居的少妇的例子，与我们这一结论十分契合。她无法接受婚姻无法维系的事实，所以一直生活在创伤的阴影下。离不开父亲的少女的例子又证明我们的公式尚存不足之处。一方面，小女孩依恋父亲本是寻常之事，这种情绪通常会受到克制，所以根本谈不上“创伤”；另一方面，患者的经历告诉我们，这种性固置起初是无害的，只是多年之后才诱发了强迫症的症状。由此可见，疾病的成因复杂多变，但我们无须就此放弃创伤固置的观点，只需再对它进行补充和归纳。

我们刚找准方向，又不得不另觅他途。一条路行不通，必须另辟蹊径，使研究得以继续。我们注意到，固置作用都发生在神经官能症出现前的某个久远阶段。每一种神经官能症都有固置现象，但并不是每一种固置现象都会诱发神经官能症，与神经官能症结合在一起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往情绪的固置现象在悲伤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它可使人完全脱离现在和将来。但悲伤情绪和神经官能症之间的区别，即便外行人士也能分辨。不过，确有某些神经官能症被称为病态的悲伤。

有时候，人们会因为某种创伤性的、足以撼动其生活根基的经历而止步不前，对现在和未来失去兴趣，乃至完全沉浸在过往中；这虽不幸，却不一定会诱发神经官能症。所以创伤性虽然常见而重要，我们却不应夸大其作用，将其视作神经官能症的根本属性。

现在再来看分析得出的第二点结论，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须附加限制条件。此前，我们听第一位患者讲述了无意义的强迫行为，也倾听了她内心的回忆；接着，我们研究了两者间的关系，并从中推断出强迫行为的目的。有一点本应引起我们重视，我们却忽略了。当这位患者在重复强迫行为的时候，她并没意识到这与从前那段经历相关。她不清楚两者间的联系，所以只能就事论事，说她不清楚自己为何这么做。在治疗的影响下，她终于发现了两者间的关联，并将它和盘托出。尽管如此，她仍然不清楚强迫行为的意义在于纠正过去不愉快的经历，将自己心爱的丈夫摆在一个较高的位置。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后，她才明白这一点，并向我承认正是这种念头为她的行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新婚之夜的不幸经历和患者对丈夫的柔情一道构成了强迫行为的意义。但在她执行强迫行为的过程中，她既不知道其意义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有何所图。强迫行为更像是她心理活动的结果，她只是在一般层面上感知到心理活动的影响，却对这种影响的前提条件一无所知。她像伯恩海姆在实验中被催眠的人，后者被要求在医院醒来五分钟后打开一把伞，他依言照办，却不知道为何要这么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我们欢迎世人以更准确而科学的方式看待这一事实，如果由此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乐于放弃对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看法。但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人辩称潜意识不是科学的真实存在，只是权宜之计和一种说辞，我们只能付之一笑，深表遗憾。如果潜意识并不真实存在，又怎会产生强迫行为这类实实在在的影响呢！

第二位患者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她禁止长枕和床背接触，强迫自己遵循这条法令，却不知道它究竟从何而来，有什么意义，其背后有什么动机。无论她对此究竟毫不在意、极力反抗还是拒不从命，都无法阻止禁令被执行。她肯定努力找寻过原因，却无功而返。我们不得不承认，强迫症的症状、想法和冲动来无影去无踪，却能抵御来自正常心理活动的所有影响，甚至患者本人都觉得它们像强大的外星来客，是试图干预人间事物的妖魔鬼怪。这清楚地证明精神生活中确有一个特殊区域存在。毫无疑问，潜意识的确存在，而眼中只有意识的临床精神病学只能在症状面前束手无策，将它称为特殊的退化现象。当然，强迫观念和强迫冲动本身并不是潜意识的，否则强迫行为便不会被意识感知，症状也不会侵入到意识中。但至少在我们借助分析向患者揭示这个道理之前，由分析得出的心理前提和联系确是潜意识的。

要知道，在上述两个案例中确认的事实可在所有的神经官能症症中求证。症状的意义总是患者未知的，分析表明，这些症状是潜意识过程的结果，由于这样那样的有利条件，它们出现在意识中。所以你们应当明白，精神分析绕不开潜意识心理问题，必须将它当成有意义的内容来研究。但你们也要明白，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只知潜意识概念，没做过分析，没有释梦经验，也没从目的和意义上分析过神经官能症症状的人，很难不存偏见。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我要再次重申：既然可以通过分析找到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意义，就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潜意识心理过程存在，或者说，我们至少有必要做此设想。

这不是全部。布劳尔还有第二大发现，在我看来，他这一独立发现在内容上较前者愈加丰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更多潜意识和神经官能症症状间的关系。不只症状的意义是潜意识的，潜意识和症候的存在间还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听完布劳尔下面这番话，你们便能明白我的论述：我们每遇到一样症状，便可断定患者内心存在某种特定的、包含症状意义的潜意识过程。这种意义必须是潜意识的，这是症状出现的前提。症状并非在意识中生成，如果潜意识中的内容进入意识中，症状便消失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治疗途径，一种使病症消失的办法。借助这种方法，布劳尔的确治愈了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使她免受疾病侵扰。他发明了一种技法，使含有症状意义的潜意识过程进入意识中，从而成功消除症状。

布劳尔的这一发现不是猜断的结果，而是在病人的配合和反馈下临床观察的结果。你们无须费力将这一发现与已知的知识联系到一起；只需承认这一新事实，并借此解释许多其他现象。请允许我换一种方式来说明同一个道理。

症状的形成是为了替代某些涌动的暗流，某些心理活动不断发展，早晚会引起意识注意。如果这些心理过程意外受阻，仍被封存在潜意识中，就会诱发症状。因此，症状起了一种替换作用。若能还原这一过程，对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治疗便能立竿见影。

直至今天，布劳尔这一发现仍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基础。如果使潜意识的前提条件进入意识中，症状就会消失，此后的研究已证实这一论断——尽管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各式各样出人意料的困难。治疗生效的前提，是将潜意识转化为意识；只有做到这一点，治疗方可见效。

现在我还要简单说几句题外话，好让你们不至于将治疗过程看得太过容易。根据我们之前的论述，神经官能症是无知的结果，有些心理过程本为人所知，却未能如愿，才诱发病症。这十分接近苏格拉底的学说，即恶习成于无知。有经验的医生通常很快能断定患者停留在潜意识中的冲动究竟为何物，所以治愈病患似乎并不困难，只需借助医者的知识消除患者的无知便可。至少一部分由潜意识过程引起的病症可以用这种方法治愈；至于与患者经历相关的症状，医者自然不便妄加猜测其成因，只能等患者说出他的回忆。即便这样，某些案例，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替代的办法。我们可以向患者的家属打听他过往的经历，后者往往可以准确地说出患者受创的过程，甚至有些发生在早年的事情可能是患者本人未知的。如果能将这两种方法结合到一起，在短期内轻松解决患者病态的无知问题，大概不是什么难事。

真要这样就好了！事实上，我们遭遇了许多措手不及的打击。知道和知晓并不是一回事儿，知的种类很多，它们在心理学上并不等值。莫里哀（Molière）曾说过：皆是柴火，各有不同。医生知道的东西与患者知道的东西不一样，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医生仅仅将自己的知识灌输给患者，不可能取得成功。不，这样说也不对。这种做法不能成功地消除病症，却使分析得以继续下去，患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对此进行驳斥。患者的确知晓了他从前不知道的东西，了解了病症的意义，但却依然像从前一样一无所知。这下我们知道，无知也不止一种。要想了解其中的区别，我们必须对心理认知的过程有深入的了解。但“症状在其意义浮出水面后便会消失”这句话却依然正确。要补充的是，这种知晓必须以患者内心的改变为基础，只有通过目标明确的心理治疗才能实现。我们在此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纳为症状形成的动力学问题。

各位！现在我不得不提一个问题：我的说法是不是太晦涩难懂了？我经常收回我的话，或对此加以限制；抛出一个想法又宣告其失败，这是否搞得你们晕头转向了？若真是那样，我由衷感到抱歉。但我一贯不认同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简化论述的做法，希望让你们看到事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并认为言多无害，即便可能超出你们目前能接受的范畴。我知道，每位听众和读者都会思考了解到的内容，对它进行简化和提炼，留下需要的东西。所以从某种角度看，接收到的东西越多，留下的东西也越多。但愿你们能够删繁就简，将我所述的核心内容，如症状的意义、潜意识和两者间的关系牢记在心。你们必须明白，我们今后将朝着两个方向努力：第一，人们为何患病，为何会接纳神经官能症的生活态度，这是一个临床问题；第二，神经官能症的条件得到满足后，症状如何产生，这是一个精神动力学的问题。两个问题肯定有交集。

今天我不想再继续往下讲了，既然时间还富余，我想提请诸位关注上述两段分析的另一大特征，即记忆空白和遗忘症问题，尽管我们可能今后才能明白它的重要性。你们已经知道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可以归纳为以下公式：将所有病态的潜意识转化为意识。如果说这个公式还可以用另一个来替代，你们或许会大吃一惊，那就是填补患者的记忆空白，消除他的遗忘。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一样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遗忘症与症状的产生关系匪浅。仅看我们分析的第一个案例，这一点不明显。患者并没有忘记与强迫行为相关的场景，相反一直将其鲜活地记在脑海里，其他类型的遗忘没有在症状产生的过程中起到作用。第二个例子的情况并不明了，但与第一例极为相似。事实上，那位有强迫仪式的少女也没忘记自己坚持要将卧室和父母寝室之间的门保持敞开，并将母亲从床上赶开的事实。她能清楚地回忆起这些事情，只是有些迟疑，不太愿意往那方面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位患者虽已无数次重复强迫行为，却从没有察觉到这与新婚之夜的经历有关；当被直接问及强迫行为的动机时，她也联想不到这层原因。那位夜夜重复睡前仪式的少女也是如此。在两个例子中，患者都没有真正的遗忘，只是出现了记忆失联的情况。记忆重现的情境不复存在，这便足以诱发强迫行为。歇斯底里症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种神经官能症往往表现为大面积的遗忘。每分析一种歇斯底里症状，我们便能找出一大串被遗忘的生活经历。一方面，这些经历可以一直追溯到婴幼儿时期，歇斯底里症的遗忘可视作象征正常人精神生活开端的婴儿期遗忘的延续；另一方面，我们惊奇地发现患者近期的经历也难逃被遗忘的命运，尤其是诱发病症的那段经历，即便没彻底被遗忘，也很难回忆起来。通常情况下，这些新近的回忆不是缺少重要细节，就是被错误的记忆代替。没错，一般来说，对近来经历的记忆直到分析结束时才被重新唤起，此前它们一直被雪藏起来，或者在记忆中留下明显的破绽。

对记忆的损害既是歇斯底里症的特征，也可作为症状出现——歇斯底里症的爆发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任何痕迹。由于强迫症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推知遗忘是歇斯底里症的心理特征，而非神经官能症的普遍特点。但这一区别其实意义不大：我们说症状的意义主要分为两点，一是其从何而来，二是所为何图，就是诱发症状的经历或印象以及症状的目的。症状的来源是那些从外界获得的印象，它们一度在意识中出现，后来因遗忘遁入潜意识中。症状的目的和倾向却是一个内心过程，它可能在意识中出现过，也可能自始至终藏在潜意识中。所以就像歇斯底里症表现的那样，症状的来源是否被遗忘，其实并不重要；症状的发展趋势可能一直不为人知，所以症状与潜意识总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都概莫能外。

精神分析强调精神生活中潜意识的作用，因此招致最恶毒的攻击。你们无须奇怪，千万别以为反对声仅仅是因为潜意识概念复杂、相对难以感知。我的意思是，这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随着科学发展，幼稚而自恋的人类一共经历过两次沉重打击。第一次，人们意识到地球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还只是浩瀚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造成这次打击的人是哥白尼（Kopernikus），当然之前的亚历山大学派也有类似表述。第二次，生物学研究将人类自诩高万物一等的念头毁于一旦，证实人类不但脱胎于动物，而且其动物性根本无法消除。这次对人类价值重估应当归功达尔文（Ch. Darwin）、华莱士（Wallace）和他们的先辈，也曾招致同时代人的激烈反对。第三次也是最触及痛处的一次打击，来自当今的心理学研究，它证明“自我”并不能真正当家做主，而只能依靠从潜意识活动那儿得来的微不足道的讯息度日。这场反思并非由精神分析家率先提出，也不是我们的一家之言，但我们积极主张这一点，并用经验材料坐实它。正是因此，人们普遍排斥我们的科学，甚至不惜以破坏学术规矩和中立逻辑的方式反对我们的学说。当然，稍后你们还将知道，我们还以另一种方式破坏了世界的和平。

第十九讲
反抗和压抑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要进一步理解神经官能症，需要更多经验。我们再来看两件咄咄怪事，有了去年的听课基础，你们理解起来应当不会太困难。

首先，我们想治病救人，帮病人摆脱痛苦，他们却持续地对治疗进行激烈反抗。这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我们最好不要告诉病人的家属，因为他们只会把这当成医生的借口，认为我们在为治疗旷日持久又不见效果找理由开脱。患者本人百般反抗，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能让他们意识到个大概，已是极大的成功。试想，病人深受病症之苦，眼看亲人一同受罪，为治病花了许多时间、金钱和自我突破的努力。他们一心渴望痊愈，怎会在帮助自己的人面前讳疾忌医呢？一点都不合情理！如果有人不相信，我们无须多加解释，因为类似的先例并非没有：每个牙疼难忍前去就医的人，眼看牙医举起钳子挥向病齿，总忍不住举起手臂反抗。

病人的抵抗方式多种多样，十分巧妙，不易辨识。这要求医生时刻保持警惕，针锋相对。在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技法与释梦相似。我们设法让病人在安静的状态下心无旁骛地观察自我，鼓励他们依次说出自己的所有感受、想法和回忆。我们明确地告诫病人不得筛选和屏蔽任何念头，不管这种想法令人不适、难以启齿、不重要、不相干还是无意义。我们敦促病人追随意识的表面，不对联想的内容做任何评判，并告诫他们治疗能否取得成功，尤其是治疗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基本分析规则的执行力和忠实度。从释梦的技法，我们已经知道那些引发忧虑和反驳的念头往往能帮助我们了解潜意识的内容。

分析的基本规则一确立，便成了抵抗的攻击目标。患者会千方百计摆脱规则的束缚。他们一会儿宣称自己什么都想不到，一会儿又说想法太多，不知从何说起。接着，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们一会儿反对这一点，一会儿又批判那一点，实际上他们谈话中较长的停顿已经泄露天机。随后，病人承认自己确有难言之隐，他无法启齿，只得违背自己无话不说的诺言。或者他们会说，自己的确想到了些什么，但那件事跟自己无关，是别人的事，所以不说也罢。或者，他们想到的事情的确不重要，太愚蠢和荒谬，我肯定不愿听到他们这种想法。他们这样找出了五花八门的借口。对此我只能说：既然答应坦诚相见，就必须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不过，病人多少会有所保留，以防治疗将他的内心暴露得体无完肤。有一个我认为聪明绝顶的人，甚至将自己一段亲密的情史隐瞒了数周之久，在触犯了金科玉律后，辩称这是他的私事。当然，分析治疗不允许法外开恩。否则，好比一面在高市广场或斯蒂芬大教堂设置禁捕区，一面又在维也纳城里四处搜寻某个罪犯。这样一来，罪犯肯定会跑到避难地。一次，我曾破例允许一位颇有建树的男子有所保留，因为他是一位军官，曾立誓不能泄露某些信息。他对此自然十分欣喜，我却不然；从此，我决心不再做类似尝试。

强迫症患者懂得如何用多心和疑虑使分析规则变得无用。恐惧歇斯底里症患者偶尔也故意说一些无关紧要、对分析没有任何帮助的联想，使规则看上去荒谬不经。我不想跟你们细述应对这些困难的方法。重要的是，在我们一再坚持下，病人被迫遵守基本游戏规则，于是他们的反抗又转向另一个领域。这是一种智性的反抗，它强调分析的困难和不确定性，这也是不学无术的世人常有的偏见。患者异口同声地引用相关学术文献，对我们提出批评和指摘。对于外界的议论，我们自然有所耳闻。这简直是在水杯里兴风作浪，可有些患者就是愿意相信。他们乐于向我们请教，与我们争辩，也欢迎我们给他推荐更多专业文献，让他们有更深的了解。只要分析不涉及他们自身，他们就愿意成为精神分析的拥趸。我们将这种求知欲视作一种反抗形式和转移话题的方式，坚决不为所动。强迫症患者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反抗策略。他们任由分析顺利进行，在病情日趋明朗时，我们却发现治疗没有实际进展，症状也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这时我们才发现，抗拒来自患者的怀疑，它在关键时刻给了我们致命一击。病人仿佛在说：这一切都很好很有趣，我愿意继续配合下去。如果这都是真的，我的病情肯定会改观。但我一点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只要我不相信，我的病情就不会改观。这种想法会持续很久，直到我们发现，与它展开决战。

智性的反抗不是最糟的，至少我们有方法应对。此外，病人懂得在分析范围内进行反抗，如何克服这一点，才是最困难的分析任务之一。病人不作回忆，而是改变生活中的观点和情感，以敷衍医生的治疗。他们会从素材中提取经验，假如病人是一个男子，他通常会借鉴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将医生代入父亲的位置，在他面前为自己争取人格和判断的独立。他们一方面想与“父亲”平起平坐，甚至超过他，一方面又不愿第二次在人生中背上感恩的重担。有时，我们会隐隐感觉到患者在找医生的茬，想让他自感无能，彻底征服他，而不是真心求医。女性患者善于与医生搞性暧昧，以达到反抗的目的。这种暧昧到了一定程度，对治病的兴趣便不复存在，配合治疗的义务也被抛之脑后。面对必然的拒绝，尽管对方措辞谨慎，她们的妒忌和失落感依然会破坏与医生之间的融洽关系，以致分析失去最为主要的动力来源。

我们不应片面地评价这类反抗。它们包含了患者过往最重要的素材，若对其善加引导和利用，能为分析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素材总是先为反抗和抵制治疗服务的。可以说，最积极的抵抗来自患者的性格特征和自我态度。我们会了解到这些性格特征如何与神经官能症的条件发生关联，并应其需要显现出来。有些平时并不显山露水的性格特征，往往会在这时显露痕迹。你们千万别以为抵抗的出现会对治疗产生威胁。事实上，我们知道抵抗一定会出现，只有当我们不能将它坐实并展现给患者时，才会感到不满。我们其实很清楚，只有克服这些反抗情绪，对病患的分析和治疗才能真正见效。

此外，你们还要知道患者会利用治疗中的一切偶发情况无事生非，可能是某件令人分心的事情，可能是对分析心存成见的某位权威的一句话，也可能是某种有意无意出现的机体不适。要知道，他们还会将病状的改善作为减少付出的借口。这下你们该明白分析治疗所要面对的抵抗大致都有哪些形式和手段了吧！不过，这依然不是全部。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些，是想让你们知道观察神经官能症患者反抗治疗而得到的经验，正可作为神经官能症动力学的基础。布劳尔和我过去曾用催眠术作为心理治疗的手段，布劳尔的第一位患者就是完全在催眠状态下被治愈的，我曾一度效仿他的方法。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简单易行，省时省力；但结果容易反复，不易持久，所以我最终放弃了催眠术。由此我明白，只要采用催眠术，我们就不可能了解疾病的动力学。在催眠过程中，反抗的存在是医生感知不到的。催眠击退了反抗，为分析开辟了一定空间，反抗依然集聚在这一区域的边缘，像强迫症患者的怀疑一样，难以攻破。所以我说，真正的精神分析在放弃来自催眠术的帮助后才得以开展。

既然断定反抗的存在如此重要，那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反思一下我们对反抗的认定是否太草率。也许在某些神经官能症病症中，联想的确会因其他原因受阻；也许对我们前提的反对确有一定道理，我们不应简单粗暴地将这种智性的批判视作反抗放到一边。不过，我们绝没有草率行事。我们有机会观察心存疑虑的患者在反抗出现时和消失后的状态。在治疗的过程中，反抗的强弱程度不断变化。接近一个新的话题时，反抗会增强；对此进行研究时，反抗达到顶峰；分析完成后，反抗减弱。只要治疗手法不是特别失当，就不会引起患者孤注一掷的反抗。同一个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会多次放弃和重拾自己的批判态度。如果我们迫使潜意识中新的、令他感到不快的内容进入他的意识中，他便会极力反抗；即便他之前已经表现出理解和配合，也会重新撕破脸。为了反抗，他甚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表现得像一个情绪化的笨蛋。如果我们帮助他顺利克服这种反抗情绪，他又会重新恢复理智。患者的批判情绪不是独立产生的，它受情绪操纵，受反抗欲指挥，因此并不值得我们重视。对让他感到不适的，他会坚决反对，显示出很强的批判性；对合乎胃口的，他立即对此深信不疑。也许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被分析者由于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才显得愈加情绪化。

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患者不愿症状消失和身体痊愈的心理呢？在我看来，我们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它不允许状态发生改变；当初迫使患者进入病态的，必定是同一股力量。病症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根据我们的经验，想消除病症，必须还原这一过程。从布劳尔的观察中，我们知道症状出现的前提是某种心理活动没能正常进行，无法出现在意识中，于是症状作为替代物出现。这下我们知道那股力量究竟在什么地方起作用了。必然有一股力量阻止相应的心理过程进入意识中，它被留在潜意识里面，在那儿兴风作浪，诱发病症。正是同一股力量在治疗之中极力抵抗，以免潜意识中的东西被引入意识。这就是我们所感知到的抵抗。这一以抵抗的方式出现的病态过程，被称为压抑作用（Verdrängung，又译为“排挤作用”）。

接下来，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压抑作用的过程。它是症状形成的前提，是我们陌生的现象。假设我们现有做某事的冲动，它遭到了批驳和指责，于是我们失去了做此事的动力。这个念头是苍白的，但它作为回忆保存了下来。这整个决断过程是由自我主导完成的。但如果同一种冲动受制于压抑作用，它会保留自己的力量，不会留下回忆。另外，压抑作用可绕开自我，独立完成。因此，这个比喻并没有道出压抑作用的本质。

要想形象地理解压抑作用这一概念，我们必须先明白一些理论前提。首先，我们必须从“潜意识”一词的描述性意义过渡到它的系统性意义。即我们认为一个心理过程的意识性和潜意识性只是它的某一属性，并非不可兼得。假设这一过程留在了潜意识中，那它没能进入意识，也许只是命运的征兆，而非命运本身。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假设所有的心理过程——只有一则例外，我们以后再谈——都先有潜意识阶段，随后才进入意识。好比照相机拍摄的图片先有负片，随后才被冲洗成正片。并不是每一张负片都会得出正片，所以并非所有的潜意识心理过程都会进入意识。方便起见，不妨这样说：每一个心理过程都先属于潜意识系统，随后才可能进入意识系统。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将这想象成一个空间体系。假设潜意识系统是一个宽阔的前室，所有的心理冲动都聚集于此。与之相连的有一个较小的客厅，这是意识的地盘。在两个房间之间有一个守卫，它会打量和审查每一种心理冲动，禁止令他不喜的冲动进入客厅。你们很快会发现，一种冲动究竟是直接被拒在门外，还是混进门后又被赶出来，其实只是一个警觉性和先知先觉的问题，并没有太大分别。借助这一场景，我们可以继续扩展术语。潜意识里的冲动是处在另一个房间里的意识注意不到的，它们最初停留在潜意识中。如果它们想跨过门槛，却被守卫赶回来，就无法进入意识，我们说它们受到了压抑；但即便是那些被守卫放入客厅的冲动，也不一定是意识的，它们必须首先引起意识的注意。所以，我们不妨认为第二个房间属于前意识体系。这样一来，意识化的过程仅仅具有描述性的意义。我们说某种冲动受到压制，意味着它没有被守卫从潜意识系统中放入前意识系统。至于这个守门人，正是我们想要消除压抑时遇到的抵抗力。

你们肯定会说，这套想法既鄙陋又虚幻，不具有任何科学的说服力。我知道这个比喻比较粗糙，而且也知道它是错误的；要是没搞错的话，我们已经有一套更好的说法作为替代——不知道你们是否还会将那套说法视作天方夜谭——但至少这是个有助于理解的方案，像安培在电流里游泳的小人模型一样，只要有作用，就不应被摒弃。我可以肯定地告诉诸位，比喻中的两个房间、站在其间的守卫和作为观众站在客厅里的意识，都十分接近事实。你们必须承认，这套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说法，至少比下意识（unterbewußt）、旁的意识（nebenbewußt）和内在意识（binnenbewußt）之流要客观、易懂许多。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为了解释神经官能症症状提出的这一心理装置模型还具有普遍性，可用来解释正常的心理功能。对此，我们暂时没空细究，但如果通过研究病态的心理关系有望对正常的心理活动知晓一二，我们对症状形成心理学的兴趣也许又会上一个台阶。

另外，你们可有发现我们假设的两套系统以及它们与意识的关系究竟依据何在？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的守卫，就是掌管显性梦境的审查作用。诱发梦境的日间残念，对应了潜意识中的素材，它在夜间睡眠状态下受到潜意识和被压制的愿望的影响，借助它们的力量形成潜在的梦意。在潜意识系统的掌控下，这些材料经由压缩作用和转移作用的加工，成为在正常的精神生活中和前意识系统中的未知事物，或者仅在少数例外情况下能进入前意识。工作方式的不同是两套体系的基本特征。前意识和意识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归属的标志。梦早已不算病态的现象，它可以出现在所有健康人的睡眠中。我们从梦的形成和神经官能症症状中推测出的心理装置结构，也必须被套用到正常的精神生活中进行验证。

关于压抑作用，且说这么多。它是症状形成的前提条件。我们知道，病症替代的正是受压抑作用排挤的事物。但从理解压抑作用到理解这种替代物有一个过程。另外，随着压抑作用的出现，我们又面临新的问题：哪些心理冲动容易受压制？压抑作用的力量来自何处？又有何动机？对此，我们目前仅知一点：在研究抵抗行为时，我们听说反抗的力量源自自我，源自已知和未知的性格特征。这也是压抑作用的力量来源，或者说至少是来源之一。除此之外，我们所知不多。

我要讲的第二项经验将为我们继续提供帮助。通过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神经官能症症状的目的。这对诸位来说也并不新鲜，因为我已经举过两例说明这个问题。可两个例子又能算什么呢？你们当然可以要求我再举两百个乃至无数个例子，只是我不会照办。你们要么求助自己的经验，要么就在这点上相信精神分析家一致的说法。

诸位应当还记得，我们对这两个案例的深入分析都揭示了患者性生活的隐秘。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清楚地认识了症状的目的或倾向；在第二个例子中，由于另一因素的影响，目的可能不是很明显，这一点稍后再谈。我们从两个例子中观察到的状况，也适用于其他案例。每一次分析都会将我们引向患者的性经历和性愿望，每一次我们都可以断言，病症有同一个目的，那就是性欲望的满足。症状是病人用来满足性欲望的方式，它们被用来替代生活中得不到的满足。

想想第一位患者的强迫行为。这位女士心爱的丈夫不在身边，由于他的缺陷和不足，他们无法一道生活。但她又必须对丈夫保持忠诚，无法用另一个男人取代他的位置。强迫症正好给了她想要的东西，即提升丈夫的地位，否定和美化他的不足，尤其是阳痿。所以，她的病症同梦一样，也是愿望的满足；与梦不同的是，所有的神经官能症症状满足的都是性欲望。至于第二位患者，你们至少明白她的睡前仪式旨在阻止父母性交，以防止一个新婴儿诞生。你们或许也猜到，她有意取代母亲的位置。所以，她的病症本质上也是消除性满足的干扰因素，实现性愿望。至于刚才提到的复杂之处，我们马上再谈。

各位！我不愿抛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事后又对它加以限制，所以我必须提醒诸位，我所说的压抑作用、症状的形成和它的意义，都是基于三类神经官能症——恐惧歇斯底里症、转变性歇斯底里症，以及强迫症得出的，目前仅适用于它们。我们惯于将上述三类疾病统称为转移性神经官能症，并以此限定精神分析的治疗范围。精神分析还没有对其他精神病类型做很好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有些精神病显然无法治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精神分析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费时费力，而且别忘了不久前还只有一个人深谙此法。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攻克其他类型的精神病难题，但愿不久的将来，我可以证明我们的假设和结论同样适用于其他病症，由它们得出的结论并无矛盾，反倒能够互为印证。如果我现在所说的内容暂时只针对以上三种转移性神经官能症，那请允许我再强调一下症状的价值。一次对致病原因的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可简化为一个公式：患者得病是因为在现实中不得志，其性欲望没能得到满足。现在你们将发现，这两个结论其实是互补的。症候出现，就是以替代的方式满足生活中所未能实现的愿望。

我说神经官能症症状都是性满足的替代品，自然会招致各种非议。今天我只谈其中两点。你们如果接触和分析过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或许会摇头对我说：你的结论在许多例子中不大适用，患者的症状似乎有着相反的意图，更像是排斥或消除性满足。此言不虚，但精神分析的事实往往比我们的期望复杂。如果它十分简单，就不需要精神分析为我们指点迷津了。例如我们的第二位患者，她的某些仪式的确有禁欲和打压性满足的特征。她将钟挪开，为了避免在夜间勃起；小心防止花盆坠落，是守身如玉的表现。我分析过的其他的睡前仪式中，这种负面情绪甚至更显著，仪式简直是用来对抗性回忆和性诱惑的工具。但我们知道，对于精神分析而言，对立并不意味着矛盾。完全可以扩展我们的一些说法，称症状的目的不是性满足，就是性压制。歇斯底里症多以积极的方式满足性欲望，而强迫症则以消极的方式实现禁欲。如果症状既可以为性满足服务，又可以为它的对立面服务，这种两面性或两极性就很好地解释了一种我们尚未来得及说的机制。要知道，症状其实是妥协的结果，它代表了两股相互作用的倾向；无论是被压制的倾向还是起压制作用的倾向，都在症状的生成过程中起过作用。症状可能偏向前者，也可能偏向后者，但极少完全只受其中一者影响。在歇斯底里症中，两种目的通常携手并进；而在强迫症中，两种目的也许会相互牵制，所以症状会体现出两面性，同时包含两种互为对立的行动。

第二点疑问不那么容易解答。如果你们对各类病症有相当的了解，会发现替代性的性满足这一概念必须延伸到极限，才能支撑我们的结论。你们肯定会强调说，病症并没能实现真正的性满足，往往只是再现了某种感觉，或是表现了某种由性情结引发的幻想。此外，所谓的性满足常常具有幼稚的特征，甚至不值一提，与手淫行为有些类似，或是会让人联想起某些肮脏的、从童年开始就被禁止的陋习。你们肯定会奇怪，为何某些暴力、丑陋、不自然的欲望的满足也被看成性满足。要对这点达成一致，我们必须先对人类的性生活有彻底的了解，搞清楚到底什么可称为“性”。

第二十讲
人类的性生活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常以为“性”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性是不高尚的行为，不宜多谈。曾有人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一位著名精神病学家的学生欲使自己的老师相信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多与性有关。于是，他们将老师带到一位患者的病床前，这位患者发病的症状显然与分娩十分相像。老师却否认说：分娩跟性无关。这当然没错，因为分娩不一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注意到你们在生我的气，因为我似乎不应拿这么严肃的事情说笑，但这不只是一个笑话。说实话，要概括“性”的内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性指代所有与两性区别有关的事物，或许是唯一准确的说法，却未免有些宽泛无味。如果你们重点关注性行为这一事实，那也许会说性是以获取快感为目的，关注异性的身体——尤其是性器官，并以性器官的结合和发生性行为为最终目标的过程。但这种说法与“性是不高尚的行为”其实相差不大，分娩自然不属于性。而如果你们认为性的本质是繁衍生息，那一系列与生殖无关，却显然与性有关的行为，如手淫和亲吻，又给排除在外了。我们其实很清楚，下定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不指望能给“性”一个尽善尽美的定义。不过我们能感觉到“性”的概念发展得很快，用西尔贝莱尔的话说，很难一言以蔽之。不过总体看来，我们在性问题上还是大致有方向的。

如果由性能联想到性器官、性快感、生殖功能及其秘而不宣的特征，便已经可以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但对科学来说，这远远不够。通过细致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研究，我们发现有一些人群的“性生活”显然易于常人。一部分“性倒错者”眼里没有性别的差异，只有同性才能唤起他们的性欲。异性（尤其是他们的性器官）根本不在性对象之列，甚至严重时还会引起他们反感。这些人自然也不想参与生殖的过程。我们称这类人为同性恋或性倒错者，他们有男有女，除了有这一缺陷，往往——但不是百分之百——有很好的教养和智力开发，在道德上别无可指摘处。他们在科学界的代言人称他们是人类的一个特殊变种，即“第三性”，认为他们应该与其余两性平等共处。以后若有机会，我们可以用批判性的眼光再去审查这一诉求。但至少这群人并不总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经过挑选的精英，其中一部分人照样本事平平，别无大用。

这群性倒错者虽然反常，但其性对象至少与常人相差不大。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性变态，他们的性行为远远超过了常人能接受的范围。这种行为的多样性和荒诞性，简直可以与勃鲁盖尔（P. Breughel）绘制的《圣安东尼斯的诱惑》和福楼拜（G. Flaubert）笔下在虔诚的悔罪者面前走过的一大群生死不明的神灵和信徒一较高下。如果我们不想被弄糊涂，就需将这类现象分为两类：一类行为与同性恋一样，性对象发生了改变；另一类行为的改变发生在性目标上。第一类人极力避免性器官交合，用其他身体部位和身体器官替代性器官（例如用嘴和肛门替代阴道）；既不顾身体构造不足，也无视厌恶感的存在。还有些人虽然性器官没变，但吸引他们的却不是性功能，而是其他，如对生理构造的兴趣。就这些人而言，连儿童都不屑于谈的排泄功能，也能引起他们的性趣。另有一些人完全不以生殖器为对象，转而关注其他的身体部位，如女性的胸部、足部和辫子。更有甚者，几近拜物教徒，身体已经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衣物、鞋子、白色内衣等却能满足他们的一切性愿望。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对象不变，却诉诸一种特定的、少见的或几近残忍的状态，其中包括奸尸的行为。为达目的，他们甚至不惜踏上犯罪的歧途。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还是少说为好！

第二类人的反常之处在于，他们的性目标仅限于常人的准备工作。他们仅靠注视或抚摸他人，或者窥视他人的亲密行为获得快感，有些人还会暴露本不该裸露的身体部位，并隐隐希望得到他人相同的回应。另有一些虐待狂光靠折磨他人获得快感，轻则用言语侮辱，重则造成身体伤害。与此相对应的是受虐狂，他们唯一的快感来自形式上和实际上蒙受的凌辱与折磨。还有些人同时兼具多种变态倾向，这类人总体来看又可分为两种：一种人在现实中寻找性满足，另一类人无须真实的对象，仅凭想象便可获得满足。

人类的性活动可以如此疯狂、出格和残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不仅他们自己能够感受到这种替代作用，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类行为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与常人性行为同等的作用，只不过需要做出更大牺牲。我们还可以或粗略或详尽地描述反常行为和正常行为的异同点。与性行为一样，这些行为也算不上高尚，甚至已经到了为人不齿的地步。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类不同寻常的性满足呢？勃然大怒，坚决与这种行为划清界限，显然不会有太大用场，也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毕竟这类行为与他者一样，是一种现象。拒不承认这一点，只说这是咄咄怪事，恐怕很难经得起辩驳。相反，这类现象其实十分多见，分布极广。如果有人说，无须就此改变我们对性生活的看法，因为这类现象不过是性冲动偏离正常轨道的发展结果，倒勉强算一个严肃的答案。但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种病态的性行为，并找到它与正常行为之间的联系，就无法理解正常的性行为。总之，我们有必要对性倒错及其与正常性欲之间的关系做理论梳理。

一种新观点和两条新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新观点来自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它称所有的性倒错为“退化的标志”，因为性目标偏离和性对象变动自古有之，无论是最原始的部族，还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种群，都能偶尔容忍这类行为，听任其发生。至于两种新经验，则来自精神分析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研究；它们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性倒错的看法。

我们曾经说过，神经官能症症状是性满足的替代产物，我提到要在分析症状的时候证实这一点，会遇到相当的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反常的性满足归于性满足之列，因为这类现象在病症中实在太普遍。同性恋或性倒错人群自认高人一等，可如果发现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有同性恋倾向，不少症状都暗含性倒错行为，这种说法就不攻自破了。那些以同性恋自居的人，其实是有意识的、显性的性倒错者，与隐性的同性恋人群相比，其数目只能算冰山一角。我们必须将同性的性选择看成情爱生活的一种常见分支，承认它的重要意义。这并不意味着显性的同性恋和正常行为之间再无区别；区别依然存在，但更多只是实际上的意义，不具有太多理论价值。妄想症不属于转移性神经官能症之列，在我们看来，它常因试图抵制过于强烈的同性恋冲动而起。你们也许还记得，某位女患者在强迫行为中扮演与自己分居的丈夫；在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妇女身上，以女装男的现象十分普遍。这虽算不上同性恋，但符合同性恋的前提。

你们或许知道，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可以蔓延到整个器官系统，对所有正常行为产生干扰。研究表明，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反常冲动都表现出来，性器官也可被其他器官取代。于是，这些器官成了性器官的替代物；从歇斯底里症的表现，我们知道身体器官除了正常的功能，还有一定的性作用，如果性欲过于强烈，会影响正常功能发挥。歇斯底里症对非性器官的许多刺激，使变态性冲动得到满足；这样一来，其他一些器官的性意义便有所减弱。这下我们该明白为何某些消化器官和排泄器官也会带来性快感了。这与性倒错的现象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更显而易见，而在歇斯底里症中，我们必须经由对症状的分析得出相同的结论；更何况，反常的性冲动并不存在于意识中，而是潜意识的产物。

在强迫症的众多症状中，最明显的是强烈的施虐性倾向和反常的性目标。正如强迫症的结构表现的那样，症状多是为了抵御愿望，或是性满足和性抵制相互交战的结果。愿望的满足并不容易，几经曲折才实现，而且多以自身为目标，使病人成为自虐者。这种神经官能症还有其他形式，如苦思冥想，这其实是将行为与性结合得过于紧密的结果。许多为了获取性满足而进行的准备行为，如注视、触摸和探索，都被赋予了太多性的含义。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何许多强迫症患者害怕触碰东西，或者会强迫自己洗手。这类强迫行为其实是在不断地对手淫行为进行重复和修正，而手淫则是各类性幻想唯一的统一方式。

不费太多周折，就能证明性倒错和神经官能症之间的关系其实更紧密，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此前说的便已足够。同时，我们不能因为说了这么多，就高估倒错倾向的频度和密度。你们已经知道，正常的性冲动得不到满足会诱发神经官能症。尽管如此，性冲动还需借助反常的方式得到发泄，这个过程我们随后再谈。总之，你们应当清楚若正常的性满足受到阻碍，“旁系”的变态冲动会感受到更大压力，显性的性倒错行为也同样受影响。在某些案例中，正常的性满足受现状或社会要求所制，面临很大困难，反常的性满足就被激发出来。另一些情况下，性倒错倾向可以不受外在条件影响，俨然是个体正常的性状态。

说了这么多，你们不但没搞清正常和反常性行为间的关系，反而更糊涂了。但请记住一点：如果正常性满足的缺失会使原本没有性倒错倾向的人产生性倒错行为，那说明这类人容易招致性倒错行为；或者说，性倒错倾向其实早就潜伏在他们身上。这不得不提我要公布的第二个新观点。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覆盖了儿童的性生活，因为在分析症状时，患者的回忆和联想常常可以追溯到童年早期。我们的推论，也逐一在儿童身上得到证实。于是我们知道，所有的性倒错倾向都起源于童年，儿童不仅有性倒错的体质，还因发育不全，实施过相应的性倒错行为。总之，性倒错行为是放大和细化后的婴儿的性行为。

这下，你们终于换了一种眼光来看待性倒错，不再否认它与人类性生活的联系，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你们肯定感受到了种种不快！你们会下意识地否认一切，否认孩童也有性生活这一事实，否认我们观察的正确性，否认孩童的行为与性倒错相关。请允许我先指明你们这样做的动机，再将观察的结果摆到你们跟前。说孩童没有性生活（包括性冲动、性需求和某种性满足），在十二至十四岁间才突然拥有一切，这既不符合观察的结果，也有悖生理结构，简直就像说人生来没有生殖器，直到青春期才突然长出一样。青春期唤醒的是人的生殖功能，好让它取来已有的生理和心理素材为己所用。你们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性和生殖，所以将自己挡在理解性、性倒错和神经官能症的大门外。这种谬误有很强的倾向性，因为你们自己也曾是孩子，曾受到教化的影响。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项教育任务，就是将以生殖欲为首的性欲严加束缚和限制，使其受制于与社会要求保持一致的个体。这就要求尽可能地推迟性发展，直到孩童达到一定的心智成熟度，因为随着性欲完全爆发，人类的可教程度就到顶了。可要是性冲动冲破了所有堤防，苦心建立的文化便将毁于一旦。束缚性欲的任务并不容易完成，有时效果不佳，有时又约束太过。我们社会的本质是经济的，如果所有人都不工作，就没有足够的食物去养活众人。所以，不工作的个体数量必须得到限制，最好的情况便是所有人都将花在性行为上的能量转移到工作上来。人生这一窘境，亘古不变。

经验告诉我们的教育者，左右下一代的性愿望不能等到青春期，必须趁早下手，干预孩童的性生活。因此，孩童所有幼稚的性行为都被禁止和破坏；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孩童的生活无性化。久而久之，人们竟信以为真，并作为科学广为公布。为了不与自己的信仰和目的抵触，人们有意忽视孩童的性行为——这也算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并在学术上力求自圆其说。孩子被描述成天真无邪的，谁要敢对此说不，就触碰到人类神圣感情的底限，会像公敌一样被群起而攻之。

孩童是唯一不受这套规矩影响的人，他们一无所知地暴露自己的动物性，一再用行动证明所谓纯洁只是教化所致。最令人奇怪的是，那些极力否认孩童性生活的人，最不愿放松对孩子的教育，把这类被否认的行为当成不懂事的“胡作非为”，进行严加管教。更具理论研究价值的是，最能驳斥孩童无性论的是五岁到六岁这一时间节点，然而大多数人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记忆不清，必须通过分析研究才能找回。但其实记忆的片段早就出现在梦里。

现在，我将为你们展示孩童性生活最明显的表现。为方便起见，请允许我先引入力比多（Libido）这一概念。力比多与饥饿相仿，能给人带去力量；人饥饿的时候有吃饭的欲望，有性需求的时候也会有性欲。其他概念，如性冲动和性满足，我们已经无须赘述。对神经官能症的解释多会追溯到婴儿的性行为，这一点你们也知道，它被你们用作反对的理由。这种观点是由对症状的分析研究倒推得来。婴儿的第一股性冲动借助其他重要的机体功能产生。婴儿喝奶的首要目的是填饱肚子，但他们喝饱奶后入睡时满足的表情，却与成年人性高潮后的神情十分相似。这当然不足为证，但我们注意到，婴儿即便在不想进食的时候，也会重复吸奶的动作；这显然不是受饥饿感驱使。他们吸了又吸，继而带着满足的表情入睡，这表明吮吸的动作的确能给他们带去快感。我们知道，婴儿如果不做这个动作，便很难入睡。布达佩斯的资深儿童医生林德纳博士（Dr. Lindner）是第一位主张这类行为具有性意味的人。那些照看孩子的人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也对吮吸这个动作有类似判断。他们毫不怀疑那样做会使孩子获得快感。这被视作一种坏习惯，如果婴儿不愿主动停止，他们会千方百计逼他们就范。于是我们知道，婴儿会做出一些仅以获得快感为目的的动作。我们认为快感最初是在进食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但他们很快便学会摆脱这层条件。这种快感只可能来自嘴部和唇部某些区域受到的刺激，我们称这类身体区域为快感区，并称由吮吸获得的快感为性快感。这种说法是否合适，我们稍后再讨论。

如果婴儿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肯定会承认吮吸母乳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行为经历。此言不虚，因为这一行为同时满足了两种重要的生活需要。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行为对整个人生的心理意义。吮吸母乳是性生活的开端，是之后所有性满足的雏形，也是困境中经常幻想和回忆起的感受。母亲的乳房是人类性欲的第一个作用对象，它对日后选择对象以及精神生活各个领域影响之大，诸位根本无法想象。不过，婴儿会先放弃这一行为，用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取代母亲的乳房，转而吮吸自己的拇指和舌头。借助这种方式，他无须外界许可便获得快感，并将快感的来源扩展到其他身体区域。快感区的分布是不平均的，发现这一点可说是生命中一大重要经历；正如林德纳博士所说的那样，婴儿在自己身上进行探索，发现生殖器极易产生兴奋感，从而走上由吮吸到手淫的道路。

通过研究吮吸动作，我们了解了婴儿性欲的两大特征。一方面，它伴随其他机体需求的满足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它呈现出自体享乐的特征，即其性对象是自己的身体。在进食过程中获得的快感，在排泄过程中也有类似体现。我们发现，婴儿在大小便时也会获得快感，于是他们不停重复这一动作，以期在快感区黏膜的兴奋中获得最大快感。如细心的露·安德烈亚斯（Lou Andreas）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这一点上，婴儿首先感受到外界的阻力和敌意，然后才有内外交战的感受。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排泄，而必须在他人指定的时间里解手。为了使他们放弃这一快感的来源，所有与排泄功能相关的事物都被说成是不雅的，不宜公开讨论的。婴儿必须放弃快感，以换得社会尊严，而他们与排泄物之间的关系原本并非如此。他们并不觉得粪便恶心，而将它看作身体的一部分，不愿与其轻易分开，甚至将它当成“礼物”，馈赠给他特别喜爱的人。即便教育产生效果，他们已经放弃这一念头，粪便依然有着堪比“礼物”和“金钱”的价值，撒尿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知道，你们早就想大声打断我：够了！排便竟被你说成性快感的来源，而且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你还说粪便价值千金，肛门是性器官！简直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绝对不相信这些，这下总算明白为何儿童医生和教育家坚决反对精神分析和它的结论了。各位，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给你们展示婴儿性生活和性倒错之间的关联。你们莫非不知道，对很多成年人、同性恋者和多性恋者来说，肛门在性交中的确起着阴道的作用？还有许多人终生保留着从排泄过程中得到的快感，并对此颇为重视。年岁稍长、会说话的孩子，也会向你们证实排便和窥视别人排便都能让他们获得快乐。当然，前提是你们不能用一套套大话吓唬他们，那样他们只会自觉闭嘴。至于你们不愿相信的其他事情，我恳请你们参阅分析结果和对孩童的直接观察报告；要知道，如何在这些问题上坚持异见，绝对是一门学问。如果你们认为儿童性行为和性倒错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我也并不反对；这其实很正常，因为孩子的性生活肯定是反常的，他们完全不知该如何将性欲和生殖功能联系在一起。另外，所有性倒错的共性，是放弃了繁衍生息的目标。所有放弃这一目标而纯以追寻快感为目的的性行为，其实都是性倒错。所以你们该明白，性生活发展的转折点在于开始以生殖作为性的目标。在此之前，种种以获得快感为目的的行为都不幸蒙上了“变态”的骂名。

请允许我继续用有限的时间论述婴儿的性生活。我就这两套器官体系所作的论述，也可以运用于其他器官。孩童的性生活由许多部分冲动共同作用产生，它们有的试图从自身获得快感，有的试图从其他对象身上获得快感，相互间并不冲突。在这些器官中，生殖器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人无须借助其他性器官或对象，就可以在自己的生殖器上获得快感，并将婴儿时期的手淫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甚至一直保持下去。手淫这个问题一言难尽，有许多值得说道的地方。

虽然我有意长话短说，但还是要再跟你们谈一谈孩童的性探索问题，因为这属于儿童性欲的典型特征，对神经官能症症状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婴儿很早便开始性探索，有时甚至始于三岁前。它与性别差异无关，因为男女都有雄性的性器官，对男孩来说更是如此。等到小男孩从自己的小妹妹或女性玩伴那儿发现阴道，他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很难设想与自己相仿的人竟然比他少了一个重要部分。随后，他更会惊叹于自己的能力；过早频繁玩弄阴茎，会产生不良后果。男孩陷入阉割情结中，如果他保持健康，这会影响到他性格的形成；如果他得病，这便是神经官能症的成因之一；如果他不配合分析治疗，这便是反抗的原因。而对小女孩，我们知道她因缺少肉眼可见的阴茎而感到严重自卑，她羡慕男孩的家伙，打心底产生了成为一个男人的愿望。如果她们随后无法进入女性角色，这种愿望会成为女孩神经官能症的表现。顺便说一下，女孩的阴蒂在儿童期扮演着与阴茎相同的角色，它是特定冲动的载体，是自体享乐的对象。一个女孩是否能够成为女人，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将阴蒂的感受完全转移到阴道口。有些妇女患有性冷淡，就是阴蒂依然过于敏感的结果。

儿童在对性的兴趣首先集中在“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其实以忒拜城的斯芬克斯之谜为基础，孩子害怕竞争者的到来，才将它问出。幼儿园里常能听到的答案是仙鹤送子，这种说法许多小孩其实并不信。他们自觉上当受骗，由此变得孤僻，也自此走向独立。尽管如此，他们尚无能力独自解开难题。他们的认知能力受限于尚未成熟的性体质，先是以为孩子是因为吃了某种特殊的事物才出世的，也不知道只有女人才能生孩子。此后，随着这一限制日趋明朗，孩子们放弃了靠吃东西生孩子的想法，但在童话里依然保留有这类说法。稍大一些的孩子注意到父亲在生儿育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却猜不出其中原因。如若他碰巧目睹了性交场面，还会当成暴力行为，以为父母在打架——这是对性交暴虐性的解释。他起初并不以为性交与生育有什么关联，即便看到母亲在床上或衣物上留下的血渍，也仅仅认为是父亲施暴所致。再过几年，孩子们隐约感觉到男人的阴茎参与了生育的过程，但依然想不出它除了排尿还有什么别的用场。

起初，孩子们一致认为婴儿是从肠道出生的，所以新生儿看上去像一团粪球。对肛门失去兴趣后，他们才放弃这套理论，转而认为孩子出生的位置在肚脐眼或两乳之间。事实上，这时他们已经很接近性的真相了，只是由于无知而与它失之交臂，直到在青春期之前听到一种不完整也不正确的解释，日后，这往往会产生创伤性影响。

各位，你们肯定听到过这样的说法：精神分析毫无节制地拓宽性的概念，旨为以此支撑“神经官能症因性而起”和“病症具有性意义”这两种说法。请你们自行判断我们的延伸是否不无道理。我们扩展了性的概念，将性倒错和孩童的性生活包括在内，这其实重新定义了性的范围。精神分析理论之外的“性”则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指为生殖服务的正常性生活。

第二十一讲
力比多的发展和性组织

各位！我感觉没能成功地使你们确信性倒错对性观点的价值，所以想尽我所能，做一些修正和补充。

我们不顾反对重新定义“性”，不单是因为性倒错的缘故。对婴儿性欲的研究也很重要，它与性倒错之间的相似性起了决定性作用。不过，婴儿性欲的表现虽然在儿童期后期十分明显，但在较早的时期却并非板上钉钉。不太关注儿童成长史和分析结果的人，很容易否认存在性特征，或将其归入一般特征。你们可别忘了，我们目前还没有判断一个过程是否具有性意味的公认标准；至于以生殖功能为导向的判断，显然过于狭隘，我们已经摒弃。至于弗里斯（W. Fließ）提出的23天和28天周期论，目前还颇具争议；我们虽猜测性过程具有化学特征，但这一点有待继续挖掘。相反，成年人的性倒错则是确凿的现象。性倒错顾名思义，肯定与性有关。即便有人说它是退化的标志，或是说些别的什么，至今尚无人敢质疑它是性生活中的一类现象。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断言性与生殖无关，因为性倒错行为显然放弃了生殖的目标。

我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平行现象。许多人将“意识”等同于“心理”，但我认为有必要扩展“心理”的概念，承认不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同样存在。同样，有人将“性”等同于“生殖”或“生殖器”，而我们主张还有与“生殖”无关的“性”存在。这当然只是形式上雷同，但不无深层次的理由。

既然性倒错的存在证据确凿，为何之前没人注意到它的影响，彻底解决问题呢？对此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许是因为性倒错行为早就受到了特殊对待，这反倒妨碍了理论研究，也影响了对它科学价值的判断。人人都知道性倒错是可憎、荒唐和危险的现象，认为它具有诱惑性。但从本质上看，这主要是人们心中对性倒错者的嫉妒情绪在作祟，正如著名的讽刺诗《汤豪舍》（Tannhäuser）中施刑的侯爵对汤豪舍说的那样：

“在维纳斯的山上，他忘记了尊严和义务！

——奇怪，这种事情从没发生在我们身上。”

事实上，性倒错者个个都是苦鬼，为了实现难以获得的满足，他们不得不付出惊人的代价。

性倒错行为的对象和目标虽然令人感到陌生，但它的性意味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因为它多以达到高潮并排出生殖器产物而结束。这当然是就成人而言，孩童既没有高潮，也没有能力排出性产物，所以只能用某些迹象代替，而这些迹象的性意味却不尽被认可。

我必须再补充几句，以使你们对性倒错有完整的了解。虽然它声名狼藉，与正常的性行为格格不入，但观察表明，正常的性行为也难逃性倒错特征。接吻就有性倒错之嫌，因为这是两个嘴部快感区的接触，而不是两个性器官的交合。但没人谴责这一点，相反在舞台上，接吻常用来委婉暗示性交。可是，如果感受过于强烈，继而引发了高潮和射精，接吻恰恰成了彻头彻尾的性倒错行为。此外，我们也知道触碰和注视性对象是快感不可或缺的来源；相爱之人情到深处，常常拧咬对方；对某些人而言，最强烈的刺激并非来自对方的性器官，而是来自其他身体部位；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无须将偶有性倒错表现的人归为异类；相反，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性倒错的本质不是性目标的改变，不是生殖器的替换，也不是性对象的变化，而在于通过别的方式获得满足，且将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完全排除在外。在正常性交中起到准备或辅助作用的倒错行为，并不属性倒错之列。这样一来，正常性行为和性倒错性行为之间的差别就小了许多。我们可以由此推出，正常的性欲源自孩提时代，它剔除了孩童性行为中无用的部分，将剩余的行为打包在一起，为繁衍生息的目标服务。

将对性倒错的了解用于婴儿性欲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两者的区别。反常的性欲通常高度集中，所有的行为大都围绕着同一个目标进行，某一个部分冲动在其中起着支配作用，其他冲动要么隐身其后，要么依附于它。从这方面看，倒错性欲和正常性欲其实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其中占支配地位的部分冲动不同，导致性目标南辕北辙。它们像两个井然有序的王国，一个归这个家族统治，一个归另一个家族统治。婴儿的性则呈现出分散性和无组织性，所有的部分冲动地位相等，各以自己的方式寻求快感。集中性的体现与否，从侧面证实性倒错和正常性欲都比幼儿性欲高一个层次。不过，有些倒错的性欲与婴儿性欲更接近，许多部分冲动互不干扰，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和前进。这种情况与其说是性倒错，不如说是性欲的幼稚表现。

有了这些准备，我们终于可以讨论一个不可避免的议题了。有人会说：你也承认儿童的表现很难捉摸，虽然成年人的性欲由此发展而来，但为何非要坚持将儿童的行为与“性”挂钩呢？你为什么不满足于生理学上的表述；说婴儿身上可以观察到吮吸或忍便的现象，表明他们在追求器官享受？这样一来，你们无须说婴儿也有性生活，也不至于惹来众怒。诸位，没错，我并不反对“器官享受”这一说法；我知道，即便性高潮来临时的快感，也无非是与生殖器活动相关的器官享受。但你们是否能告诉我，原本寻常的器官享受从何时开始具有性意味，并毋庸置疑地在之后的人生阶段中一直持续下去呢？难道“器官享受”比“性欲”更能说明问题吗？你们会说，性意味始于生殖器起作用之时，性离不开生殖。你们甚至不愿接受性倒错带给我们的启示，辩称大多数性倒错仍以由生殖器带来的高潮为终极目标，虽然实现目标的方式不同于正常性交。你们能从性的特征出发，不再一味强调它与生殖之间的关系，而将生殖器行为推到前头，这已经算一种进步。我们的观点已经相差不远，说白了就是生殖器官与其他器官之间的差异。经验告诉我们，其他器官也可以取代生殖器获得快感，例如正常的接吻、一些性倒错行为，及歇斯底里症的症状都足以说明。在歇斯底里症中，原本专属性器官的刺激和感觉，包括勃起行为，都可以转移到其他距离较远的身体区域（例如以上下颠倒的方式转移到头部和脸部）。这下，你们终于无言以对，不能再坚持自己对性的看法，只得追随我的脚步，将孩童追寻器官享乐的行为纳入性的范畴。

说了那么多，现在请你们再思考两个问题。我们将婴儿那些可疑、模糊的获取快感的行为通通归入性的行列，因为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从症状出发，经由无可争议的性素材，最终逆推回这些行为。我承认这些行为并非必然是性行为，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类比。设想一下：我们无法从种子上分辨出两株双子叶植物——苹果树和豌豆树的生长区别，但可以将枝繁叶茂的树木还原到只有两片子叶时的幼苗状态。两棵树的子叶完全一样，看不出任何区别，那我是否可以断定它们的种子也没有区别，苹果和豌豆的区别只在于日后的生长呢？还是说尽管子叶看不出差别，但两者的区别早已存储在种子中，这是否在生物学上更为准确？我们称幼儿获取快感的行为是性行为，也是基于这一逻辑。至于是否每一种器官享受都与性有关，或者除了性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它们又是什么，这些都不是我们该讨论的问题。我对器官享乐所知不多，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前提条件。这种说法完全是倒退的，最后得不出什么结果，自然不足为怪。

还有一点！即使可以让我相信婴儿的行为不宜与性联系到一起，你们也拿不出更多的证据来支撑孩童在性问题上的纯洁性。孩童的性生活从三岁起便显而易见；他们的生殖器开始有反应，也会经历一个手淫的阶段，以期获得生殖器的满足。性生活在外部和社会中的表现也不容忽视；对象选择、偏爱某人、在两性间做出选择、嫉妒等情绪，早在精神分析理论出现之前，独立观察就已发现，这一点很好验证。你们也许会反对说，儿童早年的柔情表现显而易见，但这是否具有性的特征，还有待商榷。三岁到八岁的儿童已经学会隐藏这一特征，但只要你们注意观察，还是能够发现儿童柔情表现背后的肉欲成分；你们所没有注意到的其他方面，亦可由分析一一证实。这一时期的性目标与同时进行的性探索有最紧密的联系，我愿意试着多说几句。这些目标的性倒错特征，与孩童身体尚未发育成熟，尚不知晓性交行为的目的有关。

在六岁到八岁的孩童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性发展停滞和倒退的现象。从对文化最为有利的角度说，这个阶段可被称为潜伏期。潜伏期不一定会出现，在这期间性行为和性兴趣不会完全消失，但之前的大多数经历和心理冲动都被遗忘。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这种幼稚的遗忘，它隐藏了我们第一个童年的经历，将我们与之隔离开来。任何一个流派的精神分析都以还原这段被遗忘的经历为己任；我们不得不猜测，这段经历之所以被遗忘，正是因为性生活发源于此，遗忘其实是压抑作用的结果。

从三岁起，孩童的性生活便与成人有许多共同点；两者间的区别在于孩童的性生活缺乏以性器官为主的固定组织，不可避免地具有性倒错的特征，其强度逊成人一筹。但最具理论研究价值的性发展，或者说力比多的发展，正是始于这一时期。这一过程进展迅速，直接的观察很难捕捉到匆匆而过的全部场景。只有在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精神分析的帮助下，我们才能推断出力比多更遥远的发展阶段。这一切自然只是一个理论架构，但你们若有精神分析的实践经历，就会发现这一架构是必要的，有效的。你们还会发现，病态的现象往往能为我们揭示在正常对象身上常被忽略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说，孩童的性生活在生殖器的特权确立之前便已成形，它诞生于潜伏期前的婴儿阶段，并自青春期起得到持续有效的组织。此前组织相对松散的时期，我们称为前生殖器时期。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作用的不是来自生殖器的部分冲动，而是来自虐待欲和肛门的部分冲动。此时男女之间的差异尚不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主动与被动间的差别，这也是随后出现的性两极化的前身。这一时期的所谓雄性行为，表现为强烈的、容易诉诸暴力的控制欲；而被动行为的目标则是通过肠道的排泄获得性满足。窥视欲和求知欲开始膨胀，而生殖器此时只起排尿作用。这一时期的部分冲动并不缺少作用对象，但这些对象并不统一。生殖器特权树立前的另一个时期是虐待——肛门期。深入的研究已经可以证实有多少现象最终保留下来，而部分冲动又以怎样的方式集结在生殖器时期。此外，在力比多发展的最初阶段，口部的快感区一度起到过主导作用。孩童的吮吸行为自然属于此列，而古埃及人在这方面的理解也堪称到位。他们在艺术作品中将吮吸手指作为孩童的主要特征，即便法老的守护神荷鲁斯（Horus）也概莫能外。阿伯拉罕姆（Abraham）近来发现，随后的性生活中依然留有原始口欲期的痕迹。

各位！上述这段性发展不同时期的介绍，对你们来说既是一种负担，也有一定收获。或许我又说了太多的细节，但请你们耐心些，因为你们听到的内容将使你们受益无穷。请记住，性生活——或者说力比多的功能——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大同小异，而是在一系列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多次反复后才定型，这一过程的复杂程度堪比破茧成蝶。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在于所有的部分冲动开始听命于权威的性器官，性欲也开始为生殖功能服务。此前，性生活可说是分散的，各类部分冲动各行其是，寻求器官享乐。经过了口欲期和虐待—肛门期这两个前生殖器时期的发展，这种无序状态有所改善。此外，还有许多我们所知不详的过程，有助于大幅提升性冲动的组织程度。力比多的发展历程漫长而曲折，这对于理解神经官能症有什么帮助，我们下次再谈。

现在，我们将关注力比多发展的另一面，即部分冲动与对象间的关系。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这一发展情况，再多花一些时间研究它的结论。有些性冲动的成分自始至终都拥有并坚持明确的目标，如控制欲（施虐狂）、窥视欲和求知欲。有些冲动明显与某个身体的快感区相关联，作为与性无关的功能时有作用对象，脱离了这一前提，便失去了作用对象。例如，嘴部快感区的第一个作用对象是母亲的乳房，它满足了婴儿的进食需要。在吮吸过程中，这一动作的性成分在得到满足的同时开始独立，从而用自身的某个身体部位取代了外界的对象。所以，嘴部的欲望是自体享乐的，肛门和其他部位的欲望也如此。下一步的发展简单来说有两大目标：第一，放弃自体享乐，用外来对象替换自身；第二，将各个部分冲动的不同对象统一起来，用同一个对象替代。新对象具有一个与本人相同的完整躯体，这是成功的前提；要完成这一点，还要舍弃许多自体享乐冲动中无用的部分。

对象选择的过程十分崎岖，至今没有明确说法。我们只需记住一点：在潜伏期前的经历告一段落之后，冲动选择的对象其实与口部快感区最初选择的对象一致。它虽然不再是母亲的乳房，但却是母亲本身。我们说母亲是人的第一个爱恋对象，这里说的爱恋，强调的是性冲动中精神层面的内容，而非身体和肉欲层面的需求。当母亲成为爱恋对象之时，孩童的内心已产生了压抑作用；受此影响，一部分性目标被雪藏起来。将母亲作为爱恋对象的选择，精神分析称为“俄狄浦斯情结（Ödipuskomplex）”，它对解释神经官能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却也是许多人反对精神分析的主要原因。

请听一件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一位年轻有为的精神分析师作为医生奔赴德军前线，驻扎在波兰某地，他对病患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同行关注。经人询问，他承认自己借助精神分析手法工作，表示愿与同行分享这方面的知识。于是，部队里的医生、同行和上级每晚都聚到一起，听他讲精神分析的奥秘。这项活动一度非常顺利，可他给听众讲俄狄浦斯情结之时，一位上级军官愤然起身，直斥他不应向这些为祖国和家人而战的勇敢士兵宣扬这些歪门邪道，并禁止他再演讲。事情的结局就是这样，那位医生被发配到另一个前线阵地。我认为，如果德国的胜利有赖于这种科学“组织”，前景恐怕不令人看好；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德国的科学研究恐怕步履维艰。

现在，你们肯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声名狼藉的俄狄浦斯情结究竟是什么。顾名思义，它肯定与俄狄浦斯有关。诸位肯定都听过希腊传说中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他命中注定弑父娶母，虽极力逃避，但依然在不知不觉之中犯下两项罪行，最后只得自戕双目，以此谢罪。索福克勒斯（Sophokles）将这一素材改编成一部悲剧，你们中许多人看完后，肯定深受震撼。在这部悲剧中，俄狄浦斯王多年前犯下的罪行几经沉浮，最终在不断出现的新证据面前坐实；这一过程其实与精神分析的过程有几分相像。在对话中，尚在迷茫中的母亲/妻子约卡斯特（Jokaste）对分析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态度。她说，许多人都曾在梦中与母亲亲热，梦里的事情不必当真。我们却不敢小瞧梦，尤其是那些许多人都经历过的典型梦境。毫无疑问，约卡斯特提到的梦与传说中惊人的故事有很强的内在关联。

奇怪的是，索福克勒斯这部悲剧反倒没招致观众反感；相比之下，那位可怜的军医未免有些受冤之嫌。这部悲剧其实不合伦理，它描述了人在神力的驱使下犯罪的场面，世俗的规矩无力抵抗罪行出现，人类的道德责任就此免除。我们当然愿意相信传说的本意是控诉神明和命运，换作不信神的批判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一定会表现出这层意思。然而虔诚的索福克勒斯肯定不会这样做；他认为遵从神明的旨意方为上善，如果神明要求犯罪，必须照做。我不认为这种道德是该剧的亮点，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效果。观众们的反应并不指向这种道德，而是传说的内容和隐意。他们像是通过自我剖析，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所谓神谕无非是潜意识的化身。他们发现自己也有弑父娶母的愿望，并对此极为震怒。他们仿佛明白了剧作家的心声，回应他说：你虽拒绝接受这项任务，强调自己内心抵触，却依然有罪，因为你无法消灭犯罪的欲望，它依然存在于潜意识中。心理学的事实正是如此，一个人虽然将邪念压制在潜意识里，以为不必再为此承担责任，但依然会莫名地产生一种罪恶感，时刻提醒自己要对它负责。

毫无疑问，俄狄浦斯情结正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深受折磨的负罪意识的主要来源之一。不仅如此，我在1913年以《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为题所发表的一项关于人类宗教和风俗起源的研究中，大胆猜测人类所有负罪意识都来自俄狄浦斯情结，而它也是宗教和风俗的成因。我自然愿意多说几句，但还是就此打住为好。这个话题一旦说起来，很难停下，我们还是回到个体心理学上为好。

俄狄浦斯情结在孩童潜伏期前的对象选择中有什么表现呢？我们很容易会发现，小男孩想独占母亲。父亲在场让他们感到拘束，父母亲热让他们不安，只有当父亲出门或不在身旁的时候，他们才心满意足。他们常常对自己的感受直言不讳，公开迎娶母亲的想法。你们也许会说，这还不能和俄狄浦斯王的行为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两者本质上并无差别，完全可以归为一类。然而，有时候男孩们又会对父亲表示出喜爱之情，这往往令观察者大惑不解。这种所谓的矛盾情感，在成人看来不合情理，对于孩子来说却稀松平常，日后也在潜意识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人会说，小男孩这些行为只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并不一定有性爱的成分。母亲满足了孩子的一切需要，所以孩子依恋她，不希望她再去照顾别人，也合情合理。话虽没错，但你们很快就会明白，这类行为看似出于自私的目的，实则是性冲动在作祟。小男孩毫不掩饰地对母亲表现出性好奇，要求在母亲身边就寝，在她身边看她如厕，甚至还会诱惑自己的母亲；这被许多母亲用作谈资，实则将男孩和母亲间的性联系暴露无遗。不要忘了，母亲对女儿同样关怀备至，却从没产生类似效果；父亲对男孩的关心不一定比母亲少，却从未能取代母亲的意义。总之，男孩和母亲间的性联系证据确凿，不容旁人置喙。光从利己的角度看，小男孩不愿接受父母双方的照料，而只接纳母亲一人，其实并不明智。

你们也注意到，我刚才只谈了男孩与父母的关系，其实女孩与父母的关系大致相同。女孩依恋父亲，排挤母亲并想取代她的位置；她们已经可以像成年女子一样卖弄风情，使我们往往忽视这一幼稚举动背后问题的严肃性和严重后果。趁此机会，我还要补充一点：父母的选择性对待往往也会唤醒孩童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有多个孩子的家庭，父亲明显溺爱女儿，母亲则偏爱儿子。不过，这一点存在与否尚不足以撼动孩童俄狄浦斯情结的天性。有多个孩子的家庭里，俄狄浦斯情结还会衍生出家庭情结。由于后来者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大孩子往往不喜爱新出世的兄弟姐妹，不由自主地想让后者消失。这种憎恶之情，甚至在言语上会比对父母的憎恶感表现得更激烈。如果他们梦想成真，新来的兄弟姐妹一出世便早夭而亡，这段如此重要的经历，却很少会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痕迹。如果新生儿抢去了母亲的怀抱，将他们挤到第二位，他们会对此难以释怀；愤愤不平的心理，甚至会在手足间造成永久的隔阂。此前我们也提到，性探索也是孩童生命中的重要经历。随着弟弟、妹妹长大，大孩子对他们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小男孩会将妹妹当成爱恋对象，以取代不可靠的母亲；如果多个兄弟同有此念，争执便在所难免，日后兄弟阋墙，也并非不可能。小女孩在父亲那儿失宠，便会将哥哥当成替代品；或者，她会把小妹妹视作自己的孩子，以满足内心为父亲生子的愿望。

对孩童生活的直接观察，或是在不受分析影响的情况下对童年的清晰回忆，都将带给你类似感受。这样一来，你们明白孩童在兄弟姐妹中的排位会对日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每部传记都会考虑到的一点要素。更重要的是，了解这点，你们会发现对乱伦禁忌的科学解释多么可笑。儿童时期共同生活的经历使异性家庭成员之间不再有性想法，或者生物学趋向于避免近亲婚配，所以人生来便对乱伦存有畏惧心理！这简直都是瞎编乱造！别忘了，如果自然规律能限制乱伦的想法，我们又何须借助法律严令禁止通奸行为。事实正好相反，人类的第一个对象选择通常是乱伦的，男性的爱恋对象是母亲和姐妹，要防止这幼稚的倾向成为现实，必须严加禁止。在今天还存活着的原始部族和野人当中，乱伦禁忌的严苛程度甚至远胜于常人。特奥多·莱克（Th. Reik）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指出：野人部族的成年仪式往往表现为复活和重生，它象征着少年放弃与母亲乱伦的联系，与父亲和解。

从神话中我们发现，人类谈乱伦色变，却毫不犹豫地允许众神拥有乱伦的权利。从古代传说中，我们也知道乱伦迎娶自己的姐妹，是统治者（如埃及法老和秘鲁国王）的神圣权力，普通人没有的特权。

俄狄浦斯王的罪孽在于弑父娶母。顺便说一下，这正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宗教制度——图腾崇拜最为唾弃的两项罪行。让我们将目光从对孩童的直接观察转回对成年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分析研究上。精神分析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俄狄浦斯情结？简单地说，它正像传说的那样，证明了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是俄狄浦斯，或者说他们在面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时候，都是一个哈姆雷特。当然，分析过程中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描述要比婴儿的想法暴露和极端得多。他们不再遮掩对父亲的恨意和置之于死地的想法，直言对母亲的柔情的目的正是占她为妻。难道每个人在童年都有过这样恐怖和极端的想法吗？还是我们在分析时掺杂了一些新的东西呢？这其实不难发现。人们讲述过去的事情，总会不经意地将现在和近期发生的事情掺入其中，最后得出一幅有偏差的画面，即便史家也难免犯下类似错误。至于神经官能症患者这样做是否有混淆视听之嫌，本身就有疑问；随后我们会知道，他们确有这样的动机，而“回溯式幻想”问题，也值得深究。我们很容易发现，随后出现的种种关系诱发的动机增强了对父亲的恨意，对母亲的性愿望也有孩童意想不到的新形式。但要说整个俄狄浦斯情结是成年人“回溯式幻想”的结果，显然不对。即使或多或少地加入后来的元素，俄狄浦斯情结的幼稚本质依然不变，这一点也为对孩童的直接观察所证实。

于是，在分析俄狄浦斯情结的基础上得来的临床事实，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我们知道，性欲会在青春期完全得到释放，这就使家族式的、乱伦式的性对象必须为新的性欲对象取代。婴儿的对象选择虽只是小打小闹，却对青春期的对象选择起着很强的指示作用。这一时期的情感过程多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或是对该情结的反映，但由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前提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所以这些情感绝大多数都处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从这一时期起，人类个体必须完成脱离父母的艰巨任务，只有这样，他们才不再只是孩童，而能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对于男孩来说，他的任务就是将性愿望与母亲分隔开来，从外界寻找一个真实的爱恋对象；若是从前有过对立，他需与父亲和解；若是从前唯父命是从，他也需摆脱这种压制。这项任务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很少能以理想的方式被完成，即以心理和社会所要求的正确方式完成。神经官能症患者根本没能完成这项任务。患有神经官能症的男孩终身屈从于父亲的权威，无法将自己的力比多转移到外来的性对象上。女孩的情况也约莫如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俄狄浦斯情结确实是神经官能症的核心症结。

诸位，你们也许注意到，我所说的与俄狄浦斯情结相关的内容信息量很大，都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变种和反常表现，我不愿多加赘述，只想再指明一点，即它对文学创作的决定性意义。奥托·朗克曾在一本成就斐然的书中提到，古往今来的戏剧家都主要从俄狄浦斯情结、乱伦情结，以及它们的变种和模糊形式中截取素材。值得一提的是，在精神分析理论出现前，俄狄浦斯情结中的两大犯罪愿望便早已作为无法遏制的冲动为人们所承认。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Diderot）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名叫《拉摩的侄儿》（Le Nevue de Raneau），伟人歌德将它翻译成德语。里头一句话特别引人瞩目：如果这个小野蛮人自暴自弃，自甘堕落，孩童的理性缺失和三十岁成人的暴力倾向结合到一块，他必将扭断乃父的脖子，与生母同睡一床。

还有一事不得不提。俄狄浦斯的母亲兼妻子使我们想到了梦。回想一下我们释梦的结果，促使梦生成的愿望往往是倒错和乱伦的，且明显带有仇视至亲的特征。我们当时不知道这种暴力倾向从何而来，现在你们应该知道，它们来自幼稚时期，是力比多和对象选择作用的结果；虽然早已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它们仍得以在夜间证明自己的存在和能力。由于倒错、乱伦和该判死罪的愿望存在于所有人心中，并非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专利，所以我们认为正常人的心理发展也会经过由俄狄浦斯情结引起性倒错和对象选择的阶段。我们借助释梦从正常人身上发现的东西，恰恰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变得更明显而糟糕。这正是我们在研究神经官能症症状前先来研究梦的原因。

第二十二讲
发展和退化，病源学

女士们，先生们！此前我们讲到，力比多的功能经历了长远的发展，最终趋于正常，开始为生殖服务。现在，我来说说这一事实对神经官能症形成的意义。

我们猜测力比多的发展会带来两重危险：

一是产生某种障碍；

二是引起退化，这与一般病理学的说法一致。

也就是说，生物学的演变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某些功能可能永远停滞在较早的阶段，整个发展过程面临一定障碍。

我们可以用其他领域的过程类比。如果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人口迁徙重演，某个部族被迫背井离乡，寻找新的落脚地，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新的目的地。不论是否有其他变故发生，大部队继续前进时，总会有一小帮人在途中停下来落地生根。再举一例，高等哺乳动物的雄性生殖腺原本位于腹腔深处，在胚胎身处子宫之内的某个阶段，它的位置发生改变，转移到了盆腔末端。生殖腺原本成双成对，可有些雄性个体的一个生殖腺却永远留在盆腔内，或滞留在腹股沟中，或者原本在生殖腺发生转移后应该关闭的腹股沟没能顺利闭合。我还是青年学生时，曾在布吕克（Brücke）的指导下做第一项科学研究，探索一种古老鱼类脊髓后部神经根的起源。我发现这一神经根上的神经纤维由灰质后角的大细胞产生，这与其他脊椎动物的情况不同。随后我又发现，这类神经细胞不仅存在于灰质中，还遍布于后根的脊髓神经节上，由此我断定，这些神经节上的细胞从脊髓沿神经根转移而来。这些中途留下的神经细胞恰恰暴露了整个转移的过程，也反映了这种小鱼的进化史。不过仔细一看，你们不难发现这类比喻的不足。其实我们想说的是，每一种性冲动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可能会有一部分留在较早的阶段，只留部分冲动到达终点。你们注意到，我们将所有冲动都设想为自生命之初便开始流淌的溪流，并人为地将其拆分成一条条分支。你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解释，这的确没错，但做那样的尝试不免离题太远。所以，我们姑且将某一部分冲动停留在早期阶段的行为称作（冲动的）固置。

分阶段发展的第二大危险是退化，即已经进化得更远的部分又重新倒退回早先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冲动在实现功能、完成性满足目标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强大的障碍。我们有理由猜测，固置和退化之间无关联。发展过程中的固置作用越强大，其功能在面对外来困难时，越容易退回固置的节点，新功能抵御外界障碍的能力也越弱。诸位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部族在迁徙的途中人数锐减，那些一路前进的人在遇到挫折或强敌之时，便更倾向于退回与族人会合。同样，中途减员越多，前进者会面临更多困难。

要理解神经官能症，你们必须时刻谨记固置和退化间的这层关系。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在接下来研究神经官能症的起因和神经官能症病源学的时候站稳脚跟。

不过现在我们还需在退化问题上多停留一会儿。在对力比多的功能发展有所了解后，你们理应想到退化也有两种形式：一是退回力比多的第一个作用对象，回归乱伦的天性；二是回到整个性组织的最初阶段。两种情况都在转移性神经官能症中出现，在它们的形成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前一种现象，更是在神经官能症身上十分常见。如果将另一类神经官能症——自恋性神经官能症也纳入考虑范围，我们还可以就力比多的退化现象谈论许多，但暂时不打算这么做。不过，这类病症倒是给了我们启发，使我们注意力比多功能另一种尚未提到的发展过程，向我们展示了新的退化方式。但是，我有必要提醒你们，切忌将退化和压抑弄混，当然我也有义务帮助你们理清两者间的关系。压抑作用指的是存在于前意识体系中，意识可察觉的活动被排挤入潜意识中的过程，即便潜意识中的精神活动根本没能进入前意识系统，被审查拦在门外，我们仍认为其受到压抑。所以，“压抑作用”这个概念并不与性直接相关，请你们务必记住这点。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心理过程，或者更形象地说，是一个局部过程。它与我们想象出的心理空间有关，或者如果弃用这种简陋的辅助设想，那就是与由特殊的心理系统构建成的心理装置有关。

相对而言，我们说的“退化”一词并非代表其普遍含义，而有特殊意义。如果我们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退化，将它视作从较高阶段退回较低阶段的发展过程，那压抑作用也属此列，因为它也是心理发展过程中回归较早或较低状态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压抑作用并不一定导致退化，因为我们说的压抑是一个动态过程，特指某个心理行为被固定在潜意识的低级状态。压抑作用是一个局部和动态的概念，退化则是一个纯粹描述性的概念。然而，我们之前与固置相提并论的退化，专指力比多回归原始状态的发展过程，它与压抑作用有本质的不同，毫不相干。我们不能说力比多的退化是一个纯粹的心理过程，无法在心理装置中给它指定一个位置。虽然它对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确影响很大，但最突出的还是其中的机体要素。

各位，这样的理论探讨说多了未免有些乏味。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临床上，看看它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应用。你们知道，歇斯底里症和强迫症是转移性神经官能症的两大代表。在歇斯底里症中，力比多经常退化到原始的乱伦性对象，性组织却极少回归早期阶段。所以在歇斯底里症的机制中，压抑作用起了主导作用。现在，请允许我用一个模型来完善我们对这类神经官能症的理解。事情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部分冲动顺利地集结在生殖器麾下，但这一结果却遭到与意识相连的前意识系统抵制。性组织适用于潜意识，却不为前意识所接受，于是出现了一种生殖器貌似占据主导地位，实则不然的场面。就力比多的两种退化形式而言，回归性组织早期阶段更引人注目，因为它极少见于歇斯底里症，而我们对神经官能症的全部理解又过分依赖之前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这直接导致我们一度只清楚压抑作用的意义，却不知力比多退化作用的重要性。如果将除歇斯底里症和强迫症之外的自恋性神经官能症也考虑在内，我们的观点还需经历更多扩展和变化。

恰恰相反，在强迫症中，力比多退回施虐性的肛门期往往是最瞩目的现象，也是症状的典型表现。爱的冲动往往表现为施虐的冲动。抛开某些绝非偶然的附加成分不谈，“我要谋害你”的强迫观念其实是“我想在爱中享受你”。如果同时还有对象的退化发生，所有的这些施虐冲动都加诸最亲近的人身上，你们会发现患者的强迫观念其实多么可怕，而这种观念对他们的意识又多么陌生。压抑作用在这类神经官能症的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这一点很难在仓促间论述清楚。总之，如果没有压抑作用参与，力比多的退化不至于引起精神病，而只会诱发性倒错。由此可见，压抑作用才是决定神经官能症特征的主要过程。如果有机会，我很愿意给你们介绍一下性倒错的机制，那时你们会发现它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各位！如果将方才对力比多固置和退化的这番论述视作研究神经官能症病原学的理论准备，不知你们是否更容易接受。在此，我只想告诉你们一点：人类的神经官能症，是无法满足力比多需要的结果，是“性失败”的后遗症，症状出现就是为了替代未能实现的满足。当然，并不是说每一次性失败都会诱发神经官能症，只不过在所有研究过的神经官能症案例中，都能证实失败存在。我说的那句话是无法逆推的。你们要明白，我指出的是神经官能症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并非全部隐秘。

现在，我们尚不知接下来应该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性失败的本质还是失败者的特质上。失败很少是全面和绝对的，若要足以致病，必须是当事人唯一的需求没得到满足。要知道，力比多虽未得到满足，补偿的方式却有很多，不一定会致病。有些人虽然缺少性满足，其他功能却毫发未损，他们虽闷闷不乐，内心饥渴，却不至于发病。所以，不太恰当地说，性冲动的可塑性是极强的。一种冲动可以替代另一种，可弥补另一冲动强度的不足；若某种冲动的满足受制于现实状况，也可从其他冲动上得到补偿。它们像一张互通的水网，却又都受制于生殖器的约束，这一点恐怕不容易想象。另外，部分冲动也与由它们组成的性冲动一样，善于更换作用对象，追逐容易实现的目标，这一特性大大减少了致病的风险。这一预防疾病的过程同时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性冲动可以放弃获得部分快感和生殖快感的目标，转投另一个不无关联，却不再与性发生联系的社会目标。我们称这一过程为“升华作用（Sublimierung）”，这是因为我们通常认为社会目标要高于个体自私的性目标。顺便说一下，升华作用只是性冲动转化为非性冲动的一个特例，这个话题我们之后再谈。

你们肯定会想，性满足的缺失既然可用其他方式得到补偿，那就失去了其本来意义。不对，它依然具有致病性。通常来说，应对手段依然捉襟见肘，常人能承受的性满足匮乏量，终究有一个限度。力比多的可塑性和自由活动能力实则有限，升华作用只能分化一部分力比多，何况许多人的升华能力其实微乎其微。在这些限制条件之中，力比多的自由活动能力显然最重要，因为个体的性满足依赖于少数几个目标和对象。你们应当还记得，力比多的不完整发展会导致许多力比多固置在早期的组织和对象选择之上，从而使人无力实现真正的性满足。力比多的固置作用是除性失败之外的第二大致病原因。简单地说，力比多的固置作用是神经官能症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性失败则是偶发外因。

借这个机会，我劝你们不要在无谓的争执中轻易站队。科学界常以偏概全，用真理的一部分代替全部，并借此攻击那些其实不无道理的事物。正因此，精神分析被搞得四分五裂，分为各个流派，有人只承认自私的冲动，却否认性冲动的存在；有人只认可来自生活目标的影响，却无视个体过往经历的重要性。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类似的辩题：神经官能症到底是内生疾病还是外生疾病？是受了特定体质影响，还是某种有害（创伤）经历的结果？最主要的是，它是因力比多的固置作用（和特殊的性倾向）而起，还是在性失败的压力下产生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就跟“孩子是父亲生的还是母亲生的”一样愚蠢。你们肯定知道，生孩子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精神病产生的条件虽不完全如此，却大致相同。神经官能症根据诱因不同可以排成一列，性倾向和经历（力比多的固置和性失败）在其中共同作用，此增彼减。在队伍的两头分别是极端的案例，某些人的力比多发展特殊，无论经历了什么，即便被生活保护得再好，仍难免发病；另一些人则恰恰相反，若不是生活让他们陷入某种窘境，他们绝不会发病。在队伍中间的神经官能症或多或少都受到性倾向和生活经历的双重影响，缺一不可。若没有经历过某些事情，有些人的倾向不至于使其患病；若力比多的状态不同于此，这些经历绝不至于对他们产生创伤性影响。相对来说，性倾向的作用可能更大些，但这得看判定神经官能症的标准究竟在哪里。

诸位！我建议诸位将这类状况称为“互补系”，此后我们还将遇到类似情况。

力比多对特定方向和目标的坚持，可称是“力比多的黏着性”。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因人而异的独特现象，我们虽不知它与何相关，却绝不敢轻视其对神经官能症病原学的意义。同样，我们也不应高估它的特殊性。不知为何，类似现象在许多情况下会发生在常人身上，而且在与神经官能症患者形成对比的性倒错者身上也并不少见。早在精神分析出现前，比奈（Binet）就曾在性倒错者的病史中发现幼年反常的性欲发展和对象选择，这些患者的力比多终生停留于此，难以自拔。童年的印象为何对力比多具有如此直达的吸引力，我们无从解释。我想给你们举一个我亲身观察的病例。某位男子对女性性器官和其他部位都提不起兴趣，唯独对某类穿着鞋的脚情有独钟，兴致盎然。力比多为何固置于此，得从他六岁时的经历说起。当时他端着小板凳坐在家庭女教师身边学英语，女教师是一位瘦削的丑老妇，长着水蓝色的眼睛和高耸的鼻子，这一天她正好脚部不适，所以穿着丝绒拖鞋，将脚伸开放在软垫上，她的腿则十分得体地遮起来。到了青春期，他偷尝禁果，从此便只有家庭教师瘦削而结实的足部才是他唯一的性对象，对于类似形状的脚，他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但力比多的固置作用没使他成为神经官能症患者，而只是成为了性倒错者，患上我们所说的恋足癖。你们也看到，力比多过量和提前的固置虽是神经官能症必不可缺的诱因，其影响力却远超神经官能症的范围。与之前提到的性失败一样，这个前提条件也不足以单独致病。

如此一来，神经官能症的成因似乎又复杂了些。事实上，精神分析研究还有我们尚未提及的发现，它在那些突然患病失去健康的人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这类人身上往往都有对反抗愿望的痕迹，我们通常称之为“心理冲突”。患者的一部分人格认可某种愿望，另一部分则对此表示反对。神经官能症的产生离不开这类矛盾冲突，其实并不奇怪。诸位知道，我们的精神生活里总有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亟待我们解决。这类冲突若想致病，还需符合特定的前提条件。于是我们不禁问，这类条件究竟是什么？病态的冲突到底存在于哪些精神力量间？心理冲突和其他致病因素间的关系又是怎样？

我自然希望能就这些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虽然它可能简短了些。矛盾皆因性失败而起，无法实现性满足的力比多被迫寻求其他对象和出路。然而，某些对象和出路为部分人格所不喜，从而遭到否决，这直接导致部分冲动没能得到满足。这也是症状形成的出发点，我们随后还会追踪其后的发展。遭到拒绝的性冲动不得不另辟蹊径实现满足，这个过程自然少不了变化和妥协。这条小径就是症状形成的道路，症状是由于性失败而未能实现的性满足的替代物。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展现心理冲突的意义：除了外部失败，内部失败也是不可或缺的病因。两者针对不同的道路和对象，外部失败夺去了性满足的一种可能性，内部失败又剥夺了另一种可能，于是冲突便爆发了。我更倾向于采用这种表达，因为它还隐含一层意思，暗示在人类发展初期，内部障碍很可能是由外部障碍诱发的。

那么致病冲突的另一方——与性冲动对抗的力量究竟又有哪些呢？笼统地说，它们是所有非性力量的总和，我们将它们统称为“自我欲望”。对转移性神经官能症的精神分析并没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它们，最多只是在反抗出现时，我们才通过分析略知一二。总之，致病的冲突双方分别是自我欲望和性欲望。在许多情况下，这看上去只是多种性冲动之间的冲突，但其实这都是一回事，因为参与冲突的两种性冲动总有一种是受自我驱使的，而另一种则欲挑战和反抗自我，所以这仍然是自我和性欲之间的矛盾。

各位！每当精神分析将一个心理现象解释为性冲动的成就时，便会招来激烈反对。反对者声称精神生活中还有与性欲无关的欲望和兴趣，我们不应将一切都归结于性。所以，能够与反对者就某点达成一致，其实是件很快乐的事。精神分析从没忘记非性冲动的存在，它十分严格地将性欲望和自我欲望区分了开来；虽然招致激烈反对，它却从未说过神经官能症源自性欲，而是将自我和性欲的冲突视作神经官能症的起源。在跟踪研究性欲望在疾病和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同时，它从未试图否认自我欲望的存在和意义。只不过由于命运使然，精神分析研究只能把性冲动放在第一位，因为它在转移性神经官能症上有着最明显的体现，而精神分析也有义务研究他人忽视的事物。

精神分析并非对个性中的非性成分不管不顾。它对自我和性欲的区分恰恰表明，自我欲望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离不开力比多的影响，也会对后者产生相当的回应。不过与力比多相比，我们对自我发展的了解程度实在很低，只有对自恋性神经官能症的研究才能增进我们对自我结构的了解。不过，费伦茨（Ferenczi）已经做过从理论角度还原自我发展各个阶段的尝试，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并不认为一个人的性利益从一开始便与自我的利益矛盾；其实，自我在每个阶段都会尝试与性组织保持一致。力比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可能遵循特定程序，但也会受到自我的影响。可以说，在力比多和自我的发展阶段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平行关系，这一平衡一旦打破，疾病便应运而生。还有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倘若力比多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强烈的固置作用，自我又会做何反应呢？它也许会容忍这些行为，自己也相应地发生倒错或回归幼稚状态，它也可能拒绝接受这一点，于是固置的力比多会遭到压制。

由此可知，神经官能症的第三大病因是矛盾倾向，自我和力比多的发展都受它影响。这样一来，我们对神经官能症致病因素总算有了全面了解。

首先是性失败，这是普遍条件；

其次是力比多的固置，它将力比多带入特定方向；

第三是自我发展过程中坚决排斥性冲动的矛盾倾向。

所以，事情其实十分简单，并不像你们听课过程中感觉到的那样混乱和复杂。当然，我们的研究还没结束，必须补充一些新内容，并进一步分析已知事物。

为了更好地给你们证明自我发展对矛盾形成的影响，以及神经官能症的成因，我想在此举例说明。这个例子虽然是我编造的，但与事实未必相差极远。我套用涅斯特洛（Nestroy）一部喜剧的名字，将它称为“一楼与二楼”的故事。一位富有的绅士住在二楼，一楼住着他的佣人。他们两个都有孩子，姑且假定主人允许自己的女儿跟佣人的女儿玩耍而不加限制。没过多久，两个女孩间的游戏可能有了性意味，她们扮演“爸爸和妈妈”，相互窥视对方的私密举动，刺激对方的性器官。这一切或许是受了佣人的女儿的影响，她虽然只有五六岁，却已经从成年人那儿窥探到性的隐秘。这段一起游戏的经历虽然时间不长，却足以激活两个女孩的性冲动，使她们之后依然手淫多年。她俩的共同经历大致如此，后果却大相径庭。佣人女儿的手淫行为一直保留到初潮来临前，此后她毫无困难地放弃这一行为，几年后觅得心上人，结婚生子，事业上的发展使她成了人见人爱的艺术家，最终晋升社会上层。她的命运或许没有如此辉煌，但至少早年的性行为不会使她患上神经官能症。主人家的女儿就没这么好运了。她早早发觉手淫是不对的，在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放弃这一行为，不过心中还是隐隐有压抑感。进入青春期后，她对人类的性交有所听闻，却莫名地羞愧不已，不想了解更多。或许在这个时候，她又不由自主地开始手淫，却不敢将这个秘密告知他人。到了成婚的年龄，神经官能症终于爆发，将她对婚姻和生活的希望毁于一旦。如果有机会分析她的情况，我们会发现这位知书达理、积极向上的少女彻底压抑了自己的性冲动，但性冲动其实早已悄然附着于她和幼时玩伴的共同经历上。

两位少女虽有同样的经历，却命途迥异，这是因为其中一人的自我经历了另一人没有过的发展历程。性行为对于佣人的女儿而言，自始至终都自然而无害。而主人的女儿受教化影响和要求，其自我将清心寡欲设为理想，再也无法忍受性行为；她所受的智性教育又减弱了她对行使女性角色义务的兴趣。在这自我道德和智性发展的双重高压下，她开始变得与性欲的要求格格不入。

今天我还想再讨论自我发展的第二个方面，这既有助于开阔我们的眼界，又能有力地证明自我欲望和性欲望之间的差别。在考虑自我和力比多发展时，我们之前一直忽略了一点：两者其实都是遗传的结果，都是整个人类从古至今进化史的缩影。就力比多的发展而言，其种系起源显而易见。有些动物的生殖器在嘴边，有些动物的生殖器和排泄器官相邻，另一些动物的生殖器则与运动器官为伴。威廉·博尔施（W. Bölsche）在他的书中对这些现象都有详尽的描述。在动物身上，性组织的倒错现象比比皆是。而在人类身上，种系发展的痕迹反倒不是特别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遗传的要素依然需要在个体发展中重新习得，这类习得的关系仍然存在，并对每个个体产生影响。对此我想说，它们从前是创造性的，现在是标志性的。此外，个体发展虽然有规律可循，却依然会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发生改变。驱使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是我们所熟知的，就是现实中的失败，或者说生活的窘境。她是一个严厉的教育者，在我们身上花了许多心思，而那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就是严格教育的失败产物，这是每种教育都要付出的代价。将生活窘境视为进化的动力，并不意味着同样可能存在的“内在的发展趋势”就此被摒弃。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生活窘境面前，性欲望和自保欲望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自保欲望以及类似的愿望很容易控制，它们早就学会了适应困难，让发展适合现实需要。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他们若不照做，便无法获得所需的对象，而失去作用对象，个体也便陷入深渊。性欲望却非易与之辈，它们起初并不缺少对象，既可以寄生于其他躯体功能上，又能获得自体享乐式的满足，所以最初并没受到教育的影响。大多数人的性欲望都终生保留这种执拗不为所动的特点。同时，一个年轻人的可教育性在其性需求达到极致时便宣告终结。教育者知道这一点，也采取相应的行动；有些人或许听取精神分析的结论，将主要的教育精力放在童年乃至婴儿时期。小孩通常在四五岁时便已大致定型，究竟成为什么样的人，日后自会慢慢显露。

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两种欲望之间的区别和意义，我们必须引入经济方面的考量，这也是精神分析最重要，却最模糊的一个领域。要问心理模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最先能想到的答案肯定是获取快感。我们所有心理行为似乎都是为了获取快乐和避免不快，这可以统称为“快乐原则”（Lustprinzip）。现在我们最想知道的是快乐和不快的前提究竟是什么，可惜这一切尚无答案。我们只能说，减少、降低和消除积压在心理模型中的刺激会使人感到快乐，刺激量增加则会让人感到不快。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性交的快感可算是人类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的快乐。这一获得快乐的过程伴随着心理刺激和能量的增减，所以我们称这是经济方面的考量。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普遍的方式描述心理模型的任务和成就，强调快乐的获取。我们可以说，心理模型的目的就是克服和战胜来自身心内外的刺激和冲动。性欲望的发展显然自始至终都遵从追求快感的目标，这个原始功能从未发生改变。自我欲望的目标最初也是如此，但受生活所迫，它开始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去替代快乐原则。它将避免不快和追求快乐放在同等位置，意识到避免一些满足和快乐、忍受一些不快，以及放弃特定的快乐来源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样的自我显然理性许多，它不再屈从于快乐原则，而是按照现实原则（Realitätsprinzip）行事。现实原则从本质上看也是为了获取快乐，只是受条件所限，获得的快乐打了折扣。

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从快乐原则到现实原则的跨越可谓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已经知道，性欲望随后勉强跟上了自我欲望的发展脚步；性欲受制于现实，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很快会看到。最后，我还想说一句相关的话。如果自我的发展轨迹与力比多有相似之处，那“自我的退化”不是不可能。你们肯定想知道，如果自我回归早期发展阶段，会在神经官能症的病症中起到什么作用。

第二十三讲
症状形成的途径

女士们，先生们！在外行看来，症状便是疾病的本质，消除症状是痊愈的标志。医生则致力于将症状和疾病区别对待，主张消除症状并不等同于治愈疾病。不过，在症状消除后，疾病中所剩下的就只有产生新症状的能力了。所以我们暂且站在常人的立场，将了解症状的基础等同于理解疾病。

症状——我们这儿指的当然是心理症状（或精神性症状）和心理疾病——总体来看是对人类有害或至少无用的行为，它经常为当事人所厌恶，让他们饱受其苦。它的主要损害在精神方面，给人带去很重的精神负担，要克服病症又不免花去一番心思。单是这两点，就能耗去一个人绝大部分精力，以至于他无法顺利完成其他重要的生活任务。既然行事成功与否取决于可供支配的力量究竟有多少，你们不难发现，“患病”本质上是一个实用角度出发的概念。如果站在理论的角度撇开量的问题不谈，那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有神经官能症，因为正常人身上也具备症状形成的条件。

我们已知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是围绕力比多新的满足方式产生冲突的结果。两股分散的力量在症状中完成合流，以形成症状的方式达成妥协。所以，症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它的存在受到两方面的支持。我们还知道，冲突的一方是受现实所制、没能得到满足的力比多，它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得到满足。如果即便它愿意屈就于一个新对象，现实却依然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它不得不走上退化的道路，从已被克服的性组织和已被放弃的性对象身上寻求慰藉。在退化的过程中，力比多还受到固置作用的吸引，不断回归原位。

性倒错和神经官能症正是此时分道扬镳。如果退化没有引起自我反感，力比多回归到某种反常的满足状态，尚不至于引起神经官能症。可如果支配意识、运动神经和心理活动实现的自我不同意退化发生，新矛盾便又出现了。力比多遭受挫折，根据快乐原则，它的能量必须得到发泄和疏导。它必须逃脱自我的束缚，此时唯有停留在已经退化成功的发展状态上不变，才能抵御来自自我的压制。这样一来，它不仅摆脱了自我和规则，也摆脱了在自我影响下形成的教化。只要有获得满足的可能，它便很容易被引导；在来自内外失败的双重压力下，它开始变得叛逆，期望回到从前的好时光，这是它的本性。此时，力比多将它的能力转嫁到属于潜意识系统的观念中，这受到所有潜意识过程，尤其是压缩作用和转移作用的约束。这里的关系，与梦的形成过程的关系完全相同。潜意识中形成的梦其实是实现某个潜意识愿望的幻想，有一种（前）意识活动对其加以审查，显性的梦境就是相互妥协的结果；同样，潜意识中力比多的替代物也必须面临来自前意识中自我的审查。来自自我的反对就是一股相反的作用力，它迫使力比多的替代物选择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使双方的意志都得到一定体现。于是，症状就是潜意识中性欲满足多次扭曲后的结果，它由两层相反的意思巧妙地混合到一起。在最后这点上，梦和症状的形成过程还是存在区别的。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前意识的目的是保持睡眠状态，不让有碍睡眠的事物进入意识，所以不会严厉地禁止潜意识中的愿望和冲动。它相对宽容许多，因为睡眠者的处境并不危险，睡眠状态决定一切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你们注意到，力比多之所以能摆脱冲突，是因为存在固置作用。固置作用的退化特征使得力比多可以与压抑作用周旋，获得疏导和满足。当然，相互妥协是这一切的前提。经由潜意识和从前的固置点，力比多终于得以巧妙伪装，从现实中获得极为有限的一丝满足。请允许我对力比多的这条最终出路再赘述几句。首先，你们要注意到在力比多和潜意识之间，在自我、意识和现实之间都出现了紧密的联系，这是起初所没有的；其次，我之前和接下来所说的话，都只适用于歇斯底里症症状的形成过程。

那么力比多究竟能在哪儿找到固置点，以抵御外来的压迫呢？婴儿性欲中的行为和经历、已经被摒弃的部分冲动和儿童期被放弃的性对象都是力比多回归的方向。儿童期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孩童天生的欲望和本能在这一时期初现雏形；另一方面，外来的影响和偶发经历激活了其他欲望。在我看来，区分这两者很有必要。天生欲望的表现自然不会引起任何争议，但从分析治疗的经验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儿时某些完全偶然的经历也可以引起力比多的固置。我认为这在理论上完全说得过去。体质因素自然是祖先经历留下的财富，其实也是后来习得的，否则便没有遗传一说。习得的特征代代相传，怎么可能传到眼下这一代就消失呢？然而，与祖先和成人时期的经历相比，儿时的经历不但不应被忽视，还应当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它们发生在一个人尚未发育完全时期，所以更容易造成严重伤害，产生创伤性的后果。卢克斯（Roux）等人对发展机制的研究表明，给一个正在分裂的胚胎细胞扎上一针，会造成严重后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动物幼体或成熟体身上，则不会有任何影响。

此前，我们将成年人力比多的固置视作神经官能症成因中体质因素的代表，现在它可以分为两部分：遗传的体质因素和童年习得的倾向。我知道学习者对图表一目了然，所以用下图来表示这层关系：

由于一种或多种部分冲动的强势表现，遗传来的性体质可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它与儿时经历形成一个“互补系”，与成年人的倾向和经历这对“互补系”大致相仿。两者中间都有极端案例，也有相互替代的可能。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力比多最明显的倒退表现——退回从前的性组织——是否主要受遗传体质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暂且搁置，等研究过神经官能症的各类形式后再谈。

分析研究表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力比多常与儿时的性经历相联系。这对于人类的生活和疾病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治疗过程中，这层意义并没被忽视；但除此之外，它却存在被误解的危险，使我们倾向于片面地从神经官能症的角度看待生活。当力比多被迫离开原来的位置，回归儿时的经历，其意义已经大打折扣。这样一来，另一个相反的结论便呼之欲出了：力比多的经历当时并无意义，而是在退化之后才获得意义。在论述俄狄浦斯情结时，我们也面临过类似的两难选择，当时我就已经对此表明了立场。

这一次，我们也不难选择。退化作用大大增加了儿时经历中的力比多量，也增强了其病理学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如果仅以这一点为标准，也很容易引起误会。我们尚需将其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首先，观察结果毫无疑问地表明，儿时经历具有自己的意义，其作用在儿童期即有体现。儿童也会患上神经官能症，与成人的神经官能症相比，其在时间上的回溯特性不再那么明显，病症往往直接伴随创伤性经历而来。对儿童神经官能症的研究可以预防对成人神经官能症的某些误解，就像我们在研究梦时，也会将孩童之梦视作理解成人之梦的钥匙。同时，儿童神经官能症的常见程度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它经常被我们忽视，被看成冥顽不灵的表现，在幼儿园里为权威压服。若干年后回过头再看，神经官能症的迹象其实十分明显。它通常以恐惧歇斯底里症的方式出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下次再谈。分析表明，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儿童如果在成年后再次发病，往往会是原本不太明显的儿时病症的延续。当然，在某些例子中，儿时的神经质会一直延续下去，使人终身染病。在少数例子中，我们当场便可断定孩童的神经官能症，并对它进行分析。更为常见的情况却是，我们必须等到患者成年之后病发，才回过头来确认他儿时便已染恙；当然，我们这样做也是十分小心谨慎的。

第二，如果儿童期没有能够吸引力比多的东西，它就不可能回归童年。我们推测的位于发展道路上的固置点，只有集聚了一定的力比多力量，才有意义。我要提醒诸位，就儿时和后来的经历而言，其强度和病理学意义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互补关系。在某些例子中，致病的主要原因只有儿时的性经历，这种印象造成了创伤性的效果，只要能够恢复常人的性体质和不成熟性，疾病便可治愈。而在另一些案例中，问题的关键全在于日后的矛盾冲突，即便在分析时强调儿时的印象，也是力比多退化的结果。也就是说，除了“发展障碍”和“退化”这两种极端情况，大多数神经官能症都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些教育家试图通过提前介入儿童的性发展实现预防神经官能症的目的，这层关系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以为只要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孩童的性经历上，尽量延缓孩童性发展的过程，使其不接触到这类事物，便算尽了预防神经官能症的一切努力。可我们知道，神经官能症的致病因素十分复杂，光考虑一个因素，尚不足以影响全局。对孩童的性经历严加防范是没用的，因为它不但无法左右性体质，实施难度也比教育者想象的要大许多。这样做反倒带来了两层不容小觑的风险：约束太多，性压制过于强烈，其实弊大于利；面对青春期汹涌而来的性需求，孩童反倒会显得手足无措。所以，对孩童采取的预防措施究竟有多大益处，仍然是个疑问；改变对现实的态度是否能有成效，也是未知数。

我们还是回到症状上来。症状是失败的性满足的替代物，它因力比多倒退回发展早期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回归原始的对象选择和性组织也是不容忽视的两个因素。我们之前说过，神经官能症患者沉浸在过去难以自拔；现在我们知道，在他的过往有一个力比多得到满足和快乐的时期。他在一生中不断回想，试图通过记忆和想象回到婴儿期。症状重复了幼稚时期的满足，但在由冲突带来的审查的影响下，这种满足感发生扭曲，通常让人感到痛苦，也含有致病的成分。由症状带来的满足是人们陌生的，所以患者不以为乐，反以为苦。这一转变也是心理矛盾的一部分，症状正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原来让一个人乐此不疲的事，现在反倒引起他的厌恶和反感。这种意义的改变其实早有先例，只是它虽寓意深远，本身却并不起眼。婴儿小时候喜爱从母亲的乳房吸奶，几年后却对奶味深恶痛绝，这着实让不少教育者头痛不已。如果牛奶和乳制品饮料上漂浮着一层奶膜，甚至会引起孩子的憎恨。这层奶膜极可能让小孩联想到自己从前所热衷的母亲的乳房，其中自然少不了断奶的创伤性经历。

还有一点使症状在我们眼里变得很奇怪，它一点都不像性欲的满足，甚至根本无法与常人所理解的满足联系在一起。症状大多没有对象，所以也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我们认为这是背离现实原则，回归快乐原则的结果。同时，这也是回归性冲动的第一种满足方式——自体享乐的举动。它用身体的改变代替了外部的改变，即用一种内在活动去取代了外在活动，用适应替代行动，这从种系发展的角度看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退化。随着分析研究深入，我们对症状的形成还将有新的了解，到时候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另外，我们还记得在症状形成的过程中，影响梦的形成的两大潜意识过程——压缩作用和转移作用也在发挥作用。与梦一样，症状也代表了愿望的幼稚满足。但在极度压缩的情况下，这种满足可能仅剩下一种感觉或刺激，而在极端转移作用的影响下，它的表现可能仅限于整个力比多情结中的一个小细节。因此，我们虽然每次都能证实力比多的满足，却无法从症状中看出这一点，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之前说过，我们还将了解一些足以使我们感到惊讶和不解的新内容。从对症状的分析之中，我们已经对幼稚的经历有了一些认识，知道力比多附着于此，症状也由此而生。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幼稚的场面不可尽信。没错，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真实，有时甚至与真相完全相反。没什么比这一发现更能让精神分析名誉扫地了，它甚至会让我们怀疑病人的动机，因为我们的分析和对神经官能症的理解都基于病人的自述展开。此外，还有一事也令人不解。如果次次分析都能得出真实的幼稚经历，那我们每一步都走得相当踏实；如果这些经历每次都被证明是病人虚构和捏造的幻想，那我们可以放弃这条道路，另觅他途。可是，真实的情况两者皆非。事实证明，由分析重构的儿时经历有时完全错误，有时又完全真实，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真相和虚构的结合。所以症状表示的经历，有些确有其事，也会对力比多的固置作用产生影响；有些却是患者的想象，我们自然不能将其作为病症的起源。这确实令人很难取舍。也许我们可以从类似的发现中找到线索：在分析前，人们记忆中的童年片段本就有掺假的成分，或者说本就真假参半。我们毫不费力就能证明错误存在，所以有一点至少值得宽慰：这一始料未及的打击并非分析的错，而是病人本身的错。

经过一番仔细思索，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其中的问题所在。罪魁祸首是轻视现实、忽视现实和幻想之间区别的念头。如果病人捏造故事来敷衍我们，我们会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我们认为现实与幻想有天壤之别，并赋予现实至高无上的地位。患者正常思考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可当他们说出症状背后的愿望，回想童年的经历时，我们却开始怀疑其中是否有幻想的成分。随后，我们通过某些迹象做出判断，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患者也明白这一点，这绝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如果开门见山地说，他已经开始用幻想来代替事实，以掩饰童年的真实经历，就像各个民族都用传说来掩盖自己的历史一样，我们便会发现他们谈兴锐减，这绝不是一个好现象。要知道，患者也想了解事实，不愿随意想象。可如果我们缄口不言，直到他将一切讲完，让他以为我们研究的正是他童年的真实经历，那便要冒险他推翻之前的说法，嘲笑我们易于轻信。对于将事实和幻想等而视之，不去深究童年记忆到底是真是假的建议，他们很难理解，但这却明显是唯一正确的态度。而且这么做也有一定的真实性：事实上，患者的确有此念想；这种念想的意义绝不逊于患者的真实经历。它虽没有在物质上发生，却具有一定的心理真实性；我们慢慢会发现，在神经官能症的世界中，心理真实才起决定性作用。

有些场面总会出现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童年经历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必要重点介绍一番。这些典型场面包括：观察父母性交、受另一个成年人引诱和遭受阉割的恐吓。你们可千万别认为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相反，稍微年长一些的患者家属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小孩不知羞耻，调皮地在人前玩弄自己的阴茎，这时父母或看护人就会威胁他，说要将他的阴茎或那只不安分的手剁掉。再三盘问下，父母们往往愿意承认这一点，并认为这些恐吓起到了教育孩子的作用。如果孩子年纪稍长，这段经历便被准确地保留在孩子的意识中。母亲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说这类话时，往往会将父亲或医生摆上台面，叫他们来做这件事。法兰克福儿童医生霍夫曼（Hoffmann）的《蓬头彼德的故事》一书因有助于了解孩童的性问题和其他情结闻名于世，深受人们喜爱。书中，作者提出对那些喜爱吮吸手指的孩子，要割掉其大拇指以示惩罚，这其实是阉割的一种变形。但是，一般的孩子受此威胁的频次，绝不像神经官能症患者所认为的那样多。这其实不难理解，孩子们受到暗示，知道自体享乐的满足是被禁止的；同时，女性的性器官又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两者结合到一起，威胁便在遐想中出现了。另外，即便是在中上层社会长大的孩子，也不是没有目睹父母或其他成年人性交的可能性；我们以为他们懵懂无知，他们却可以在长大后理解这些印象，并对此做出反应。可如果他们可以详细描述性交的过程（这光凭偷窥是不太可能的），或者认为性交便是后入式的（有这类想法的孩子占了多数），那这显然只是他们的幻想，其依据是对动物（狗）性行为的观察和青春期内未能得到满足的窥视欲。有些患者甚至想象自己在娘胎里便观察到了父母性交的场面，真可谓极尽想象之能事。更有趣的是受人诱惑的幻想，这往往不是幻想，而是真实经历；幸运的是，它并不像最初的分析结果所展示的那样频繁。相对于成年人，孩童更容易被大孩子或同龄人引诱。如果一个女孩有受诱惑的经历，这一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是她父亲；这样的幻想本身并没错，其动机不言自明。孩子通常借助这种被引诱的幻想掩饰自己在自体享乐期的性行为。只需想象一个渴求的对象出现在这一最初的时期，他便不必为手淫自感羞愧了。另外，你们千万别以为父亲性侵孩子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想象中。大多数分析师都经手过这层关系被认定确凿的真实案例，只不过这些行为其实发生在儿童期后半段，却在幻想中前置了。

这一切只会让我们觉得，类似的儿时经历是神经官能症的必由之路。如果它真实发生了，自然最好；如果没有发生，必有所暗示，证明其存在于幻想中。最后的结果总一样，时至今日，我们仍未发现儿时经历中的大多数成分源自幻想还是现实，会有什么差别。两者间依然是互补关系，不过大概是看上去最陌生的一对互补关系了。患者为何会有此幻想？其素材又从何而来？它来自欲望，这点似乎没什么疑问，但为何幻想的内容一成不变，仍亟待解释。对此，我确有一个答案，我知道在你们看来，这肯定是荒唐的。我称这类幻想为“原始幻想”，它们是一个种系共有的财富。当个体经历捉襟见肘时，它便可以援引先人的经历。在我看来，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幻想，如引诱孩童、由窥视父母性交点燃性欲和阉割的威胁，乃至阉割本身，都是古代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孩童只是在幻想中借助史前的经验填补了个人经验的空缺。我们不得不一再怀疑，相比其他学科，神经官能症心理学才是一个更好反映人类发展历史的信息来源。

各位！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幻想的起源和意义。我们常对它赞不绝口，却不清楚它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诸位知道，人类的自我受到外部窘境的影响，逐渐开始重视现实，遵循现实原则行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被迫暂时或永远放弃许多本可用来获取快感的对象和目标（不只是性对象）。可放弃快乐绝不是一件易事，人们必须得到补偿。于是，一种心理活动逐渐产生，所有被迫放弃的快乐来源和获取快感的道路都以超脱现实之外的形式存在于其中。每一种追求都通过这种形式得到满足；显然，虽明知一切并不属实，幻想愿望满足的过程仍会给人带去快感。在幻想中，人类可不受外界的束缚和限制，这是现实中的人们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这样一来，人们交替作为追求快乐的动物和理智的生命存在。现实中获取的微不足道的满足，无法使人类放弃幻想。冯塔纳（T. Fontane）曾说过：身旁若无帮手，则孤掌难鸣。幻想就像在一片因农业、交通和工业变得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开辟了一片绿洲和自然保护区。借助这片自然保护区，人们得以不必忍痛割爱，放弃从前的精神状态。一切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内随心所欲地生长繁衍，即便那些无用和有害的思想也不例外。幻想就是这样一片不受现实原则管束的绿洲。

幻想最广为人知的产物就是所谓“白日梦”，此前我们介绍过它。白日梦是那些自大、好胜和性愿望在意念上的满足，这些愿望在现实中越受压制和排挤，在幻想中就越枝繁叶茂。幻想带来的快乐，本质是在不受现实约束的情况下重获快感。我们知道，这些白日梦正是夜间梦境的缩影和范例。夜间的梦无非是由夜间重获自由的欲望操控，是夜间心理活动扭曲的白日梦。我们还知道，白日梦不一定都是意识的，潜意识中也有白日梦。潜意识中的白日梦正是夜间梦境和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源泉。

听了下面这番话，你们就会明白幻想对于症状形成的意义。我们说过，经历失败后，力比多退化回从前固置的位置。我们不会收回或修改这句话，但会补充一些新内容。力比多怎么才能找到回归固置点的道路呢？其实，所有被放弃的对象和发展方向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被放弃，它们及其附属品依然存于幻想中。力比多只需进入幻想，就能从中找到回归固置点的路。幻想有一定的容忍度，虽与自我矛盾尖锐，但只要符合一个条件，就不致产生冲突。这其实是一个量的条件，可力比多的回归却打破了这一平衡。在力比多的帮助下，幻想的能量大幅提升，它开始要求更多权利，想进入到现实中。这样一来，它与自我的冲突便难以避免了。无论这些幻想从前属于前意识还是意识，它们现在一方面受到自我的压制，一方面又为潜意识吸引。力比多也从潜意识的幻想进入潜意识中，回到最初的固置点。

力比多回归幻想是症状形成的一个中间环节，它理应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曾用“内倾性”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但后来又胡乱为这个词添加了许多其他含义。我们仍然坚持用内倾性形容力比多脱离真实满足，拥堵在原本无害的幻想中的过程。内倾者虽然不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却已处于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如果淤积的力比多找不到其他出路，他稍有不慎便会患上神经官能症。同样，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满足往往并不真实，又习惯于忽视现实和幻想间的差别，这都是在内倾阶段就已经注定的特性。

你们应该注意到，我通过之前的论述，又在神经官能症的致病因素中增加了一环，即力量大小这一数量因素。这点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因为仅对病因进行定性分析是不够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对心理过程进行动力学解释，还要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解释。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内在条件已经具备，两股冲动间的关系若没有紧张到一定程度，冲突也不至于爆发。体质因素的致病意义正在于被允许进入系统中的部分冲动量的多少；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同样，量的因素也对神经官能症的抵抗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决定了一个人有多少未被使用的力比多可保存下来，也决定了有多少力比多可经升华作用转移到非性目标上。心理活动的最终目标，从本质上说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从经济的角度看则是疏导积聚在心理模型中的刺激，以免引起不快。

就神经官能症症状形成的过程，我想说的就是这么多。只是，我还要借此机会重申一点：这儿说的症状形成仅适用于歇斯底里症。对强迫症来说，虽然基本情况没有变化，却依然有较大差异。对欲望需要的反制作用已经在歇斯底里症中有所体现，这在强迫症中愈加明显，乃至在临床上表现为反作用（Reaktionsbildungen）。其他我们尚未研究到的神经官能症种类，区别越加明显。

在下课前，我还想提请诸位注意幻想的另一面，这一定会引起你们的兴趣。从幻想回归现实有一条捷径，那便是艺术。艺术家从本质上说是内倾者，与神经官能症患者相差不远，他们的内心受到格外强烈的欲望需求的排挤，一心要追逐名利、财富、权力和女性的青睐，却苦于找不到满足愿望的途径。于是，他们像其他愿望不能得到满足的人一样，脱离现实，将自己所有的兴趣、力比多转移到幻想的世界中，其实一条腿已经迈上了走向神经官能症的道路。他们最终没有患病，肯定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艺术家的能力因神经官能症而部分受阻，也是常有之事。或许艺术家的体质天生便能产生很强的升华作用，或是造成冲突的压抑作用不是很强烈。不管怎样，艺术家都不是唯一一群生活在幻想中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方法从幻想中回到现实。幻想是所有人的避风港，所有未能得到慰藉的满足，都可以在这儿得到宽慰。可是，不是艺术家的人从幻想中获得快乐的能力十分有限。受压抑作用的无情影响，他们的快乐来源仅限于进入意识中的白日梦，艺术家则自有一套手段。首先，他们能对白日梦进行加工，剔除个人色彩和让人感到陌生的事物，将它拿出来与他人共享。还有办法巧妙地掩饰作品那遭人唾弃的灵感来源。此外，艺术家具备惊人的能力，可将自己的作品打磨得与幻想中的观念完全一致。通过对外展现自己潜意识中的幻想，他们获得许多快感，并得以暂时摆脱压抑作用的束缚。如果艺术家能完成这一切，他便能用自己潜意识中的快乐源泉给他人带去慰藉，享受他人的感激和崇拜，并终于通过幻想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事物：荣耀、权力和女人的爱。

第二十四讲
一般的神经质

女士们，先生们！上一讲我们解决了一大难题，现在，我将暂时抛开正题，听听你们的说法。

我知道你们一定有所不满。对“精神分析引论”这门课程，你们肯定有别的设想。你们想听鲜活的实例，而不是枯燥的理论。你们会说，听完你“一楼和二楼”的例子，我们对神经官能症的病因有了几分概念，只可惜你应该用真实的观察结果举例，而非虚构的故事。又如，我在一开始总结了两类神经官能症的症状（但愿这不是我捏造的），解释了它们的表现和对生活的影响，这或许使你们对症状的意义有所领悟。你们希望我由此继续，可我却给你们列举了一大堆复杂的理论，还不断地往里填充新内容；许多概念未经介绍，我就拿来使用；我从描述性的表达转到动力学的角度，又由此衍生出经济的角度；出于修辞的需要，我用多个术语表达同一个意思，还提出了快乐原则、现实原则和种系遗传财富等一大堆令人费解的说法。总之，我不但没能对你们善加诱导，反倒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罗列在你们面前。

讲神经官能症引论的时候，我为何不从你们所熟知和关心的神经质说起？为何不讲它的本质，分析神经质人群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令人费解的举动，介绍他们的易感、无常和无能？为何不从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案例讲起，直至带领我们研究那些极端复杂的神经官能症表现？

各位，我不能说你们的想法有错。我一向不为自己的表达技巧沾沾自喜，也不会说其中的不足之处另有深意。我一度觉得，换一种方法可能对你们更有利，那也是我的本意。然而，目的不一定都能顺利实现。材料本身会引导我们，使我们渐渐偏离初衷。像整理熟悉的材料这种事情，看上去简单，其实却不尽能体现讲演者的本意。最后，讲演者力有不逮，只能回过头来再去总结为何这样安排，而不是那样安排。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精神分析引论”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于旨在研究神经官能症现象的本章。研究失误行为和梦能为精神分析提供入门指引，神经病学已经涉及精神分析本身。在有限的时间，想给你们展现神经病学的内容，只能精简压缩，向你们展示症状的意义、症状形成的内外条件，以及形成的机制。这正是我在做的事情，也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内容。要做到这点，必须着重介绍力比多和它的发展，还要涉及自我的发展。通过之前的引论，你们已经对精神分析的大前提——潜意识和压缩作用有一定的了解。接下来几讲，你们将了解精神分析研究可以取得有序进展的一些方向。我早已说过，我们这些结论都来自对一类神经官能症症状——转移性神经官能症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仅仅介绍了歇斯底里症症状的形成机制。假使你们没能从中获得实在的知识，也没有记住所有细节，我希望你们至少对精神分析的工作方式、研究课题和研究结论有所了解。

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表现入手，继而描述他们如何遭罪、如何抵抗又如何适应神经官能症的愿望，这既有趣也有研究价值，而且不难理解，可我最终没那样做，自有我的道理。这样一来，就发现不了潜意识的危险，力比多的重要性会被我们忽略，各层关系都只能根据精神病人的自我来评判。显然，这个自我并不可靠，也非中立。自我否定潜意识，对其百般打压，我们怎么能相信它能公正对待潜意识呢？在被压制的观念中，首当其冲的是性欲的要求；有一点毋庸置疑：我们不可能从自我的角度推断性欲的范围和意义。从认识压抑作用的那一刻起，我们理应明白不应让争议双方中的一方，尤其是最终的胜利者，坐上裁判的位置。我们必须做好被自我的述词误导的准备。如果相信自我，你将看到它积极参与了一切事物，甚至会将它当成症状产生的幕后元凶。我们知道，自我有时是相当被动的，这也是它一直努力掩藏和粉饰的一点。但是，这一努力并不总能成功；在强迫症的症状中，我们会看到自我面临着陌生的威胁，只能勉力抵抗。

谁若无视这些警告，轻信自我的伪装，会将一切看得过于简单，精神分析强调的潜意识、性欲和自我的被动性等内容，自然不会使他们感到困惑。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像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一样宣称“神经质的特征”是神经官能症的诱因，而非结果。不过，他却不能说出症状形成过程的细节，也无力释梦。

你们会问：考虑到自我对神经质和症状形成的影响，必会忽略精神分析发现的因素吗？我的答案是：当然不一定，两者并非不可兼顾，但精神分析的工作方向决定我们不能这样着手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出现的时间，几乎可以预测。在一类神经官能症中，自我的参与程度要比我们之前研究过的神经官能症种类高许多，我们称这类疾病为“自恋性神经官能症”。通过对这类疾病的分析，我们将得以中立地测定自我在疾病形成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但是，在自我和神经官能症之间还有一层十分明显的关系，一开始便应纳入考虑范围内。这层关系无处不在，却在我们至今仍不甚了解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你们得明白，各类神经官能症的诱因和机制大致相同，只不过某一类因素可能在一类神经官能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像一个剧团中的演职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精通的角色：英雄、忠仆、小人等等。每个人会挑选不同的剧目，以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所以，幻想在症状中的作用以歇斯底里症最明显；自我的反作用力在强迫症中表现得最突出；在梦的研究中我们称为次级加工的过程，则成为了导致妄想症的妄想。

所以创伤性神经官能症，尤其是因战争惊吓而起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自我寻求保护和利用的自私欲望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当然不是致病的唯一因素，却对疾病的形成和维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自私的欲望旨在使自我远离危险，要知道，疾病正是因外来的威胁而形成的。在危险消失或是有利可图之前，它绝不允许患者痊愈。

在其他神经官能症起源和维系的过程中，自我也起着类似作用。我们说过，症状也受自我的保护，因为它有能使被压抑的自我倾向获得满足的一面。此外，借助症候的形成来解决矛盾冲突既方便易行，又符合快乐原则，能为自我省去许多复杂而痛苦的内在工作。没错，在某些例子中，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患上神经官能症才是最无害又最能为社会所容忍的解决方案。听说医生也站在疾病这边，你们千万别惊讶。面对世间百态，医生的确不可能事事都以追求健康为第一目标；他知道除了精神病带来的痛苦外，世间尚有许多真实的、无法逃避的痛苦。受形势所迫，有时人们不得不牺牲健康，牺牲一己之力，从而免除许多人的痛苦。如果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是在冲突面前选择遁入疾病，有时候这种逃避合情合理。洞悉全情的医生面对这一情形，只能默不作声地退到一旁。

当然，这只是一些特例，不会对我们接下来的论述产生阻碍。通常来说，在发病后，自我可谓因病获利。在某些情况下，它还能获得可观的现实收益。让我们来看一个十分常见的例子。一个被丈夫粗暴对待、百般压榨的女人，如果生性懦弱、循规守矩，不敢从其他男人那儿偷偷寻求慰藉，也不敢离婚再找一个更好的丈夫，或者其性感受依然有赖于那个暴力之徒，她的结局多半会以患上神经官能症而告终。病症成了她与丈夫对抗的武器，她借此自卫，也借此向丈夫施加报复。她不敢抱怨婚姻不幸，却可以控诉自己的疾病。她可以借这个机会向医生求助，强迫从前对其不管不顾的丈夫宽容她、负担她各种开销，甚至允许她离开家，暂时远离婚姻的压力。如果这种以疾病获得的外部和偶发利益十分巨大，又无法从现实中找到替代物，治愈疾病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

我一贯反对自我导致和创造了神经官能症的说法，可在你们看来，因病获利似乎又有支持这种说法之嫌。别着急，各位，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神经官能症无法避免，那自我只能接受这一事实，并尽可能让神经官能症为我所用。这只是事情最普遍的一面。如果神经官能症是有利的，自我完全可以与之和平共处；然而，神经官能症显然不可能只有益处。通常情况下，自我其实与神经官能症做了一笔亏本买卖。为了减轻冲突，它付出了惨重代价，症状带来的痛苦，本应等价替换冲突所带来的折磨，实际上却往往更令人感到不快。自我想摆脱症状的痛苦，又不愿放弃疾病带来的既得利益，从而陷入两难境地。由此可见，自我其实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事事占据主动，这一点诸位必须牢记。

各位，如果你们作为医生与神经官能症患者打过交道，便不会指望那些对疾病百般控诉、叫苦得最厉害的人会乐于接受帮助，配合治疗。事实正好相反。你们要明白，一切有利于因病获利的事物，都会增强压制的抵抗力，从而增加治疗难度。有些因为疾病而获得的好处伴随着症状出现，有些则在症状出现之后才会显现。像疾病这样的心理组织如果旷日持久，便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它表现为自保的欲望，渐而与精神生活中的其他元素（甚至包括那些与之为敌的元素）达成妥协。潜伏一段时间后，它总能等到机会再次证明自己的价值和用途，从而焕发第二春。现在我们不拿疾病举例，而从日常生活中撷取一个例子。一位勤劳的工人因公负伤，落下残疾。继续工作已然无望，但他有幸获得了一份伤残赔偿金，并学会了利用自己的残疾乞讨度日。他的新生活虽然境况不佳，却正是建立在旧生活遭到破坏的基础上。如果你们治愈了他的残疾，反而会使他无所适从，因为他是否还有能力从事之前的工作，已经是一个疑问。神经官能症如果被这样二次利用，由此获得的次级收益也可以与最初的获利相提并论。

总的来说，我劝你们不要轻视因病获利的意义，但也不要在理论研究中执念于此。除了之前提到的特例外，它常能让我们联想起《传单》杂志中刊载的奥博兰德（Oberländer）插画作品《论动物的智慧》。一个阿拉伯人骑着骆驼在山间崎岖的小路上行走，转过一个弯后，发现迎面走来一只蠢蠢欲动的狮子。眼看一侧是悬崖，一侧是峭壁，又不可能掉头，他万念俱灰，只得闭目等死。骆驼却不愿坐以待毙，它载着阿拉伯人纵深跃下了悬崖，看得一旁的狮子目瞪口呆。患者从神经官能症那儿获得的益处想来也不会有太好的结局。我们发现，用形成症状来解决冲突其实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它不能适应生活的要求，一个人如果接受了这一点，等于放弃了自己最好、最高尚的力量。如果尚有选择余地，人们肯定不愿就此沦陷，必在荣耀中与命运决一死战。

各位！我之所以不愿从一般的神经质着手介绍神经病学，还有另一点原因。你们或许以为，我不这样做，是因为如此一来，神经官能症的性诱因便很难证实。这一点，你们可大错特错了。就转移性神经官能症而言，人们必须先将症状的意义研究透彻，才能看出其中的性意味。而对于所谓现实神经官能症（Aktualneurosen），性生活的致病意义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在二十多年前就注意到这点，并奇怪为何在对神经官能症患者做检查时不将其性生活也纳入考虑范围。为了这番研究，我牺牲了许多病人对我的喜爱，但我很快得出结论：只要性生活正常，就不会得神经官能症——我是说，现实神经官能症。诚然，这句话没有考虑个体差异，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其正确性有赖于人们对“正常”的理解。但从大的方向来看，它在今天依然有相当的价值。当时，我已经弄清了某些神经质表现和特定的性损伤间的关系，如果将类似材料摆在我面前，今天我依然能重复这类观察。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光靠某种不完整的方式获取性满足，就会患上某种特定的现实神经官能症；如果他转投另一种满足方式，病症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我可以从患者病症的改变推知其性生活方式的变化。当时，我甚至学会固执己见，直到撕破患者的谎言，迫使其确认我的说法。当然，此后他们便转投其他医生了，因为这些人不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打听他们的性生活。

我当时已经注意到神经官能症的致病因素并非总与性生活相关。有些人直接因为性损伤成疾，有些人却可能是因为财产损失和机体损伤患病。只有对自我和力比多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了解后，我们才能解释这种多样性；对此了解越深，解释越能令人满意。只有当一个人的自我失去安置力比多的能力时，才会患上神经官能症。自我越强大，任务完成起来越容易；无论是自我受到损伤，还是力比多的需求突然放大，都可能诱发神经官能症。在自我和力比多之间还有另一层紧密联系，不过谈论这点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我不再赘述。总的来说，无论疾病以何种方式产生，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总是力比多造成的，是力比多使用不当的结果。

我必须请诸位注意现实神经官能症和心理神经官能症（Psychoneurosen）在症状上的决定性差别。我们之前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了第一组疾病，即转移性神经官能症。在两类情况中，症状都因力比多产生，是对力比多使用不当的结果，是性满足的替代物。然而，现实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如头疼、痛感、器官刺激或功能障碍等，都不具备心理意义。与歇斯底里症的症状一样，它们不只作用于身体，本身也是身体活动的一部分，我们所熟知的复杂心理机制并未对其产生过程造成影响。此前我们认为心理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方才如此，现在看来未免有指鹿为马之嫌。可这样一来，力比多又怎会参与其中呢？它本身不就是一种心理力量吗？各位，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请允许我重复一遍人们最初反对精神分析的论据。他们说，你想纯粹从心理学理论的角度解释神经官能症现象，这种做法前途渺茫，因为仅凭心理学理论不足以解释任何一种疾病。这些人忘了，性功能不只是心理现象，也不单单是身体现象，它对生理和心理都会产生影响。如果说心理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是心理障碍的表现，那现实神经官能症是性障碍的直接生理表现，并非说不通。

对于最后这种观点，临床医学为我们提供了指引，这一点也被许多研究者认可。现实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表现及其对各大器官系统和功能的影响酷似由慢性毒物和急性炎症引发的中毒和酒醉现象。这两类疾病还与巴塞多氏病存在紧密联系，只不过后者并非由外来的毒物引起，而是自身的新陈代谢所致。如此一比较，神经官能症便可被看成性新陈代谢障碍的结果，这一方面可能是性毒素的生产量超出了正常人的承受范围，另一方面可能是内部和心理关系受损，使得力比多未能被善加利用。大众早就知道性需求是一种本能，他们称爱为“心醉神迷”，认为饮下迷魂酒会让人起爱慕之心。这样一来，起决定作用的便是外来因素。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提快感区这个概念，以及任何器官都能产生性冲动这一观点。对我们来说，“性新陈代谢”和“性欲的化学特征”其实都是陌生的概念，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不知道是否应该讲性产物分成“男性”和“女性”两类，或是满足于仅有一类性毒素，将力比多视作所有刺激的载体。我们所建造的精神分析大楼其实只有上层建筑，它早晚都要被摆在器官的地基上，但我们对这一根基还一无所知。

作为一门科学，精神分析的长处不是它研究的素材，而是它的方法。除神经病学之外，人们还可将其运用在文化史、宗教和神话研究上，而无须做出实质性的改变。精神分析的贡献仅仅在于发现了精神生活中的潜意识。现实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可能由毒素伤害直接引发，这与精神分析没有关联，所以它无力解释这类现象，只能交由生物学和医学研究。现在你们或许可以理解我为何如此安排讲座顺序了。如果我们这门课的名称叫“神经官能症引论”，那正确的方法是从最简单的现实神经官能症入手，直至讲到最复杂的由力比多障碍引发的心理疾病。那样一来，我必须先总结从各方面了解到的现实神经官能症知识，再说明对于解释心理性神经官能症而言，精神分析是最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我这门课的目的是“精神分析引论”，我更希望你们对精神分析有所了解，而非对神经官能症无所不晓，所以没有必要将现实神经官能症拿出来讲，因为精神分析对它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认为，这样的安排对你们最有利。精神分析来源深奥，涉及面广，完全可以引起任何一个有识之士的兴趣，而神经病学不过只是医学的一个章节而已。

你们希望我能就现实神经官能症说出些门道，其实无可厚非。仅凭它与心理神经官能症密切的临床联系，就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我认为，现实神经官能症可以分为三类：神经衰弱、恐惧神经官能症和疑心病。这一分类并非毫无争议，虽然这些名词我们日常都在使用，但其内涵却是不确定和多变的。有些医生不同意对错综复杂的神经官能症现象进行任何分类，反对临床上的病症命名，甚至拒不承认现实神经官能症和心理神经官能症的区别。我认为，他们这样做过犹不及，于科学的进步无益。上述这些现实神经官能症形式偶尔单独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混合在一起，或者伴随心理神经官能症出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分类。诸位不妨想想矿物学中矿物和矿石的区别。矿物被认为是一种单质，它常为晶体，表现出与周围环境不同的特征；矿石是多种矿物的混合，这种混合当然不是偶然的，它与矿石的生成条件息息相关。我们对神经病学发展的了解尚有不足之处，不像对矿石的了解那样全面。无论如何，先从复杂的病症中分离出能被我们临床验证的单体，总是没错的。

现实神经官能症和心理神经官能症的症状间还有一层关系值得我们注意，这也增进了我们对症状形成过程的了解：现实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往往是心理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核心和初级阶段。这层关系，在神经衰弱和转化型歇斯底里症、恐惧神经官能症和恐惧歇斯底里症，以及疑心病和妄想痴呆症（包括早发性痴呆和妄想症）之间有最明显的体现。让我们以歇斯底里式的头疼和腰疼为例。分析表明，在压缩作用和转移作用的帮助下，这类疼痛可以成为许多力比多幻想和回忆的替代性满足。但是，这类疼痛也可能是真实的，是性中毒的症状，是身体对力比多刺激的反应。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歇斯底里症症状的本质都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力比多刺激对身体的正常和病态影响都容易为歇斯底里症的形成机制所用。它们就像沙粒，被贝壳类动物取来作为制造珠母的原料。同样，伴随性交出现的临时性兴奋表现，也是最容易诱发心理神经官能症的材料。

在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有一个类似的过程十分有趣。有些人本身具备神经官能症的体质，但没有迅速发展成神经官能症，可一旦身体状况恶化，如感染或受伤，症状形成的机制便立马被激活了，那些现实中早已蠢蠢欲动的症状，很快成为潜意识幻想的代言人。对于这类案例，医生有时会采取一类治疗手段，有时候又会采取另一类，或者不顾患者的神经官能症表现，清除致病的组织基础，或者全力扑灭新出现的神经官能症，而不顾其身体状况。从实际效果看，两种方法都时而见效，时而无功而返，这类混合病症尚不存在普遍的治疗原则。

第二十五讲
恐惧

女士们，先生们！上一讲说到一般神经质，你们肯定觉得这是我最不完整也最不充分的一次论述。我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在我看来，最让你们不解的一点，是我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恐惧，而这恰恰是大多数病人抱怨的对象，是他们最糟糕的负担，恐惧感终日不散，还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我无意向你们隐瞒这一切；相反，我决心将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恐惧单独拎出，与你们一道详细研究。

恐惧是什么，无须我赘述；每个人对这种感受，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这种情感状态都有过切身体会。但在我看来，神经官能症患者为何容易害怕且极度害怕，是一个从未被严肃讨论过的问题。或许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常将“神经质”和“恐惧”两个词互换，仿佛这两个词有相同的意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些人忧心忡忡，却并不神经；某些神经官能症患者有其他许多症状，却唯独不会害怕。

不管怎样，恐惧是许多重要课题的交集，这个谜团一旦得解，将为洞悉精神生活带去许多帮助。我不敢妄言彻底解开这道难题，但你们肯定希望精神分析能在这个问题上与学院派医学有不同的见解。学院派医学关心的首先是恐惧在解剖学上如何成形。它认为，延髓受到刺激，使患者在迷走神经上患了神经官能症。延髓是一个严肃而有用的概念，我依然还记得，多年前我曾在它身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今天我不得不说，对于精神分析所理解的恐惧来说，最不需要知道的就是刺激的神经回路。

恐惧现象可供我们研究好久，却不至于与神经质发生联想。我将这类恐惧称为“现实恐惧”，与神经官能症意义上的恐惧以示区别，这对于你们来说很好理解。现实恐惧是容易把握的理性现象，它是一个人感知到外来危险后的正常反应，是对可能造成的损害先知先觉般的感受；它与逃避反应一样，是人自我保存欲望的外在表现。人们会在什么情况下，在何种物体面前产生恐惧，取决于一个人掌握的知识和力量的多少。野蛮人听见枪炮声，或是看见日落的景象会心生恐惧；白人手中也有同样的武器，也能预知何时日落，见到类似的现象便不会害怕。有时候，知道太多也会给人带来恐惧。野人在树林里看到一排足迹，吓得魂飞魄散，而缺乏这类常识的人，尚不知道这预示着附近有猛兽出没。有经验的船长看到天上的乌云，知道飓风将至，如临大敌；一旁的乘客却若无其事，浑然不觉。

仔细想来，认为现实恐惧理智而恰当的观点，必须得到彻底的修正。在危险面前，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冷静，客观估计自己的力量是否足以应对危险，然后再决定是逃跑还是自卫，甚至主动出击，以寻求更好的出路。这样看来，恐惧其实并不受欢迎，于事态的发展无益。你们也知道，过于强烈的恐惧感反而会拖累每一步行动，甚至延误逃跑的时机。在危险面前，恐惧常常与反抗并存。受惊的动物会仓皇逃窜，但其中最为合理的行动显然是逃窜，而非惶恐。

我们逐渐倾向于认为恐惧是不合理的。对恐惧的场景进行细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在危险面前，首要的任务是做好准备工作，提升人的敏感性、注意力和机动能力。这类准备显然是有益的，丧失这方面的能力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随之而来的一方面是机动行为，如逃跑或更高层次的反抗，另一方面就是恐惧感。恐惧的发展越是局限于单一信号，恐惧感就越容易转化为行动，整个过程就越发合理。所以在我看来，恐惧的准备是合理的，而恐惧的发展则有违其初衷。

在此，我有意对一个问题避而不谈，即日常用语中的恐惧、害怕、惊吓等词究竟是否有意义上的差别。我只想说，恐惧是一种笼统的状态，害怕则有特定对象。惊吓有特殊意义，它是危险带来的直接后果，并未有恐惧的准备。可以说，恐惧是为了使人免受惊吓。

“恐惧”一词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自然逃不过诸位的法眼。大多数情况下，恐惧指的是人察觉到“恐惧发展”后的主观状态，我们称其为一种情感。那么情感究竟有什么动态意义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首先，情感代表了特定的动态刺激和发泄；第二，它是一种感受，具体可分为两类：对已经完成的动作的感知和直接的快乐/不快感受，后者为情感确定了主基调。但我并不以为这一分类道出了情感的实质。对某些情感，我们有更深入的了解，知道它的核心和全部内容都是某些意义非凡的过往经历的重现。这种经历起源甚早，它并不存在于个体的发展史中，而是藏身于种系的历史内。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将情感状态的结构与歇斯底里症进行比较，两者都是回忆的沉淀。歇斯底里症的发作像是一种新近出现的个人情感，而一般的情感是普遍的、遗传来的歇斯底里症的表现。

我就情感所说的一切，都不为正常心理学所承认。它根植于精神分析的土壤，是它独有的产物。心理学中对情感的解释，如詹郎二氏情绪论（James－Langesche Theorie），在我们精神分析学家看来都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值一驳。当然，对于情感的了解，我们并非确信无疑，毕竟只是在陌生领域的一次尝试。继续前面的内容：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哪些早期印象的重复会带来恐惧感。这些印象来自出生时，当时的任何不快、冲动的发泄和身体的刺激都能使人近距离感受到对生命的威胁，这成为恐惧的来源。由切断供血循环（内部呼吸）所带来的刺激提升正是造成恐惧的原因，所以最初的恐惧是有毒性的。恐惧（Angst）一词源自augustiae，原意为狭窄和窘境，偏指人呼吸困难时的感受，这是人的真实体会，时至今日仍是恐惧来临时的正常反应之一。与此相关的是，脱离母体也是人类最初的恐惧来源之一。这种情感经历世代相传，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幸免，即使如传说中的麦克德夫夫人（Macduff）一样剖腹而生，依然不能例外。至于除哺乳动物以外的其他动物，其焦虑的范式究竟从何而来，我不敢妄言，毕竟我们连它们的恐惧感是什么样子都不得而知。

或许有人好奇我是如何想到将出生的经历视作恐惧的最初来源和范式的。我并没有妄加猜断，而是从一个人幼稚的想法中得到启发。多年前，我跟一群年轻医生一起吃午饭，一位产科助理给我们讲了助产士考试中一件趣事。一位考生被问到羊水中发现胎儿的粪便意味着什么，情急之下，她脱口而出：说明胎儿受惊了。这位考生遭到了嘲笑，没能通过那次考试。可我却暗自站在她这边，开始注意到这个可怜的女人直觉准确，竟至揭开了一个重要事实。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神经病式的恐惧，看看恐惧在神经官能症中究竟有什么新的表现形式和关系。可说的内容有许多。首先，一类恐惧表现为普遍的焦虑，它仿佛自由漂浮在空中，可以随意地黏附在任何一种观点上，影响我们的判断和期望，伺机为自己正名。我们称这种状态为“期望恐惧”或“恐惧式期望”。受这类恐惧折磨的人，总会看到事物最糟糕的一面，将每个偶然视作不幸的征兆，将一切不确定的事物都往最坏的方面想。许多人看似正常，却偏偏具有这种倾向，人们以为这是生性多虑或悲观，其实明显的恐惧式期望却是神经官能症的一般表现。我称这类神经官能症为恐惧神经官能症，它也是现实神经官能症的一种。

恐惧的第二种形式与前者不同，有着更强的心理联系，只与特定的对象或情境相关。这种病态恐惧（Phobien）形式芜杂，直到不久前，著名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哈尔（Stanley Hall）才对其进行归类，并用希腊语对其命名。列举这些内容，像是在列举埃及十灾，只不过灾害的种类远不只十种。你们听好了，造成病态恐惧的对象或内容有以下这些：黑暗、露天环境、空旷的广场、猫、蜘蛛、毛虫、蛇、老鼠、雷电、利器、血、密闭的空间、人群、孤独、过桥、航海和乘火车等等。这些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物体和情境对常人来说也具有危险性，所以病态恐惧虽然表现夸张，依然能理解。例如，大多数人在遇到蛇时都唯恐避之不及，可谓人之常情。达尔文曾经回忆，一次他隔着厚厚的玻璃看见一条蛇冲他张牙舞爪，他照样吓得魂飞魄散。第二类情况与危险存在联系，但我们通常并不惧怕这类危险，不至于有过激反应。大多数场景恐惧都属此类。我们知道，与待在家里相比，乘坐火车有两车相撞的危险，坐船有船沉溺水的危险，但我们通常不会想到这一层，只管放心地乘坐火车和船只。人过桥时可能因桥梁崩塌落入水中，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常人并不以为险。同样，孤独也有危险，有时人尽量避免孤独，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刻都不能忍受孤独。在遇到人流、密闭空间和雷电时，情况也大致如此。这类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病态恐惧之所以异于常人，并非因其对象特殊，而在于其恐惧程度超乎想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相反，有些让我们感到害怕的事情和场景，神经官能症患者嘴上说可怕，却丝毫不露惧色。

病态的恐惧还有第三种类型，那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了。如果一个年富力强的男人不敢上街，不敢在故乡熟悉的广场上行走，如果一只猫从更衣室旁走过或者一只老鼠从房间里溜过，就能令一个身体健全的女人花容失色，我们又该如何将这与危险联系在一起呢？这类动物恐惧症，已经不是正常厌恶感增强的问题了，因为有些人一见到猫就忍不住上去抚摸。女人害怕老鼠，却也将它作为昵称；有些少女称自己的爱人为“小老鼠”，可见到真的老鼠，便会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对于那个害怕上街和去广场上闲逛的男子，我们只有一种解释，即他表现得像一个孩子。小孩子总被教育不得去那些地方，因为那儿充满危险。我们的广场恐惧症患者一旦在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在广场上行走，其症状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上述两种恐惧形式——自由漂浮的恐惧式期望和病态恐惧间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很少同时出现。普通的恐惧即使程度最为强烈，也不至于成为病态的恐惧；终生受广场恐惧症困扰的人，却不至于患上悲观的期望恐惧。某些病态恐惧，如广场恐惧症、火车恐惧症等，都是成年后方才养成的习惯；另一些恐惧，如怕黑、怕闪电和怕动物，则更像与生俱来的现象。前者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后者则更像一种怪癖。对于后者，只要害怕一样东西，我们便有理由认为他还会害怕其他事物。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说明：病态恐惧都可视作恐惧歇斯底里症，也就是说，它们是与转化型歇斯底里症类似的病症。

神经官能症恐惧的第三种形式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我们完全找不出它与危险之间有任何联系。它可能伴随着歇斯底里症的症状产生，或者在特定的刺激条件下出现——这往往是理应有所表现的场合，但恐惧却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情绪，或者也可以凭空产生，令我们和患者本人都摸不着头脑。我们虽再三研究，也看不出其中有任何危险或危险的征兆存在。从自发的表现来看，恐惧还可再细分。整个恐惧现象可由一种十分强烈的表现（如发抖、眩晕、心悸和呼吸困难等）所代替，而恐惧的一般表现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临床和病源学中，我们称这类现象为“恐惧的等值表现”，将其与恐惧等而视之。

现在出现了两个问题：现实恐惧是对危险的真实反映，神经官能症恐惧却与危险基本无关，两者之间还有什么联系？我们该如何理解神经官能症恐惧？我们暂且假设，有恐惧出现的地方，就必有令人恐惧的事物。

许多临床观察可以为理解神经官能症恐惧提供线索，请允许我逐一道来。

1.有一点不难确定：恐惧式期望或一般的恐惧与某种特定的性生活过程相关，或者说与力比多的特定使用方式相关。最明显的例子来自那些性兴奋受阻、性冲动未能得到发泄和满足的人，例如订婚期内的男子，以及未能从丈夫那儿得到满足或因小心起见匆匆了事的女子。在这类情况下，力比多带来的兴奋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式期望、恐惧或恐惧的等值表现。若性交经常在进行到一半时戛然而止，往往容易诱发男性的恐惧精神病，女性更是如此，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建议首先从性生活中寻找这类病症的根源。无数实践证明，若性生活能恢复正常，恐惧神经官能症会自然消失。

据我所知，性失败和恐惧间的联系，即便那些远离精神分析的医生，也不再否认。不过，他们从没有放弃颠倒是非的努力，声称人先有害怕，然后才出现性能力不足。但是，女性的表现显然否认了这种说法。在性行为中，女性天生是被动的一方，受到男性摆布。一个女人越是对性事兴致盎然，越想获得性满足，男性的性无能和性交的中断越会令其产生恐惧感。相对而言，同样的失败经历对性冷淡的妇女就没那么大影响。

现在很多医生主张节欲，实际上也会导致恐惧产生，力比多无处可去，大部分又得不到升华，只得淤积到一起。最后是否会诱发疾病，要看累积量的多少。放下病症不谈，仅就一般的特征而言，性限制也与恐惧和焦虑脱不了干系。如果性欲望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满足，人们反倒会表现出勇敢和开朗的一面。在纷繁芜杂的文化的影响下，这层关系略有改变，但对普通人来说，性限制依然会导致恐惧感产生。

还有许多观察结果可以证明力比多和恐惧间的关系，在此不能一一细述。例如，在某些人生阶段，如青春期和停经期，力比多的数量显著增加，会对恐惧感的产生造成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力比多和恐惧感的增加以及力比多被恐惧直接取代的过程都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力比多无法被正常使用，积聚在一起；第二，这是一个躯体的过程。力比多如何转化为恐惧，我们尚不明了；我们只能肯定一点，力比多被恐惧取代了。

2.心理神经官能症，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给了我们第二道指引。这类疾病的症状往往伴随有恐惧，莫名的恐惧时常袭上患者心头，甚至长时间挥之不去。患者不知道他们究竟害怕什么，只得依靠“次级加工”将恐惧感与死亡、发疯和中风等现象联系在一起。如果对伴随着恐惧感出现的症状进行研究，我们便可以知道究竟有哪些正常的心理活动为恐惧所取代。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假设潜意识的过程没有受到压制，可以正常地进入意识中。这个过程本应有特定的情感陪伴，可我们却惊奇地发现，这类陪伴正常心理活动出现的情感无论强弱，都统统被恐惧代替了。所以，歇斯底里症中的恐惧既对应了类似的潜意识产物，如害怕、羞愧、窘迫，也可以对应积极的力比多冲动，甚至是愤怒、恼火等富有攻击性的负面情绪。恐惧就像一种通用货币，任何相关的情感和念头如果受到压制，都可以与之进行转换。

3.第三点经验来自强迫行为。强迫症患者似乎不受恐惧侵扰，这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一旦我们禁止他们的强迫行为，如洗手和某些特殊仪式，或者他们自己有了放弃这类行为的念头，他们就会对此表现出很强的恐惧。按照我们的了解，恐惧被掩藏在强迫行为之内，人们实施强迫行为，就是为了避免恐惧。在强迫症中，恐惧为症状所代替；反观歇斯底里症，其实也有类似的关系存在。受压抑作用影响，恐惧既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与症状共生，或者完全表现为症状。从抽象意义上说，症状的产生的确是为了摆脱本不可避免的恐惧。这样一来，恐惧便成了神经官能症问题的核心。

通过观察恐惧神经官能症，我们知道力比多若脱离正常用途，便会造成恐惧，这一切都是借助躯体的过程产生的。从对歇斯底里症和强迫症的分析，我们可以进而补充一点，即力比多失常诱发的恐惧也可以是心理抗拒的结果。关于神经官能症恐惧的成因，我们就知道这么多，其中当然还有许多不确定之处，只是我暂时还不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我们面临的第二项任务更艰难，需要在由力比多失常引起的神经官能症恐惧和对危险做出反应的现实恐惧之间建立联系。有人或许认为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但我又确实无法将两种感受明确区分开来。

两者之间的联系可用自我和力比多之间的对立来解释。我们知道，恐惧的发展是自我对危险的反应，是暗示逃跑的信号。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恐惧就是自我不堪力比多的重负，想要逃之夭夭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内在威胁被当成外来危险。我们之前认为恐惧的产生必有可怕之物，这一点总算得到验证。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进行类比。在面对外来危险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虽是逃跑，但也会稳住阵脚，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防卫；所以，神经官能症恐惧诱发症状，相当于为自己找了个帮手。

理解的困难还在别处。恐惧是自我对力比多的逃避，可它又是借助力比多的力量产生的，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此外，别忘了一个人本质上还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而非外来事物。我们其实还不清楚恐惧发展的动态过程，它的精神力量和心理系统来源也尚不可知。我不敢夸口说必能回答这些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两条线索着手，借助直接观察和分析推导这两种方法做出猜断。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恐惧在孩童那儿是怎样诞生的，再来研究恐惧症中的神经官能症恐惧的起源。

孩子们的恐惧情绪十分常见，我们很难区分这到底是神经官能症恐惧还是现实恐惧。孩子的表现甚至还会让我们怀疑区别这两者是否有意义。一方面，我们对孩童害怕生人、新场景和新事物习以为常，认为这是他们无知和懦弱的表现。在我们看来，孩童具有强烈的现实恐惧倾向，甚至说这是遗传的结果也未尝不可。孩童只是在重复原始人和先人的行为，无知和无助使他们在一切成年人习以为常的新事物面前却步。即使将孩童的恐惧症说成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也与我们的预期相符。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所有孩子的恐惧程度不尽相同。那些特别胆小怕生的孩子，日后往往会患上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的气质从小就会令人产生现实恐惧的倾向，恐惧可谓与生俱来，小时候怕生，长大后也容易受积蓄的力比多的惊吓，因为这类人往往什么都怕。因此，恐惧源于力比多已经无从谈起，如果进一步研究显示恐惧的条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知晓自身的弱点和无助——或者用阿德勒的术语说，就是自卑——乃是成年后发病的最后一个原因。

这个结论简单而诱人，我们似乎应当接受，但那样一来，解开神经质的谜团又要多费些时日。固然可以将自卑感的持续视作恐惧和症状形成的前提，但为何有些人自卑了一辈子，却依然身心健康，必须得到解释。如果更细致地观察孩童的恐惧，我们又会有什么发现呢？小孩最先害怕的是生人；他们害怕陌生场景，也是因为那儿有人；至于害怕新事物是日后才有的现象。小孩怕生，并不是认为对方有恶意；也不是因为双方力量悬殊，害怕对方会对自己的生存、安全和快乐造成威胁。如此疑神疑鬼、生活不幸的孩子，只是理论虚构的产物。孩子怕生面孔，只是因为他们见惯了亲人（通常是母亲）的熟面孔。他们的失望和希望汇聚在一起，形成恐惧；他们的力比多无处可用，也无法自由转化，只好化作恐惧发泄出来。孩童的这种恐惧，乃是出生时与母体分离的原始恐惧的重演，绝非偶然。

孩童最先害怕的场景是黑暗和孤独，怕黑的念头甚至可以伴随人一生。其实，两者都代表了对亲爱的监护人——母亲的想念。我曾听一个在黑暗中害怕的孩子在隔壁喊道：“阿姨，跟我说几句话，我害怕。”“这有什么用呢？你又看不见我。”孩子回答道：“有人说话，周围就亮了。”黑暗中的希望转化为了对黑暗的恐惧。至于说神经官能症恐惧是现实恐惧的一个特例更是无稽之谈，许多小孩表现出现实恐惧，但究其本质与神经官能症恐惧有几分相似：两者都是力比多无处发泄的结果。真正的现实恐惧反倒很少出现在孩童身上。许多场景在成年后会诱发恐惧症，如站在高处、通过水面上的小路、乘坐火车和轮船等，但儿童却对此毫不畏惧，且越是无知，便越不害怕。监护人巴不得他们多遗传一些自保的本能，不要一再涉险。可是，孩童实际上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既然看不到危险，便不会害怕。他们时常在水边追逐打闹、攀爬窗台、玩弄尖锐物体和明火，在将自己置于险境的同时，也令看护人发愁不已。现实恐惧的出现，更多是教化的成果，因为我们不能眼看他们每吃一堑，方才得长一智。

如果有孩子听从教导，对危险的事物心生恐惧，甚至无须旁人指点就能明白危险所在，只能说明他天生有很强的力比多需求，或者很早便感受到力比多的满足。这类孩子成年后易发神经官能症，也并不奇怪。我们知道，一个人越难容忍力比多的长期淤塞，越容易患神经官能症。你们也注意到，体质因素确有其意义，这一点我们从未否认。我们只是反对有些人挂一漏万，甚至在某些体质因素无足轻重甚至并不起作用的案例中，也拿它作为主因。

从对孩童恐惧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孩童的恐惧与现实恐惧联系不大，相反更接近成年人的神经官能症恐惧。它同样因力比多无处发泄而起，并用外界的事物或场景替代力比多的对象。

你们现在肯定乐于听到对恐惧症的分析也没能给出太多新结论。病态恐惧的情况其实与孩童的恐惧类似，无处发泄的力比多转化成类似现实恐惧的现象，将外界的一丁点危险当成其需求的替代品。这种相似性其实再正常不过，因为孩童的病态恐惧不仅是成年人恐惧歇斯底里症的范例，更是其雏形和前提条件。每种歇斯底里式的恐惧症都与童年的恐惧相关，害怕的内容可能发生改变，本质原因却一脉相承。这两种情感间的区别在于致病机制。对于成年人而言，力比多愿望的暂时积蓄，已经无法转化为恐惧，因为他们早已学会将力比多挪作他用。可如果力比多归属于某个受压制的心理冲动，那与童年类似的关系又会重新成立。儿童尚没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差别，通过退回童年的恐惧，力比多转化为恐惧的关口又重新被打开。诸位应当还记得，我们曾就压抑作用谈过许多，但一直追随着被压制的念头的命运，因为这样做更简单，更易表达。与念头相关的情感却是我们所忽略的，现在我们终于知道，无论这些情感在正常时有何表现，它们最终的归宿都是恐惧。情感的转变是压抑过程的一个重要结果，但这一点还不易讨论，因为我们不能像主张潜意识观念的存在一样，轻易主张潜意识情感的存在。一种观念无论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都仅有一点差别；我们完全可以说出潜意识中的观念是什么。情感却是一个发泄的过程，它很难捉摸，若对心理过程的前提没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很难说它在潜意识中究竟对应什么。我们暂时做不到这点，只能笼统地说恐惧的发展与潜意识系统存在内在联系。

我曾说过，受到压制的力比多，下一阶段的发展即是转化为恐惧，或者更准确地说，以恐惧的形式得到疏导。现在我必须补充一句：这不是力比多唯一的出路，也不是最终命运。在神经官能症的发展过程中，仍有一股力量想要阻止恐惧的发展，并以多种途径实现这一目标。例如，在恐惧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神经官能症的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压抑作用使得力比多转化为对外界危险的恐惧。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各种防御机制，尽可能避免与外来危险发生接触。压抑作用是自我在力比多的威胁下寻求逃避的举动。恐惧症可被视为抵御替代力比多外在危险的一道防御工事。当然，它并非无懈可击，虽可抵御外敌，却无法安内。将来自力比多的危险投向外界，永远难见成效。所以，其他神经官能症类型为了抵御恐惧的发展，采用了其他的防御系统。这是神经官能症心理学中十分有趣的一环，但要深究起来，未免离题太远，也需要具备一些专业知识作为前提。在此，我仅再举一例。我曾说过自我在压抑作用面前会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反抗的存在也是压抑作用得以持续的前提。这些对立情绪的目标，是集结各种手段，在压制过后抵制恐惧的发展。

让我们再回到病态恐惧上。你们也看到，如果我们仅仅解释其内容，关注其从何而来，以哪个对象或情境为目标，而不过问其他内容，显然不够。病态恐惧的内容之于其本身，正如显性梦境之于梦。在特定条件下，我们必须承认病态恐惧中的某些内容因种系遗传的关系，特别适合作为恐惧的对象，这一点已为斯坦利·哈尔指明。事实上，许多恐惧的对象与危险之间仅仅具有象征性的联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相信恐惧问题是神经官能症心理学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它与力比多的命运和潜意识系统存在关联。只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还没考虑在内，可说是百密一疏：现实恐惧是自我保全的一种表现。

第二十六讲
力比多理论和自恋

女士们，先生们！不久之前，我们仍在围绕自我欲望和性欲望的差别展开论述。压抑作用表明，这两种欲望相互对立，性欲望表面甘拜下风，暗地却以退化的方式另辟蹊径，在获得满足的同时，不屈不挠地寻求补偿。此外我们还知道，两者与现实窘境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这直接导致它们的发展轨迹千差万别，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最后我们还发现，与自我欲望相比，性欲望与恐惧这种情感有更紧密的联系，但这一结论还有一项重要内容亟待补充完整。一个事实有助于提升这一结论的可信程度：饥饿和口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这两项自我保全的欲望虽得不到满足，却不会产生恐惧；而未能得到满足的力比多转化为恐惧却是常有之事。

任何人都无法撼动我们区分自我欲望和性欲望的权利。性生活被看成个体的一项特殊行为，便等于承认了两者间的区别。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区分这两者究竟有何意义？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区分两者？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取决于性欲望在身体和心理上的表现究竟多么与众不同，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这种差别究竟有多大意义。我们无意主张两种欲望有本质上的差别，即便它真实存在，也很难被证实。对我们来说，两者都是个体的能量来源，至于它们是否有本质差别，乃至本质差别究竟体现在何时何地，必须研究其背后的生物学结构，不是几个概念可以解答的。在这方面，我们所知不多；即便对此了如指掌，对我们的分析工作也没有太大帮助。

荣格认为所有欲望都出自同一本源，将一切的力量来源都称为“力比多”。这对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帮助。那样一来，我们仍需对性和非性的力比多进行区分，因为性功能在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无法被人为抹去。所以，力比多一词还是专指性力为好。

在我看来，性欲望和自保欲望间到底有多大差别，对精神分析研究并不重要，不是光凭精神分析一己之力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生物学有更好的联系，可能对后者更重要。性功能是有机体唯一突破个体限制，与种族产生联系的功能。显然，性行为与其他功能不同，不总对个体有利；在带给人无限快感的同时，它也将人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往往能害人丧命。要使个体的某些素质成功遗传给下一代，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新陈代谢过程也十分必要。个体自认为很重要，以为性只是使其获得满足的一种手段；但从生物学角度看，它只是物种繁衍过程中短命的一环，充其量不过是种系共有财产暂时的保管者。

单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神经官能症，我们无须将话题扯得太远。通过对性欲望和自我欲望区别的研究，我们已经掌握了理解转移性神经官能症的钥匙。我们可以将一切归结到一个性欲望与自我保全的欲望相对立的基本情境中，或者从生物学的角度说，尽管这种说法可能不太准确，这是作为个体的自我与作为群体一员的自我间的矛盾。这样的分裂只会出现在人类身上，因此神经官能症也是人高于动物一等的标志。他们的力比多过于强大，或许正是如此，他们的精神生活才能如此丰富而有序，为矛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这一切是人能够脱离动物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患上神经官能症的能力，正是特殊才能的反面。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容易使我们分心的猜测而已。

自我欲望和性欲望可由其表现进行区分，乃是我们研究的前提。从转移性神经官能症中，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观察到这类区别。我们称自我花费在性冲动对象上的力量为“力比多”，称其用以满足自保欲望的力量为“兴趣”。只需研究力比多的配置、转化和最终命运，就能对精神力量的结构有初步了解。在这方面，转移性神经官能症为我们提供了再好不过的素材。但是，我们尚未了解自我的组成部分、结构和作用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研究其他类型的神经官能症障碍解决。

很久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将精神分析理论运用于治疗其他疾病。1908年，阿伯拉罕姆和我交换过观点后，即发表了《论歇斯底里症和早发性痴呆症的性心理区别》一文，指出力比多脱离作用对象是早发性痴呆症的主要特征。接下来的问题是，力比多脱离了作用对象后，究竟去了哪里？对此，阿伯拉罕姆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这些力比多回归自我，从而诱发患者的自大和狂妄。自大狂这种现象，完全可以与恋爱中夸大对方性价值的行为相提并论。这是我们第一次借正常恋爱生活为参照物理解心理疾病。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阿伯拉罕姆这些观点已被精神分析理论沿用，代表我们对心理疾病的基本态度。人们渐渐发现，力比多虽然喜爱固置在作用对象上，想从它那儿得到满足，但它们也可以脱离对象，以自我作为其替代物。后来，这一观点又得到进一步发展。P. 奈克（P. Näcke）曾用自恋（Narzißmus）形容成年人将原本应当倾注在外来性对象身上的柔情附加到自己身体上的变态行为，我们现在也借用这个词形容力比多的这番作为。

我们很快发现，如果力比多真的可以抛离对象，固置在自己的身体上，那这绝非偶然，也不无意义。这种自恋现象很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原始状态，人们先学会自恋，方才有对象之爱，而自恋也不必就此消失。从对象力比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许多性欲望一开始都作用于自身，以寻求一种自体享乐的满足。有时候性欲不愿遵从现实原则，原地停滞不前，正是因为自体享乐能力的存在。所以，自体享乐就是停留在自恋阶段的力比多所诱发的性行为。

为了便于理解，我将以动物学作为参照物，举例解释自我力比多和对象力比多之间的关系。最为简单的生命形式是一团未分化的原生质，它会向外伸出触角，我们称之为伪足，以实现扩张的目的，也可以收回伪足，重新缩成一团。这一伸出伪足的过程，好比将部分力比多派出去寻找作用对象，而大部分力比多依然凝成一团，围绕在自我周围。我们猜测，在正常情况下，自我力比多可以毫无障碍地转化为对象力比多，而后者可以顺利地回归自我。

借助这些设想，我们可以解释许多心理现象，或者退一步说，可以用力比多理论解释许多正常生活中的现象，如恋爱、机体疾病和睡眠中的心理活动。以睡眠状态为例，我们曾猜想睡眠是一种与外界隔离，安心就寝的状态。夜间入梦的心理活动，都出于利己的需要为保持睡眠服务。现在，借助力比多理论，我们可以说在睡眠状态中，无论是作用于对象还是以利己为目的的力比多，都全部回归了自我。这是否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睡眠的休养作用和疲劳的本质呢？睡眠其实是在心理上不停重复与世隔绝的胎内生活的过程。在睡眠者的身上，力比多的分布回归到了彻底自恋的原始状态，力比多和自我的利益重新得到统一，在悠然自得的自我之中和平共处。

这里我要附带说明两点。

第一，自恋和自私究竟有什么概念上的区别？我认为，自恋是对利己主义的性补充。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利己主义，仅指为己牟利的行为；自恋则将性满足也纳入我们的视野。从实际角度看，两者仍有较大区别。一个人可以极端自私，但只要性欲的满足符合自我利益，其力比多完全可以作用在其他对象上。这时候，自私表现在绝不允许力比多追求的对象伤害自我的利益。但是，一个人可以在极端自私的同时极度自恋，这意味着其力比多很少从外部对象那儿得到满足，无论这种满足来自直接的性满足（肉欲），还是较高尚的性追求（爱情）。所有这些关系中，自私都是固定和理所当然的元素，自恋则是可变的元素。自私的反面是无私，但并不是力比多作用于其他对象就是无私。无私表现为放弃对性满足的追求，可一个人如若爱到极致，无私也会与力比多的对象选择保持一致。性对象往往会吸引走一部分自我的自恋，我们认为这是对其性价值的高估。如果在无私的作用下，原本自私的力比多被完全转移到了性对象上，那这个性对象就会无比强大，乃至吞噬整个自我。

这番天马行空般的科学幻想或许让你们感到枯燥乏味，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看一个从“经济”的角度展现自恋和他恋这对矛盾的例子。这段文学作品引自歌德的《东西方诗选》：

苏莱克：

无论是民众、奴隶还是征服者，

都异口同声地承认

人间最大的幸福

就是保持个性

只要没有迷失自我

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过

只要能保持自己的原貌

一切都可以放弃

哈特姆：

有可能！话虽如此，

我却另有想法

只有在苏莱克身上

我才能找到人间所有的幸福

唯有她钟情于我

我才是有价值的自己

如若她弃我而去

我也便迷失了自我

哈特姆虽已不复存在

我却已经另有归宿

我早已灵巧地进入了

苏莱克那优雅的身体

第二，梦的理论也需完善。如果出于睡眠的需要，所有的对象选择都围绕自我展开，那只有假定受到压制的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自我，不受睡眠愿望的限制，我们才能解释梦的成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潜意识如何利用夜间审查作用消除或减弱的有利条件，对日间的残念进行加工，从而生成不被允许的梦中愿望。从另一方面看，日间残念之所以能够抵御力比多的摆布，也应归功于其与受压制的潜意识之间已有的联系。现在，我们理应将这一动力学的因素加入到梦的构成学说中。

机体疾病、痛苦的刺激和器官发炎都会使力比多脱离作用对象。这些力比多以回归自我的方式增强了机体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力比多撤离对象的表现甚至比自私的兴趣撤出外部世界的表现更为明显。这为理解疑心病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在这类病症中，某些器官用同样的方式吸引了自我的关注，我们却感知不到它的病症。但是，我并不打算继续说下去，或是列举其他可由对象力比多回归自我而引发的场景，因为我已经觉察到你们已有两点不满。首先，你们肯定会质问我为何要在睡眠、病症和类似状态下严格区分力比多和兴趣，区分性欲望和自我欲望。仅从观察结果来看，两者皆可用同一种统一的力量来解释，它可在对象和自我之间相互流动，为各类欲望服务。第二，如果对象力比多转化为自我力比多——或者笼统地说，是自我的能量——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寻常之事，是一再重复的动态心理过程，我又怎能胆大妄为，将力比多脱离作用对象视作病态的根源呢？

对此，我的回复是：你们的第一点反对意见听上去还有些道理。光分析睡眠、生病和恋爱的状态，我们确实不能明确区分自我力比多和对象力比多或力比多和兴趣。但是，你们忽略了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也忘记了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得以研究眼前的心理现象。力比多和兴趣的区别，或性欲望和自保欲望的区别，是我们在研究转移性神经官能症中的矛盾时得出的结论。从此，我们的研究就离不开这个前提。为了研究早发性痴呆症这类自恋性神经官能症与歇斯底里症和强迫症等转移性神经官能症的异同点，也为了解开自恋性神经官能症这一谜团，我们不得不假定对象力比多可以转换为自我力比多，而且后者也实实在在起了作用。接着，我们才用这些无可争辩的结论来解释生病、睡眠和恋爱行为。我们运用这些理论，只想试试看究竟能走多远。在我们的主张中，仅有一点并非直接由分析得来：无论力比多作用于对象还是自我，它都依然是力比多，不会转化为自私的兴趣，反之亦然。这一主张，其实与之前饱受争议的性欲望和自我欲望的区分并无差别。出于启发的需要，在它被证实失效之前，我们依然会保留这一看法。

你们的第二点反对意见本身并没有错，却找错了方向。对象力比多转向自我的过程当然不会直接致病；这种情况每天入睡前都会发生，醒来后又恢复原状，如原生质收回伪足，伺机再将其伸出一样，本身并没有问题。可如果有某个特定的强大过程逼迫力比多脱离了对象，问题就出现了。自恋的力比多行动性受限，找不到回归对象的道路，就足以致病。显然，如果自恋的力比多蓄积到一定量，便会超出常人可以忍受的范围。或许正因此，自我才必须将力比多发配到对象身上，以免其淤积引发疾病。如果我们真有计划对早发性痴呆症做深入研究，我将让你们明白，迫使力比多脱离对象并切断其归路的过程，与压抑作用十分相似，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旁支。至少目前看来，其前提条件与压抑作用几乎完全一致。这样一来，你们或许感到自己又回到了熟悉的场景。早发性痴呆症和歇斯底里症中的冲突其实是一样的，诱发冲突的作用力也相同，最后结果不同，只能是因为倾向有异。在早发性痴呆症中，力比多发展的弱点可能出现在另一个阶段；对症状形成起着决定性阶段的固置点可能在别的地方，如自恋初期，所以早发性痴呆症患者的力比多最后回归到了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自恋性神经官能症力比多的固置点都在发展的最初几个阶段，比歇斯底里症或强迫症的固置点还要久远许多。你们也许听说过由研究转移性神经官能症得来的概念也可用在通常要严重得多的自恋性神经官能症身上。两者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说属于同一种现象。精神病学已经注意到自恋性神经官能症现象，但你们不难想到，若没有对转移性神经官能症的分析经验做支撑，解释自恋性神经官能症根本无从谈起。

早发性痴呆症的症状变化无常，并非因力比多离开对象回归自我而成疾，更多是由于围绕在自我周围的力比多想要重新出去找寻对象。事实上，这才是该病更明显的症状，它看上去显然与歇斯底里症十分相似，偶尔贴近强迫症，但显然有所不同。力比多回去寻找对象，的确有所收获，只是它们捕捉到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它们的影子，即与其相关的言语和想法。对此我不便再多说，但我认为，力比多重新寻找对象的表现，有助于我们了解意识和潜意识思考的区别。

现在，我已引领你们进入了分析研究有望取得进展的下一个阶段。自从我们大胆提出自我力比多这个概念后，自恋性神经官能症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了；我们的任务，是给这种病症一个动力学的解释，并通过对自我的了解，完善我们对精神生活的认识。我们所追求的自我心理学，不应建立在自我感受的基础上，而应像研究力比多一样，通过分析自我的障碍和分裂得出结论。在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后，我们从转移性精神病中发现的力比多的命运，也许就不算什么了。不过，我们现在还没到那步。我们用来研究转移性神经官能症的技法，完全不适用于自恋性神经官能症，请允许我将其中的缘由娓娓道来。在研究自恋性神经官能症的过程中，我们稍有进展，便又受到阻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研究转移性神经官能症的时候，有所不同的是，当时我们总能一点点克服困难，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阻碍是根本无法逾越的。我们最多只能爬到高处，往围墙的另一侧偷瞄上一眼，看看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必须采用新技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知是否能做到这点。不过，我们并不缺少关于这类病症的资料。它们有许多的表现，这虽然不能解开我们的疑惑，但我们至少可以借助从转移性神经官能症的症状那儿获得的知识，对自恋性神经官能症的表现解读一番。两者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足以使我们的研究逐步踏上正规。至于老方法还能用上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的研究要想取得进展，还面临其他的阻碍。只有对分析转移性神经官能症有所研究的观察者，才能解开自恋性神经官能症以及与此相关的精神病的谜团。可是，我们的精神病学家并不研究精神分析，而精神分析学家对精神病案例又所知甚少。所以，培养一批深谙精神分析的精神病学家，可谓当务之急。在美国，人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许多有威望的精神病学家开始给学生讲授精神分析，不少精神病院和疯人院院长也开始用我们的方法观察病人。另外，我们也有幸数次将目光投向了自恋性神经官能症的高墙之后，接下来，我将向诸位报告我们的发现。

妄想症是一种系统的慢性疯癫，在今天精神病学的分类体系中，它的位置并不确定。显然，其与早发性痴呆症有密切的关系。我曾提议将妄想症和早发性痴呆症统称为“妄想痴呆症”。根据内容不同，妄想症可分为自大妄想、迫害妄想、色情妄想和嫉妒妄想等。我们并不指望精神病学能很好地解释这些想象。请允许我举一个不是很恰当、已经有些年头的例子，借此说明精神病学家曾试图用智慧和理智，由一个症状推导另一个症状。一位患者坚信自己遭到迫害，从而得出结论，认为自己必定是一个重要人物，从而诱发了自大妄想。在我们看来，这种自大妄想是力比多由对象回归自我，从而使自我膨胀的直接结果，是自恋回归早年幼稚形式后焕发的第二春。在迫害妄想中，我们也找到了一些线索。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迫害者和加害者都属同性。我们当然可以找理由为这种现象开脱，但对某些案例的深入研究清楚地表明，一个人在正常状态下所深爱的同性人士往往会在发病后扮演“加害者”的角色。同样，这个亲人还可被具有一定共性的他人取代，如用老师和上司取代父亲。从日积月累的这些案例之中，我们得出结论：迫害妄想是个体借以反抗无比强大的同性恋冲动的一种方式。由爱生恨，以致威胁到又爱又恨的那个人的生命，也与力比多冲动在恐惧中的表现一致，都是压抑作用的后果。请再听我讲一个新近观察到的案例。一位年轻的医生被驱逐出乡，因为他在当地威胁杀害一个大学教授的儿子。此人本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却认为对方妖魔附身、图谋不轨，以致他近年来在家庭和社会事务中屡屡受挫。这还没完，他还认为自己的这位损友和他的父亲——那位大学教授挑起了战争，以致俄国人侵入边境。这位旧友曾多次害他险些丧命，所以他坚信，只要此人一除，一切不幸都将终结。但是，他依然放不下旧情；当他真有机会近距离射杀这位假想敌时，他又下不去手。通过与他的短暂交谈，我获悉他俩的友情甚至可以追溯到高中时代。至少有一次，他俩甚至逾越了友情的界限，在一晚同床共处时完成了全套的性交行为。我们的这位患者从没像同龄人一样，对女性产生过感觉。他一度与一位优雅端庄的少女订婚，但后者从他那儿感受不到柔情，不久就取消了婚约。数年之后，他终于彻底征服了一位女士，却也恰恰在这时候病发。当这位女士满怀感激，全身心投入地拥抱他时，他突然感受到一阵莫名的痛楚，仿佛脑袋上突然挨了一刀。后来回想起来，这种情境就像在解剖尸体时切开头颅；而他的这位旧友恰好是一位病理解剖学家，所以他渐渐开始觉得那位女士是他的朋友派来引诱他的。从那以后，他又发现了那位旧友的种种其他迫害行为，而受害人都是他自己。

可在有些案例中，被迫害者和加害者的性别并不相同，这岂不是与我们抵御同性力比多的解释自相矛盾吗？不久前，我有幸研究了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案例，并从中找到了印证我们观点的证据。一位少女自认遭到一位男士迫害，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有过两次亲密行为之后。事实上，她最初以为自己受到一位女士迫害，那位女士可视作她母亲的替身。在有了第二次亲密接触之后，她方才将妄想的对象转移到那位男士身上。所以，同性这一条件其实依然成立。只不过这位少女在律师和医生面前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前一段经历，所以她的行为才看上去与一般的妄想症不符。

相比异性的对象选择，同性对象选择与自恋之间的联系显然更加明显。所以，一个人如果需要抵御强烈的同性恋冲动，就很容易回到自恋的状态。我很少有机会给诸位介绍情爱生活的基础，现在恐怕也没时间补上。我只想强调一点，自恋期之后的对象选择或力比多的进一步发展可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恋模式，即以与自我类似的对象期待自我的位置，另一种是借用模式，即将那些可以满足其他生活需求的人也借作力比多的作用对象。如果大部分力比多固置于前一种模式，那个人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同性恋体质。

诸位应该还记得，这学期开学之初，我曾给你们讲过一个女人的嫉妒妄想。现在期末将至，你们肯定想知道精神分析是如何解释妄想的。遗憾的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恐怕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妄想不能用正常的逻辑和经验去解释，因为它与强迫行为一样，与潜意识有强烈关联。潜意识即以妄想和强迫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又借此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两种病症间的区别，只在于类型学和动力学上的差异。

同样，对于有多种不同临床表现的忧郁症，我们也成功找到了突破口，得以成功窥探其内部结构。我们发现，忧郁症患者的自责虽几近无情，实际上却另有所指，针对的往往是他们失去的或因犯错而变得不再重要的性对象。所以我们推测，忧郁症患者将自己的力比多从对象身上撤回，通过“自恋式的自我认同”，将自我当成了新的作用对象。在这里，我只能给你们一个形象的表述，而无法从类型学和动力学上具体分析。总之，这样一来，自我就取代了被放弃的对象，成为所有冲动和报复表现的目标。于是，忧郁症患者的自杀倾向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杀死自我，就等同于杀死了从前令人爱恨交加的性对象。在忧郁症和其他许多自恋性神经官能症中，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布劳尔将其称为“矛盾情感”。它专指对同一个人爱恨交加的感受，可惜受时间限制，我没法对此多加论述。

除了自恋式的自我认同外，忧郁症患者还会表现出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自我认同，这也是我们早已熟知的。如果几句话就能说清两者的差别，自然再好不过，可惜这不太可能。至于忧郁症的周期性和循环形式，我倒可以说一些你们一定会感兴趣的内容。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在症状暂时消除而尚未重新出现的间隙施加干预，从而预防病症复发。我们还发现，治疗忧郁症和躁狂症的特殊手法，可以被用来治疗其他神经官能症。现在你们应该可以想到，精神分析在这一领域还大有可为。

我还可以告诉诸位，通过分析自恋性神经官能症，我们还了解了自我及其下辖的种种权威力量的关系。我们之前已经开了个头，在研究窥视妄想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自我之中存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威力量，时刻对自我进行观察、批判和比较。患者抱怨有人在时刻窥视和批判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思想，这其实无意间道出了事实真相，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重视。其实他们已经感知到了存在于自我之中的这股权威力量，却误以为它来自身体之外。经过多年发展，他们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理想自我。权威力量时刻以理想自我的标准来要求自我的每一个举动。我们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找回婴儿期自恋得来的自我满足感；由于受到种种阻碍，这种感受已经久违了。这种自我观察的权威力量便是自我的审查者，是我们的良知；也是夜间梦里审查作用的执行者，是排挤不被允许的愿望和冲动出现的压抑作用的发起人。如果它的窥视妄想被分解，那我们便可知道其来源大致有父母、教育者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对榜样人物的自我认同。

以上是运用精神分析研究自恋性神经官能症得出的一些结论。遗憾的是，我们得到的成果还太少，结论也不够鲜明，毕竟这是一个我们研究未深的新领域。幸好有了自我力比多或自恋力比多的概念，我们才得以把从研究转移性神经官能症那儿得来的观点扩展到自恋性神经官能症上。现在你们会问：是否一切自恋性神经官能症和心理障碍都可以用力比多理论解释呢？我们是否可以将所有疾病都归咎于精神生活中的力比多因素，而不考虑自保欲望的功能变化？女士们、先生们，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着急下结论的时候。这个问题，有待科学进步来评判。如果有朝一日，力比多欲望确被证实是致病的罪魁祸首，无论是最简单的现实精神病还是复杂的个人精神障碍都是拜其所赐，我也不会感到意外。我们早就知道，不服从现实和命运的安排才是力比多的本性。不过，我也认为既然力比多具有致病倾向，自我欲望不可能不受影响，由此产生的功能障碍也会起推波助澜的效果。如果某些严重的心理障碍被证实主要是自我欲望作用的结果，我也不认为这意味着我们研究方向失当。总之，不妨将一切交由未来评判。最后，请允许我再回到“恐惧”，解释一下我们上一讲遗留下的问题。我们曾说过，恐惧和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原本十分明确，但现实恐惧是自我保全的表现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者之间的矛盾该做何解释呢？会不会恐惧感并非来于自私的自我欲望，而是来自自我力比多呢？无论何种情况，恐惧都不是一个好状态，而且恐惧程度越高，就越不合时宜。出于自保的需要，人们或逃跑，或抵抗，然而恐惧感却会拖累这两种行动。如果我们将显示恐惧的情感部分与自我力比多联系到一起，将其行动部分与自保欲望联系到一起，那所有理论上的难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你们总不会真以为人是感受到了恐惧才逃跑的吧？不可能，人们感到恐惧和逃跑一样，都是感知到危险后的正常反应。那些身陷险境而得以幸存的人往往会说，他们在危险面前一点都不害怕，只是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例如举起枪对准猛兽，这肯定也是当时最合情理的举动。

第二十七讲
移情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讨论已临近尾声，你们心中肯定有所期待，但不应受其误导。你们肯定以为，我带你们通览了林林总总的精神分析材料后，总不至于在课程将结束时对治疗只字不提。毕竟，要推行精神分析，还需要疗效上见真章。我当然不可能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但你们还必须了解一个观察得来的事实，否则我们对疾病的理解就不完整。

我知道，你们不想听详细的技法，也不想知道如何将分析用于治疗。你们只想大概知道，精神分析治疗究竟如何实施，并大致取得了怎样的效果。你们当然有权知道这些，但我不会直言以告，而是坚持让你们自行推断。

想想看！你们已经了解了疾病的所有基本前提和致病因素。治疗的影响可以从何处入手呢？

首先是遗传的倾向。我们对此论述不多，因为这一点其他学科已经有过详尽的论述，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内容。但你们可千万别因此以为我们小看了遗传因素的作用，作为治疗师，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力量。无论如何，遗传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也是限制我们发挥的先决条件。

其次是童年经历的影响。在分析时，我们经常提到这一点，但这也已经属于过去，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再次便是我们所说的“现实的失败”，如因爱的缺失而造成的生活不幸、贫穷、家庭纷争、婚姻失败、社会关系不融洽和苛刻的风俗要求。

这已经为干预治疗提供了足够的切入点，但成功的治疗，必须像维也纳民间传说中的约瑟夫国王那样，以权威的力量施加仁慈的干预，使万民心悦诚服。可我们是谁，哪有如此法力？我们也是社会中可怜的弱势群体，靠行医养家活口，甚至无力像其他医生一样为穷人提供免费治疗，因为我们的治疗费时费力，往往还不讨好。不过，你们也许仍然相信上述某方面可为治疗提供切入点。假如苛刻的社会风俗造成了患者的“失败”，我们可以在治疗中鼓励他们，甚至直接指示他们摆脱这层束缚，令他们将社会所推崇，但却往往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抛诸脑后，以实现个人的满足和痊愈。只要在性生活中能够纵情享受，神经官能症也会不治而愈。只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治疗肯定也会背上有违人伦的骂名。为了满足某个个体，它伤害了大众的利益。

可是，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这种错误的观点究竟是从何得来的呢？劝患者放纵性欲当然不是一种可行的治疗手段。我们知道，许多患者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力比多冲动和性压抑之间、欲望和禁欲观念之间存在难解的矛盾。无论助哪一方击溃对手，都解决不了最终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神经官能症患者那儿，禁欲占了上风，其后果是被压制的性冲动化为症状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扶持性欲，那被赶到一边的性压抑会化为症状。所以，无论帮助哪边，内心的矛盾都没有真正得到消除，总有一方没得到满足。仅有少数病例症状轻微，只要医生一出手，就可以消除矛盾；不过实际上，这样的案例也根本无须分析治疗。即使无须医生的帮助，患者也能自主脱离困境。你们也知道，一个禁欲多年的年轻男子如若打算以非法的方式达到性交的目的，或者一个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女子想从别的男人那儿得到补偿，通常也无须事先征求医生或分析师的同意。

在这件事上，人们往往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病态冲突不是正常的心理斗争。两者虽发生在同一块土壤上，却无法相提并论。两股致病的力量一股存在于前意识和意识层面，一股存在于潜意识中，所以很难调和。冲突双方像北极熊和鲸鱼，极少有打照面的机会。两者只有被摆在同一个层面，才具有决定性意义。我认为，实现这一点正是治疗的首要任务。

此外，如果你们认为分析治疗致力于为人生提供建议和指引，那肯定是听信了不实之言。恰恰相反，我们尽可能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更希望患者能够自己做出决定。正因此，我们建议他们在治疗过程中，暂时不要做找工作、投资、结婚或离婚等人生的重大决定，将一切推迟到治疗结束后再谈。这一定大大超乎了你们的想象。只有在面对某些年幼和无助的人群时，我们才会取消这条限制。对这些人来说，我们既是医生，也是教育者；我们深知自己责任重大，行事时便又多了几分谨慎。

虽然我极力主张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应纵欲，你们可千万别以为我们赞成社会对他们的道德束缚，至少我在两者之间没有偏颇。我们不是改革家，只是普通的观察者；我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观察，所以实在难以拥护传统的性道德，赞成社会解决性生活问题的方式。我们很容易证明社会为了道德要求做出了过多牺牲，采取的手段既不明智，也难见实效。我们从不在病人面前吝谈性问题，并希望他们能跟其他人一样，能够不带偏见地对事物有自己的判断。如果在治疗结束后，他们能在纵欲和禁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就心安了。我们相信，一个人如果能认识和实践真理，即便其道德标准可能与社会通行的标准有所差别，也能抵御一切不道德的危险。此外，我们极力避免高估禁欲对神经官能症的影响。只有少数因性失败导致力比多淤积的病例，才能通过并不难实现的纵欲解决。

总之，你们不能将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归为纵欲，而需要换一个角度。我在极力驳斥你们的看法时提到的一点，或许可指引你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当时我说，我们或许应该用意识取代潜意识，让潜意识中的内容进入意识中。这样一来，压抑作用就会消失，症状形成的前提不复存在，病态的冲突也降格成了容易解决的普通矛盾。这正是我们希望能给患者带去的心理改变，只要心理状态有一分改观，患者就能有一分受益。如果压抑作用或类似的心理过程不再反复，我们的治疗便算达到了目的。

我们的努力目标还可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使潜意识意识化，消除压抑作用，填补记忆空白，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不过，这点结论恐怕不能让你们满意。在你们看来，神经官能症患者经精神分析治疗康复之后，应该变成一个全新的人，而不是仅仅多了一些意识，少了一些潜意识。你们或许小看了这种内在改变的意义。痊愈后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确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但同时他也还是原来的人，是他在有利条件下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你们知道为了实现这个微小的改变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就绝不至于轻视其在心理层面的意义。

请允许我离题片刻，提一个问题：你们可知道什么是治本？它指的是不直接针对病症表现，致力于消除病症根源的过程。精神分析是否旨在治本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也没有意义。只要分析治疗不直接以消除症状为目的，就接近于治本，反之就不是。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精神分析也并不治本，我们在找到压抑作用这一本源之后，又进一步挖掘原因，追溯到了与体质和发展相关的欲望。假设我们可以用化学手段施加干预，可以随意提升或降低力比多的量，可以牺牲一种欲望，以使另一种欲望得到加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本，而精神分析则在其中起着侦查病情的作用。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对力比多过程施加干预，所以我们的分析治疗针对的是另一个过程，而非现象的本源。但是，这与直接着手消除症状又相差很远。

怎样才能用意识替代患者的潜意识？我们曾以为这很容易，只需推断出潜意识中的内容，展示给患者即可，但这已被证实是不可取的短见。我们和患者对潜意识有不同的认识，将我们对潜意识的理解灌输给他们，不会对他们的潜意识产生影响，就像打偏的拳头一样，基本没有任何效果。我们必须将潜意识类型化，先在他们的记忆中找到压抑作用的根源，再消除压抑作用，从而使意识得以替代潜意识。压抑作用又该怎样消除呢？于是我们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首先要发现压抑作用，再消除由此带来的抵抗。

抵抗如何消除？还是老办法，推断出它的存在并展示给患者。抵抗或来自我们试图消除压抑作用，或来自早期反作用力所产生的压抑作用的影响。所以，我们还像从前一样，进行分析、推断和告知，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正确的位置。反作用力或抵抗并不属于潜意识，而属于自我。自我即便不愿存在于意识中，也必须与我们合作。我们知道，“潜意识”一词有双重含义，一种是现象意义，一种是系统性意义。这听上去似乎复杂难解，其实只是之前知识的重复。我们早已做好了相关的准备。我们希望通过分析让自我也认识到这一点，从而放弃抵抗，收起反作用力。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有哪些欲望会与我们展开合作呢？首先，是患者痊愈的欲望，这驱使他与我们齐头并进；其次，是来自患者理智的帮助。我们的分析增强了他的理智程度，他只要能看到希望，便能辨识出抵抗和压抑作用的所在。如果我说“抬头看，天上有一只气球”，这肯定比仅叫你们抬头看天更能引导你们的目光。同理，学生第一次看显微镜，教师必须告诉他们该看什么，否则即便镜下有物，他们也看不出个究竟。

事实上，这一前提适用于歇斯底里症、恐惧状态、强迫症等多种神经官能症。通过寻找压抑的所在，发现抵抗，再将其展现给患者，我们的确完成了消除抵抗，废除压抑作用，从而使潜意识成为意识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患者内心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在位于同一心理区域内的这场正常的心灵交战中，一方要求维持反作用力，一方则要求将它收起。前者是造成压抑作用的旧动机，后者则是旨在以我们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的新动机。我们成功地唤醒了导致压抑的冲突，对原已盖棺定论的过程进行修正。一方面，我们提醒患者之前的选择足以治病，并承诺他们可由另一条途径恢复健康；另一方面，在获悉了第一点之后，各种关系都发生了改变。此前的自我懦弱而幼稚，将力比多的要求视作威胁；如今，自我变得强大而富有经验，还有医生在一旁施以援手。所以，被唤醒的冲突理应有更好的出路，而非生成压抑作用。诚如我所说，这种疗法对歇斯底里症、恐惧神经官能症和强迫症有不错的疗效，也从侧面证实我们是对的。

不过，对另一些有相似关系的疾病，我们的治疗方法却从未能取得突破。这些疾病的根源也是自我和力比多的冲突；这种冲突也诱发了压抑作用，尽管从类型学看有不同的特征。同样，我们可以找到压抑作用在患者生活中出现的时间节点。我们采用老方法，向病人做出同样的承诺，给他们提供同样的帮助，也使他们看到希望。同样，前后的时间差别，也有利于以另一种方式解决矛盾。尽管如此，我们却未能消除抵抗，废除压抑作用。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似乎未能对妄想症、忧郁症和早发性痴呆症患者产生影响。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肯定不是患者理智程度的不足。治病固然要求患者具有一定的心智能力，但那些敏感的妄想症患者显然不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患者也不乏其他欲望推动。例如，忧郁症患者与妄想症患者不同，他们深知疾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却依然在治疗面前不为所动。我们无法理解眼前的景象，甚至要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其他神经官能症的形成条件。

如果我们长期与歇斯底里症和强迫症患者打交道，还会遇到第二件蹊跷的事情。用不了多久，我们便会发现这类病人在我们面前有异常表现。我们以为已将所有与治疗相关的欲望都考虑在内，可以理性地看待医患关系，对其有全方位掌控，但似乎某些始料未及的事物偷偷溜了进来。这些不速之客有多种形态，下面让我从最常见也最易理解的形式讲起。

我们发现，患者原本应当只求从痛苦和矛盾中获得解脱，却突然对医生本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再关注自己的疾病，反而将一切与医生相关的事物都当成自己的要务。有那么一阵子，他们变得极易相处，特别配合治疗，对医生本人不吝感激之情。某些时候，他们甚至会出人意料地表现出性格中细致和优雅的一面。这样一来，医生也对患者产生了一定的好感，暗自庆幸自己走了好运，能与这样一位好病人打交道。如果医生有机会与患者家属交谈，肯定会从他们那儿听说病人对他赞不绝口，可见患者也经常在家人面前夸赞医生。家属会说：“他就听您的话，愿意相信您，您的一句话，在他那儿都是圣旨。”可就在这一片赞扬声中，偶尔也会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他就知道说你的事情，满嘴都是你，时间长了未免也有些无聊。”

医生当然会谦逊地以为，病人对他赞不绝口一方面是因为看到了希望，另一方面是因为治疗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见识。与此同时，分析治疗也取得了极大进展，患者很快便领会了医生的暗示，圆满完成了治疗的任务，各种回忆和联想从他们口中泉涌而出。他们对自己症状分析的准确性和说服力，甚至连医生都为之大吃一惊，因为在健康的世人千方百计排斥精神分析时，这些患者却欣然接受了新的心理学知识。既然医生和患者相处融洽，患者的病情也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

好景不长，坏事总有一天会到来。治疗终于遇到困难：患者声称自己再也想不出更多东西了。我们明显感觉到患者心不在焉，不再遵守规则，不再未加批判地说出联想到的一切。他们游离于治疗之外，好像从未与医生达成过协议；显然，他们有了不愿告人的心事。对于治疗来说，这样的情况是十分危险的，分析显然遇到了抵抗。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如果我们得以重新掌控局势，便会发现造成这种障碍的原因是患者对医生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而这既非医生的行为，也非治疗中医患关系可以解释的。患者的这种柔情究竟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又有着什么样的目的，当然因其与医生之间的关系而异。如果患者是一位少女，医生是一位少男，这种柔情可能表现为正常的爱恋。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位少女与男子独处，向其敞开心扉，倾诉私密之事，而后者又占据了有利位置，是对其施以援手之人，两情相悦便没有什么不妥。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常常忽视了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少女其实并不具有正常的爱恋能力。医患之间的差距越是悬殊，如果患者依然对医生有这类情感，就越是令人诧异。如果是一位婚姻不幸的少妇恋上了一位尚未婚娶的男医生，下定决心离异后委身于他，或是与其秘密同居，那也勉强说得过去。在精神分析之外，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只是那位少妇或者少女对治疗的态度可能有些出乎我们意料：她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只有爱情才能让她们康复；治疗一开始，她们便希冀与医生的交往能给她们的生命带去尚未有过的爱情。正因此，她们才努力配合治疗，不惜道出难言之隐。这下我们终于恍然大悟，原先的谜团也都迎刃而解了。不过，这样的供词的确让我们吃了一惊，也使我们的估计失去意义。我们是否忽视了整个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呢？

随着经验增加，我们愈加无法否认这一足以令我们的科学蒙羞的事实。头几次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这是分析治疗中的巧合，并非出于患者的本意，但久而久之，我们竟然发现患者对医生的柔情竟然出现在每一个案例中，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现象已经显得有些荒诞可笑，例如许多上了年纪的女患者也动情，双鬓斑白的老医生也没被放过，何况有些时候，我们明确知道患者根本没有受到引诱。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放弃巧合一说，转而承认这种现象与神经官能症的实质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

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新事实名叫移情作用（Übertragung）。我们认为柔情是被转嫁到医生身上的，因为治疗的情境根本无法合理说明这一切。我们猜测，这种感情早已在他处萌生，借助病症滋长，并在治疗过程中借机转移到医生身上。这种移情作用可以表现得轰轰烈烈，也可以细水长流；被爱的愿望，在年幼的少女和年老的医生之间还可以表现为想要成为对方所疼爱的女儿的愿望；同样，性欲望也可以转化为持久而纯粹的理想化友情。某些女士懂得如何升华自己的移情作用，将其以合乎情理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些人的移情作用只能以离经叛道的原貌出现。不管怎样，这些表现的起源是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再清楚不过。

在对移情作用展开研究之前，我们需得先将其表现补充完整。男性患者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希望这里头至少不会有性别差异和性吸引所带来的麻烦。可答案是：男女患者的表现其实相差不大。男性患者也依赖医生，高估其能力，对他言听计从，并对他周围的人心存妒忌。当然，在男性医患之间，移情作用多以升华后的方式出现，发展出同性恋的案例仍属少数。在男性患者身上，医生们更多地观察到一种在女性患者那儿并不常见的移情作用表现方式。这是一种带有敌意的或负面的移情作用，乍一看去似乎与之前的叙述相矛盾。

我们首先得明白，移情作用从治疗开始之初便已产生，并一度成为推进治疗的最强动力。只要它对治疗有利，人们便不会注意到它。可如果形势发生转变，它必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发现，在两种情况下，移情作用会改变对治疗的态度：一是柔情过于强大，暴露了其自身来源，显出性需求，从而遭到内心的抵抗；二是柔情被敌意取代。敌意往往出现得比柔情晚，如果两者同时存在，就会产生矛盾情感，这也是大多数人在亲密关系中的正常感受。敌意与柔情一样，都是与他者的情感联系；就像顽抗虽较顺从更为激烈，却都依赖旁人而存在。病人对医生的敌意自然也是移情作用的一种，因为治疗的情境不足以诱发这类情感。负面移情作用的存在，从侧面证实了我们对以柔情为表现的正面移情作用有正确的判断。

移情作用从何而来，对我们造成了怎样的困难，应当如何被我们克服和利用，这都是在详细讨论分析技法的时候才会涉及的话题，今天我只能简略谈谈。我们当然不能屈从于病人因移情作用而提出的要求，但粗暴地拒人于千里之外，也有违我们的初衷。要克服移情作用的影响，我们不妨向患者证明其情感并非来自现在的情境，也并不针对医生本人，而是之前情感的重复。在这一个基础上，我们再要求患者将情感的重复转化为回忆。这样一来，无论是柔情还是敌意，我们都可将原本会对治疗造成威胁的移情作用善加诱导，使其成为促使患者敞开心扉的敲门砖。请允许我再多说几句，以解开你们心中的疑惑。我们不应忘记，患者的病症不会停滞不前，而是像一个生物一样不断进化和发展。治疗的开始并不意味着发展的结束，可当治疗对患者产生影响时，病症的全新表现便集中在与医生的关系上。移情作用好比是一棵树木质部和韧皮部之间的形成层，新组织在这里生成，树干也由此变得越来越粗。一旦移情作用有了这般意义，对患者回忆的分析工作就必须退居次席了。可以说，我们要针对的不是患者本来的病症，而是新出现的神经官能症，因为后者替代了前者。医生见证了病症的诞生和成长，而且本身就是病症的作用对象，所以也在其中游刃有余。病人的一切症状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转而适应新的、与移情作用相关的意义。或者说，只有能适应变化的症状，才会被保留下来。所以，治愈了新出现的神经官能症，便等于治愈了病人最初的症状，分析治疗也就此达到了目的。患者若能摆脱被压制的欲望冲动与医生正常相处，那一旦医生悄然退去，他们也可以保持健康。

移情作用对于歇斯底里症、恐惧歇斯底里症和强迫症等疾病的治疗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所以这些基本被统称为“转移性神经官能症”。在治疗过程中对移情作用有足够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是受压制的冲动所致，也坚信一切都是性欲使然。可以说，只有了解了移情作用，我们才最终得以确信症状是力比多的替代性满足。

现在，我们有理由对之前的动态治疗过程进行修正，使其与我们的新认识保持一致。我们发现患者的内心存在抵抗力，而患者正在与其做正常的交锋；这时候，他需要一股强大的推力，使局势朝有利康复的方向发展。否则，他便可能重蹈覆辙，使原本已经进入意识中的事物重新受到压制。要与病魔做斗争，光靠患者的理智是不够的，它不够强大，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最后，这项任务还得靠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来完成。如果移情作用是正面的，患者会将医生视作权威，对他的一切说法深信不疑。如果不存在移情作用，或者仅存在负面移情作用，医生和他的观点就不是患者所愿意倾听的了。信任的产生都在重复同一个过程，它起源于爱，最初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如果理由来自深爱的人，那患者只会在最后才用批判的眼光对其进行审视。没有爱的支撑，任凭什么理由也无法产生影响。只有当一个人能将力比多投向其他对象时，他才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某些自恋到一定程度的患者，再好的分析技法也无法奏效。

正常人都具备将力比多投向其他对象的能力，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移情倾向只是夸大了这种普遍特性而已。具有如此普遍性和意义的人类行为，如若一直没有受到关注，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伯恩海姆的催眠现象学说，就建立在独到的观察之上。他指出所有人都具有可暗示性，这里的可暗示性其实就是移情倾向，只不过范围有些狭窄，没将负面移情作用包括在内。但是，伯恩海姆说不出暗示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对他来说，暗示是一个说不清来历的大前提。“可暗示性”与性欲和力比多行为的关系，并不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内。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我们并没有将催眠术纳入分析的技法内，所以只在移情作用中看到暗示的影子。

现在，我要暂停片刻，听听你们的看法。我注意到，有一个念头早已在你们的脑海里蠢蠢欲动，如果不将它说出，恐怕你们都没有耐心继续听我讲下去。你们会说：“这下你终于承认自己跟催眠师一样，借助暗示的手法开展工作了。我们早就料到了这点。既然如此，你为何要绕上一大圈，一会儿回忆过去，一会儿发现潜意识，一会儿又分析和还原扭曲，如果最后能够见效的只是暗示，我们又何苦花费这许多精力、时间和金钱呢？你为何不学那些催眠师，老老实实地针对症状施展些暗示便好？就算你找借口说，绕了一大圈有助于我们发现某些心理现象，可谁又能保证这些发现都是事实呢？它们不都是暗示在不经意间的产物吗？你难道不能直接迫使患者如你所愿，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吗？”

你们的指责十分有趣，我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今天时间不允许，我们下一讲再谈。你们一定会看到我的正面回应。现在，我必须将开了头的话题结束。要知道，我曾允诺借助移情作用这一事实，解释为何我们的治疗技法在自恋性神经官能症那儿无功而返。

其实答案很简单，你们会发现谜团并不难解，一切其实都互为因果。观察表明，自恋性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具备移情能力，或者能力有限，从而拒医生于千里之外。这并不是说他们对医生有敌意，而是因为他们无所谓的态度。正是因此，他们不受医生的影响。医生的嘱咐如石沉大海，不会给他们留下任何印象。所以我们的治疗方法可在其他人那儿引起病症冲突的更迭，帮助他们克服压抑作用的抵抗，却无法在这些人身上见效。他们习惯我行我素，往往早已借助一己之力做过恢复健康的尝试，却最终还是落入病魔之手。对此，我们爱莫能助。

通过对这类患者的临床观察，我们发现他们已经完全放弃外部对象，其对象力比多已经全部转化为自我力比多。因此，他们与第一组神经官能症患者（歇斯底里症、恐惧症和强迫症）有本质区别，他们在接受治疗时的表现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不会有移情的表现，所以也无法被我们治愈。

第二十八讲
分析治疗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讲座的内容，相信你们都已清楚。你们质问我，既然对患者的影响有赖于移情作用，即暗示，为何不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直接采用暗示法。另外，既然我们的分析以暗示为前提，那所发现的心理事实的客观性也受到了你们的质疑。在上一讲中，我承诺给你们一个详细的回答。

直接的暗示是针对症状进行的暗示，是医生的权威和病症的动机之间的一场斗争。它不管致病的动机是什么，直截了当地要求患者压抑其在症状中的表现。所以患者是否进入了催眠状态，其实并没有原则性的区别。伯恩海姆再次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暗示才是催眠现象的本质，而催眠本身就是暗示成功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受了暗示后的状态。他更爱在清醒状态下使用暗示，也取得了与催眠暗示一样的成功。

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愿意先听经验之谈，还是理论探讨呢？

让我们先从经验说起吧！1898年，我前往南锡拜访伯恩海姆，成为他的学生，并将他论暗示的书翻译成德语。我曾多年实践催眠治疗，先是用禁忌暗示，后来又将暗示与布劳尔的病情探问法结合在一起。对于催眠或暗示治疗的成就，我很有发言权。有一句医界谚语亘古流传：理想的治疗应该方法可靠、见效迅速并且不让患者感到不适。伯恩海姆的方法符合其中两条，与分析法相比，它见效奇快，也不会使患者感到疲惫或痛苦。尽管对于医生来说，这个方法未免显得有些单调。对于每一个案例，我们都重复同样的仪式来禁止不同病症的出现，却对它们的意义不闻不顾。这只是一种纯粹的治疗手段，而非科学的行为，容易让人联想起巫术、咒语和戏法，但对病人而言，却没有什么不利。治疗的第三个前提是暗示法所不具备的，它无论怎样都算不上可靠。它适用于有些人，不适用于另一些人，在某些人身上效果好，在另一些人身上效果不佳，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更令人恼火的是，这种方法的疗效并不持久。没过多久，患者的病情又会复发，或者衍生出新的症状，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施行催眠术。但另一方面，有经验的人又告诫我们，不应将病人频繁催眠，以免其失去独立性，像适应麻醉剂一样对催眠治疗上瘾。当然，我必须承认有时暗示法很有效，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取得惊人的成就，虽然并不清楚成功的由来。我曾遇到过一个疑难病例，我通过短暂的催眠治疗治好了一位女患者的病，可她突然对我无故生恨，致使旧病复发。后来我与她和解，又治好了她的病，可她却再次与我反目，以致再次病发。还有一次，一位多次经我催眠治疗的女神经官能症患者突生顽疾，以致在治疗之中突然双手环抱住我的脖子。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开始质疑权威暗示的本质和起源了。

以上就是我的经历，它们表明，我们完全可以将直接暗示法弃而不用，转而用其他方法代替。现在，再让我们就此探讨一番。事实上，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在催眠疗法中都无须费神。这种治疗所基于的对神经官能症的判断，与大多数医生的观点相一致。医生对神经官能症患者说：“你没病，就是有些紧张，我只需花上几分钟，说上寥寥数语，就能消除你的痛苦。”但这显然违背我们的思考结果，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只花一小点力气，就消除极大的痛苦。只要这种强弱对比一直存在，暗示法就根本无法治疗神经官能症，这一点也已为实践一再证实。当然，我也清楚这番论证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凡事皆有例外。

根据从精神分析理论中得来的认识，我们可将精神分析治疗和催眠治疗中暗示的区别归纳如下：催眠治疗的目的是在精神生活中覆盖或掩饰某些东西，精神分析治疗则旨在解放和移除某些东西。前者像化妆，后者则像手术。前者利用暗示禁止症状出现，它加强了压抑作用，却没有使症状形成过程中的其他因素发生任何改变。后者关注疾病的根源，运用暗示手段，消除诱发症状的矛盾冲突。在催眠治疗中，患者无所作为，其状况也没发生任何改变，所以在新的病症面前依旧无力抵抗；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医生和患者都必须积极努力，以消除患者内心的抵抗。这样一来，患者的心理状况发生了永久的改变，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足以保证其免受新病症的滋扰。这种改变才是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功效，患者是其中的主角，医生则利用暗示，扮演好辅助者和教育者的角色。所以有句话说得很对，精神分析治疗是一个再教育的过程。

我希望你们现已清楚我们的治疗手段和催眠治疗中暗示的区别。这下你们也应当明白，为何催眠治疗经常导致病情反复，而精神分析治疗却能很好地抑制病情。在催眠的过程中，病情的改善完全依赖于患者自身的移情能力，医生没能对其产生影响。被催眠者的移情作用可能是消极的，通常是矛盾的，甚至患者可能完全不具备移情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所未知的。精神分析治疗则直接针对移情作用，使它尽可能释放力量，为我们所用。借助暗示，我们得以控制病人，使其不仅受到自身的暗示，还受到我们的引导。当然，前提是患者的心理机制尚可接受外界影响。

现在你们又退了一步，说分析治疗的推动力究竟是移情作用还是暗示，其实都不重要，既然我们对患者施加了影响，新发现的客观性就十分可疑了。对治疗有利的事情，却会给研究带去损害。人们经常这样反对精神分析，这种说法尽管并不合适，却情有可原。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精神分析无非就是暗示治疗的变种，它确有奇效，但所谓的生活的影响、心理动力学和潜意识等概念却不能当真。这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想法，他们说我们虚构了一套性经历，再将其重要性灌输给病人。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仅从实际经验出发就可以证实其错误性。真正从事过精神分析工作的人，都深知患者根本不受这样的暗示。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使他们成为某种理论的拥趸，甚至对医生的谬误深信不疑。这样的人看上去像是个小学生，但我们只能借此影响他们的理智，而非病情。只有给他们带去符合实际的期望，才能解开他们的冲突，使他们克服内心的抵抗。在治疗过程中，医生的错误判断必须得到纠正，并为正确的判断所取代。我们希望借助谨慎的技法，避免由暗示引起的暂时成功；但这种成功一旦出现，也并无大碍，因为我们不会取得一些成绩就以为满足。病症的疑难之处如果尚未解开，记忆的空白尚未得到填补，压抑的原因尚未找到，分析也并没有完结。我们将过早出现的成功视作阻碍，力求通过消除其倚仗的移情作用使其一并消失。仅从这一点上看，分析疗法也与暗示疗法不同，其取得的成就并非暗示疗法可比。无论是哪种暗示疗法都会小心绕开移情作用；而在分析治疗中，移情作用本身也是治疗的对象，我们需详细剖析其各种表现。治疗结束时，移情作用也应当被消除。所以如果治疗见效，功劳也不属于暗示，而属于患者在外力帮助下所实现的自我突破和内在改变。

单独的暗示还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还需与伪装成负面（敌对）移情作用的抵抗因素做斗争。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分析中刚出现的许多单一事件都有因暗示而生的嫌疑，但均可从侧面证实并非如此。最好的例子就是痴呆症和妄想症患者，因为他们绝没有受暗示的可能。这些人所讲述的侵入其意识之中的意象和幻想，与对转移性神经官能症患者潜意识的研究结果高度一致，也客观地证实了精神分析的正确性。我相信，只要你们相信这一点，绝不至于误入歧途。

现在，我们要用力比多理论来完善对治疗机制的表述。神经官能症患者既没有享乐能力，也没有行为能力，前者是因为他们的力比多没有真实的作用对象，后者是因为他们将许多精力花费在抵制力比多的冲击上。如果自我和力比多的矛盾冲突得到解决，自我可以重新支配力比多，他们也就恢复了健康。所以，治疗的任务就是将力比多从不受自我支配的过程中解放出来，使其重新为自我所用。那么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力比多都藏身于何处？其实很容易找，它们依附于症状之上，这也是它们取得替代性满足的唯一方式。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掌控和消灭症状，这正是患者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要消除症状，必须寻根溯源，找到引起症状的矛盾冲突，并借助过去所不存在的推动力，使矛盾得以换一种方式解决。只有借助对引起压抑作用的过程的回忆，我们才能修正压抑作用的过程。要实现这一点，医生必须利用患者的移情作用，使旧的冲突重新浮上水面，使患者重复当时的行为，而医生则在一旁敦促他集结一切可供驱使的力量，做出另一个抉择。所以，移情作用便是各股力量相互角斗的战场。

如果力比多和它的反抗力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与医生的关系上，那力比多就不可避免地被从症状身上转移开来。患者本身的病症被人为造成的移情作用和移情病所取代，医生也作为唯一的幻想对象，取代了患者脑海里所虚构的其他力比多对象。在医生的暗示下，争夺这一对象的新斗争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成为了正常的心理矛盾。通过避免新的压抑，自我和力比多之间的分歧也得到消除，患者的心灵又恢复到了统一状态。当力比多离开医生这一临时对象后，无法回归旧对象，只得为自我所用。在治疗过程中，我们所要对抗的力量，一是自我对特定力比多的厌恶感，这可能表现为压抑的倾向，二是力比多的固执和黏附性，这表现为依附旧对象不愿离开。

所以，治疗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们迫使力比多离开病症，进入移情作用；接着，战争围绕着新对象展开，我们要迫使力比多离开新对象。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借助新的矛盾冲突消除了压抑作用，从而防止力比多再次遁入潜意识，不为自我所触及。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病人的自我需在医生的暗示下发生改变。在分析治疗中，通过将潜意识转化为意识，我们以牺牲潜意识为代价，扩大自我的领地，并敦促它与力比多达成和解，允许力比多获得一定满足；同时，如果少许力比多能通过升华作用得到分化，自我对力比多的畏惧之心就相应减弱。治疗的过程越符合理想的描述，就越有希望取得成功。如果中途遇到困难，那一方面可能是力比多过于固执，不愿离开从前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病人的自恋牢牢限制了对象的转换。对于治疗过程中的动力学，还可以补充一点：我们要做的就是借助移情作用将力比多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将脱离自我控制的力比多一网打尽。

需要提醒诸位的是，力比多在治疗过程中的分布并非其诱发病症时的原位。如果我们成功地将患者对父亲的情感转移到医生身上，并治愈了他的疾病，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患者的力比多在潜意识之中与父亲有联系。移情作用只是我们降服力比多的战场，患者的力比多是从其他地方被吸引过来的。战场不一定是敌人防守的要塞，敌军保卫首都，并不一定要到城门前正面应战。只有移情作用解体之后，我们才能在思想中还原力比多在病症中的分布。

我们还可以从力比多的角度再来谈谈梦。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与他们的失误行为和自由联想一样，有助于推断症状的意义和力比多的分布。梦表现为愿望的满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愿望受到压抑，力比多在离开自我后又投向了哪些对象。所以，释梦是精神分析治疗中的重要一环，在某些案例中，甚至长时间以来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我们知道，压抑作用在睡眠中有所减弱，被压抑的冲动缓过一口气，较日间的症状有了更为清晰的表达。通过研究梦，我们得以了解被压抑的潜意识，那也正是力比多脱离自我之后的寄身之处。

不过，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其实与常人的梦没有本质区别，两者甚至根本无法区分。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中得来的结论，也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常人。可以说，神经官能症和健康之间的差别只限于日间，并没有在梦中继续得以体现。所以，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和症状的联系中得出的结论，也可扩展到健康人身上。无可否认的是，正常人的精神生活中也有形成梦和症状的要素，也受压抑作用的影响，并需花费一定精力去维系这种作用；他们的潜意识系统受到压制，蕴藏着力量丰富的冲动，他们的力比多也有一部分不受自我支配。健康人其实也是潜在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只不过症状在他们身上只作为梦出现。如果对清醒时的生活做一番研究，你们会有许多出乎意料的发现：在所谓健康的生活中，也有许多细微的、并无太多实际意义的症状存在。

所以，神经质的健康和神经官能症之间仅有实际的区别，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尚有足够的享乐能力和行为能力。这或许与一个人身上有多少力量可供自由支配，又有多少力量受到压制有关，但这只是量的区别，而非质的差异。我们相信神经官能症虽与先天体质因素有关，但原则上依然可以治愈，其理论基础就在于此。

以上就是我们从健康人和神经官能症患者梦的一致性中推断出的健康的属性。就梦本身而言，我们还可得出一点结论：它与神经官能症症状脱不开干系，我们不相信梦的本质便是对古老思想的表达，必须认为它也反映了力比多和对象的分布情况。

我们的课程就要临近尾声了。也许你们有些失望，因为在精神分析治疗这一讲中，我只给你们说了一些理论上的东西，而没有谈到治疗的条件和成效。我有意避开这两点，不谈治疗条件是因为无意指引你们亲身实践精神分析，不谈成效则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在讲座一开头就强调过，我们的疗法在有利条件下取得的成就绝不比其他疗法逊色，甚至可以说其他疗法望尘莫及。如果我在这方面说得太多，有自吹自擂以掩盖批判声的嫌疑。许多医生“同行”甚至多次在公开会议中威胁说，要通过收集分析失败和造成损伤的案例使世人开眼，明白精神分析一无是处。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有恶意中伤之嫌，这样的集锦也无助于正确评判治疗的效果。众所周知，精神分析疗法还很年轻，我们花了多年才使其初具雏形，只有通过实践经验的累积才能令其更加完善。由于讲授精神分析存在诸多困难，就要求许多初学的医生需比专家具有更强的自学能力；其早年的成就也不能用来评判分析疗法的效果。

分析法草创之初，许多治疗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当时人们在错误的案例上运用了分析疗法，而这些病症根本不适用于这种方法。可是，只有有过失败的教训，我们才能甄别这一点。最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妄想症和早发性痴呆症成型之后，便不受外界影响，所以还幻想用分析法治疗百病。然而，早年的失败并不是医生的错，也不是因为没有对症下药，主要还是外界条件不利。我们仅预料到患者内心的抵抗，这是正常现象，也可以克服。但是，患者的亲属和周围环境也给分析造成了许多外来的困难，它虽没有太多的理论意义，却有着强烈的实际作用。精神分析治疗堪比一场手术，也像手术一样必须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开展。你们知道，在动手术时，外科医生需要合适的房间、充足的光线，需要助手在旁，也需要患者家属回避。试想一下，如果患者家属一直在手术台边上观望，每见医生下刀就失声大叫，又有几场手术可能取得成功呢？对于精神分析治疗来说，患者家属的干涉也是一种威胁，而且我们还不知该如何应对。我们已经为应对患者内心的抵抗做好了准备，可这些外来的抵抗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无法靠言语说服患者的亲友，又不能将他们隔离在外，更不能叫他们一道参与治疗过程，因为这样就会失去患者的信任。患者对我们推心置腹，就是要我们站在他这边，这个要求也合乎情理。有时候，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家庭会如何四分五裂，作为分析师，如果发现患者的亲属其实并不希望他痊愈，而是希望他保持现状，我们也不会惊讶。神经官能症常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脱不开干系，在自己的利益和患病亲人的康复之间，健康人毫不犹豫会选择前者。如果一个丈夫猜到妻子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会暴露自己的罪行，自然不会对我们的治疗有好感；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的努力没有收获成效，或是被迫提前中断，我们也无须自责，因为我们面临来自丈夫和妻子的双重抵抗。我们所要完成的，其实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在此我仅举一例。在这个案例中，我出于好意行事，反而成了遭罪的对象。许多年前，我收治了一位少女，她已有很长时间不敢一个人上街，也不敢独自待在家里。患者犹豫再三，终于承认她的所有幻想都因凑巧目睹母亲与一位富有的家庭密友交往甚密而起。她有些笨拙——或者说是巧妙地——将分析治疗的过程暗示给她的母亲，改变了对母亲的态度，声称唯有母亲才能消除她的孤独和恐惧。母亲要出门时，她便装出害怕的样子，拦住她的去路。这位母亲从前也患过神经官能症，几年前经由水疗痊愈。实际上，她在疗养中心遇到一个男人，使她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满足。她先是给女儿的表现吓了一跳，此后突然明白了女儿恐惧的原因。女儿患病，乃是为了拖住母亲，使她无法与情人幽会。于是，这位母亲很快便下定决心，终结了有损她利益的治疗。那位女孩被送进精神病院，多年来都被当成是“精神分析的可怜牺牲品”。这次失败的治疗也为我招来了许多诋毁，由于医生必须为患者谨守秘密，我只得保持沉默。后来，我的一位同行拜访了那个精神病院，见到了那位患有广场恐惧症的女孩。那时候，她母亲和情人之间的关系早已为世人皆知，或许也得到了其丈夫即女孩父亲的默许。当初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对女孩的治疗就成为了牺牲品。

大战开始前的几年，许多国家的病人都来向我寻医问诊，我虽不问他们的政见，却定下了一条规矩，绝不收治没有法定行为能力，尚需依靠他人维持基本生活的病人。不是每个精神分析师都会这样做。也许从我对患者家属的警告中，你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为了实施精神分析治疗，最好将患者与家属隔离，仅在精神病院内施行治疗。这一点我不能同意，患者若非实在疲惫不堪，最好还是保留原来的关系，使他们依旧需与外界的要求相抗争。只不过，患者家属不应滥用这一有利条件，更不应对医生的努力恶言相向。可这些因素又岂是我们能左右的呢！你们也知道，治疗是否有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状态。

虽然大多数失败都可由外界因素解释，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看上去依然不甚理想！有友人建议我们统计一下成功的案例数据，与失败的案例进行对比。对此，我依然不能同意。如果可供统计的单元相差太远，不同类型的神经官能症又有不同的表现，那统计没什么价值。此外，可供统计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证明疗效是否持久，有些案例根本无法摆上台面。许多患者希望对自己的病症和治疗过程保密，即便痊愈之后也不例外。最主要的障碍是，许多人一谈到治疗便丧失理智，所以我们根本无法用理性的手段获取他们的信任。新的治疗方法要么受到人们的追捧，如科赫（Koch）发现的治疗结核病的结核菌素，要么受到人们的百般刁难和质疑，如詹纳（Jenner）的疫苗，其实是对社会大有裨益的东西，直至今天依然不乏死敌。人们对精神分析显然存有偏见。我们治愈了一些疑难杂症，人们会说这不算什么，隔了这么久，有病自己也会好了。一位患者已经交替出现了四次抑郁和躁狂症，在抑郁症发作的间隙接受我的治疗，三个星期后躁狂症又发作了。无论是患者家属，还是他们请来的医学权威，都一致认为是受了分析治疗的影响。面对这种偏见，我们无计可施；你们也看到，战争中每个民族都对其他敌人存在偏见。最为明智的方法，就是静候一些时光，让时间使偏见消弭于无形。总有一天，同一批人会对同一件事情有与从前不同的想法，至于他们从前为何不如此作想，只能成为一个未解之谜了。

或许，对分析治疗的偏见现在已经减弱了几分。精神分析学说广为传播，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人数在各国均有增长，都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当我还是一位年轻医生时，催眠的暗示疗法引起了医学界的震怒，其激烈程度与那些“头脑清醒的人”反对精神分析的声浪几乎不相上下。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催眠术确未起到应有的效果，我们精神分析师可算是它的合法继承者，要知道它给了我们许多鼓舞和理论启示。对精神分析的诋毁，大多集中于矛盾刚刚开始升级，而分析无所作为或被迫中断的时期。我们对患者做了什么，你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我们的努力是否会对他们造成永久损害，你们可以自行判断。当然，分析可在许多方面被人误用，至少移情作用在某些居心不良的医生手中可以成为很危险的工具。不过，任何手段都有被滥用的危险，手术刀若钝得切不开皮肤，自然也不可能治愈疾病。

女士们、先生们，我的讲座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深知自己的发言尚有许多不足之处，这绝非客套之词。尤为遗憾的是，我曾多次简要提及一个话题，并向你们许诺稍后再谈，后来受讲座的走向所限，又没能遵守诺言。我向你们介绍的是一项尚未完全成型，仍在发展之中的事物，所以我的简短总结也必然不会完整。在有些地方，我准备好了下结论的材料，却又没来得及用上。幸好我的目的不是将你们培养成专家，只要能给你们带去一些解释和启发，我便心满意足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年5月6日

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弗莱贝格，今捷克共和国东部。

1873年（17岁）

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

1881年（25岁）

获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入维也纳综合医院实习。

1885年（29岁）

获维也纳大学讲师资格，赴巴黎深造。进入当时最好的精神病研究机构萨伯特慈善医院研究学习，正式迈进精神病学研究领域。

1886年（30岁）

返回维也纳，专研歇斯底里症及催眠疗法。

1891年（35岁）

发表《论失语症》。逐渐形成精神分析法的基本思想。

1900年（44岁）

出版《梦的解析》，精神分析法正式建立。

1901年（45岁）

在刊物上发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首次通过精神分析法阐释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潜意识”行为。

1902年（46岁）

成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教授。开始在家中定期举办“星期三心理学俱乐部”活动，参与者先后有A. 阿德勒、P. 费登、C. G. 荣格等青年精神病医师和研究者。

1905年（49岁）

出版《性学三论》。

1908年（52岁）

“星期三心理学俱乐部”升级成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

4月，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召开首次“精神分析会议”。

发表《文化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精神病》。

1910年（54岁）

三月，于德国纽伦堡召开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会上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荣格任首任主席。

发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记忆》，出版《心理分析五论》。

1914年（58岁）

发表《精神分析运动史》。

荣格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年（59岁）

于维也纳大学开设“精神分析引论”课程。

发表《对战争与死亡的看法》。

1916年（60岁）

发表《悲伤与抑郁》，出版《精神分析引论》。

1919年（63岁）

战争带来了大规模人群的精神困扰，对于精神病学研究的需求陡增。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创办“国际精神分析出版公司”，专事心理学相关书籍的出版。

1923年（67岁）

出版《自我与本我》。

1925年（69岁）

出版《自传》（Selbstdarstellung）。

1930年（74岁）

获德国文学最高荣誉——“歌德奖”。因健康原因未能赴德国法兰克福参加授奖仪式，由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代为出席。

出版《文明及其不满》。

1933年（77岁）

希特勒上台，禁止一切有关精神分析的出版物。

1936年（80岁）

纳粹分子冻结“国际精神分析出版公司”财产。

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38年（82岁）

3月，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查封“国际精神分析出版公司”全部财产。

6月，取道法国巴黎前往英国伦敦。

1939年（83岁）

3月，《摩西与一神教》单行本出版。

9月19日，病情恶化。

9月22日，自愿放弃治疗并请医师为其减轻痛苦。

1939年9月23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睡眠中与世长辞，终年83岁。

精神分析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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