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上篇：理性的崛起

第一章 哲学好讨厌

第二章 少年国王

第三章 使徒行传

第四章 上帝之城

第五章 异教徒

第六章 神们自己

第七章 群魔

第八章 异端的权利

第九章 奇怪的论调

第十章 童年的终结

第十一章 理性主义

第十二章 形而上学

第十三章 二元论

第十四章 唯我论

第十五章 寒冬夜行人

第十六章 双星

第十七章 名利场

第十八章 巨匠与杰作

第十九章 机械论

第二十章 决定论

第二十一章 暴风雨

第二十二章 哲学怪兽

第二十三章 谎言的衰落

第二十四章 远离尘嚣

第二十五章 王者之风

下篇：理性的陨落

第一章 傲慢与偏见

第二章 悲观主义

第三章 理性的危机

第四章 瞧！这个人

第五章 钢铁之躯

第六章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第七章 科学新发现：理性的反击

第八章 人猿星球

第九章 科学倒打一耙

第十章 寻欢作乐

第十一章 快乐王子

第十二章 逻辑实证主义

第十三章 实用主义

第十四章 终结形而上学

第十五章 实用主义的科学

第十六章 科学是什么

第十七章 永恒的终结

第十八章 存在与虚无

第十九章 西西弗的神话

第二十章 人生的意义

前言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这句话，我们没听过一千遍，也有一百遍了。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当小孩子难以抑制内心的迷茫和惶恐，急匆匆问爸爸妈妈“人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常常是：“别胡思乱想。”

当大学生在宿舍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康德、黑格尔，想从中寻觅一丝真理的时候，他或许会被打球回来的同学们迎面嘲笑：“又装×呢？”

当酒桌上的朋友们都在谈汽车房子情人孩子今年我去了巴厘岛的时候，某人却兴致勃勃地大谈他最近读叔本华的心得，他换来的，多半是满桌审视异类的目光。

咦，我们不是号称“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吗？为什么到处都回荡着对思考者的排斥和嘲笑呢？

当我们不断追问“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宇宙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不会觉得我们是爱思考的聪明人，只会觉得“你这个人好怪”。

可是对不起，这个世界上的怪人还不止我一个。历史上，有很多聪明人也思考着上述“怪问题”，而且想得要比我们深刻得多。

他们就是哲学家。

学哲学有什么好处呢？

有时我们会问：“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终有一死，我该做点什么才对得起这唯一的一生，才算没有白活过？”

这些问题很重要，是决定人的一生该怎么活的大问题。我可不可以不听从长辈和课本的灌输，自己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呢？

可以，哲学就是来干这件事的。

我们这本书，就要把“追问人生意义”当作最大的目标。

不过您别着急，我们一开始先不讨论这个问题。研究哲学必须要先学习整个哲学史。在本书的前半段，我先讲讲轻松的历史故事，等您精神放松了，我们再开始讨论有意思的哲学问题。

上篇：理性的崛起

第一章 哲学好讨厌

1787年，一群美国人在费城的一个房间里日夜不停地争吵。他们要做一件造福千秋万代的事——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设计一部宪法。

应该说他们的工作非常成功。因为至今二百多年以来，这部宪法几乎没有大的变动，美国制度也成为世界很多国家效仿的对象。

但您可能想不到，这部宪法有一个奇特的副作用，它能彻底改变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看法。

关键就在于它的第三条第二款。

这一条规定，美国司法采用陪审团制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从英国继承而来，历史也不短了，但在咱们看来实在是古怪至极。

首先，中文“陪审团”是一个误导人的翻译，英文原词没有“陪”的意思，原意大约是“临时裁决委员会”。

在被告人是否有罪这个问题上，陪审团是负责裁决的主角。法官才是陪衬，只能做做解释法律、引导庭审、剔除非法证据、维持法庭秩序之类的“服务”工作。

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美国陪审团的成员都是普通老百姓。法庭对他们的学历水平、法律知识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一个小学学历、没学过法律的人，也有权决定嫌疑人是不是有罪。

所以在美国，一个亿万富翁该不该破产，他的命运可能就掌握在一个不爱读书、不爱思考，只喜欢喝喝啤酒看看脱衣舞的蓝领工人身上。咱们这里肯定会有不少人觉得，这不是乱弹琴嘛！

但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制度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保证每个案件的裁断都符合大众的道德观。这能避免法律人士凭着专业优势玩弄法律条文，避免由于法官个人好恶左右案情，也能用来对抗失去民心的恶法。所以至今被大多数美国人接受，其他很多国家也都认为这种制度可以带来更为公正的审判结果。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历史事件。

就像我们的圣贤是孔子一样，西方人也有自己的圣贤，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人生比较简单，概括起来就两句话：

他喜欢问别人问题，然后被判死刑了。

圣贤的牺牲当然是伟大的、悲壮的。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这事广为后人传扬，不少艺术家都以绘画、戏剧等形式来纪念他。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苏格拉底是被雅典的陪审团判死刑的。

注意，这个雅典陪审团不是贵族陪审团，不是宗教陪审团，是真正的人民陪审团。它的成员除了性别必须是男性以外，其余条件和美国今天的陪审团一样，是由普通老百姓抽签组成的，不论职业，不论学历，不论官阶，只要是成年的雅典公民就行。

不难理解，理论上陪审团成员越多，断案就越客观。出于成本考虑，今天美国的陪审团只有12个人。

审判苏格拉底的人民陪审团有多少人呢？

500人。

多少人判苏格拉底死刑呢？

360票比140票，高票通过。

苏格拉底的案件常常被现代人当作“民主暴政”的例子，说明“多数人的民主”在错误的引导下也会作出邪恶的判决。

但要注意，法庭给了苏格拉底充分辩护的机会。

按照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录，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一一驳斥了所有控罪，发言雄辩有力，用词通俗易懂。别说是当时的希腊人，就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份文献都会让人忍不住认同苏格拉底。

那么，人民陪审团坚持判苏格拉底有罪，只能说明一件事。

人民真的想让他死。

苏格拉底到底是哪里得罪人了呢？

按照后人的记录，苏格拉底一辈子做得最多的事就是问问题。当然，他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提问。他专挑别人的漏洞，每次都能把对方问得头昏脑涨。

比如说，他问人家什么是正义，人家给了他一个答案后他不满意，他就不停地追问人家。直到把人家问崩溃了他才收手。苏格拉底的母亲是助产士，他自称为思想的“助产士”，意思是能引导别人深入思考。听着是挺不错，但问题是：你考虑了被问的人感受了吗？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那个时代的人。本来你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苏格拉底突然从角落里蹦出来，抓住你问：

“你说，什么叫正义？”

你还以为这哥们儿是真的不懂啊。你好心啊，你就耐心给他讲，正义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他话锋一转，突然抓住你话里的一个漏洞反问你：“你这样说不对吧？”

不管你怎么回答，聪明的他总能不断追问下去。问来问去你肯定就崩溃了。但就算你想逃跑也没用。按照惯例，他非得问到你满脸羞愧地承认自己啥也不知道，他才能心满意足地放过你。

假如当时就你自己一个人也就算了。要是你身边还带着女朋友，带着奴隶和仆人，你说你还要不要面子了？

说白了，苏格拉底属于“不打击会死星人”，没事儿就到马路上打击人玩。

但你要以为苏格拉底就这么点讨人厌的本事，那就太小看他了。

实际上，苏格拉底的追问方式已经包括了哲学思考的全部要素。如果苏格拉底追问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那他就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没什么区别了。

但是芝诺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人的知识好像一个圆圈，知识越多，圆圈的周长就越长，就会发现自己越无知。所以苏格拉底这个当时雅典最具智慧的人，就是认为自己最无知，乃至于他觉得自己的回答无足轻重，必须通过向其他人问问题的方式来求知。

这条“越聪明越谦虚”的规律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对方明明很聪明，还偏偏非常谦虚，那不是越发可气吗？

当时有好事的人去神庙里占卜，问雅典在世的最聪明的人是谁。代表神灵的先知坚定地回答：就是苏格拉底，没别人了！

要放一般人，正常的反应是低调。神灵这么夸你，你就应该谦虚两句：不不不，劳动人民的智慧才是无穷的，我永远做人民的小学生。群众肯定夸你又聪明又谦和，皆大欢喜，多好。

可苏格拉底不——他很无辜地说，我不觉得我聪明啊。然后他就到处找人辩论，口头上说要看看谁比我更聪明。问题是谁能辩得过他啊，聊两句都崩溃了。苏格拉底每次把别人灭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哦，你没我聪明呀。然后接着去找下一个人灭。

你说他这种谦虚法，但凡是个有自尊心的人，谁受得了？

但你要以为苏格拉底就这么点讨人厌的本事，那就太小看他了。

在最后的审判中，雅典陪审团其实审判了苏格拉底两次。第一次投票结果是280票对220票判有罪。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审判里，还有不少人认同苏格拉底。

而且那时死刑还有商量。根据雅典法律，苏格拉底可以拿罚款抵。

掏钱换条命，这好事谁不答应啊。苏格拉底不缺钱，他虽然自己穷，但是他的学生和朋友有钱，他们都主动要为老师出钱。但是苏格拉底本着知识分子的古板，以自己没钱为由，给陪审团出了一个非常低的赎罪价格。而且他嘴上还不饶人，在审判没出结果之前，还跟陪审团嘴硬说，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上天派来启发你们智力的，你们还想罚我？你们太幼稚了！凭我对雅典的贡献，你们不但不应该罚我，还应该养我一辈子。

陪审团一听，这家伙太嚣张了。这不是还没答应饶你呢吗？于是陪审团重新投票，这次投票结果360票比140票，高票通过苏格拉底有罪，死刑，不能拿罚款抵。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苏格拉底本来有机会跑，看守都让他的学生给贿赂好了，但是苏格拉底拒绝了，他不愿意违反法律——你们不就是想弄死我吗？我就在这哪儿也不去，我让你们弄死吧！

然后他就被弄死了。

这么看来，苏格拉底身上拥有好几处讨人厌的地方：

首先，他总说别人不乐意听的；其次他还总占理，然后把你说服了吧，他还在那儿假谦虚；最后还是一硬骨头。简直把知识分子讨人厌的毛病都占全了。要说雅典人民也够仁义的了，本着劳动人民的憨实劲儿，没喊两句“砸烂苏格拉底的狗头”，再一脚给踹进太平湖里，就不错啦。

但你要以为苏格拉底就这么点讨人厌的本事，那就太小看他了。

关键在于苏格拉底那永远质问的劲头。

我们普通人为什么要研究哲学？我在本书前言里说了，这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哲学问题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但关键是，这些问题宗教都已经回答了呀。只要臣服于宗教信仰，每个人不就可以立刻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了吗？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遍地都是神庙，只要随便找个神仙问一问，困惑的时候找神职人员聊会儿天，一切人生问题不就都轻松解决了吗？

而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讨厌分子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破坏这一切！

他们坚持说宗教的答案都不可信，可又认为自己无知，不肯拿出答案。这等于把劳动人民从宗教的温柔乡中一把拖到了冰冷无情的现实里，任由老百姓失去精神依靠，在旷野中哭天号地，他们还撒手不管了！

可见，哲学既讨厌又无用。要不是雅典人民本着物尽其用的节省精神，生生给哲学找出一个用处来，这哲学还真就没理由被保留下去了。

雅典人民找出一个什么用处呢？

长面子。

奢侈是什么？贵而无用就叫奢侈。而哲学这玩意儿超级无用。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们一听说你是学哲学的，都狂羡慕。人家想：这人家里得多富裕才敢往哲学身上糟践钱啊。

因此雅典人也以哲学为荣。哲学家们只要关起门来讲课著书，不像苏格拉底那样到处出来讨人厌，那雅典人民还是很欢迎的。

这就好像今天有个学哲学的朋友，如果他逮谁跟谁聊专业，人家聊电影，他非跟人家说康德，别人肯定都觉得他是精神病，是装×犯，都不理他了。相反，如果他把对哲学的思考压抑在心里，表面上就是跟普通人一样的饮食男女，偶尔开开黄色玩笑，大伙就能跟他坦然相处了。没准还会以认识他为荣，到处跟人说：

“瞧，我这哥们儿是学哲学的！”

就好像他知道哲学是怎么回事一样。

雅典人对于哲学的态度，可以从柏拉图的生活变化上看出来。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被审判的时候，柏拉图才二十几岁。听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柏拉图又生气又失望，心想雅典人竟然是这么一群无知又残忍的暴民！于是他离开了雅典，满世界旅游去了。

十几年后，周游够了的柏拉图发现雅典人民对哲学其实不是很排斥。他又回到雅典，在雅典附近开了一所学校，叫柏拉图学院。柏拉图一直在学院里关起门来上课，雅典人民也就接受了。

但接下来的变化谁也没想到。

第二章 少年国王

我们现在的课本讲学术史的时候，大都把学术的发展写成理所当然。历史上每代学者都付出一份努力，把前人的成果加高一点点。只要假以时日，学术终能有所成就。

但这是胡说。

尤其是哲学。哲学的发展非但不是一马平川，反而在好几个世纪里都处于命悬一线的危险境地。一不留神，哲学前辈们的努力就会从地球上彻底绝迹。

为什么呢？

说来有点搞笑，关键原因不过是那薄薄的纸。

古希腊人主要使用石板和从埃及进口的莎草纸写字，稍晚一点有了羊皮纸和牛皮纸。总之这些纸张要么书写费劲，要么价格昂贵，要么就不容易保存。即便是羊皮纸和牛皮纸，如果保存不当，也有腐烂毁坏的可能。而且因为羊皮纸牛皮纸很贵，一些人为了省钱，会把他认为不重要的字刮掉，再重新用，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对书籍的破坏。偏偏古希腊又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很多书籍只能留下有限的几份拷贝。在纸张出现之前，只要一场大火、一场战乱，无数部名著就会从此泯灭。

更何况，哲学还是各学说中最无用的一种。实用的技术想留下来还容易点。政权更迭，医生、铁匠、工程师都不会失业。但统治者有什么理由留下哲学这玩意儿呢？

所以当雅典面临着第一次亡国危险的时候，好多人都觉得哲学这回要完蛋了。

敌人是马其顿人。

马其顿在雅典的西北边。雅典和马其顿都同属于希腊文化圈。就好像咱们战国时代的诸侯国都属于中华文明一样。虽然政权不同，但是同文同种。

可是在雅典这样的希腊城邦看来，马其顿很落后，是一群未开化的蛮人。马其顿有好几次要求加入希腊联盟，它的成员都没有答应。

就在柏拉图晚年，马其顿实力倍增，足以吞并其他城邦。这下人家也不要求加入希腊联盟了，直接灭了你算了。柏拉图去世后不久，马其顿的军队就到了雅典城下。

雅典人决不肯屈服。文化中心被野蛮国家侵略，这算怎么回事呢？你能指着这帮野蛮人保护我们的文化吗？实际上，几年以后，底比斯人叛变马其顿，马其顿就把底比斯洗了城，男女老少都没留下。

所以那时候雅典人拼了命也不能输，不仅组织起军队迎战，还叫来了其他希腊城邦组成了联军。

可不要小瞧雅典军队。

在咱们的印象里，雅典人都是整天高谈阔论的书生。其实不是的。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各城邦搞的都是全民皆兵制，特别鼓励公民锻炼身体，所以才会有流传至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苏格拉底那么大的哲学家，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位矫健的运动选手和勇猛的战士，当过重甲步兵，参加过好几次战争，有过非常英勇的表现。看过《斯巴达300勇士》的朋友对斯巴达战士的勇猛印象深刻吧？雅典和斯巴达经常打仗，而且还互有胜负。苏格拉底45岁那年就参加过一场和斯巴达人的战争，虽然雅典人败退了，但苏格拉底是最后一个放弃阵地的人，而且据说苏格拉底在战场上无畏地逼视敌人，从而全身而退。

所以雅典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差。更何况这次雅典人还有其他希腊城邦当盟军，他们自信一点也不会输给野蛮的马其顿人。

结果雅典人一出城，发现迎面而来的是一群奇怪的敌人。

只见马其顿士兵站成了一个紧密的方阵，每个人手里都举着好几米长的长矛。后排的长矛透过前排人的缝隙伸出来。连续好几排皆是如此，所以最前排一共探出密密麻麻好几十杆长矛，就好像刺猬一样。再加上士兵都装备了重甲和盾牌，如果前排士兵倒下了，后面马上就会有人补充上来。这阵形攻防兼备，简直就神如今天的坦克车。

不仅如此，马其顿步兵的两翼还有骑兵会过来穿插包抄，方阵后面还有弓箭手、投矛兵等发起远程进攻，整个形成了立体化作战。

这套战术被后人称作马其顿方阵，在当时就是天下无敌的东西了。

更让雅典人吃不住的是，马其顿人还玩起了阴的。刚一交战马其顿军队就开始后退，等到雅典人追击的时候，突然从暗中冲出由年轻的马其顿王子率领的一支骑兵，把雅典联军中负责殿后的底比斯圣队彻底打败了。

这底比斯圣队非常有名，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士兵都是一对一对的同性恋。这支部队都是恋人兵，打仗的时候谁都不肯后退，战斗力超强。当这支部队被马其顿王子击溃后，整个雅典联军也就溃败了。雅典从此落入了马其顿人之手。

对于雅典人来说，被不开化的马其顿蛮人、尤其还是个年轻的蛮人王子打败，真是一场耻辱。

但雅典人输得一点都不亏。

因为那个马其顿王子就是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

二十年后，亚历山大的军队所向披靡，最终让马其顿横跨欧亚非三洲，成为人类古代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之一，称为亚历山大帝国。

和庞大的帝国疆土相比，雅典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一座小城市罢了。而雅典城内的小小学园中，那几卷用烂纸破皮誊写的哲学著作，更如同草芥一般。只消一阵火与风，立刻就会灰飞烟灭。哲学家们对此束手无策，只能胆战心惊地等待着命运的发落。

假如他们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知道一百年后中国发生的焚书坑儒那点事，他们就会更加惊恐了。

因为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一边，有一个和马其顿非常像的帝国，它同样用武力统一了大片领土。然后这边的皇帝就下令：烧毁一切官方不喜欢的图书，杀掉所有让官方讨厌的读书人。

没错，我说的就是秦帝国。

马其顿和秦国很像。

它们差不多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期，都位于中心文明（希腊文明/中华文明）的西北角，都是多山地形，土地贫瘠，初期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但是军事都很发达。

因为文化落后，最早处于中心文明的国家都不愿意接纳它们，直到后来它们军事能力强大了，就以武力把其他国家都统一了，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前，两个国家都奉行开明的文化政策。既然自己文化落后，那么就广开言路，把别的国家的人才都吸引过来。这边在秦朝的知识分子阵营里，商鞅和吕不韦是卫国人，张仪是魏国人，李斯是楚国人。那边的马其顿也是猛学雅典知识，甘当雅典的小学生。

秦始皇是个很有争议的人。但秦始皇办了一件伟大的事，就是统一了中国。

但秦始皇是怎么做到的呢？

都给我用同样的度量衡，不用的，杀！

都给我写同样的文字，不写的，杀！

只能留官方规定的书，非官方的，烧！

秦始皇敏锐地发现，国家统一的关键在于文化的统一。虽然他的手段残暴，但是他成功了。

然而亚历山大没这么做。

王国维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我们说，可爱的皇帝没有能耐，有能耐的皇帝不可爱。

秦始皇属于后者，亚历山大属于前者。

所以雅典的哲学家们可以松一口气了。

亚历山大不但重视希腊文化，也同样重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在这点上，亚历山大不像是征服者，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鼓励下，收藏图书成为一种风尚，图书馆遍地兴建。

亚历山大童年时代的好友、埃及总督托勒密一世同样热爱知识，他建立了宏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目标是“收集全世界的书”。自然，希腊著作成为收藏的首选。

托勒密一世的孙子更猛。只要是出现在亚历山大城的图书，不论原来主人是谁，他都要把原本留在图书馆里，抄个手抄本还给主人。他还找希腊借了一批珍贵的著作，给了一大笔钱作为押金。借到书后，他把原本留了下来，把手抄本还给希腊人。他不但没不好意思，还理直气壮地跟人家说：

押金留着吧，哥不要了！

更厉害的人物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在马其顿还未崛起的时候，马其顿贵族经常派人去雅典留学。其中有一个皇家御医的儿子去了柏拉图学院，学成归来后成了亚历山大的老师。

这人叫作亚里士多德。

是的，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齐名的亚里士多德不是雅典人，是马其顿人。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三个人的关系和咱们的孔子、孟子、荀子很像，都是被万代学子崇拜的先贤，都是辈辈传的学问（不过，孔子、孟子和荀子之间年代相隔较远，学问不是亲传）。每一代学生既继承了老师的学问，也都有不同于老师、和老师相悖的学说——否则学生们也就不能为一代宗师了。更巧的是，苏格拉底和孔子都不留文字，他们的观点都是徒弟们给记录下来的。

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很接近。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2岁。

亚历山大的征服对哲学来说是一件好事。

随着亚历山大的铁骑，希腊的哲学著作得以遍布东欧、北非以及中亚，散布下无数思辨的火种。如果没有这一步铺垫，不久以后，希腊哲学就会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顺便一说，此时希腊哲学讨人厌的毛病还是没有改掉。

哲学家永远学不会讨好独裁者。亚里士多德晚年对亚历山大的一个死刑判决提出抗议。亚历山大给他老师的回应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他说：

我也有能力处死一名哲学家。

哲学家也没有学会讨好民众。亚历山大一去世，雅典人就对亚里士多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主要是因为雅典人还记着被马其顿征服的仇。结果亚里士多德被迫离开雅典，第二年就去世了。

正因为亚历山大是个可爱的皇帝，没有进行文化统一，所以他死后，亚历山大帝国马上就分裂了。

不久，更强大的罗马帝国代替了亚历山大帝国，统一了大部分欧洲。在文化上，罗马皇帝和亚历山大一样，同样奉行包容的政策，希腊哲学也得以继续传播。

当然，我们知道，罗马宽容政策的后果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欧洲再也没能形成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大国，而是永远分成了多个民族国家。

对于欧洲的历史选择，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些我们不讨论。

我只知道对于知识来说，宽容永远代表着光明。

罗马帝国成立之初的文化界，宛如咱们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争鸣的地方常常是在城市中心的广场上。不同学派的人们可以自由宣讲、辩论自己的观点，那是文化人最幸福的时代。

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要改变了。

第三章   使徒行传

罗马的社会制度远比咱们一般人想象的要先进。罗马虽然是奴隶社会，但也是一个高度法制化的社会。在前七百多年的时间里，罗马还是个民主社会，国家大事都是元老院开会决定，任何人都得服从法律，根本没有皇帝这个职位。

在严格的法律制度下，你就算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得看你的社会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罗马地区的人很难拿到罗马公民的身份证。因此罗马公民在当时属于有权阶级，可以受到很多照顾。

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犹太人。

他叫保罗。他将改变世界，也将永久改变哲学的境遇。

前面说过，罗马帝国在文化和宗教上奉行的是宽容政策。

比如罗马征服了很多蛮族，那些蛮族原本有自己的神灵。为此，罗马人建了极其宏伟的“万神殿”，把各个蛮族的神灵都供奉到里面。蛮族一看打仗打不过罗马，投降后自己的神灵还能进入那么雄壮的神殿中，所以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成批成批的都投降了。

因此，在罗马帝国境内，众多宗教可以互相杂处，其中也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

这里稍微说一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

犹太教和基督教并不是同一个宗教。首先是在犹太人中产生了犹太教，而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发展来的。

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信奉上帝，也都相信会有救世主来拯救他们（“基督”和“弥赛亚”是一个词，都是“救世主”的意思）。区别是，基督教认为救世主就是耶稣，而犹太教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他们认为救世主还没有到来。

在对待经文上，两者都信奉《旧约》，但只有基督教相信《新约》。《旧约》和《新约》的区别大致在于，一个是记录耶稣降生之前的事，一个是记录之后的事。

保罗和耶稣处于同一个时代。早年的保罗是犹太教徒，他听从教长的指示，积极迫害基督徒。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有一天，保罗在追捕耶稣门徒的路上突然见到天上发光，听到耶稣对他说：“为什么要逼迫我？”保罗大惊失色，眼睛失明，直到三天后才恢复视力。

今天已经无法考证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保罗是在沙漠中遇到这番异象的，因此唯物史学家怀疑或许是沙漠的高温、太阳的强光，还有保罗癫痫的痼疾，再加上他内心对迫害基督徒的愧疚造成了这些幻象。总之，这天以后，保罗从一个迫害者变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后来证明，保罗的皈依对基督教极为重要。

保罗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向犹太人以外的民族传播基督教。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在保罗之前，基督教大体上只限于犹太人自己信仰。因了保罗的传教，才使得基督教后来成为世界性的大宗教。

但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因为不论是犹太教徒、基督徒还是非犹太人，他们都不理解保罗的行为。

第一，犹太教徒当然认为保罗是异端。

第二，犹太教的特点是非犹太人不接纳，你要没有犹太血统，想皈依都不行。最开始的基督教也继承了犹太教的这个观念，不少信基督的犹太人觉得，基督教用来救犹太人就好了，不应该接纳外族人。所以他们也反对保罗的传教。

第三，基督教主张一神论，信奉基督教就得放弃信仰其他神灵。因此那些被传教的非犹太人觉得，保罗传播新宗教是在破坏我们的宗教传统，冒犯我们的神灵。

第四，按照犹太教的传统，男性要行割礼（切除包皮），这事就记录在《旧约》里。《旧约》说，割礼是上帝和人立约的证据。基督徒也相信《旧约》，自然也应该行割礼。但是割礼对于非犹太民族的人来说太难接受了。保罗便主张，外邦人可以不受割礼。但问题是，保罗的主张直接和《圣经》违背啊，因此又受到传统基督徒的反对。

总之，保罗是几头不讨好，他到哪儿都有一群老百姓反对他。有好多次，保罗被人们驱逐出城外，被人们用石头击打。用现代的话说，那时保罗相当于“民愤极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典型。

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次保罗传教，旁观的犹太老百姓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恨了，大伙儿义愤填膺，一起把保罗抓住，非要弄死他。幸亏有一队罗马士兵路过，带队的千夫长发现保罗有罗马人的身份证，于是保护他免于受害。被千夫长带走后，保罗还不知道收敛，还是到处传教，惹得一群犹太人发誓，不杀死保罗他们就不吃不喝。结果连千夫长都害怕了，怕惹出民乱来，把保罗送到了总督那里。总督呢，也按不住保罗。有好多人到总督那里控诉保罗。总督虽然驳回了控诉，却把保罗在监狱里关了两年。

但是保罗从没有停止传教的脚步。

保罗的时代，人们对于基督教有诸多偏见。

基督教预言世界将要毁灭，但没说清楚到底什么时候毁灭。就因为这预言，给基督教添了很多麻烦。

在基督教刚出现的时候，基督徒以为世界末日很快就会到来。所以他们并不热衷于传教，也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建立自己的教堂、撰写经文，只是搞一般的宗教聚会。在外人看来，基督徒们的行动非常神秘可疑，造成了很多误会。

比如，当时有一些基督徒不理发不剃须，因为他们认为理发剃须是对造物主所造之物的人工修饰。这让外人觉得，基督徒总是长发长须，打扮怪异。

再比如，基督教有分食葡萄酒和面包的习惯。酒和面包象征着耶稣的血和肉。但是外人以讹传讹，产生了基督徒吃人肉、喝人血的传闻。

基督徒们还常说，信徒之间男女平等，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他们还经常谈论“爱”。这就让外人疑心，这帮人是不是在组织什么淫乱活动。

还有，基督徒信仰的是一神教，除上帝之外的其他神灵都不信。但在古罗马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神灵祭拜，比如丰收的时候就要祭祀农业女神。这不仅是一项宗教活动，也是一项社会活动。然而基督徒拒绝参加这类活动。别人都上街庆祝的时候，他们躲在家里。这会让外人觉得他们不合群、神秘怪异。

保罗就是在这些巨大的误解中向大众传教的。

他的武器，就是希腊哲学。

前面说了，保罗那个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都在城市广场上公开辩论，因而基督徒常常会受到各种稀奇古怪的质疑。

比如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了世界。就有人问：

“那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在干什么啊？”

——谁知道在干什么啊，人家上帝也不能什么事都跟你说啊。被问急了，基督徒就没好气地回答：

“上帝在给你们这些异教徒准备地狱呢！”

回答挺唬人，但总这么回答也不是个事，这时候就只能让哲学上场了。

历史上有一个规律，在斗争中，哲学总站在弱者的一方。

这是因为哲学讲思辨，讲道理，而只有弱者才会去讲理。强者不需要讲理。

这也是因为，哲学继承了苏格拉底讨人厌的疑问精神。只有弱者在面对强权的时候，才有质疑权威的需要。

处于被歧视地位的基督教正需要希腊哲学的帮助。

保罗有深厚的哲学功底，他将哲学的思维方式应用到传教中，撰写了大量的神学文章。这些文字后来被称作《保罗书信》，成为《新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保罗之后，还有很多基督教的传教士把哲学当作了传教的武器。正因为他们的工作，基督教才拥有了完善的理论基础，和其他宗教相比，它获得了巨大的优势。同一时期的其他宗教在历史长河中大都衰落了，只有基督教最终成长为世界性宗教。

在哲学史上，这时的哲学被称作“教父哲学”。

帮基督教宣传这事，对于哲学来说既好也不好。

好的地方在于，这回是显了哲学的大能耐了。基督教对世界影响深远，起步阶段的汗马功劳就是哲学立下的。

不好的地方在于，宗教和哲学在根子上是无法协调的。宗教要求信仰，哲学要求怀疑，两者相悖。要不苏格拉底也不能被控诉不敬神。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之后，哲学注定无法发挥自己事事怀疑的真能耐，只能沦为宗教宣传的幌子。

比如在教父哲学时期，基督徒看希腊哲学很有威望，就喊出“真哲学即真宗教，真宗教即真哲学”的口号。还有人说，在基督降临之前，基督教的光芒就已经照到了部分希腊人的心灵，所以才出现了希腊哲学。

总之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口中，哲学的怀疑精神一点也没有了。这里的哲学只是用来装潢门面的招牌，就跟今天算命的搬个电脑搞“科学算命”一样。

不过教父哲学里有一个人可以说一说，他叫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早年信仰摩尼教，还沉迷肉欲享乐，有过几个情妇。年轻人嘛，控制不住很正常。他曾经祷告说：“给我贞洁，但不是现在！”

但在本质上，奥古斯丁是一个有着宗教追求的人。内心里，他希望能克制欲望，获得更高级的精神追求。可是咱都知道，克制欲望哪儿那么容易啊。王尔德说过：“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临考前徘徊在网吧门口的同学们，减肥时反复开关冰箱门的姑娘们，最能理解抵抗诱惑时的痛苦和投降后的懊悔了。

据说有一天，奥古斯丁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而痛苦万分，为此几乎绝望，躺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下边哭边祈祷。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清脆的童声在反复吟唱：“拿着，读吧！拿着，读吧！”

刚开始，他以为这声音是自己心里的幻想，于是他努力回忆过去是不是听过孩子唱过类似的歌谣，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因此认为这声音一定是神谕。听到这声音的召唤，奥古斯丁随手翻开一本书，正是保罗当年写的《保罗书信》，他正好翻到教诲人要克制欲望的篇章。奥古斯丁读了之后感到内心平静，从此皈依了基督教。他按照基督教的要求，卖掉了自己所有的家产，把它们分给穷人，自己终身过着清贫的生活，成为基督教历史上重要的圣贤。

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仔细思考过信仰的问题，也认真学习过哲学，因此他并不是单纯把哲学当作神学的工具，而是真心想通过哲学来探求真理。奥古斯丁的贡献之一，就是解决了一个长久困扰基督教的逻辑漏洞：

《圣经》说上帝是全知、全能和全善的，那为什么会允许人间存在这么多丑恶和痛苦？

我们知道，《圣经》里说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违反了上帝的禁令，所以被逐出伊甸园，所以人类才会开始无尽地受苦。

但上帝是全知的，不仅知道过去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还知道未来所有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前面那个问题就可以问成：

上帝既然知道亚当和夏娃会偷吃禁果，为什么一开始不去阻止他们？

奥古斯丁的解释是，关键在于自由。上帝给了亚当夏娃和人类自由意志，所以也必须让人类有作恶的可能。

更具体地说，上帝是善的，而上帝的善表现在上帝对人类的行为要进行公正的赏罚。既然要赏罚，前提是人类必须拥有自由意志，必须有能力自己选择行善还是作恶，否则人类就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段论证对我们的意义是：首先，它十分巧妙，把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给解释开了；其次，这解释强调了自由的重要性。

上帝允许人类有作恶的自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上帝看来，自由比善更重要。

可是等一等，上帝不是全善的吗？

“上帝允许人类拥有自由”的理论是奥古斯丁出于护教目的提出的，其推论却和教义产生了矛盾。

矛盾还不止如此，该理论还可以推论出，上帝不能干涉人的自由意志。因为上帝是万能的，所以有能力预测出人们按照自由意志在未来会作出的各种恶，但是有很多恶上帝都没有阻止。

可是，上帝不是全能的吗？

因此，奥古斯丁的解释虽然聪明，却不是很受基督教的欢迎。很多信众在提出疑问的时候，只是被粗暴地告知“不要妄测神”。

在宗教看来，思考本身就是不对的。

就拿奥古斯丁本人来说，虽然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只要他一开始思考，就注定要和宗教权威发生冲突。奥古斯丁早年相信摩尼教，后来发现宗教文献中一些关于天文学的知识和当时的科学结论不符，他还被要求不许怀疑这些错误，只许强行接受。奥古斯丁因此对摩尼教产生了怀疑。罗素因此说，如果奥古斯丁生活在伽利略时代，也就是科学家们在用天文知识挑战基督教的时代，那他该怎么做呢？奥古斯丁这个基督教的圣人，会不会也像怀疑摩尼教那样怀疑基督教呢？

八成没什么好结果。

宗教天生拒斥思考。

有个教父哲学家有一句名言：“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可以相信的。埋葬以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是肯定的。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这话常被人总结为：“因为荒谬，我才相信。”

换句话说，他认为信仰这种事用哲学来论证，这本身就是错的。对于宗教，信就信了，你不能质疑，不能思考。很有讽刺意义的是，说出这句话的教父晚年和罗马教会决裂，自己成了异端。但他这话却说到了理上，宗教和哲学本来就不能调和。保留哲学，对教会来说就是养虎为患。现代著作家威尔・杜兰就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比作希腊人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

总有一天，苏格拉底的讨厌精神也会让教父们抓狂的。

不过时候还早，基督教还有更大的麻烦需要解决。

公元64年7月17日夜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西方世界的中心，全欧洲最富饶、最美丽的城市罗马突然烧起了大火。这火太大了，持续烧了六天七夜，整个罗马城的三分之二都被烧为灰烬。

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还不错，不仅积极救火，还打开自己的宫殿安置灾民。但随后传出各种猜想。有的说尼禄是想要写出一篇能和描写特洛伊大火相媲美的诗篇，故意让人放火的；也有的说，尼禄是为了扩建自己的宫殿放火的——三分之二的罗马城啊，如果后一条传闻属实，那么尼禄毫无疑问是史上效率最高的拆迁商。事实上，在罗马大火后不久，尼禄的确在废墟上建起了更大、更漂亮的宫殿。

在那个年代，基督徒们相信世界末日就快到来，有些人到处宣传“上天将会降下巨大的火球烧毁一切”。因此当时还有些人认为，罗马的大火就是基督徒放的。或许是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不久以后，尼禄正式宣布这场大火是基督徒所放，同时展开了对基督徒大规模的逮捕和残杀。

一般认为，保罗就死于这场大火之后的审判中。基督徒们从此受到了极为残酷的迫害。

第四章   上帝之城

基督教刚兴起的时候，基督徒们以为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来，没有作长久打算。随着时间推移，基督徒们发现世界末日一直没来，没准今后的日子还长，他们这才想到发展的问题。于是，他们成立了教会、盖起了教堂，也有人开始收集编纂《新约》了。

我们今天总说罗马教皇、罗马教廷的，为什么教皇一定要待在罗马呢？就是因为基督教会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那时罗马是帝国首都，是欧洲的文化中心，自然也就是教会活动的中心。

不过，同时伴随着基督教传播的，还有罗马军队军事暴力的血雨腥风。

从尼禄开始，罗马帝国就断断续续地迫害基督徒。他们用刀杀、用火烧，有时直接把基督徒扔到斗兽场里喂野兽。然而，相信死后会进入天堂的基督徒们无所畏惧。当他们被判火刑的时候，他们对行刑者说：“我遭受的火刑不过只燃烧一小时而已，而等待你们的，将是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

有句俗话叫“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其实还可以说一句话：“必须用暴力解决的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强者对弱者使用暴力的时候，正说明强者没有别的招数可用了，也就说明他离失败不远了。政权屠杀革命者，说明政权快要灭亡。革命者反过来屠杀群众，说明革命即将失败。朱元璋拼命屠杀官员，结果崇祯临死的时候还是要感慨“诸臣误朕”。

当罗马军队屠杀基督徒的时候，说明基督教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撼动帝国统治的地步了。

当时，基督教在罗马的影响已经势不可挡。除了拥有哲学这件武器之外，基督教还强调众生平等。那时候罗马是奴隶制，奴隶生来就是奴隶，永远是贱民。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不歧视任何人，因此尤其受到穷人和奴隶的欢迎。况且基督教为每一个信教的人准备了死后可以居住的天堂，使得人世间再大的苦难都无法阻止他们的信仰。

再坚持一步，基督徒们只需要再坚持一步就能迎来胜利。

最严酷的迫害来自于一个罗马皇帝，他叫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的出身就很特别。他的父母都是奴隶，这身份和皇帝简直有天壤之别。戴克里先进入军队，从最底层一点一点爬起来，凭着战功慢慢积累实力和威望。尼禄去世两百多年后，公元284年，戴克里先被推举为罗马皇帝。

我们说得轻松，但只要想象一下中国历史上为了抢皇帝而搞出的那些血雨腥风，就会想到戴克里先的崛起有多么艰难了。更可贵的是，他上位靠的不是暴力、政变——这对于一个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来说是最常用的招数——而主要是权谋、手腕。他尊重、保护敌手的性命和财产，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也使得他的统治能够更长久。

我们前面说过，罗马帝国的政体原本是共和制，没有独裁者。但是从比戴克里先还早的屋大维开始，罗马就变成了独裁制，诞生了皇帝。

但是在名义上，罗马此时还叫“共和国”，罗马皇帝的正式称呼是“执政官”“第一公民”。虽然有实权，但名义上只是服从元老会的官员。这种制度有点像日本的战国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但实权掌握在“大将军”或者“关白”手里。比如《聪明的一休》里面那个足利将军就是名义上的臣子、实际意义上的皇帝。

而戴克里先彻底终结了这种制度，他用类似秦始皇的气势，把罗马皇帝神圣化了。他以后的罗马皇帝真正是高高在上。屁民就是屁民，见皇帝的时候必须服从一系列严格的礼仪，连表面上的民主也没有了。

我们试想，“执政官”的名号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实权已经在他手里了，名号、礼节有什么重要呢！戴克里先如此重视皇帝的威严问题，说明他一定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

其实并非如此。

此时的戴克里先可以说是整个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这时候的中国刚刚三分归晋，还没从战争中缓过来呢。对于任何一个独裁者来说，这都是大展宏图的好时候。

戴克里先也在琢磨帝国千年基业的问题。他总结了之前罗马历史上的得失，认为帝国的最大弱点在于国家面积太大了，一个皇帝管不过来。

这有几分道理，因为当时罗马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境外蛮族的入侵（和古代中国一样）。同时帝国疆土太大，古代交通又极为不便，有限的军队确实防守不过来。

但戴克里先的解决办法就没法恭维了。

他大手一挥，把罗马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自己不当整个罗马的皇帝，只当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给对面的西罗马帝国又找了一个新皇帝。而且他觉得光这么分还不够，还是守不过来。他又找来了两个副手皇帝，自己和西罗马皇帝一人一个，把帝国进一步分成了四份。

他找的这几个新皇帝全是军人出身，为的是加强帝国的军事力量。这么安排还解决了权力继承问题。戴克里先规定，正皇帝挂了副皇帝继位，然后再选新的副皇帝，这样皇帝在位的时候就找继承人，而且还能考察一段时间，不就不会为了继承权打架了吗？

说实话，这设计实在是不靠谱。

这让人想起蒙古帝国鼎盛时期的治理方法：国家太大管不过来，干脆就分份，一个儿子一份，自己管自己的——你费这么大劲到处征战不就是为了统一吗，你怎么自己就给自己分裂了啊？结果是，蒙古帝国很快就分裂灭亡了。

能想出这些招来，只能说明戴克里先在有的地方很傻很天真。他以为四个皇帝可以为了罗马的利益精诚合作，可以忍得住权力的诱惑，就像他自己那样。

戴克里先当了二十一年罗马皇帝后，身体越来越差，于是宣布退休，跑乡下种菜去了。与此同时，他还强迫有野心的西罗马皇帝和他一起退位。后来那个退位的西罗马皇帝还劝过戴克里先，让他重新当帝国的皇帝。戴克里先回答说：你是没瞧见我那菜园子，那日子叫一个美啊。你要是见了，你也不乐意当皇帝。

我猜想那西罗马皇帝肯定在心里回答：你以为我傻啊——

分享权力，主动退位。根据这些事迹我们可以猜测，戴克里先并不重视个人权力，而是一心为了罗马帝国。一权四分是为了罗马，强化皇帝威严也是为了罗马。可能迫害基督徒也是。

基督教确实给罗马帝国带来了一些威胁。

罗马的宗教政策很宽容，允许治下的百姓拥有自己的信仰。唯一的要求是，所有人都必须保持对罗马皇帝的尊敬。

然而基督教的《十诫》却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因此，基督徒们连罗马的皇帝都不敬拜。

同样的道理，基督徒不参加罗马诸神的祭祀。这就使得帝国减少了很多从祭祀而来的收入。

耶稣说：“要爱你的敌人。”所以早期的基督徒反对暴力，也就拒绝服兵役。

基督教鼓励人人平等，等于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奴隶制度。

基督徒忠于基督胜于罗马，因此他们尊敬主教胜于帝国官员，这也就动摇了帝国统治的根本。

基督教比犹太教更令帝国忧心的是，犹太教只限于在本民族内传教，对帝国的影响不大。而保罗努力让基督教在整个帝国中传播，这让罗马无法忍受。

早年戴克里先对基督教比较宽容，但后来他颁布一系列限制基督教活动的法律。在这期间，戴克里先的卧室连续两次失火，这让他更疑心是基督教在捣鬼。于是律法越发严酷，他下令拆毁所有的基督教教堂，烧掉基督教的书籍，禁止基督徒聚会。逼迫抓捕到的基督徒向罗马诸神祭拜，凡是拒绝的要被烧死。

在这期间，大量的基督徒被迫害致死。

不过对于基督徒们来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转折即将到来。

戴克里先给罗马带来了四个皇帝，他本设想这四个皇帝会互相合作、互相制约，要比只有一个皇帝的国家更为稳固。但这显然不符合常识。

戴克里先退位后不久，其他皇帝就打了起来。大浪淘沙，西罗马最后剩下两个主力，他们分别是西罗马正副皇帝的儿子。正皇帝的儿子叫马克森提乌斯，副皇帝的儿子叫君士坦丁。

和其他竞争者相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更宽容，也更会打仗。马克森提乌斯一看硬的不行就玩起了计谋。他先是假意修好，然后趁君士坦丁外出征战的时候在罗马兵变，夺得了王位。

君士坦丁闻讯立刻千里回师。公元312年10月底，他打到了罗马城下。

这是决定谁是西罗马帝国主人的最后一战。然而罗马是经营了数百年的帝国首都，城墙坚固，如何拿下这场战斗，君士坦丁并没有信心。

这时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

传说有一天君士坦丁突然见到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闪着光芒的十字架，还有一行大意为“胜利在此标记中”的文字。这天夜里，君士坦丁梦见基督要他把十字架的符号放到军旗上。君士坦丁照梦做了。

与此同时，罗马城里的马克森提乌斯也在向神灵求助。古罗马人很相信先知、预言一类的东西。有不少预言被集结成书，类似咱们的《推背图》《烧饼歌》。躲在城里的马克森提乌斯翻阅了一本预言书《西卜林书》。书里说：“10月28日，罗马的敌人会毁灭”。正好马克森提乌斯第一次登基当皇帝是在六年前的10月28日。马克森提乌斯就相信了书里所说，于10月28日主动放弃罗马的防御优势，打开罗马城门，迎战君士坦丁。

由于马克森提乌斯仓促出战，他在战斗中大败，最终和众多官兵一起淹死在河里。

有趣的是，站在君士坦丁的角度看，《西卜林书》里说得没错。10月28日这天，确实是“罗马的敌人”马克森提乌斯被灭了。

这场战斗以后，君士坦丁当上了罗马皇帝，由于在关键一战中的基督启示，君士坦丁开始信仰基督教。第二年，君士坦丁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这条命令保护基督徒不再受到迫害，并且鼓励基督教的发展。

当然，就像历史上其他极具戏剧性的事件一样，对于君士坦丁见到十字架这件事，历史学家们有很大争议。有的人认为基督教的符号被印在盾牌而不是旗子上，而且也不是十字架，而是由希腊文“基督”的前两个字母组成的图案。有的人认为君士坦丁看到了幻觉，经过随军的基督主教的影响，让君士坦丁相信了那是来自基督的启示。更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纯粹是后人的杜撰。

无论细节如何，以《米兰敕令》为标志，基督教开始摆脱被迫害的时代。此后君士坦丁又打败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为整个罗马唯一的统治者。《米兰敕令》也得以在整个帝国实施。

此后，君士坦丁对基督教越来越青睐。基督教禁止塑造偶像，君士坦丁就下令把国内所有钱币上的雕像符号都抹去。基督教慢慢地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之后的罗马皇帝下令独尊基督教，禁止其他宗教的集会，并毁掉它们的殿堂。

从此，罗马军队不再是基督徒的敌人，而成了他们的朋友。基督教由此更好地展示它的博爱精神。

——但仅限教友，教外人士不算。基督教曾经受到的迫害，如今将要加诸异教徒身上了。

也包括哲学家——他们现在有了新的名字：“异教徒、诡辩家”。

第五章   异教徒

哲学不可能讨基督教的好。

对于一个把幸福寄托在来生的宗教来说，用来探索现实的哲学完全是无用的知识。罗马时代的基督教神父说：

“讨论地球的性质与位置，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于来世所怀的希望。”

更何况哲学还是一门喜欢怀疑的学问，这更让教会无法容忍。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毁灭异教神庙和哲学学校的活动就从未停止过。狂热的教徒在军队和信仰的双重保护下纵情暴虐，没有什么比这事更爽快了——施加暴行既不会有今生的惩罚，还可以获得来生的奖励。

前面说过，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希腊文献。自从基督教开始剿灭异教徒以来，亚历山大图书馆就不断遭受破坏。公元415年，一伙基督徒冲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分馆，毁掉了大量的书籍。

在这座城中，住着人类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位女数学家、哲学家希帕蒂娅。她曾经在哲学的故乡雅典学习过，在当时就拥有很高的声望。她和父亲一起校订的《几何原本》成为流传到今天的《几何原本》的主要来源。在宗教冲突激烈的时代，她不带宗教偏见，教着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种宗教学生。据说她的外貌非常美丽，当时很多人追求她，而她一律以“我已经嫁给了真理”而回绝。

在415年的暴乱中，她被残忍谋杀。其中一个说法是，暴徒们剥光她的衣服，用蚌壳（一说陶片）活生生地割她的肉，直到她浑身血肉模糊，又把她投入到火焰中。

我们可以猜测，那些凶手们一面挥舞着血淋淋的凶器，一面还在互相鼓励着：杀异教徒不是罪，死后能上天堂呢！

杀个把人算什么？烧书算什么？基督教不再需要希腊哲学的帮助。既然《圣经》里没提到哲学，这世上就没有容纳它的位置。

基督徒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所有和教义不符的书籍成批地消失。529年，罗马皇帝下令关闭了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其实，这时候的柏拉图学院的课程早已经有了浓重的基督教色彩，但是仍旧为当局所不容。不久以后，希腊哲学在欧洲几乎全部失传。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逻辑学之外，其他作品的原始版本都找不到了。

哲学在欧洲就这么绝了。

假如一切就此结束，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知道希腊哲学的伟大思想，或许欧洲哲学、乃至欧洲历史，都会因此放慢前进的步伐。这将会给那个素来喜欢带着正义之名的文明毁灭之神，送上一枚旷古绝今的大勋章。

幸亏这一切没有发生。幸亏罗马帝国的势力有限。

那时的罗马帝国，东边只到今天土耳其、叙利亚的范围。再向东的土地被名为“萨珊王朝”的波斯人统治着。在基督徒烧毁神庙的时候，一些哲学家惊慌失措地向东逃跑，直到帝国边境才停下脚步。那里的迫害没有那么严重。

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居住在这里。除了少数胆大的跑进了波斯帝国外，大部分书呆子都留在了罗马边境。他们一面要小心边境外强盗的劫掠，一面提防着帝国基督徒们的清剿。他们盘算着，万一基督徒们追杀来，他们就抱着哲学文献逃到沙漠里。哪怕是给强盗和波斯人当牛做马，他们也要把这些珍贵的文献保存下去。苏格拉底不能亡！希腊哲学不能亡！

就在日夜担惊受怕的时候，边境外的波斯帝国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很久以后，书呆子们才从往来的客商、从远方逃回来的帝国居民那里打听到了大概的情况：

波斯国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群信奉“真主”的阿拉伯人。他们有着和基督教完全不同的信仰，还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马上就要进犯罗马帝国的边境。更要命的是，这些被称作“穆斯林”的人同基督徒一样，信奉的是唯我独尊的一神教！

我猜想，此时那些书呆子们一定是绝望了：前有穆斯林，后有基督徒，此时真是上天无门、逃无可逃了！

很快，阿拉伯帝国迅速扩张，占领了叙利亚、埃及等地区。面对新的统治者，哲学家们只能束手待毙，惶恐不安地等着自己和希腊哲学的未来。

此时有一个争议极大的传说，据说阿拉伯人占领亚历山大的时候，把亚历山大图书馆付之一炬，并且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藏书和《古兰经》一致，那就没有留下的必要。如果不一致，就更不应该留下。

假如这些话传到当时的哲学家耳里，他们肯定会被吓疯。

不过这事很可能是后人误传，因为阿拉伯人用随后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对异教文化的宽容。

首先是对于基督徒的宽容。阿拉伯人并不像后来的基督教十字军那样，对异教徒进行血腥屠戮，而是对占领区的基督徒非常宽待，允许他们保留信仰。唯一的“歧视”是，伊斯兰教徒可以不缴税，而基督徒要缴税。

更重要的宽容是在文化上。

公元830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叫作“智慧馆”的机构。这座智慧馆有着当年亚历山大图书馆“收集全世界的书”的雄心壮志，而且它还是个学术和教育机构，招揽最优秀的学者、教师和翻译家来此工作。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种族和信仰的限制，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教各族人民都可以在这里贡献自己的智慧。这段时期，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

哲学家们被感动得都快要哭了！没有焚书、没有歧视、没有文字审查，他们可以随意做学问，而且还有人花钱养他们！

此前几百年，哲学家们都没遇到过这么好的待遇了。那还有什么话说，甩开膀子干吧！无论用什么美好的词语赞美这场运动都不过分。通过这场运动，数量庞大的希腊文献被挖掘、翻译和整理出来，终于免遭被毁灭的命运。

还是那句话，哲学喜欢跟弱者做朋友。

阿拉伯帝国虽然实力强大，但是在文化上还缺乏积累。此时距离穆罕默德去世不过两百年，而基督教已经发展了足足八百年。

年轻的阿拉伯帝国敞开大门吸收一切知识来壮大自己。而对面的基督教世界却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自大和傲慢。它正在开动宗教裁判所加紧屠戮异端分子，又把一批接一批的十字军派到前线对付穆斯林，试图用军事手段证明基督教教义的正确性。

但他们没成功。

九次十字军东征只有第一次算是攻其不备，取得了胜利，后面的八次全部失败。还有一次最奇特，十字军根本没有去打阿拉伯人，而是把东罗马帝国给抢了。要知道，十字军东征名义上的原因，是东罗马帝国扛不住阿拉伯人了，向西边的基督教兄弟求援。谁想基督教兄弟比异教徒还凶狠，东罗马帝国这个惨啊。

趁着中亚大打宗教战争的当儿，希腊哲学抓了个空，跑到西班牙去了。

这就奇怪了，先前希腊哲学一直都在欧洲的东面折腾呢，怎么这一跑，直接跳到欧洲的最西面去了？

这是因为，虽然阿拉伯帝国没能突破东罗马帝国的防御，但是却占领了北非。也就是说，阿拉伯帝国从地中海南部，借着北非一路绕到了欧洲的西边，占领了欧洲西端的西班牙。在地图上，就好像占领了欧洲的两头一样。

随着阿拉伯人军队的行踪，希腊哲学传播到了西班牙。

正好，此时的基督教徒们已经被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十字军东征打击了气焰。他们效仿当年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搞了一次自己的翻译运动。

有趣的是，基督徒们翻译的动机并非虚心求学，而是想像十字军在军事领域征服阿拉伯人那样，在思想领域征服异教徒。知己知彼嘛，他们就开始着手翻译各种阿拉伯文的典籍。其中也免不了包括一些希腊哲学著作。

基督教翻译家原本是为了批判而翻译这些典籍的。但不久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哭着喊着寻觅希腊哲学的原本了，以至于非要出高价从他们的穆斯林敌人那里购买。

找不到就有性命之忧。

这是为啥呢？

在下一章开始之前，我们顺便总结下希腊哲学传播的曲折道路。

首先，是希腊哲学家被基督徒驱逐，来到叙利亚。在这里，希腊著作从拉丁文被翻译成叙利亚文。

然后是“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学者把希腊著作从叙利亚文翻译成了阿拉伯文。

然后希腊哲学到了西班牙，其中有的神父不懂阿拉伯文，就请人把希腊著作从阿拉伯文译为西班牙文，他再从西班牙文译成拉丁文。

所以那时的希腊著作是从最早的拉丁文翻译成叙利亚文，再翻译成阿拉伯文，再到西班牙文，再到拉丁文。然后咱们能看到的，还得再翻译成中文，没准懒点的兄弟还是从英语版本翻译过来的。这是多么折腾啊。

第六章   神们自己

公元476年，中国南北朝的时候，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被赶下台。这件事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从此以后，欧洲再没有被统一过。一系列民族国家在欧洲崛起。这些民族国家也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英国、法国、德国等等欧洲国家的前身。

虽然西罗马灭亡了，但基督教还是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势力越来越大。欧洲遍地都是宗教裁判所，任何不符合教义的言论都被迅速绞杀。

讽刺的是，这时候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却发现了希腊哲学的好处。因为基督教在欧洲早已天下无敌很多年，除了在边境和伊斯兰教打打战争外就没什么事了。闲着也是闲着，基督徒们又开始讨论起神学问题来。

这可不是“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的时代了。

有讨论就有分歧。基督教神学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斥责对方是异端，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辩论。这辩论可不轻松，要知道异端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不小心被人打成了异端，是可能会被判火刑的。

为了取胜，神学家们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而说到辩论，哲学要说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了。自我陶醉了多年的神学家们这才意识到希腊哲学的价值。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开始用各种办法从东方获取希腊文献。

哲学的魅力如此之大：1215年罗马教皇的使节还禁止在学院里讲解亚里士多德。到了1260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已经成了每个教会学校的必修课。

这在欧洲又掀起了一段研究哲学的高潮。此时的哲学被称作“经院哲学”。

“经院”这个词听着好像很有学问，实际上经院哲学和教父哲学一样，基本没什么意思。

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纳就可以了。

阿奎纳从小就立志要做个禁欲的修士。传说有个年轻的姑娘到他的房间里诱惑他，他拿出一个烧红的烙铁把女孩赶出了房间，并且在门上烙了一个十字架。

他对生活毫无所求，不求名也不求利，一心只想单纯地做学问。据说有一次和法国国王一起吃饭，他仍旧沉浸在神学思考中，想到痛快的地方，竟然猛敲桌子兴奋地大喊大叫。他失礼的样子把同席的修道院院长吓坏了，但是法国国王却很赞赏他。

阿奎纳对基督教极其虔诚，在他著作旁边的空白处，经常可以看到他随手写下的虔诚祈祷的文字。但非常可贵的是，他并不认为信仰可以代替思考。他说：“来自权威的理论是最薄弱的。”没有这种精神，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值得历史大书特书的神学家，顶多只能是一个普通的苦行僧。

阿奎纳的神学水平很高，被人称为“天使博士”，他写过两本巨著《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一听书名就知道，这是两本雄心勃勃、试图包罗万象的著作。不过到了晚年，阿奎纳经过一次神秘体验后，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写不出来的。与他的神秘体验中获得的启示相比，他写过的作品“都是稻草”。《神学大全》写到一半就不写了。

即便如此，阿奎纳仍旧是经院哲学的高峰。他的理论对基督教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新托马斯主义还是天主教的重要思想。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集大成者是怎么解释上帝的吧！

阿奎纳提出了五个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五个方法形式相近，我们只举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大致概括为：

世上万事万物都要有另一个事物作为它的原因。那么必然存在一个最初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上帝。

这个思路很精彩，它能够完全靠逻辑推理，而不是靠神学教义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们之后要介绍的很多哲学学派，也是用类似的形式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但是假如您和我一样，并不是虔诚的基督徒，那么这个证明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这是因为，从追问人生意义、追求个人幸福的角度说，上帝对于我们普通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而且人类的灵魂必须永存不灭。

换句话说：

第一，上帝必须能够知道我们一生中所有的行为和遭遇。

第二，上帝必须有无上的善良，以便能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公正的评判。最好这评判标准还能事先公开，比如通过《圣经》的教诲。

第三，上帝也必须有无上的能力，可以对每个人实行奖惩。

第四，必须保证每个人的灵魂不灭，这样未来的奖惩才有意义，不至于让我们陷入虚无的深渊。

只有具备了以上条件后，上帝的存在才能为我们提供巨大的安慰，才能够指引我们的行动。

然而阿奎纳的证明只是说世上存在一个我们无法感知的巨大力量，却无法证明那股力量就是上帝，以及上帝能够具备以上几点能力。

而且，阿奎纳的证明本身也有问题。罗素反驳说：那什么是上帝存在的原因呢？如果“万事必有因”，那么上帝的存在还要有自己的原因，上帝如果要依赖于外物存在，那么上帝就不是全能的。假如说上帝不依赖于外物存在，那么“万事必有因”就不成立，那我们就允许有事物不依赖原因存在，那你为什么说这初始因就一定是上帝呢，也可以是其他事物啊。

对于上帝的理性证明，罗素还有一个反驳。罗素说，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么，上帝要不要符合善恶标准呢？假如上帝要遵守的话，那么上帝就有了自己必须遵守的规则，就不是万能的了。假如上帝可以不遵守善恶的标准，那么上帝就无所谓善恶，也就不是至善的了。

当然，神学家可以辩护说：上帝是人类不能理解的。上帝的善和人类概念里的善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纳对上帝的证明无法令人满意，刚好说明了用哲学推导神灵这条路终究走不通。实际上，用哲学去证明宗教，本身就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经院哲学家想得挺好，他们用哲学去证明宗教，为的是让宗教也能符合理性的考验。但是别忘了，怀疑是哲学的核心精神。

当神学家们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这不也就意味着上帝有可能不存在吗？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基督徒绝不能质疑上帝的存在。那么可以说，当神学家们把哲学引入到神学的一瞬间起，他们就已经开始背离自己的信仰了。

在哲学史上，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的地位比较低。哲学史家们常常嘲笑经院哲学的无聊，最常用的例子是说，经院哲学家们会讨论“一个针尖上到底能站多少个天使”“一个生来就有两个头的怪物，应该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接受洗礼”之类无聊的问题。

不过说来有趣，就在这么无聊的经院哲学时期，却出现了一个对后来的科学发展极为重要的理论。它是一个教士在研究神学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教士因为出生于一个叫作奥卡姆的地方，因此被人称为“奥卡姆的威廉”，这个理论就被后人称为“奥卡姆剃刀”。

这条定律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极为重要，以至于我们在后面打算用很长的篇幅介绍它。所以在这里就略过不谈了。

我们继续聊历史吧。

此时哲学在欧洲的地位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孙子。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托马斯就说过：“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哲学只能用来服务于神学，不能怀疑神学，更不能凌驾于神学之上。

不过，不管是孙子还是婢女，好歹哲学是传下来了。不久，教会就要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代价。哲学即将挺起胸膛，整个欧洲的王公贵族都要为此躲在桌下瑟瑟发抖。

但回顾哲学的发展之路，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哲学赢得并不轻松。

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里，希腊哲学不过是一帮穿着白袍子的奴隶主在酒足饭饱之后的清谈罢了。

实际上，哲学的传承浸满了鲜血。

如果不是无数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兵荒马乱中怀抱着哲学典籍夺路逃窜，如果不是哲学家们从一场场烈火中抢夺灼手的纸屑，如果不是千百万在历史上未留名的学究呕心沥血地翻译整理，我们今天就不会触摸到那么多哲学瑰宝。

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民族是最重要的，亡国灭族是最可怕的事。这当然没错。但是如果站在文明史的角度去看，亡国并不一定是最可怕的。雅典亡国了，反而因此撒下了希腊文化的种子。在中世纪的基督徒看来，穆斯林是最可恶的人。但正是他们的敌人让西方最精华的文明保留了下来，最终让基督教的神学家们也视之为珍宝。

所以我觉得，对于文明来说，一国的兴亡不可怕，可怕的是焚书，是毁掉学校，是用暴力消灭言论。而让人民获得幸福的方法，就在于千百万文弱书生舍去生命保护一本本书、一张张纸。

敬字惜纸，这不光是书呆子的任务，这更是文明之路。

第七章   群魔

1208年，一支由数国士兵组成的军队堂而皇之地跨过了法国边境，他们磨刀霍霍，即将对法国平民展开烧杀和劫掠。

令人惊奇的是，沿途的法国军队非但没有阻止他们，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这一年开始，法国南部的居民饱受了长达二十年的屠杀和抢劫，无人能阻止。

一支没有国籍的杂牌军队竟然能无视一个国家的主权，公开烧杀几十年。这种情景现在看来匪夷所思，全是因为这支军队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罗马教皇。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教皇特使在法国的伯爵府中被杀。正好那地方盛行异端教派。教皇趁机宣布，凡是讨伐异端的士兵都不受国家法律约束，他们过去及将来所犯的罪都会得到赦免，所欠的债不用付息。

只用了短短几句话，教皇立刻组织出一支全欧洲最强大的军队。据说当军队攻入比塞埃城时，士兵无法区别谁是异端分子，随军的教皇特使便说：

“那就把他们都杀光，让上帝去分辨谁是他的子民。”

一个没有国土、没有军队的教皇能这么牛？我们中国人大概难以理解。

你想啊，欧洲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王。结果国王之上还有一个教皇。教皇自己只统治一小块土地，却能对整个欧洲发号施令，这太奇怪了吧。

在中国历史上，政权和宗教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即便宗教人士参与政治，也是以附属于皇权的形式，比如道士侍奉在信道的皇帝身边，趁机向皇帝进言而已。

你听说过少林寺住持向天下发号令，说当今皇帝违反佛教教义，命令全国和尚一起讨伐他吗？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这样的宗教民变，但在这些事件中，宗教都是被政权利用的，而且民变也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东西方有这么大的差异？

我以为，原因之一在于对宗教的虔诚程度不同。中国人对待宗教有更多实用主义的倾向，信宗教大多是为了要点好处。而且佛教说的是因果报应，就算你不信佛，多做好事也可以有好报。不像基督教讲人有原罪，光做好事没用，你不信仰基督不受洗就进不了天堂。中世纪的教会认为，刚出生的婴儿如果没来得及受洗就夭折了，那也是要下地狱的。

还要注意的是，中世纪是一个没有报纸、广播、电视、照片的年代。人们的信息来源不过是附近几个百姓口中的传言。按照传播规律，在这种环境下，越是离奇诡异的谣言越容易传播。

在中世纪的欧洲，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天堂和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教会描绘的那个样子。据说保加利亚国王就是因为见了一副描绘地狱的壁画从而皈依基督教的。

由于耳熏目染，很多平民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亲眼见过神迹。坊间到处传诵着圣徒碰触别人就可以治病、用目光可以降服猛兽的传闻。比如当时的一则传闻说，一个妇人将从教堂领来的圣饼放到蜂巢里保佑蜜蜂，蜜蜂便在蜂巢外面建了一座小小的教堂报答上帝的恩赐。人们甚至还相信，当教皇利奥九世渡阿尼埃内河的时候，河水就像《圣经》里记录的摩西分红海那样，自动分开让教皇通过。

那时有人在爱尔兰挖了一个洞穴，有些人声称他们进入洞穴并看到了真正的地狱。后来这个洞穴越来越有名，人们蜂拥而至。以至于引来教皇的关注，最后以欺诈的名义下令关闭了这个洞穴。

在众多类似事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圣女贞德，只因为她相信自己得到了上帝启示，结果她一个没念过书、没经过军事训练的普通农妇，却大大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

除了老百姓的虔诚之外，教会也乐于推波助澜。

那时的人们认为火山是地狱的入口——从感官上讲，这挺有说服力的。当时欧洲最高的活火山因为地质运动，火山口变大了。教皇就吓唬人说，这是因为世界上有罪的人太多了，得把入口弄大一点儿才能容得下他们进去。

在当时另一个非常有名的传教士更吓人。他说人世间被定罪的人和得救的人的比例是十万比一。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今天的北京市常住人口大概2100万。按照这个比例，整个北京只有210个人能上天堂，大概也就是一个胡同的人吧⋯⋯

那个传教士还说，下地狱的人会受到多久的惩罚呢？如果我们数海边的细沙，或自亚当以来所有人类及野兽身上的毛发，以每粒沙或每一根毛发比作每一年的苦刑，其代表的时间幅度，只不过是受难者整个悲惨历程中开始的一刹那而已。

这比喻让人想起了佛教里的地狱，也是把受刑时间说得极长，比如人间多少年才等于第一层地狱里的一天，上面一层地狱的多少年又等于下层地狱的一天，等等。总之都是极力夸张，以至于直接的数字不够用了，必须连用好几次乘法才行。

教会还垄断了教育产业。“大学”的概念是在中世纪出现的。这时候就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了。然而这时的大学和提倡学术自由的现代大学完全不一样，都是教会学校。老师是神父，教的是神学。

这也就意味着，当时欧洲所有的文化人都得先经过宗教思想的灌输，这进一步加强了教会的统治。

随着教会势力的增大，教会的世俗权力也相应增加。到13世纪的时候，属于教会财产的土地已经占了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此时听教会的话不仅能上天堂，也能获得世俗世界的地位和身份了。

罗马教会的鼎盛时期，欧洲国王登基都要到罗马让教皇册封。教会最牛的一招叫作“绝罚”（也称作“破门”）。一听这名字就很猛吧。“绝罚”的意思是，永远开除教籍，你不仅不是基督教的人，而且还是全体基督徒的敌人。

教皇用这招对付过好几任不听话的国王，因为国王手下的封建领主，以及其他国王也盼着自己能上天堂。虽然国王能给他们金钱和地位，但是远没有上天堂这事儿重要。所以当教会的命令和国王的命令互相矛盾的时候，欧洲人更愿意听教会的话。

偏偏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中国不同。欧洲国王的实际权力很小，不能直接控制封建领主的产业和军队。所谓“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当国王失去势力的时候，手下很容易就会反叛他。那时，哪个国王被“绝罚”，马上全欧洲的国家，包括这个国王自己的手下，都会起来反叛他。

所以，虽然在名义上基督教侍奉上帝，是出世的，连一支军队都没有，但实际上教会却是当时全欧洲最有实力的组织，比所有的国王都牛。

顺便一说，有趣的是，西方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常常要把儒家当作一门宗教。我觉得这是因为西方人从他们的历史经验上看，觉得一个封建国家没有一种全民信仰、被官方接受的宗教是不可思议的，就跟咱们觉得他们的教皇能指挥国王不可思议一样。

不少西方人生硬地把各种宗教特征安在儒家文化上。比如看见中国人祭孔祭祖，就说“儒教”不也有神灵崇拜吗？其实呢，虽然咱们也有“儒教”这说法，但和西方人概念里的宗教大不一样。中国人拜孔子，是普通的崇拜，并不是当神佛信仰。而且就算是真正的神灵，中国人的崇拜也是马马虎虎的。中国人过年敢用麦芽糖去封灶王爷的嘴，感觉灶王爷就跟胡同口儿那个见谁都打招呼、一下雨就满街喊收衣服的居委会大妈似的，哪有半点上帝的神圣感啊。中国民间还有“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之类的俗语，直接拿神灵调侃。

中国的市井小说就更猛了。

《红楼梦》里，度化女娲的是一僧一道，两人一起行动，一起施法，也不怕俩法术打架；《水浒传》里，和尚老道拜了把子一起去砍人；《西游记》里，道教的玉皇大帝遇到危险叫佛教的如来佛祖过来帮忙。

这要让中世纪的西方人知道早就崩溃了：这里面写的都是你们的神灵啊，有你们这么不严肃的吗？在中世纪，你让一本书里除了上帝外再有一个别的神试试，不把你放火刑架上烧个十遍八遍才怪呢。

为了避免类似《西游记》的可怕图书出现，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建立了强大的宗教裁判所，监视着欧洲人民的一举一动。

在大家的印象里，宗教裁判所是个很黑暗的组织，可以随便抓人，施加酷刑，还喜欢用火刑烧人。

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些都是错的。

从理论上讲，宗教裁判所没有迫害、处罚、监禁、杀死过任何一个犯人。

因为宗教裁判所是很爱惜名声的哟。

最早裁判所的审讯确实不可以用刑。爱和宽恕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嘛。当年耶稣面对杀戮都毫不反抗，基督徒们怎么能乱用暴力呢？

但是后来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出台了一个有趣的命令，允许审判官们互相宽恕对方因为用刑所犯下的罪。意思是，咱俩不是都不能用刑吗，没事儿，我允许你用刑，你允许我用刑，咱俩瞬间就都合法了。

此例一开，很快宗教审判中就增加了水灌、火烤、撕扯人身体等等残酷的刑罚。乃至后来有的犯人看了刑具就直接招了。

教皇也曾经要求用刑“应用一次为限”。但是有的审讯官们将此理解为“一次审讯用一次”，所以打够了一顿以后，再审问几句，然后就可以再次用刑了，实际上等于没有限制。

当然裁判所也知道用刑逼出来的供词不可靠。出于对案件负责的考虑，犯人在招供三小时后，被要求重新招供，看看是不是仍旧认罪。你猜，如果犯人这次不认罪了怎么着？

还是打。

你说裁判所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折腾着玩吗⋯⋯

但是光逼出来供词裁判所还不满意，为了给自己遮羞，犯人的认罪书必须写成“自愿招供”。

——是你自愿认罪的，我可没强迫你哟。

最好笑的是定罪之后的刑罚。教会不想担上惩罚犯人的名声，要判人监禁的时候，就要求犯人“必须自己进入为其准备的监狱，并使之成为其永久的家”。

——是你自愿进去的，我可没囚禁你哟。

如果犯人再不听话呢，那裁判所就把犯人交给当地政府，让他们去执行监禁等惩罚。

——是政府判你的，和我没关系哟。

然后教会还有一个说法：“教会远离血腥。”所以教会不能杀人，把犯人扔给当地政府处罚的时候还要警告官吏，要避免犯人“所有流血及危及生命的可能”。但教会又顺口说了一句，咦，好像火刑不会流血耶。

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宗教裁判所的极刑都是火刑了吧。

这样一来，从头到尾，宗教裁判所在文件上确实和酷刑、暴力没有任何关系。但其实他们是中世纪最恐怖的执法者，无数人因此被送上了火刑架。

这个结果，其实从暴徒们冲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焚烧书卷的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历史忠实地履行着诗人海涅的那句名言：

在他们开始烧书的地方，他们最终会烧人。

在那个时代，欧洲的每个人都面临着如下的处境：

首先，身边每一个人都可能告发你是异端分子。教会经常到各地去布告宣传，鼓励人们检举异端分子，检举有奖，知情不报有罪。教会还会手把手地教人们怎么分辨异端，怎么偷偷搜集他们的证据。

然后，只要有人告发，裁判所就可以逮捕你。

你可能要在环境恶劣的牢房里惶恐不安地等上几个月到几年，才能等来审讯。

审讯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被指控了什么罪名，不知道是谁检举的你，不知道证人是谁，不知道法官的姓名和身份。你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号称“上帝的猎狗”的裁判官事先精心准备的、一大堆带着陷阱的问题。当然还有各种酷刑。

此时，只要有两个证人——孩童也行，罪犯也行，甚至精神病人也行——证明你有罪，你就有罪了。

儿女可以给父亲作证，妻子可以给丈夫作证。但是，只能作对被告不利的证词，不能作有利的。

审判期间，不许联系亲朋好友。

如果有人为你辩护，以异端罪论处。

想减轻罪行吗，可以，裁判所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去检举出更多的异端分子。这一招彻底把这个行业变成了传销，只不过他们要的不是钱，而是良心与鲜血。

最后，当裁判所认为你失去了检举他人的价值后，就会判罚了。

最轻的惩罚是祷告恕罪。常常是终身的，每年必须到指定的几十所教堂签名盖章，每次盖章可能还会伴随着鞭笞。有的人被要求终身穿戴有明显标志的衣服和十字架，一生都会被别人歧视。

比这更重的刑罚是监禁。很多人会被判终身监禁。监狱的条件各不相同。有的监牢非常窄小，没有窗户，只在房顶开一个小口，食物从房顶上递下来——好吧，我说错了，这根本就是一口井。

此外，也有流放、苦役、鞭笞等等刑罚，不细说了。

最后，少数顽固不化、拒绝认罪的人会被施以火刑。

再附加一条，大部分异端分子还要被没收财产，有时还包括后代的财产。这些财产常常被教会及当地政府瓜分，因此所有参与审判的人都有很大的动力去给有钱人定罪。

这是个人人噤若寒蝉的时代！

谁能想到，击败这恐怖统治的，竟然是一个出身贫寒、一无所有的书生。

除了哲学之外，他别无所用。

第八章   异端的权利

马丁・路德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作为神学院学生，拥有神学博士学位的人，他的工作是思考。思考就必须怀疑。一般的学者怀疑经院哲学家们提出的论题也就算了，路德偏偏要去怀疑罗马教皇的权威。

当时的罗马教会和教民的关系，就好像是世俗政府和百姓的关系一样：

基督徒如果想获得上帝的祝福必须通过教会，其过程就像在政府部门办手续一样：要遵守教会的一切规定；要上缴足够的款项；要完成一系列的手续和仪式。

基督徒的愿望是洗刷自己的罪恶，成为“义人”。罗马教会看重信徒是否遵守律法、纳税、履行仪式这些外在的行为，认为这些外在行为是信徒成为“义人”的关键，这种观点在神学上被称为“因行称义”。

但是马丁・路德在阅读《圣经》中的保罗书信时，发现保罗所持的是“因信称义”的观点。

“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说，真心相信上帝，就可以成为“义人”。

说白了，罗马教会认为，外在的行为很重要。而马丁・路德认为，内心的信仰比外在的行为更重要。只要内心真诚信仰上帝就能得救；而是否遵守罗马教会的规定，是否上缴税款，是否完成昂贵的宗教仪式，这些都不重要。

显然，马丁・路德的观点是罗马教会不能容忍的。这就好比今天有人宣称，只要内心爱国，是不是守法、是不是缴税都不重要——你说哪个政府能容忍这种观点。

所以罗马教会一心想要弄死马丁・路德。

在讲路德大战教皇之前，我们还得再花点时间说说路德的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

那时的基督教会里，不少人都热衷于赚钱敛财。原因之一是，有的教士是从世俗贵族转行过来的，把奢靡之风也带了来，以至于作家伊拉斯谟说：“许多男、女修道院与公共妓院无甚差异。”

公平地说，在虔诚的信仰下，当时仍有大批教士坚持清贫生活。但他们拦不住宗教仪式越来越奢华，即便是安贫乐道的教士，在面对信徒的时候也不得不使用装饰华丽的衣物器具。

还有更多的钱则花在了兴修教堂上。这些就是当时的社会风气。

我们看外国电影，教堂在小镇上的用处特别大。举行仪式要用教堂，开会要用教堂，避难也要用教堂。这不仅是因为教堂的神圣性，也是因为教堂常常是一个地区质量最好、规模最大的建筑。

很多基督徒都舍得在教堂上花钱。教堂就拼了命往好里盖，以至于一个教堂盖上几十年都是常有的事。随便举几个著名教堂的修建时间：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重建）：120年。巴黎圣母院大教堂：182年。比萨大教堂：287年。科隆大教堂：632年。

还有一座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从1882年，也就是光绪年间就开始造，直到今天还没造好。现在还有一堆吊车工人在那儿使劲干呢。

这些教堂都堪称人类艺术的结晶，不仅建筑宏伟，而且装饰美轮美奂，常常用大量的黄金、宝石装饰。

而另一方面，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人挺穷的，且不说还一直打着花费昂贵的十字军战争。

这么大的耗费，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教徒身上搜刮了。

反正教会有无上的权力，很快，教会就有了一系列增加收入的办法。

《圣经》里多次提到，教徒要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献出来。有了《圣经》当靠山，教会便理直气壮地制定了“什一税”，规定欧洲百姓十分之一的收入都要上缴给教会。当各种主教或者修道院院长去世以后，他们的私人财产也归教皇所有。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税费，以至于后来教会的税收远超政府。比如1252年，英格兰全国贡献给教皇的财产是贡献给皇室的三倍。

在中世纪，百姓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教会本来就是世俗习惯。而且那时候除了神父外很少有人会写字，所以遗嘱多是神父代写的。后来教皇又干脆下令，只有神父在场，所立的遗嘱才有效，这样，教会就进一步垄断了立遗嘱事业。在神父的劝导下，不少百姓在临终前把全部遗产都赠给了教会。

教会还制定了大量的禁令，从贵族怎么能当皇帝到平民该怎么结婚等等无所不包。同时教皇又有赦免一切禁令的权力，这也变成了牟取暴利的手段。甚至于在咱们的历史上常作为政权没落标志的卖官制度，教会也开始干了。

这些措施搞得教会铜臭味儿实在是太重，以至于教皇庇护二世在即位前都说：在罗马，一切都有行情出卖，没有钱便办不通。

最厉害的是赎罪券。

基督教说每个人都有原罪，再加上出生以后犯的罪，这些都妨碍人上天堂。罗马教会认为，他们有能力来赦免人们的罪行，帮助人们上天堂。一开始，罗马只是用这个权力指挥民众，比如宣布参加十字军的人都可以被赦免罪行。在路德的年代，有位“聪明”的教皇想出了赎罪券的名目，说只要购买教会发的赎罪券，有罪的人就可以被赦免，死后就能上天堂。

可以想象，在各种致富手段中，赎罪券最行之有效，也最受到指责。这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些大款，平时自私悭啬无恶不作，等一进到庙里就豪爽地咣咣扔钱，以为把他们做尽恶事换来的钱里的一小部分捐给神佛，就可以换来自己的幸福平安，神会保佑他们做更多的恶事，以便赚更多的钱。你说这不是胡扯吗？你以为神佛是黑社会啊，交了钱就保护你？

赎罪券卖到后来也是这意思。而且最让百姓受不了的，是那些日常的宗教活动后来也收费了，比如每个人都要做的弥撒。以至于贫苦者支付不起费用，便得不到应有的宗教祝福。这种情形连哥伦布都看不下去了，他说：“凡拥有金钱者，就具有使灵魂进入天堂的权力。”

基督教原本是贫穷者的宗教。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呢。”哪怕这句话可以解释成别的意思（很多神学家都试图重新解释这句话），退一步说，就算富人也能进天堂吧，但也不能变成只有富人能进，穷人不让进啊。

如此明显的和教义违背的行径，怎么能不引起信徒们的不满和怀疑？

但是教会有一个绝招。

我们今天到教堂里，你跟神父说我想了解基督教，您卖我一本《圣经》吧。神父一定很高兴，没准还会免费送你一本。因为你这是愿意聆听上帝旨意的表现，值得赞扬！

然而这样的行为要是在中世纪，那就成了犯罪了。

在中世纪，老百姓不能私自拥有《圣经》。《圣经》就如同最高机密一样，只能掌握在少数神父手里。普通百姓想要了解《圣经》说了什么，只能通过神父的解说。

最早，形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客观的。

首先，那时的《圣经》大多是拉丁文的。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拉丁文是知识分子的专用语言，老百姓不会。而且那时绝大部分平民都是文盲，根本没有阅读拉丁文的能力。

其次，早年的文字只能记录在羊皮纸和牛皮纸上。大家知道今天的真皮衣服、沙发有多贵吧？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一张羊皮纸的价格昂贵无比。书籍还需要人手工抄写，《圣经》篇幅又很长，成本就更高了。有的年代，一本《圣经》的价格抵得上职位较高的神父一年的收入。图书馆里供神父学习的《圣经》要用链子拴在桌子上。12世纪，能收集到24本书就能称得上是图书馆了。一部弥撒书的价值比得上一座葡萄园。

到了13世纪，这一切终于有所改观。纤维纸张代替了羊皮纸，书籍的成本慢慢降了下来。

然而禁止普通百姓接触《圣经》的命令，恰恰就是在13世纪开始颁布的。

因为垄断《圣经》的好处太明显了。既然教会的全部权威都来自于这本书，那么把这本书束之高阁，也就没有人可以怀疑教会了，一切都必须以教会的说法为准。

换句话说，垄断了对权威的解释，就等于垄断了一切。

说点题外话，根据教会这招，我们可以写一本反乌托邦小说：说某西方邪恶国家号称最法制，拥有历史上最完善的法律和最严格的司法制度，但是法律全是用老百姓看不懂的“权威语”写成的。用《动物庄园》的话来说就是，猪庄严地宣布：在这个庄园里，每一只动物都应该平等地遵守法律。但动物们却发现：法律只有猪才看得懂、有解释权。

教会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但是万万没想到，先是造纸术从中国传了进来，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叫古腾堡的人。他使用快捷的活字印刷术，使书籍的制作成本直线下降。

很快，书籍变成了非贵重物品，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了，教会再也拦不住普通人阅读《圣经》了。马丁・路德攻击罗马的檄文因之可以在大众中快速传播，而不是只在广场上匆匆作几次口头演讲就被扔到火刑架上。

也正因为有了印刷术，欧洲人才有了众多崭新的思想，有了哲学的复兴，有了科学的崛起，有了现代文明的一切：思想自由、理性、怀疑精神、科学、光明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马丁・路德改变了历史，而是古腾堡成就了马丁・路德。

除了印刷术，马丁・路德还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马丁・路德是神圣罗马帝国人。当年西罗马帝国是被北方的日耳曼人灭掉的。日耳曼人灭了西罗马帝国后，经过短暂的统一，随后分裂成了神圣罗马帝国（今天德国的前身）和法兰西王国（今天法国的前身），以及其他一些小国。

马丁・路德是神圣罗马帝国人，也就是日耳曼人。他攻击教皇的文章非常巧妙，他不说这场斗争是教徒和教皇之间的矛盾，而说成是日耳曼民族和罗马民族的矛盾。这下激起了日耳曼人的民族感情：当年老子把整个罗马帝国都灭了，现在怎么还要受制于小小的罗马城呢？

马丁・路德的另一个群众基础，和欧洲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这段时期，欧洲各国都在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居民逐渐增多。工商业和农业的一个区别是，人民不需要“看天吃饭”。

中世纪农业技术不发达，老百姓种点粮食都要看着老天的脸色，天气好就吃得饱，出点天灾那就是亡国亡家的大祸。面对多变的天气，古代农民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因而产生了各种祈祷的行为。在中国，就是隔三岔五地祭天、祭神。在欧洲，就是臣服于上帝的威信。用威尔・杜兰的话说：“每一次收获乃是大地的奇迹与苍穹之杰作”。那个年代的农民，没法不信服、不依赖于上帝。

但是城市居民和手工业者就不同了，给他们吃穿的不是大自然，而是官员、商人和消费者。他们不像农民那么依赖天时，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就少了很多。

因为有了印刷术，还因为有群众基础，所以马丁・路德的那些宗教檄文一经写完就在欧洲迅速传开。那时路德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赎罪券。百姓们听了自然非常欢迎，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也因为深受教会税收之苦，所以也支持马丁・路德。

刚开始路德和罗马还不是很决裂，两边吵一阵，和谈一阵。后来双方矛盾升级，教皇把路德开除出教，路德的文章也越写越猛。

这时发生了一个关键的变化。

路德之前的文章大都用拉丁文写成，符合教会的学术习惯。而此后路德的文章都改用德语写作，这使得他的文章一写完立刻就被广为印刷，平民马上就能读到也能读懂。日耳曼人头回见到这么刺激的事儿，马路上全是用家乡话骂教会的大字报，多好玩啊。大伙都跟着起哄，这哄越起越大。罗马教会急眼了，宣布：

把日耳曼民族整个开除出教！

教皇大概是气昏了头了。有这样的开除法吗？

法不责众啊！路德派一点都不含糊。罗马下令烧毁路德的著作，支持路德的人也当众烧毁教皇的训谕。教皇开除日耳曼人，他们也宣布把教皇开除了。

不过，当时还是有很多人不看好路德一方。路德的对手是垄断了欧洲一千年的欧洲教会，有着无以计数的财富、教徒和大量忠实于教会的军队。路德这边只有少数日耳曼贵族，和一群喜欢起哄却不一定靠得住的老百姓。

所以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弱者是路德。

不过，罗马也不想轻易使用武力。主要原因是路德的声望和欧洲贵族对路德的保护，次要原因是路德说得在理，罗马也有点理亏，承认部分批评是对的。所以只能打笔仗。

然而，罗马神父们用的是惯常的拉丁文和学术文章讨伐路德，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看懂。而路德用的是德文，以及通俗易懂并穿插幽默的口语文字。路德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畅销书作家。他的文章一写完，不仅立刻在日耳曼各处传播，而且还马上被翻译成各国文字，畅销全欧洲。

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真正的弱者是教会。

路德的影响被越骂越大，再加上各国皇室早就想摆脱罗马教皇的统治和盘剥，宗教革命终于遍及整个欧洲，千百万神父和知识分子卷入其中。几十年后，欧洲支持路德和罗马的两派贵族还打了一场惨烈的宗教战争。

双方打了个势均力敌。从此，欧洲基督教分成了两大派：罗马一方被称为天主教；路德一方被称为新教。另外，东边的罗马帝国在此之前还搞了一个东正教。

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这就是今天基督教最主要的三大教派。新教的诞生全仰仗路德的努力。

一言兴邦，这个千百万文人的终极梦想，路德做到了。

他用一支笔就改变了世界。

然而富有戏剧色彩的是，在这场运动里，最大赢家不是路德，也不是日耳曼贵族，而是一个出身平平、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一无所长的知识分子。

他叫加尔文。

俗话说“牛打江山马坐殿”。革命的理论者和掌权者常常不是同一个人。就像卢梭成就了罗伯斯庇尔，路德成就的是加尔文。

那时的局势很乱，有无数的人为新教振臂高呼，有无数的人提出自己的教义，有无数的人企图建立新的宗派。加尔文是最成功的一个。

加尔文比路德小十二岁。他和路德同样是先学法律，中途改为研究神学。加尔文认同路德的观点，因此受到了天主教的迫害，一路流浪，来到了瑞士的日内瓦。最终，加尔文在日内瓦确立了他在新教中的地位。

加尔文不像路德那样把新教的传播局限在日耳曼民族里，而是如同保罗将基督教传播到其他民族一样，加尔文将新教的影响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并且用庞大、严格的教会系统维持他的统治。很快，加尔文像他的敌人——罗马的天主教皇那样——当上了新教的教皇，日内瓦成了新教的罗马。

宗教改革最终以天主教和新教各占欧洲一半而告终。

最初的加尔文是个虔诚、博学、勤奋的教徒。

他生活简朴，不为金钱所动。敌人用金钱贿赂他，他嗤之以鼻，甚至坚决反对提高自己的俸禄。

他勤奋耐劳。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从来没有休假。连他的敌人、天主教教皇都夸奖他说：“好个异端，只爱工作不爱钱。如果他能为我所用，我相信天主教定可囊括四海。”

他学识渊博，在26岁时就写成了内容精深的神学巨著《基督教原理》。

他意志坚定，不为任何恐吓与利诱所动。天主教一次次烧他的书，他每次的反应都是增补更多的内容、重新印刷。结果是，天主教越烧他的书，他的新版著作就越厚。

加尔文简直是天生的社会运动家，具有革命者的一切优良品质。

但同时也具备革命者惯有的缺点——不容异己。

新教是靠着路德一篇篇雄辩的文字，从天主教的火刑架下顽强成长起来的。但加尔文和他的继承者们却在日内瓦竖起了更多的火刑架。他们烧天主教徒，烧异端分子，烧跟他神学观点不一致的人，烧所有具备苏格拉底式怀疑精神的人。

在宗教改革之前，只有一个罗马教廷负责审判哲学家。

在宗教改革之后，变成了两个教廷比赛审判。有时为了对付异端，这两个原本水火不容的敌对阵营竟然能联合起来，天主教的神父被邀请坐到了日内瓦的法官席上。

我们还记得，当年路德反抗的是独裁，用的武器是哲学。然而，在用哲学打败了天主教以后，新教用新霸权代替了天主教的旧霸权。

实际上在近代科学家、哲学家被迫害的例子里，加尔文所干的远比天主教更有名。这再次证明了，哲学和宗教的联合是行不通的。宗教只会把哲学当作获权的工具，一旦取得胜利，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哲学扔到一边。

要成功，哲学必须靠自己。

然而假如我要说，哲学其实不反抗反而更好，你会怎么看呢？

第九章 奇怪的论调

抹杀异己言论、杀人、烧书，这些都让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很坏很坏。它阻碍了科学、哲学和艺术，它阻碍了文明。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开始的基督教不是靠政治力量，而是靠一名接一名教徒的皈依聚沙成塔的。人们冒着被惩罚的危险，自愿加入基督教。那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极为美好：它讲博爱，不讲自私；它讲宽恕，不讲仇恨；它讲施予，不讲索取；它讲众生平等，教徒不分贵贱，都如兄弟姐妹一般。

那么，一个人人都虔诚信奉基督的世界，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岂不应该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世界？

可能有人觉得，因为存在残酷的宗教裁判所，不允许一星半点的异端言论，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并不完美。一个真正完美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裁判所、人人博爱平等的世界。

这个想法虽然好，却是不现实的。

基督教不能容忍其他信仰，更不能容忍无神论。假如任其横行，基督教的教义会受到威胁，上述完美世界也将不复存在。再说教会也不是没给异端留生路，只要你改变信仰，你可以立刻享受到信仰的幸福，我们也会不计前嫌把你当成兄弟姐妹，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所以，即便我们去掉了中世纪教会的那些残酷行为，一个按照基督教教义规划出的完美世界，还是不可能有言论和信仰自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哲学、科学和非宗教题材的艺术品。

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应该被保护的，还是需要改变的？

如果你选择后者，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容忍异端比全体人民的幸福还重要？

为什么苏格拉底宁愿死，也要怀疑？

我先问个别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学哲学？前言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我们学哲学是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

但问题是，我们享受科学的成就并不需要学习物理知识。科学家造好了各种高科技产品（比如手机），得出了各种实用的结论（比如“饭前要洗手”），我们只要拿来直接用、直接遵守就是了。就算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笨蛋，也不妨碍他成为科技成果的受益者。

关键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有现成的产品呀！

那就是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生观。当邻居大妈默念“人的命天注定”的时候，她信奉的是宿命论和决定论；当朋友在酒桌上劝你“赚钱有什么用，钱再多早晚也是一个死”的时候，他讲的是虚无主义；当人生感悟型的散文告诫你“当下最重要，活出你自己”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萨特的代言人。

实际上，整个哲学史上那么多学派那么多说法，其中凡是和普通人有关系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它们的通俗版、谏言版、人生感悟版、心有戚戚焉版。我们不需要了解真正的哲学理论，就已经在“享用”哲学家们的思考成果了，并没有什么精妙的哲理是独独藏在哲学著作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到的。你想，假如这世上存在一种让人易于接受的，又能给人带来好处的道理，人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个道理改写得通俗易懂，然后拼命到处传播呀。

每个人天生都趋乐避苦。那么假如哲学书中真有什么对人类有好处的人生道理而大众却不知道的话，这不就意味着只有我们才是全世界最精的人，而这世上其他所有不读哲学的人都是比我们笨的傻子吗？

这不大可能吧。

我的意思是说，就像我们享受科学成就最好的办法是买个新手机而不是去学《电子电路》一样，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对自己有好处的人生观，那我们没必要学习哲学，只需要从各种世俗的人生观中选一个就好了。

假如明白了这一点，你还是不满意各种世俗的人生观，执意要翻开哲学书亲自研究一番的话，那么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你不信那些现成的答案。

你怀疑它们。

祝贺你，你被苏格拉底附体了。

为什么苏格拉底宁愿死，也要怀疑？为什么我们放着现成的快乐不享受，非要亲自学哲学？

因为我们是人，不是动物。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要思考。

而怀疑是思考的起点，也是思考成果的检验者。怀疑的最大作用在于能避免独断论，这样才能引导我们寻找正确的答案，免得我们轻信一切未经证实的结论。

所以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当年的苏格拉底那么招人讨厌，却能被后人奉为圣贤。因为他的怀疑是理性文明的开端和标尺。所有的思想都要因他的怀疑而诞生，最后还要能经得住他的怀疑才算合格。

正是照着这个标准思考，西方人才有了哲学，才有了科学，才创造了现代文明。

第十章 童年的终结

虽然宗教改革没给哲学带来什么好处，但是仅凭人需要思考、思考需要怀疑这一点，哲学早晚要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最初的光恰恰从最黑暗的地方亮起。

教会最可怕的武器是宗教裁判所。在各个国家中，最严酷、最血腥的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而西班牙的历代君王中，最不可一世的是腓力二世（也被翻译为“菲利普二世”）。

腓力二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住在远离尘嚣的群山里，生活非常简朴，他穿着朴素，以至于有些第一次来拜访的人把他当成了仆从。

就像那些进行残酷统治的教皇们一样，圣徒成为统治者有时比道德堕落的统治者还可怕。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王国，拥有欧洲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宗教裁判所。然而，我们的近代哲学故事要从他的身上讲起。

我们来说说这个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怎么个牛法呢？

他的老婆是著名的“血腥玛丽”，以屠杀异教徒而闻名。腓力二世则打赢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战，阻止了奥斯曼帝国进攻欧洲的企图。他还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无敌舰队”，把美洲变成了西班牙的后花园。因为西班牙的影响，今天的墨西哥、巴拿马、古巴、智利、阿根廷等等美洲国家的官方语言都是西班牙语。在欧洲，西班牙王国的领地也很大，涵盖了今天的葡萄牙、荷兰等大片领土。

腓力二世的志向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他的野心在整个欧洲。他和英国打海战，一度让英国人举国绝望。他和法国打宗教战争，铁骑曾经踏进过巴黎。腓力二世的志向如此之大，或许觉得在小小荷兰发生的一场叛乱很容易就能搞定。

但是他错了。

起义军的首领威廉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贵族。他本来地位高又很有钱，可以一辈子过着奢华的日子。但是他在荷兰有巨额的投资和巨大的声望，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二是因为他与荷兰有深厚的感情，再加上他也同情被西班牙迫害的新教徒，结果威廉毅然放弃了舒适的生活，花了大笔财产组织起义军。

威廉虽然品格高尚，却不善于打仗，起义军经常被打得落花流水。不过腓力二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荷兰人为了不让西班牙人占领自己的土地，宁愿主动打开水闸，放水淹没自己的家园。镇压的军队一直没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腓力二世不愿意小小的荷兰牵扯他太多的精力和金钱，于是他换了一种镇压方式：悬赏威廉的性命。奖赏金是赦免过去一切罪行，封为贵族，还有25000枚金币的巨款作为赏金。

不久，一位刺客开枪打中了威廉，子弹从威廉的右耳打进去，穿过了左脸颊。奇迹的是，威廉竟然保住了性命。从这以后，威廉转移了住处，受到了更严密的保护，每一个接近他的陌生人都要受到仔细的盘查。

比如有一个来自法国的年轻人，他全家由于信奉新教被杀害，他受到邀请来见威廉，还带来了威廉朋友的最新情况。但是威廉的保护者仍旧不相信这个年轻人，向他拷问了新教教义和其故事里涉及的各种细节，直到确信年轻人所说的都可靠，才允许他进入威廉的宫殿。

这位年轻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举止，除了威廉主动接见他之外，他每次在宫殿里行走都故意避开威廉的住处。有人注意到了这个情况，问他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年轻人指了指自己的打扮：

我这么破旧的衣服，怎么好意思让殿下看到呢？

威廉听到了这事后非常感动，让人给了年轻人12枚银币，又答应第二天给他签发一张回国用的通行证。

第二天，年轻人按照约定找威廉来拿通行证，在宫殿门口遇见了威廉的妻子。不知道为什么，威廉的妻子觉得年轻人不像好人，执意不让他见威廉。威廉安慰妻子说，那年轻人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法国难民罢了。

威廉见了这位年轻人。

年轻人掏出两把手枪，把威廉打死了。

年轻人其实是为了赏金而来的刺客。在不久之前，他向一位天主教会的教士祷告，从而学会了“全家因为信奉新教被屠杀”那套谎言。那位教士还赦免了年轻人过去的所有罪，以及即将犯下的杀人罪：杀天主教的敌人不是罪，反倒是荣耀呢。而那两把手枪，竟然是这位年轻人用威廉赏赐给他的钱买的。

刺客立刻被抓起来，受到极为残酷的刑罚，最终被处死。刺客的家人收到了丰厚的赏金。

威廉被刺杀的那天，距离他登基成为荷兰国王只差两天。腓力二世成功了，威廉没有看到荷兰的真正独立；但腓力二世也失败了，因为威廉开创的事业已经无人能够阻挡。

威廉被杀后四年，具有绝对优势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被用海盗船、商船拼凑起来的英国舰队悉数歼灭。又过了八年，腓力二世被法国击败。一连串军事和政策上的失败使得西班牙实力大减。这成就了坚持不懈顽强起义的荷兰人。威廉去世二十多年后，荷兰终于赢得了独立。

荷兰是个很怪的国家。

荷兰的全称叫“尼德兰共和国”，“尼德兰”的意思是“低地”。荷兰的地势很低，这使得欧洲几条主要河流的入海口都在这里，这意味着荷兰河多。河多了，就等于有便利的水上交通，所以荷兰的商业发达。这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对，同样是靠在海边，航海业和商业发达的雅典。

商业和哲学很有关系。

商人善于谋划思考，因此孕有思辨精神。同时，商业城市人口流动大，所以对外来和新兴的文化更为包容。而不像农业社会那样，强调的是社会稳定，强调的是循规蹈矩。

正是因为商业发达，在天主教和新教比赛般绞杀异端的世界里，荷兰拥有全欧洲最开明的言论政策。不久以后，荷兰成为各类异端分子、科学家、哲学家的避难地。它成为雅典之后的哲学的第二个故乡。

但是商业国家也有缺点。

商人都顾着自己赚钱，只考虑个人利益，不顾大局。打败西班牙人以后，荷兰人原本想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推举一个人当国王。但是自从威廉被杀，荷兰再也找不到像他那么有威望的人。都是商人嘛，也不能指望谁能大公无私。此时的荷兰一共由七个省组成，七个省互相猜疑，选谁当国王都有人反对。有一度荷兰人实在绝望了，竟然找英国要了一个贵族来给自己当国王。但是这国王一味顾及英国的利益，荷兰人不得已又把这个国王赶了回去。

最后怎么办呢，被逼急了的荷兰人想出一招，算了哥们儿，七个省不都互相不服吗，咱投票得了。

于是，荷兰在近代欧洲第一个取消了独裁者，完全采用议会投票的方式处理政务。这种政体从罗马屋大维结束民主制度以来，已经很多年没有了。此时的荷兰也不能叫作“荷兰王国”了，而改叫“荷兰共和国”。

这个小国家举国都是油滑商人，政客间互不信任，议员一天到晚吵架，一个决议能从地方吵到国会一个礼拜都决定不出来，可它就是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听上去很美——资本主义，又民主，又言论自由，比封建国家优越多了。然而荷兰也有不行的地方。

比如说打仗这事。你想，全国都是忙着挣钱的商人，谁会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别人去打仗呢？但是商人也有商人的解决办法，不是没人想当兵吗，咱花钱雇不就行了？

这一雇不要紧，他们一不小心雇到了一位哲学强人——笛卡尔。

如果我们说怀疑精神是哲学的灵魂，那么笛卡尔天生就是个当哲学家的料。

笛卡尔小时候在教会学校上学，功课很棒。但是笛卡尔却认为学校中所教的，除了数学之外没有任何有用的知识。他怀疑学校的课程，决心自己去独立求知。我们可以说，在笛卡尔怀疑学校课程的这一刻，他也被苏格拉底附体了。

作为一个基本没什么前人可以参考、没什么书可以相信的哲学家，笛卡尔探索世间奥秘的方法只剩下一种：亲自思考世界。按他的话说，就是读“世界这本大书”。

因此笛卡尔参加了荷兰的雇佣军。不过没打什么仗。或许因为不过瘾，笛卡尔后来又加入过法国的巴伐利亚军，参加了三年战争。

大约在26岁的时候，笛卡尔离开了军队。他大概是觉得自己探索世界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准备著书写作。最终，笛卡尔选择定居言论最为自由的荷兰，此后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荷兰度过的。

笛卡尔既然被苏格拉底附体，那么他研究哲学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用怀疑的眼光把所有的知识重新检查一遍。

这是一个很有气魄的行为——

管你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你们再有名，你们的书我也得先怀疑怀疑！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拜访笛卡尔，说我想看看您的图书馆。结果笛卡尔指给他看一只解剖到一半的小牛。那意思是：我的知识不在先贤的书里，而是在实践检验里。

实际上，笛卡尔比怀疑先哲著作还要更彻底，他要彻底怀疑整个世界：我眼前的这个世界是不是都是假的？我见到的一切会不会都是幻觉、都是梦境？

其实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怀疑。就不说“庄周梦蝶”的典故了。我估计大家在小的时候，大概都有过类似的灵机一动：我是不是生活在动画片里？爸爸妈妈是不是外星人变的？

《楚门的世界》《黑客帝国》《盗梦空间》等好莱坞片子一出，这个问题就更直观了：我们怎么知道周围人不是全都串通好的演员？我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电脑虚拟的世界里？我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梦境里？

笛卡尔的怀疑虽然小孩子都想得出，可是在哲学史上，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哲学家都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明明知道我所生活的、所感受的这个世界无比真实，但是，到底怎么能严格地去证明它是真实的呢？你要是非说一切都是幻象，这谁也驳不倒你啊！

咱们一会儿就能看到，历史上的各位聪明人是怎么应对这个难题的。

好，我们承认，笛卡尔的怀疑论很有挑战性。那我们倒想听听，笛卡尔自己是怎么回答的呢？

笛卡尔其实也有点崩溃。都怀疑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是真实存在的呢？想来想去，笛卡尔还真想到一个。他想，不管我再怎么怀疑，“我怀疑”这件事是确定的，它肯定存在吧？那么，只要有了怀疑的念头，就说明“我”肯定是存在的——“我”要是不存在就不会有这些念头了。

这就是名言“我思故我在”的意思。

这句话虽然很有名，但是经常被误读。有的人以为，这话的意思是“我存在是因为我思考”，更有人引申为“人生意义就是去思考，不思考人就无所谓存在不存在了”。

这些解释都是错的。

“我思”和“我在”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推理演绎的关系。即：从前者为真可以推导出后者为真。也就是从“我思”为真，可以推导出“我在”为真。而不是说“我不思”的时候就“我不在”了，在不在我们不知道。

从“我思故我在”开始，西方哲学的精妙之处可见一斑。

当然你可能不服，这明明就是一句浅显至极的话，连小孩子都明白，怎么就精妙了呢？

道理很简单。

拿中国哲学比一比就知道了。

刚才说了，笛卡尔的怀疑论没什么了不起的，“庄周梦蝶”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怀疑了之后，中西哲学的思路就不一样了。

《庄子》里说完“庄周梦蝶”的故事，继续说：

“庄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话意思是：庄周与蝴蝶肯定有区别，这就叫“物化”。

这就有问题了。

首先说“物化”这词，后人有很多解释，什么“物我交融”了，“顺应变化”了，“四大皆空”了，全都能自圆其说，那么多国学家也没个定论。就看解读的人学的是哪门哲学，就能把哪门哲学的解释安在这两个字上——要是写本书后人怎么解释怎么有，那大哥，我还要你写书干吗？

其次，或许《庄子》真的包含了深刻的道理，但是它像其他的中国哲学著作那样，说道理的时候以比喻为主。它的道理点到为止，不细说，不深究，不推理，不演绎，更不会自我怀疑。就像“一阴一阳之谓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类的话，你听着感觉韵味无穷，让你说明白它到底什么意思，又说不清楚。

数学是最简单清晰的吧。有个在初中学的知识，我们在地面上竖两根杆子，根据影子长度能计算出太阳高度。这是个非常简单的相似三角形问题，一个公式就能表达清楚。那我们古代的数学家刘徽大哥是怎么记录这公式的呢？

“度高者重表，测深者累矩，孤离者三望，离而又旁求者四望。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

我靠，这是首诗好不好？

如果当年的牛顿也是照着这个风格写《原理》，把力学定律通通藏在十四行诗里，他们英国人能赢鸦片战争鬼才信呢！

可老实说，刘徽也是被逼的。他要真的老老实实写成数学公式，他这本书恐怕就更没人待见了。因为中国知识界向来有重视文学的传统，连当官考试都得靠文采，写数学书自然也免不了要风雅一番。

而西方哲学完全相反，不讲究用词是不是优美、意境是不是深远，完全走的是扎扎实实的推理道路。“我思故我在”是按照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严谨得如同数学公式，却缺乏中式哲学的韵味，更不会让人误以为其中包含什么安邦定国的深意。哪像中国典籍，说“微言大义”，几句话就能涵盖无数道理，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呢。

那么，中国的比喻式哲学，和西方人的数学式哲学，我们该选哪一个呢？

我们刚刚说过，我们为什么不要立刻就能提供幸福的宗教，而非要追求哲学？

因为我们想避免独断论。

这就是虽然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枯燥无聊，我们却仍要学习它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介绍西方哲学史，而不是搞一本《道德经新解》之类的东西，每章引一段原文，塞两个励志小故事，凑成一本书把您糊弄过去。那样的书也能让我们有所得，但是假如它不把怀疑当作戒尺、不把逻辑当作纸笔，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所说的都真实可信？

所以，西方哲学家们一点儿情调都没有，讨论问题的方式都是抬杠、抬杠再抬杠：

你敢写“道可道，非常道”，他就非要拉住你问：“你给我定义一下‘道’。”

你敢回答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他就继续追问：“你给我定义一下‘阴’和‘阳’。”

一如当年的苏格拉底那样讨厌。

当然，这种哲学研究起来枯燥无味，要不怎么哲理书籍都得写成人生小感悟型的才好卖。有时我也恨不得干脆写一本《西哲小语》算了。就这么写：

笛卡尔说：

我思故我在。

为了一本小说流泪的小美说：

我爱故我在。

刚考进美术系的阿强说：

我创作故我在。

每天都会早起打扫街道的大婶说：

我生活故我在。

那亲爱的朋友，你因为什么而存在呢？

——再配一波普风格的小插画儿，多给力呀，您就坐在星巴克里可劲儿感悟去吧。

第十一章 理性主义

现在我们的哲学事业已经有了原则。即：我们的结论必须能经得起各种怀疑，这样才能保证它真实可信。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原则。

但是还有一个大问题。

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出可靠的、经得住怀疑的结论呢？

笛卡尔从几何学中找到了灵感。

笛卡尔时代的几何学，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学的几何，是欧氏几何，源自欧几里得撰写的《几何原本》的前六卷。

欧氏几何是什么东西呢？

它一共有五条公设和五个公理。这些都是欧几里得硬性规定的。然后他的整个几何世界，所有的定理，都是从这几条公设和公理中演绎推理出来的。

我觉得，咱们普通人只要一学欧氏几何，肯定都匍匐在地上把它当成神了。

您先看看它的五个公理和前四个公设，不用细看，扫一眼就行：

公理一：等于同量的量彼此相等。

公理二：等量加等量，其和相等。

公理三：等量减等量，其差相等。

公理四：彼此能重合的物体是全等的。

公理五：整体大于部分。

公设一：任意一点到另外任意一点可以画直线。

公设二：一条有限线段可以继续延长。

公设三：以任意点为心及任意的距离可以画圆。

公设四：凡直角都彼此相等。

感觉到了吗，这些公理和公设都超级简单，全都是小学课堂上一句话就可以带过的知识。大部分在我们看来就跟废话一样，都想不出，写出这些来能有什么用。

然而，就是这么区区几句话，竟然能一路推理推理，写出厚厚的前六卷《几何原本》来，内容能够涵盖世间所有的平面几何知识。几何世界千变万化，大自然中的几何图形更是无穷无尽，都逃不过上面这简单的几句话。

这能不让人膜拜吗？

但这还不是最牛的。

咱们来看看剩下的第五公设。

内容是：若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直线相交，并且在同一边的内角之和小于两个直角，则这两条直线在这一边必定相交。

你一看不对劲了吧。这个公设超级复杂，跟前面的公理和公设的简洁形式毫不搭配。更可疑的是，在《几何原本》里，第五公设仅仅在第二十九个命题里用过一次。就好像是一个根本没必要的累赘一样。

其他数学家也是这么想的。

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数学家，都希望能够用前四个公设推出第五个公设来，以便让欧式几何变得更加简洁。结果呢，直到两千多年后，经过无数顶尖数学家们一辈接一辈艰苦的奋斗，最后才证明，第五公设是不可以用前四个公设证明出来的。

人家欧几里得写的绝不是废话！

在科学极为简陋的古希腊时代，欧几里得的聪明才智能干掉身后两千多年里的数学家。这种人是不是值得膜拜？

更牛的还不止如此。

我们想，在客观世界里，我们能找到一个严格的圆形、三角形吗？找不到。哪怕是用尺子画出来、哪怕是用打印机打出来，都还是会存在一些误差，不可能是绝对标准的图形。

也就是说，自然界里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几何图形都没有。但是几何规律却又无处不在。

这意味着，欧氏几何囊括了复杂的自然现象，本身又是超越自然现象的。因此，笛卡尔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觉得欧氏几何有一种神秘性、超然性。他们相信，这世上有一些理性就像几何学那样，是超越客观世界、高于客观世界的。

欧氏几何启发了笛卡尔时代的哲学家。既然咱们要搞解决人生问题的大智慧，那么像欧氏几何那样，建立一套严密、规整，又高于世间万物的理论体系，岂不妙哉？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那时的一批哲学家都同时还是数学家。笛卡尔就是其中的一个。

1619年11月10日晚，笛卡尔连续做了三场梦，从梦中他得到了两个启示。

第一是发明了解析几何。

因为欧氏几何的伟大，在笛卡尔的时代，数学家们都重视几何而轻视代数。笛卡尔发明的解析几何，相当于把几何问题化为代数计算，既提高了人们的几何水平，也提高了代数的地位，说明代数和几何一样具有完美的逻辑性。特别是他的笛卡尔坐标系，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

第二个启示是，笛卡尔意识到可以把欧氏几何的系统应用到哲学研究上。

笛卡尔想象中的哲学体系应该像欧氏几何一样，先要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公设，然后用演绎推理的方式推导出整个哲学世界来。事实上，由于欧几里得的成就实在是太令人着迷了，公设加推理演绎的研究思想影响了当时整个欧洲的思想界。近代西方法学家们喜欢讲的“天赋人权”、《独立宣言》中讲的“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这些都是典型的公设，不需要解释，应无条件承认。然后其他的结论再从这些公设中推导出来。

笛卡尔的想法非常棒，他自己也照这模式构建了一个哲学体系，但是他做得并不好，我们简单了解一下，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反正待会儿我们要批判它。

笛卡尔是这么想的：

他首先有了“我思故我在”这个前提。

然后他想，我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在怀疑，这就意味着我不是完满的。因为完满的东西是不会怀疑的。

但是我心中有一个完满的概念，对吧？要不我就不会意识到我是不完满的了。

既然我自己是不完满的，那这个完满的概念肯定不能来自于我自己，必然来自于一个完满的事物。什么事物是完满的呢？那只能是上帝。

好，现在推出这世界上有上帝了。

笛卡尔又想，因为上帝是完满的，所以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既然上帝是全善的，那么上帝一定不会欺骗我，不会让我生活的世界都是幻觉。所以我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证明完毕。

笛卡尔的这个证明看上去一点都不严谨，中间有几个步骤让人觉得怪怪的。而且他这个证明也没说出什么有用的话来，只是不让我们再陷入到怀疑一切的荒谬境地中，它还不具备什么建设性。

但不用着急，他后面还会有很多聪明人继续完成这项工作。

第十二章 形而上学

笛卡尔的疑问关系到了哲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叫作“形而上学”。

我们在学校里学习马哲的时候，课本给我们的解释是：“形而上学就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方式看待问题。”在课本上，“形而上学”被当成一个贬义词，说谁是形而上学，那一定是在骂他呢。

课本上这样讲不够厚道。你听说过哪个学科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宣称：我们这个学科就是立志要孤立、片面、僵化地研究问题⋯⋯那我们不就是吃饱了撑的嘛。

课本里给形而上学下定义，就好像学校里调皮的孩子专拿别人的缺点起外号一样。明明人家也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但外号就叫成了“爱哭鬼”“小胖墩儿”。我们课本给形而上学找的这个缺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么成天叫人家也不合适呀。

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呢？

“形而上学”这个词英文是metaphysics，它的来历是这样的：话说回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写过很多的著作，从哲学到物理学，涉及了很多学科。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现代学术界“哲学”“物理学”这样的分科。亚里士多德是写痛快了，想研究什么就写什么，可给整理他书籍的后人犯愁了。这么一大堆包罗万象的著作，该怎么分类、命名呢？

一个叫安德罗尼柯的人想了一个好办法。他用“研究有形体的事物”和“研究没有形体的事物”，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分成了两大类。

前一类著作编在一起，起名叫《物理学》。后一类作品，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品，也编在一起，放在《物理学》的后面。当时没有合适的名字称呼它们，安德罗尼柯一看怎么办呢，就给起了一个名叫metaphysics，意思是“物理学之后”。

安德罗尼柯起这个metaphysics的原本目的，应该是他没有现成的词汇可用，于是就说这部分著作是“编排在《物理学》之后的内容”。但这个词的含义也可以引申成“物理学之后的学问”。也就是说，形而上学研究的是那些高于物理学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学问。

这就是“形而上学”这个词最早的来历。

“形而上学”的中文译名也很棒，称得上是中文翻译史上最棒的译名之一。

中文典出《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经》的这句话很精彩，也很好理解。“形”，就是有外形、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东西。《易经》的这句话，是下了两个定义。

第一个定义是说，超过我们感知之外的那些无形的东西，是“道”。“道”，就是“道理”的“道”，指的是“道理”“概念”这些抽象的东西。老子说“大道无形”，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定义是说，我们能感知到的那些有形的东西，是“器”。“器”是“器具”，就是指“东西”“物质”。

让人拍案叫绝的是，《易经》的这句话，和安德罗尼柯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易经》的“道”，对应的就是安德罗尼柯的metaphysics。《易经》的“器”，对应的就是安德罗尼柯的“物理学”。于是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先生在看到metaphysics这个词后，联想到《易经》，把metaphysics翻译成了“形而上学”。

简直是“信、达、雅”的最高境界。

我们现在所说的“形而上学”，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是用理性思维去研究那些能统一世间一切问题的“大道理”。就像笛卡尔希望的那样，要寻找到一个能高于客观世界、统领一切事物的真理。比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之类的问题。

有一些相信中医、相信阴阳五行的朋友在批判西方科学的时候说：“西方科学都是在支离破碎地理解世界，我们中国的阴阳五行不同，是从整体的角度理解整个宇宙，你们西方人不懂的！”

其实呢，西方人也从整体角度研究宇宙，这门学问就是形而上学。

还可以这么理解形而上学。

很多小孩喜欢不停地问家长“为什么”，让家长不胜其烦。其实，这个“为什么”的游戏玩到最后，追问的往往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

举个例子。

小孩问爸爸：“我为什么要上幼儿园啊？”

爸爸回答：“因为爸爸妈妈要上班，不能照顾你呀。”

“那爸爸妈妈为什么要上班啊？”

“因为爸爸妈妈要挣钱啊。”

“那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挣钱啊？”

“挣钱了才能买吃的啊。”

“那为什么要买吃的啊？”

“有了吃的，人才能活啊。”

“人为什么要活着啊？”

一般问到这种地步，家长就准备打人了，对吧？

可是，家长要打人并不是因为孩子无理取闹——求知怎么能算是无理取闹呢？而是因为家长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恼羞成怒了。因为孩子最后问的“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正是形而上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研究“人为什么不自杀”，其实就是在研究“人为什么活着”。你看这孩子一下子就提出了一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一般的家长怎么可能回答得上来呢？

再举一个例子。

刚才说的“为什么要上幼儿园”是一个社会科学问题，类似地，不断追问自然科学的问题，最终也会通向形而上学。

比如小孩问“太阳为什么会每天升起落下”，家长可以用牛顿力学来解释。但如果小孩进一步问：“为什么太阳要遵守牛顿力学？”这时候家长就又要打人了：“太阳不遵守牛顿力学还能遵守什么啊？这是什么破问题啊？”

实际上，小孩这里问的又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为什么物理学规律是普世的？我们为什么相信在地球上检验有效的力学原理，宇宙万物都会遵守？甚至于为什么我们相信，那些我们没有观测到的宇宙天体，也会遵守同样的物理规律？我们哪里来的这自信？

这个问题再继续追问下去，就是在追问这个世界的本质：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世界的本质是物理定律还是我们对物理定律的信念？

回答这些问题都是形而上学的任务。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在哲学里又称作“本体论”。

“哪些知识是真实可信”的问题，在哲学里又称作“认识论”。

第十三章 二元论

此时我们可以暂缓脚步，先欣赏一下我们挖到的第一块哲学瑰宝。

笛卡尔只知道自己的意识存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存在不存在。这个结论暗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他把我们讨论的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一个是心灵之外的部分。

这种观点就叫作“二元论”。心灵一个元，外界一个元，一共二元。这两个元是相互独立的、平等的，虽然可以互相影响，但谁也不能完全决定另一个。

因为世界分成二元了，所以这两个元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就成了大问题。在后来的好几百年中，无数哲学家在“精神世界怎么才能真实反映客观世界”上花费了大量的工夫，也很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后来有的哲学家反应过来了，直接反对二元论，认为这种划分是我们对世界的一种误解。

其中一个反对二元论的学派，就是我们熟悉的唯物主义，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我们的精神世界不过是大脑生理活动的结果。换句话说，精神是从物质中产生的。这种观点就叫作物质一元论。当然，相应的也有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外面的世界不过是我自己心灵的产物罢了。

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些观点，我们先说说，二元论对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切实的帮助。

首先一条，二元论很容易被我们接受。虽然后面的哲学家们对此有所反驳，但是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说，把自己的心灵想象成一个事物，把外部世界想象成另一个事物，这很容易做到。

二元论有一个比较庸俗的用法，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躲避痛苦。按照二元论的观点，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独立的，那么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仅仅在于感官体验。其余的精神体验都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理活动。

比如说，有人打了我一下。这个事件对我只有两个影响：肉体上的疼痛是感官体验；随之而来的屈辱是心理活动。

这也就是说，我们遇到的所有痛苦都可以分成两类：感官上的和精神上的。

感官上的痛苦并不难忍受。因为感官体验是相对的，快乐得到得越多，人对快乐就越不敏感，就越难以忍受痛苦。反之亦然。这就好比富翁吃鱼翅不会觉得多快乐，但是饿汉吃一口饱饭就能感到无上幸福。所以只要不是即将死亡，忍受感官上的痛苦总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回报。

并且，当我们把自己的心灵想象成独立于外部世界的时候，那么感官上的痛苦就会被归为一些非常简单的精神刺激：疼痛、饥渴之类。当你集中精神专门应对它们的时候，就容易感到麻木且更能忍受。

相对于感官的，是精神上的痛苦。这就更不可怕了。精神痛苦不疼不痒啊。在客观世界里，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再牛的人都无法保证自己永不受苦。而在精神世界里，只要意志坚定，我们自己就是王。最不济了，还可以选择当阿Q，通过意淫幻想也可以保证在精神世界里不受伤害。

当我们把人生痛苦分成感官体验和精神体验这两类以后，就会发现，还有什么痛苦是不可忍受的？想象一个除了死亡之外你最害怕的东西——被囚禁？被鞭笞？被凌辱？

要是殴打就来吧，肉体的疼痛总会终止，要么是你停手了，要么是我麻木了。是饥饿吗？饥饿的结果要么是死亡带来的平静，要么是一顿幸福的大餐。是羞辱？只要我的意志足够坚定，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我可以视一切为粪土。他人的嘲笑和蔑视只存在于外界那一元，和我的精神世界无关，那么又何来凌辱之有？既然肉体的疼痛、饥饿和羞辱都不会伤害我，那贫穷和世俗的压力又有什么可怕呢？

更进一步说，二元论能帮助我们的关键是：我们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是无敌的，而一切体验归根到底都是精神体验。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外部世界的痛苦令人恐惧，我们不得不一边使出浑身解数躲避这些痛苦，一边还要为了它们可能的到来而惴惴不安。但是，外部世界并不由我们随心所欲地控制。当我们为了趋乐避苦而硬要控制外物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物质生活中的压力全部来源于此），一方面我们永远都会遇到失望和挫折。

而在二元论的观念下，世界被一分为二：外界和内心。痛苦虽然来自于外界，但真正承受痛苦的是我的内心。因此我们虽然仍旧需要尽力去改变外物，但在客观世界这一元里的得失其实不重要，关键是固守自己的内心这一元，固守住我们获得体验的最后一关。而在内心世界里，我们自己能完全做主，这就让人产生了很大的安全感。

举一个例子。传统的对待生活的方式是，我们想到“考试不及格会给我带来痛苦”，那我们的对策就是好好念书，努力考试及格。但辛苦念书会给我们带来肉体的痛苦，对考试的担心给我们带来了很强的不安全感，而且就算考试通过了，人又会自动产生新的欲望和新的焦虑，陷入永无止境的担忧之中。

而新的人生观是这样的。我想：不管考试的结果如何，外界对我的这些影响都只体现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只要我闭上眼睛，专心驾驭我的内心世界，那么外界发生任何事都不会伤害我。这样我也不用费心念书去忍受肉体痛苦，不用为担心考试的结果而惴惴不安，我不为任何外物所扰，反倒清静自在。这是什么境界？说不好听了，这是阿Q的境界；说好听了，这叫“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这是九阳神功的境界。

另外，还有一个跟二元论没关系的时间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强化二元论的安慰效果。

我们想，对人伤害最大的其实不是一时的痛苦，而是对未来痛苦的恐惧。这就像打针对于孩子来说，可怕的地方在于排队，在于来苏水味、叮叮当当的针管以及胳膊上的凉意。真正的肉体疼痛与此相比微不足道。我们怕穷，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忍受粗糙的吃穿，而是因为不愿意整日生活在对贫穷的恐惧和屈辱中。我们不愿意忍受的是那种担惊受怕的状态。

所以，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感受局限在此时一瞬，而不要顾及那些未到的痛苦。

可以这么想：我们自己其实是由无数个时间瞬间组成的。我们的感受只是此一瞬的。而这一瞬的痛苦，前面从二元论的角度讨论过了，并不难忍受。至于未来尚未到来的痛苦，此时并未加诸我身，对我也就没有伤害。

假如我们同意人“不可能拥有永远的幸福”这个观点——无论如何最后还有一死呢，那么，这话换个方式来说就是，未来永远都会有我们不喜欢的痛苦在等着我们，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的。如果能想到这一点，那么对于那些此时并未伤害我，又永远不可消除的痛苦，我们就可以安之若素了。

不过，上述这个人生观有一个痛苦解决不了，那就是我们关心的人对我们的负面评价。说白了，二元论可以让你放下压力不好好工作。但是当父母因此伤心的时候，二元论就没办法了。

从二元论的角度说，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和我们的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可以完全忽视。但是对于我们在乎的人，这点是极难做到的。一旦做到了，我们也就成了完全不关心任何人的冷血动物。

实际上，当我们在乎外人感受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于外物。我们既不可能控制一切外物，也不可能让他人的感受总符合我们的意愿。因此不仅是二元论，其他自我安慰的手段，对于我们所关心的人都有些束手无策。

第十四章 唯我论

从二元论进一步，还可以得到唯我论。

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到确信“我在”的论证都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他往后的工作都不太可信。假设我们只停留在“我在”的阶段，我们只能确认我自己存在，外界的一切存在不存在我不知道，这就叫“唯我论”。

这是怀疑主义常常得出的一种结论，也是哲学家们非常讨厌的一种结论。因为唯我论明明在理，可是太荒谬了。哲学家们不是神仙，也要吃要喝要生存。而对于一个唯我论者来说，外部世界都不存在，那哲学家到底还吃不吃饭、喝不喝水啊。

不喜欢哲学的人也常常用“唯我论”的荒谬来攻击哲学：哲学果然是个无用的学问，最后的结论还不是个笑话吗？

其实不是这样。唯我论虽然很难让我们完全接受，却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世界观。

首先，和二元论一样，唯我论很难被彻底反驳掉。我们永远都可以质疑自己生活的世界是一片幻觉，或者只是一个梦。当你思考“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唯我论永远立在一旁幽幽地望着你。挥之不去。

其次，唯我论对我们的普通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坚强。在采用唯我论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天上地下唯我独大，我们不用害怕任何事物，只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唯物主义者会嘲笑这是一种源自无知的幻觉。但我觉得就像有时需要虚假的艺术作品来安慰我们一样，就算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是虚假的东西，对我们同样有用。

电影《食神》里，谷德昭饰演的落魄胖子在面对困难时大吼：

“这都是幻觉，吓不倒我的！”

这种呐喊能给人力量，不是吗？

唯我论还可以和目的论结合在一起。

简单说，目的论就是认为世间万物是因为某种目的而存在的。比如“世上有苹果是为了给人吃”。这种观念经常被宗教使用。既然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上帝在设计世界的时候，每一项设计都应该带着某种目的。当然，随着神学的没落，这种目的论很容易遭到抨击。伏尔泰就讽刺说：这么说来，神创造鼻子就是为了架上眼镜啦？

但目的论可以成为唯我论的好朋友。在坚持唯我论的时候，虽然我们相信自己是天下唯一的存在，但是我们还能看、能摸、能感受到世间的一切啊。即便这一切都是幻觉，那为什么要出现这些幻觉呢？

假如我是这世界唯一真实存在的事物，那么很容易想到，或许这些幻觉都是为了我才创造出来的吧。

电影《楚门的世界》里，主人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物件都是被别人布置好的。他的整个人生是一个被精心策划的电视直播节目。他拜访哪个商店，哪个商店才开始装模作样地运营。他走到哪里，哪里才会出现安排好的路人。

假如我们带着唯我论的观念生活，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于我来说，外界的一切事物，不都是等我感受到的时候才会出现吗？如果把世上的一切都想象成只为我一个人安排出来的，也可以说得通啊。没准只有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主角，其他人只是木偶、演员或者是幻象。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倾城之恋》里，已经是明日黄花的女主人公本想靠情场手腕俘虏男主人公，怎奈技不如人，眼看就要错失良婿，这时日军突然向香港开战。在战火中，男女主人公同生共死，得以终成眷属。

此时张爱玲写道：“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这段话是典型的唯我论和目的论。一场仗全是为自己打的，这种话千万别随便跟人说。你要是跟愤青说，他会打你。你要是跟历史老师说，他会给你零分。你要是照着这种观念生活，没准下次打仗就把命送了。

但是《倾城之恋》反而能够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正说明了唯我论和目的论能赋予人生一种特殊的美，能给予我们一个理解人生的全新视角。

继续说笛卡尔。

笛卡尔从小就体弱多病。他出生几天后母亲就死于肺病。笛卡尔也受到母亲的影响，生下来就不住咳嗽。当时医生都认为他没希望了，只因为一个护士坚持照顾他，他才活了下来。笛卡尔的名字“勒奈”意为“再生”，可能就和他多难的出生有关。

虽然活了下来，但是笛卡尔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他年轻时候，医生仍旧说他活不长。小时候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学习好，校长还是他父亲的远房亲戚，因此笛卡尔受到了格外的照顾。校长看他身体不好，特许他可以不参加早晨的宗教仪式，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从此，笛卡尔一生都保持着早晨不起床、躺在床上思考问题的习惯，常常一赖床就到中午了。

后来笛卡尔不是当兵了嘛。据他自己说，他当兵的时候，在冬天，早上要钻到“火炉子”里面思考。这点也符合他肺不好的病征，喜暖畏寒。

除了体弱多病这个缺点外，笛卡尔或许是哲学家中最适合当情人的一个。

他非常勇敢——主动参加战争就是证明。

笛卡尔25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带着一个仆从在北欧乘坐一条船旅行。船员看他一副富人的打扮，随从又少，私下商量要谋财害命。他们没想到，博学的笛卡尔能听得懂他们的语言。这时笛卡尔突然拔出剑，强迫船员把船划到岸边，安然脱险。

不光勇敢，笛卡尔还很有风度，据说有个人因为争抢女人要找他决斗。笛卡尔只说了一句话，就消除了那情敌的敌意。笛卡尔对他说的是：

“你的生命不应该献给我，应该献给那位夫人。”

然而，笛卡尔坏就坏在他的魅力上。

也是命里该着。笛卡尔名气大了以后，敬仰他的王公贵族多了。其中有一个就是瑞典女王，“自以为她既然是君主，有权浪费伟人的时间”（罗素语），邀请笛卡尔去做她的家庭教师。考虑到自己身体不好，笛卡尔一开始百般推辞，但是瑞典女王一而再再而三地坚请，甚至派了舰队司令和一艘军舰来接他。能得到权贵如此恩宠，对于哲学家来说倒也不是坏事，笛卡尔只好从命。

然而一到瑞典王宫，笛卡尔就傻了。

瑞典女王要求笛卡尔每周用三天早晨的时间从5点开始就给她上课。您可以打开世界地图看看，瑞典那地方可比咱们东北靠北多了，跟西伯利亚一个纬度。按笛卡尔的话说，“在这个国家里，人的血也要像河水一样冻成冰”。而且笛卡尔到瑞典的时候还是冬天，然后去上课的时候笛卡尔还要穿过“斯德哥尔摩最萧瑟、最多风的广场”，而且这个女王在他上课时还喜欢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

笛卡尔从小就喜欢赖床，结果现在隔三岔五地就要早晨五点前起来到雪地里吹凉风，没待几个月就得了感冒，后来转成了肺炎，治疗无效就去世了。

这位瑞典女王在历史上很有名，是个颇为传奇的女中豪杰。她邀请笛卡尔本是为了求学，但她没想到，她和哲学史最大的联系却是害死了哲学大师。

好在我们还有后来人。

笛卡尔说过：“不管多么荒谬、多么不可置信的事，无一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主张过的。”

这句话使他不仅成为了伟大的哲学家，还成为了哲学史上伟大的预言家。在笛卡尔之后，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稀奇古怪的奇思妙想。您会发现，您小时候觉得自己有过的特离奇的想法，这帮哲学家们早就全都给想遍了。

第十五章 寒冬夜行人

对于被压迫的思想者来说，荷兰是全欧洲最幸福的地方，是科学家、哲学家和异端分子的避风港。

在这个背景下，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事就很讽刺了。

斯宾诺莎的父辈生活在葡萄牙，那时候葡萄牙还属于西班牙统治，正是腓力二世不可一世的时代。

腓力二世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斯宾诺莎一家却是犹太教徒。无论在新教还是天主教眼中，斯宾诺莎一家都属于异教徒。

前面说了，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对异教的迫害最为严重。斯宾诺莎的父辈受尽了苦难，一直想找个机会逃出去。终于在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海上实力大为削弱。斯宾诺莎的父辈们得以找到一艘船，从海上逃到了荷兰。斯宾诺莎就在荷兰出生了。

可以说，斯宾诺莎就是伴随荷兰共和国一起成长的。

在荷兰，有很多同样来避难的犹太教徒，斯宾诺莎一家自然和教友们生活在一起，算是找到了组织。

这本来是一个美好的命运，但问题出在斯宾诺莎身上。

斯宾诺莎是哲学家。哲学家就喜欢怀疑。怀疑精神和任何宗教都不对付。所以斯宾诺莎触怒了犹太教会。

在自由之都荷兰，为了躲避迫害而聚集起来的犹太教会，却把斯宾诺莎给迫害了。

不过也不全是犹太教自身的原因，还涉及基督教的压力。虽然荷兰的宗教政策甚为宽容，但毕竟整个欧洲都处于基督教严格统治的气氛之中。在荷兰的犹太教会希望能在不违反自身教义的前提下，尽量不得罪基督教。而像斯宾诺莎这种敢于怀疑世间一切的哲学家，犹太教会很担心，包容他会触怒荷兰的基督教会。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荷兰犹太教会的处境。

在斯宾诺莎15岁的时候，有一个犹太年轻人写了一篇评论信仰的文章。那文章并没有严重违反犹太教教义，但是触犯了基督教教义，犹太教会因为担心惹怒基督教，强迫这名青年悔改。具体的悔改仪式是：要这个年轻人躺在教堂门口，让教徒们一个个跨过他的身体。

那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年轻人，他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回家后就开枪自杀了。

这件事，仿佛提前宣布了斯宾诺莎继续搞哲学研究的下场。

不过，犹太教会对斯宾诺莎还算宽厚。当长老发现斯宾诺莎有异端倾向的时候，并不打算严惩他，而是希望能“挽救”他。经过反复劝说后无果，长老甚至答应每年给斯宾诺莎一大笔钱，只要他能妥协，哪怕是假装的都行。

提出这样的条件，只能说明长老太不了解斯宾诺莎了。

西方哲学史两千五百多年，我们介绍的哲学家有十几位。如果把这些人按照品德排序的话，斯宾诺莎就算不能独居第一，那也绝对是并列第一的。

他性格温柔，待人宽厚，但又坚强诚实，绝不可能在教会压力和金钱的诱惑下违心撒谎。

他拒绝了长老的提议，教会对他失去了信心，在斯宾诺莎24岁的时候，教会宣布把他开除教籍。在开除的时候，教会用极为恶毒的话诅咒他：“让他白天受人诅咒，夜里受人诅咒；躺下时受诅咒，起来了还受诅咒；出外去受诅咒，回来又受诅咒⋯⋯将律书中所载的一切诅咒全堆压到他的头上，普天之下都抹掉他的名字⋯⋯”还禁止任何人与他交谈、通信，禁止阅读他的作品，禁止帮助他，禁止靠近他，禁止和他同居一室。

从此，斯宾诺莎在荷兰的地位一落千丈。人们躲避他、厌弃他。斯宾诺莎的父亲不肯收留儿子。父亲去世后，姐姐又要霸占遗产。为此斯宾诺莎和姐姐打了场官司，最后他赢了官司，但是他马上又把赢得的财产送给了姐姐，自己只留下一张床。

斯宾诺莎教过的学生写信骂他说：“你是世间可悲可怜的小人，而且是供蛆虫享用的尸骸和养料。”

还有一次，一个狂热的教徒试图用匕首刺杀他，幸亏斯宾诺莎在关键时刻及时转身，结果他的脖子还是受了伤，侥幸保住了性命。

斯宾诺莎的一个朋友，被荷兰法院指控反对神学。有一个官员想要连带指控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最终脱身。但是他的那个朋友被判了10年徒刑，服刑一年多后就死在了监狱里。

后来斯宾诺莎的著作《神学政治论》匿名发表，刚一发表立刻就进了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而且人们很快搞清楚了作者的身份。书中违反教义的言论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攻击，有人说这本书是“一个叛逆的犹太人和魔鬼在地狱中杜撰而成的”。

从他18岁开始的三十年间，教会一共颁布了50道诏令，禁止阅读和流传他的作品。在他临死前两年的时候，荷兰的地方政府命令任何有印刷斯宾诺莎作品企图的市民，都要向政府报告。

用18世纪的作家莱辛的话来说：

“人们谈到斯宾诺莎，就好像他是一条死狗。”

这种种遭遇足以摧毁一个人，或把一个温厚的人变得暴虐厌世。

但当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哲学答案以后，他是不会被摧毁的。

贫困的斯宾诺莎放弃了遗产，一个人搬到了荷兰的海牙，以磨光学镜片为生。他终身未婚。斯宾诺莎喜欢过他拉丁文老师的女儿，另一个同学则用一条珍珠项链夺走了女孩的心，但是最终也没跟那女孩结婚。

磨镜片的收入很少，斯宾诺莎一生清贫。晚年虽然出了名，却仍旧过着清苦的生活。

曾经有位富商愿意资助斯宾诺莎，被他拒绝了。后来富商临终时要把全部遗产都送给斯宾诺莎，斯宾诺莎说服他把钱财送给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很感激斯宾诺莎，送了他一笔钱，确实缺钱的斯宾诺莎终于收下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

斯宾诺莎也有结交权贵的机会。

在他出名以后，普鲁士选帝侯称赞他是天才，邀请他去海德堡大学当教授，讲学的待遇很优厚，说只要他讲的内容别触犯宗教信条就行了。但是斯宾诺莎犹豫了六个星期，最后还是拒绝了。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怎么把握才能不触犯宗教信条。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暗示过斯宾诺莎，只要他声明下一本书献给路易十四，就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养老金。斯宾诺莎回答说，我的确需要金钱，但“我只将我的著作献给真理”。

这可不是故作清高，因为他确实穷。

斯宾诺莎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和笛卡尔很像。

更危险的是，常年打磨镜片使得斯宾诺莎吸入了过多的粉尘，再加上生活清苦，在拒绝了路易十四的请求四年后，他便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只活到了45岁。

如果是在写一篇学生作文，那么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赞美斯宾诺莎的美好品质，为我们自己的庸俗人生暗自羞愧。但我们这本书的主题不是求善而是求真，所以更应该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在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下，斯宾诺莎是靠着什么样的哲学信念，才得以保持宽厚的性格和平静的心情呢？

我们慢慢来。

首先，斯宾诺莎是笛卡尔的继承者。

我们说过，笛卡尔有一个很棒的想法，就是按照欧式几何学的模式来建立哲学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先找出一些不言自明的公设，再以这些公设为基础，按照演绎推理的方法建立整个哲学体系。

笛卡尔的想法不错，具体工作却做得不太好。斯宾诺莎则完美实现了这个想法。

斯宾诺莎最有影响的著作叫《伦理学》，在他去世后才发表。这本书的全称是《按几何顺序证明的伦理学》。

看明白了吗，用几何去论证伦理学（伦理学也是哲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不完全就是笛卡尔设计的路数嘛。等翻开这书，你肯定就崩溃了。

书里没有一点口语。上来就这种形式：

定义1：××

公理2：××

后面则类似于：

命题19：因为××（根据公理1）乃是××（根据定义12），所以（根据命题6）××。此证。

完全就是一本数学书。如果没有强悍的逻辑思维，根本没办法看明白。

我们来看看斯宾诺莎到底说了些什么。

第一步，要找到公设对吧。

笛卡尔把一切都怀疑了，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个绝对存在的、不可能被怀疑的东西作为公设。

既然这个东西绝对存在，那么它肯定不能依赖别的物体存在。

斯宾诺莎把这种东西称作“实体”。

实体的特征是，这东西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原因，不依赖外物存在。这意味着，外物也不可能摧毁实体。否则的话，实体的存在就要依赖于“外物不去摧毁实体”，等于还是依赖于外物了，对吧。

既然实体自己是自己存在的原因，外物也不能摧毁它，那么实体肯定是永远存在的。用类似的方法，我们也可以证明出，实体是无限的，是唯一的，是不可分的，是善的。

如果实体是无限的，是唯一的，那么这就等于在说，世间万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实体的一部分。因为只是一部分，所以是不完美的一部分。

这么一个永恒的、无限的、唯一的、不可分的东西，你想到了什么？就是上帝嘛。

斯宾诺莎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实体是无限的，如果有上帝的话，那么它一定是实体本身，不可能不是实体。用个通俗点的例子说，如果上帝不是实体，上帝又无所不能，上帝不就可以改变实体了吗？又和实体的定义不符了。

所以，斯宾诺莎承认上帝，但他心目中的上帝不是基督教或者犹太教中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无所不在的实体。

当然，这种观点肯定会遭到宗教迫害了。

然而我们也可以理解，斯宾诺莎的世界观给他带来了强大的信念。

简单地说，世间万物皆为上帝，我自己也为上帝的一部分，那么我与上帝同在，自然充满无限的力量。其他人即便与我作对，他们也是上帝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也都是上帝的意志（这点和基督教是相同的）。所以无论外人如何对我，我都应该坦然接受。

复杂地说，实体永远存在，我属于实体，那么我也可以永远存在。即便肉体消失了，我也是实体的一部分。而且我和世间万物都是一体的。从这个设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无限的力量和安全感，也就什么都不怕了。

再者，实体是善的，作为实体一部分的事物，即便单独看是邪恶的，它本身也是为了善的目的而存在，也是善的一部分。因此无论多么丑恶的现象，我们都应该宽容接受。

斯宾诺莎的学说大致如此。

顺便一说，这种人和万物一体的观点在中国哲学里很常见。中国很多学派都追求“天人合一”。比如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北宋儒学家张载更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侍奉父母，友爱别人，就相当于爱整个宇宙了。

佛教也有类似的观点。大乘佛教认为我们感官所见到的万物之间的区别，都是一种虚假的幻象。世间万物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叫“空”。这也可以近似地理解成万物之间没有区别，是一体的。

其实，斯宾诺莎的世界观离科学家的想象也不太远。

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写过一套史诗巨著《基地》。在后几本小说里，阿西莫夫构建了一个神奇的星球。在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动物、植物甚至一草一木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大家共享相同的意识、记忆、感情和感觉。星球上的生物个体死亡以后，组成该生物的原子会最终变成星球上其他生物和物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星球上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死亡，只有各种物体之间的转化。意识是全星球物体共享，因此也不会消失。

阿西莫夫的这个设想可能来自于曾经在科学界流行一时的“盖亚假说”，认为地球是一个生命体，能够自动调节地球的环境，为生物创造生活条件。这个假说我觉得不靠谱，但是阿西莫夫的这个世界描写细致、设定合理，让人觉得非常真实。起码在逻辑上这个世界有存在的可能。

当然，阿西莫夫描写的世界和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有一定的区别。斯宾诺莎的哲学指的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世界，而不是什么外星。但阿西莫夫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如果世界真像斯宾诺莎说的那样是一个实体，那是种什么感觉。

哲学史上有个不难理解的现象，生活越是困苦的哲学家，他的学说就越关注个人幸福。反之，生活富足的哲学家，学说更容易脱离现实。斯宾诺莎就是典型的前者。

当斯宾诺莎意识到自己的幸福应该通过理性思考来追求的时候，他发现，在得出最终答案之前还需要很长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自己该怎么生活呢？

他总结了几个可以暂时执行的原则，大意是：

第一，说话要尽量让别人明白，只要别人对我们的要求不会影响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求知），那就尽量满足。

第二，只享受为保持健康所必需的生活乐趣。

第三，只求取为生活和健康所必需的金钱。

这些生活准则并非出于斯宾诺莎的哲学思考，而是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一个立志求知者的身份思考出来的。这些结论平实朴素，完全就是心灵鸡汤的标准素材。

所以，不妨参考一下吧。

在斯宾诺莎的时代，哲学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途。

按照笛卡尔的设计，斯宾诺莎把哲学研究推上了一条井然有序的道路。其他的哲学家可以像做数学研究那样，发明新的体系，创造新的定理。或者按照逻辑规则修改、补充前人的成果。如此，哲学成果也就必然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接近真理。人类找到哲学的终极答案不过就是时间问题了。

但是，有人不服。

不服？这胆子也太大了吧？要知道，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观点可是有全体数学家当后盾的。

谁这么大胆，敢反对数学家？

嗯⋯⋯是科学家们。

第十六章 双星

为什么科学家会反对数学家呢？

当然，科学家并不排斥数学，搞科学研究怎么可能不用数学呢？然而在科学家看来，数学只是一个工具，并不是真理。这就好比尺子一样，科学家必须用尺子来观测自然。但尺子本身不代表任何东西，尺子上的刻度、单位都是人为规定的。我们完全可以换用带有另一套单位的尺子，也不影响任何科学结论。

那科学家们是靠什么搞研究的呢？

靠归纳法。

这应该归功于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一位和笛卡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

在培根之前的时代，人们虽然也在研究自然世界，但是很多人并不注重客观实验。他们讨论理论，关心的是什么理论更完美、更简洁，感觉上更舒服。

比如天文学。从古希腊到经院哲学时代，大部分人都相信星球的运行轨道是正圆形，星球做的是匀速运动。理由仅仅是，正圆是几何里最“完美”的图形，匀速最“自然”。

那时人们在辩论的时候常常说：“你这个解释在数学上是不对称的、不完美的，看我这个更和谐更美”，或者“亚里士多德说世界是什么什么样的，你看我的模型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推广到全宇宙”。完全是一副清谈的做派。

培根强调要重视事实。而在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科学知识，就要靠归纳法了。

归纳法的意思是，人们通过观察多个个别的现象，总结出普遍的规律。比如人观察到，每一次把石头扔出去，最后石头总要落地。那么他就能总结出“空中的石头总会落地”这么条规律来。

事实上，我们今天取得的所有科学成就，都是综合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推理的结果。

举个例子。

科学家先观察到某些现象（比如木头用火一点就燃烧），用归纳法假设出一条科学规律来（是高温引起木头燃烧吗？），然后用演绎推理从这个假设中得到一些推论（那么用烧红的烙铁虽然没有火苗，也应该能点燃木头），再根据这些推论去做实验，看实验结果是不是符合假设的理论（哇，果然点燃了）。然后科学家就可以写篇《论木头燃烧的原因》发表了。

这套科学方法里既有归纳法，也有演绎推理，但其基础、起关键作用的，是归纳法。科学家们“轻视”演绎推理，关键在于他们发现演绎推理有一个巨大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演绎推理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新知识。

数学理论，比如欧氏几何，都是先想出一些公设，然后就靠纯粹的演绎推理来得出其他的内容。但是推理是等价的，所以推理得出的内容其实都包含在它的前提条件里了。换句话说，一本《几何原本》的全部知识其实就是开头的那几条公设和公理，后面厚厚的十三卷内容不过是在不断用其他的形式去重复那些公设和公理罢了。

而科学的任务是探索自然界，获取新的知识。毫无疑问，数学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归纳法是科学家们的唯一选择。

对于哲学事业，数学方法就更危险了。

笛卡尔他们研究哲学，不都先要公设吗？问题是，这公设它有什么根据吗？斯宾诺莎说世上存在实体，你能做一实验给我证明吗？说白了，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构建的哲学世界，整个学说不过只是几句公设，而这几句公设还没什么根据！

我们说了，研究哲学的原则是避免独断论，但数学家这不就陷入独断论中了吗？

对于这一点，笛卡尔时代的哲学家们可能还不同意。因为他们觉得，欧氏几何的权威无人能敌，是不可撼动的真理，所以欧氏几何的公理和公设并不是欧几里得想当然，而是必然真理（你能想象平行线相交吗？）。欧氏几何的成功给笛卡尔那样的哲学家们以信心，他们认为也可以在哲学领域里找到类似欧氏几何那样绝对正确的公设。

然而几百年后，数学家们发现了公设体系完全不同的非欧几何，而且还正好用在了相对论上。这说明了，欧氏几何并非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理，只不过是人类用来描述自然的工具而已。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数学是通向真理的桥梁，但不是真理本身。

这意味着，数学派的哲学家们创造的不过是能用来衡量世界、随便可以用其他系统来代替的尺子，而他们却把这些尺子当作了世界的真相。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笛卡尔的时代还没有非欧几何，所以数学家们的底气还很足。

第一个向数学家发起挑战的科学派哲学家叫洛克。

洛克是个公务员，还是个医生，而且医术高明，使得他在贵族中很受欢迎。他精通医术，在哲学上，自然是科学家这边的。

洛克具备了一个合格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一瞧见笛卡尔的观点就觉得浑身不爽。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常这么教训我们，说我们现在的心灵就像是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什么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儿童心灵是白纸”的说法，追根溯源，可以追到洛克的身上。

洛克说，刚出生的婴儿，内心就像是一张白纸或者一块白板，什么都没有，人的思想都是靠后天学习得来的。没有什么知识是人不用学习，先天就能领悟的。在洛克看来，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号称的那些公设，全都是无根之木。

笛卡尔说人的心中天生就有上帝的概念，洛克说这不对，在有些原始部落人的心里就没这种观念。逻辑、理性这些东西原始人也很少提，也不是人先天就有的。

洛克也承认人的本能是天生的，比如直觉之类。但洛克认为，这些本能就和动物捕食、生存的本能一样，是一种生理、心理上的习惯而已，并不是什么比客观世界高一等的理性，更不可能由此建立起一个哲学世界来。

洛克说的也挺有理，是吧。

顺便一说，洛克在政治上的贡献也很大。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皇权当道的时代就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概念。他的理论影响深远，美国的《独立宣言》甚至直接引用了洛克的著作中的话。

洛克的哲学观点带有一部分政治内容。他是自由主义者，最痛恨独裁。所以洛克认为，如果像笛卡尔等人所说的，有一些真理是不言自明，是人先天就有的，那么这种观点可能会被独裁者利用。独裁者可以给人民灌输有利于自己统治的信仰，使得人民不懂得觉醒。

无根之木——科学派对数学派的攻击非常准确。但是数学派没有含糊，他们也找到了科学派的弱点。

这个弱点就是，科学派没法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这不扯呢吗？这世上要是科学不可靠，还有啥是可靠的呢？

数学家们自有道理。

数学家们指出：归纳法永远都只能立足于有限的事实之上，而不可能把所有的现实全部实验一遍。比如你说“空中的石子一定落地”，那你实验过全宇宙古往今来的所有石子吗？你只是观察了一部分石子，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所以，科学得出的真理顶多是一种概率真理。科学家不断做实验，顶多是把科学理论正确的概率提高了一点，却永远不能保证科学理论绝对正确。

用白话说，假设人类已经做过十亿次物理实验，都证明牛顿是正确的，但反对者还可以问，你怎么能保证第十亿零一次的实验还会正确呢？

当然，有人可能觉得这种反问是抬杠。很多科学家都不在乎这种质疑。我们今天已有的科学成就已经证明了归纳法的强大威力。光抬杠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科学家派也挺理直气壮的。

洛克的学说给当时的哲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原本数学家一枝独秀的哲学界，出现了数学派与科学派双雄争霸的场面。

由于这场争论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所以哲学家们给这两派学说分别起了名字。

笛卡尔、斯宾诺莎代表的数学家派，被称为“理性主义”。

在归纳法里，最重要的是实验数据，是观测结果，它们是科学理论的基础和证据。这些东西可以用一个词来统称：经验。

所以洛克代表的科学家派被称为“经验主义”。

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我们这本书里，会多次用到“经验主义”这个词，它一律指的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意思，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教条主义”“办事只靠过去经验，不懂得变通”的意思。大家不要搞混了。

为了能记得更有条理，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派学说的异同：

理论名称 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

代表人物 数学派哲学家 科学派哲学家

研究方法 演绎法 归纳法

优点 严谨 产生新的知识

缺点 不产生新的知识，公设未必可靠 结论不能保证绝对正确，永远有出错的可能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两个学派的特点。

假如哲学是一座通向终极真理的巴别塔的话，那么理性主义者的塔高耸入云，每搭建一次，都似乎马上可以触摸到天堂。但是这座塔的根基却是几根破木头，经验主义者们经常溜达过来，随便踹上几脚，这座塔就塌了。

经验主义不同，他们的塔盖得极为结实。但是由于能力有限，他们只能零零散散地在各地建造一些矮塔，这些塔既连不到一块，又没法盖得很高。因此经验主义者们的塔虽然结实，却根本没法满足人类的要求，盖得再多也没有用。

好热闹的赶紧搬板凳，来看看这两派是怎么争论的吧。

第十七章 名利场

上回我们讲到了经验主义的掌门人洛克，率先举起了挑战理性主义的大旗。

笛卡尔等理性主义者们开始还挺纳闷呢。他们想啊，我们这套哲学都是欧洲最牛的数学家、知识分子搞的。那是些什么人啊，敢跟我们挑战？

结果他们一看洛克的国籍，就都释然了。

哦，原来是个英国人啊。

英国人怎么了？

假如我们翻开英国的学术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简直就是“跟欧洲大陆对着干”的历史。英国人和欧洲大陆不一致是有传统的。

就说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分歧吧，其实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分歧。他们俩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一个重视心灵理性，一个重视现实经验。

以“人”这个概念为例。

柏拉图说，“人”这个概念比“张三李四”这些具体的人更真实。“张三李四”生了又死，来去不定，只有“人”这个概念是恒久的。

亚里士多德则说，“张三李四”是具体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而“人”这个概念，完全是我们看过了这么多具体的人，然后在脑子中产生的。所以真实存在的是具体的事物，不是概念。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是观点和柏拉图相悖，为此亚里士多德还说了一句名言：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你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亚里士多德对真理的浓浓爱意。但你也可以理解成：

“有理就说理，别拿辈份压我！”

到了经院哲学时期，英国的神学家们就开始和大陆神学家们不一样了。

大陆神学家继承的是柏拉图，英国神学家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也是一顿吵架。

到了笛卡尔时代就顺理成章地演变成：大陆哲学家大都是理性主义者，而英国哲学家大都是经验主义者。

如果不怕被指责牵强的话，我们还可以说，重视个别经验、对独断论充满警惕之心的经验主义，是英国人古板的民族性格的体现。而试图从万物根本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大一统理论的理性主义，正是荷兰和法国浪漫精神的代表。

我个人以为，英国之所以总和欧洲大陆不同，是因为中间隔了一道海。虽然不算太远，可终究什么事都得坐船来回，因此英国就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比如宗教改革的时候，英国国王和天主教会有了矛盾。但英国国王也没转向日内瓦的加尔文教，而是宣布英国的基督教改名圣公会，英国国王控制圣公会，这在欧洲大陆上是没有的。

再比如，荷兰是当时欧洲最自由的地方了吧，其实英国也比较自由。当时的欧洲大陆里，民事法庭可以用刑罚逼供。而英国规定，只有特殊法庭才能用刑。

所以，英国也吸引了一批哲学家和科学家，拥有很强的学术实力。

而且英国和荷兰除了哲学观点上的不同外，还存在着政治矛盾。

在腓力二世时代，英国与荷兰有着共同的敌人西班牙。荷兰独立以后不是还找过英国人来当国王嘛，两国关系算是不错。

西班牙“无敌舰队”灭亡以后，最受惠的就是英国与荷兰。英国和“无敌舰队”大战，为的是争抢海上贸易的利益；而荷兰是航海业发达的商业国家，所以也借上了大西洋畅通无阻的顺风。有趣的是，先得势的是弱小的荷兰。经过快速的发展，荷兰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广阔的殖民地和最强大的航海运输能力，它当时的称号就叫“海上马车夫”，而且还一度是英国最大的债权国。

英国当然不爽了，好不容易打败西班牙，结果却让荷兰捡了便宜。而且荷兰比西班牙弱小得多，又是新生国家，没理由对它客气。

在洛克19岁的时候，英国宣布禁止荷兰参与英国的海上贸易。转过年两个国家就开始打海战了。

所以我们可以八卦地说，英国经验主义者对笛卡尔、斯宾诺莎这两个荷兰理性主义者的战争，可以算是英荷矛盾延伸的一部分。不久之后，大不列颠将成为统治全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在哲学研究上，怎么能落败于小小的荷兰呢？

给理性主义者来了一个下马威的洛克，气宇轩昂地站在泰晤士河的入海口，遥指海峡对岸大喝一声：还——有——谁——

对岸还真有人接招，他叫莱布尼茨。德国人。

像笛卡尔一样，莱布尼茨也是一位数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神童。

说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规律：数学家里特别容易出神童。除了莱布尼茨外，还有帕斯卡、高斯、欧拉、拉格朗日、哈密顿、冯・诺依曼、伽罗瓦、维纳，当代的陶哲轩，这一长串数学家全是各种神童，随便哪个人的故事都是一个传奇。相比之下，其他行业里出神童的比例似乎没有这么高。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数学既不像文科那样需要生活经验的积累，也不像物理、化学那样需要实验数据，所以最容易体现出少年的天才头脑来。

我们来看看莱布尼茨是怎样成为天才的。

拉丁文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都属于外语，是知识分子才用的学术语言，而莱布尼茨12岁就拿本拉丁文的书自己搁那儿自学——您想象一下一个六年级小学生自己背六级单词是什么感觉？直接把他老师给惊着了。那老师不许莱布尼茨看这些书，说这些书不适合他。幸亏有一位大人物正好路过，见到这种情况后对莱布尼茨大为赞赏，把那老师给批评了。

莱布尼茨17岁就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20岁完成博士学位的学习。但当时的莱比锡大学因为他太年轻了，觉得不像话，就没给他博士学位。他很快从另一所大学得到了这个学位。

在哲学史上，大部分哲学家都安贫乐道。研究哲学嘛，人生都看开了，还在乎什么名利。然而莱布尼茨这人却有些市侩。

表面上，莱布尼茨对基督教表现得非常虔诚。他生前发表的著作，写的都是符合教义的内容，什么三位一体，什么圣恩，一点错都没有，还大肆攻击那些和教会意见不同的人。套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政治大方向正确。

然而作为一个哲学家，莱布尼茨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呢？根据历史记载，莱布尼茨其实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很少上教堂。他内心里很多地方都和斯宾诺莎有共鸣。

莱布尼茨还亲见过斯宾诺莎本人。开始斯宾诺莎不信任他。但经过长谈，莱布尼茨渐渐取得了斯宾诺莎的信任，斯宾诺莎让他看自己的手稿，还让他抄录其中的字句。当然，这些倾向莱布尼茨生前都没有表现出来。

莱布尼茨还喜欢给各种贵族夫人小姐写信，用自己的学术观点取悦她们。信的内容是比较正经的，但一个正经的哲学家却也没必要把时间都花在这上面。我觉得放到今天，莱布尼茨就是那种QQ上无时无刻都有一堆美女在线，喜欢天天在网上贫嘴，却又从来不约女网友出来见面的那种人。

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儿：

有个皇族成员想光耀门楣，叫莱布尼茨替他写一部家族历史。莱布尼茨满口答应了（可能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您想，其实这不就是个软文吗？你找点史据把他们家夸一顿不就完了嘛，随便来个会写字的都能干这活儿。然而莱布尼茨是怎么写的呢？他说，这个家族的历史，是整个皇族历史的一部分，必须和整个皇族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写。但是要研究皇族的历史呢，又必须先研究地理。然而这片土地又是地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从地球的形成开始研究。

然后那个皇族成员左等右等也不见莱布尼茨的书写完，就派人去看看。结果那人一看就崩溃了：莱布尼茨正兴致勃勃地写远古时代的地球发展史呢。

所以说，古板的知识分子就算是想市侩，结局恐怕也是悲哀。

还有一个例子：

莱布尼茨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要在全球各大城市成立科学院，其中甚至包括北京。他可能还真给康熙写过一封信。不过这个梦想实行起来比较艰难。在莱布尼茨生前，只有普鲁士科学院成立了，他成为第一任院长。但是科学院缺钱，他就提出增收各种苛捐杂税，包括什么灭火器税、桑树税、烧酒税，结果他得罪了不少人，最后科学院的开幕式上竟然都没人请他出席。

莱布尼茨是数学家，在哲学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很快就接受了笛卡尔等人的学说，不仅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还和洛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洛克说，理性主义者们所谓的一些先于经验的公设啊，理念啊，和动物的本能没有区别。莱布尼茨针锋相对地反驳：你知道人跟禽兽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就是禽兽做事只凭经验，人却能根据经验总结出必然规律。禽兽不知道思考，总以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在以后相似的场合下还会发生。所以人可以利用禽兽的习性，去设计陷阱捕捉禽兽。

而你们这帮经验主义者，你们只强调经验，不承认必然规律，那你们的联想能力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

话说得可真狠啊！

但应该强调的是，在论战中，莱布尼茨是非常有风度的。他把自己和洛克辩论的书信集结成了一本《人类理智新论》。但是当这本书写成的时候，洛克已经去世了。莱布尼茨认为对手不能答辩了，自己发表和他的辩论是不公平的，于是在自己生前一直藏着这本书没有发表。

当然，除了要灭洛克之外，莱布尼茨还有自己的哲学成果，我们也简单说一下。但就像斯宾诺莎一样，莱布尼茨后来也被驳倒了，所以不用仔细看。如果看不下去，跳过去也可以。

莱布尼茨是理性主义者，自然他也是使用先公设后推理的那套过程。

莱布尼茨的公设是这样的：

物质是占据空间的对吧？那么只要是能占据空间的东西，就可以被分成更小、更简单的东西。

物质无限地分下去，最后剩下的，一定是不占据空间的“东西”——要是占据空间就能再分下去了。

这“东西”不占据空间，所以它不是物质。所以它是精神。

所以一切物质都是由精神组成的。

莱布尼茨给这些不能再分了的、不占据空间的东西起名叫“单子”，他的理论也就被称为“单子论”。

和斯宾诺莎分析实体的方法类似，莱布尼茨用逻辑推导出每一个单子都是不同的。莱布尼茨在给他的贵族小姐们解释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名言：“世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黑格尔说，据说贵族夫人在听到了这个解释以后，立刻兴致勃勃地去公园里找树叶，看能否找到两片完全一样的。

莱布尼茨的理论让人想起了斯宾诺莎。两个人的公设都是靠几句“凡是⋯⋯皆⋯⋯”之类的话凭空推出了公设。然而结论却相差很大：莱布尼茨的世界是由一群极小的精神组成，斯宾诺莎的世界所有物体是一个整体。两个核心观点基本上是相反的。这怎么能让人相信理性主义者所说的公设是真实可靠的呢？

我觉得，这正表明了理性主义者的弱点。因为理性主义者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不一定靠谱的公设上。只要公设、推理过程中有一点不可靠的东西，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整个体系就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最后得出来的结论也就很难让人信服了。

笛卡尔的时代，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哲学大战。像在哲学的童年里一样，哲学家们也是一群小孩，问题无论巨细，都喜欢辩论一番。他们通过书信往来和出版书籍的方式，超越了空间的限制，热情参与到每一个哲学问题的辩论中。

假如那时有网络的话，他们或许会盖出如下的楼来：

标题：最近有个问题很头晕

发表人：笛卡尔

正文：最近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请问，除了“我思”之外，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不可怀疑的？

（1楼）游客甲：我靠，楼主貌似说得很有理，有时我也常想，我是不是生活在梦里？？？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2楼）游客乙：你们这些异端真是不消停，又跑这里发帖来了。我已经举报了。愿主惩罚你们。坐等删帖中。

（3楼）笛卡尔：回1楼：我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可以参考几何的方式，从确凿无疑的事实开始构建一个哲学大厦。可惜我最近在给瑞典女王上课，我没有时间。

P.S.提醒楼上，这论坛的服务器在荷兰，教会删不了帖子⋯⋯

再P.S.瑞典这地方好冷，最近感冒中，求安慰。

再再P.S.人家最近还坐了瑞典女王的军舰呢╭(′▽`)╯

（4楼）斯宾诺莎：摸摸LZ，感冒要喝鸡汤多睡觉哦。你用数学公式建立哲学大厦的设想我已经完成了，给我邮箱，我给你发一份。

（5楼）笛卡尔：为了上课我天天早上五点起，睡个屁啊。喵了个咪的，小时候上学都没起那么早过（>_<）

（6楼）游客丙：楼上的死狗！还在这里放毒！别让哥见到你，见到你一次打你一次！

（7楼）游客丙：发错了，是楼上上。

（8楼）斯宾诺莎：回LZ：克制贪睡的欲望，这也是善的一部分呢。（笑）

楼上：我们理性讨论好吗？送你最美好的祝福：）

（9楼）洛克：笑。又在这里碰见楼主了，貌似楼主到处发帖啊。好吧，我再回复你一次：你们这些理性主义者太荒谬了。世界建立在定义推理之上？不要用你们的荒诞理论忽悠人了。我再说一遍：人生是一块白板！白板懂不？你生下来不学习就会思考？真晕。

P.S.斯哥，镜片还有货不？再给我整点儿，具体规格给你发站内信了。

（10楼）莱布尼茨：楼上的，又跑这里来了？？上次咱俩那帖子你咋不回了呢？？你敢回答这个问题吗：你说知识都是靠经验来的，那人类获得的永远都是片面的、局部的知识，怎么可能存在几何这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呢？？

（11楼）瑞典の尊贵皇室の女王：笛笛！又看到你半夜上网！还不睡觉，明天又赖床！╭(‵□′) ╮

P.S.笛笛你对早起有意见吗？你知道人家每天几点起的吗？还要化妆的说！

再P.S.楼上的几位注意了，别以为我查不到你们IP，谁再敢骂我们家笛笛，小心我拿军舰轰你们哦！

（12楼）笛卡尔：(⊙_⊙)⋯⋯匿了⋯⋯

第十八章 巨匠与杰作

17世纪的欧洲，爆发了一场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学术战争。这是科学哲学家和数学哲学家的战争，也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战争。

英国战士洛克在和莱布尼茨的辩论中没有占到上风，而且在51岁的时候，洛克因为反对查理二世，被迫逃亡。他去哪儿了呢？

还能有哪儿？荷兰呗。

此时英国刚刚在战争中打败荷兰，获得了海上霸权。但荷兰仍旧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家。就算在学术上与荷兰哲学家们对立的洛克，也不得不投入荷兰的怀抱。

可以说，在第一个回合里，英国人没占到什么便宜。

但是很快，英国最重量级的选手要上场了。

没有他，以英国小小的面积，要想对抗整个欧洲大陆恐怕是痴人说梦。而有了他，英国学者一下子就成为全世界最权威、最有话语权的人。

这个威震天下的神仙就是牛顿。

牛顿，旷世天才，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炼金术士、小心眼儿、世界末日预测者。

——对，你没听错，牛顿晚年通过复杂的公式，计算出了世界末日的具体时间，就在2060年。

呃⋯⋯似乎就快要到了，好在我们还有时间把剩下的故事说完。

牛顿最重要的成就是力学。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正确计算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他提出的力学定律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不可撼动的。

牛顿的第一身份是科学家，自然，在哲学上他倾向于经验主义。牛顿热衷于做实验，他的成就也都来自于实验，因此他有一句名言：“我不发明假说”。潜台词就是，理性主义者们那些坐在屋子里空想出来的假设，哥们儿我是不同意的。

牛顿不仅在哲学上倾向于经验主义，在现实中还是洛克的好朋友。洛克赏识牛顿的才华，依靠他的社交关系提携过牛顿。一看洛克被莱布尼茨欺负了，牛顿二话没说，挽袖子就上：

哥给你报仇！

牛顿说到做到，只不过⋯⋯他赢得可有点不光彩。

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是数学家。牛顿灭莱布尼茨，就灭在了微积分发明权这件事上。

现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两个人各自发明了微积分，所以微积分的基本定理叫“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用两个人的名字合在一起表示的。

但当时没人知道真相。人们只知道牛顿和莱布尼茨都发表了自己的微积分论文，而牛顿的完整论文要比莱布尼茨发表得晚。按照咱们今天的习惯，学术发明权的问题很好解决。谁先发表的论文，哪怕早发表一天，谁就应该拥有发明权。

莱布尼茨的论文呢？比牛顿早了足足三年。

但当时牛顿的声望、权势都比莱布尼茨大，再加上很多英国人出于民族主义心理支持牛顿，所以两个人在学术界大吵了一番。无非就是指责对方某年某月看过自己的笔记、某年某月我给你的通信中透露了我的微积分思想之类。

架吵了很久，莱布尼茨向在学术界有巨大声望的英国皇家学会申诉此事。

不久，英国皇家学会经过详细认真的调查后庄严宣布——牛顿才是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茨是个大骗子。

备注：此时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就是牛顿。而且是他本人起草的这份调查报告。

不仅如此，据霍金说，当时大部分为牛顿辩护的文章都是牛顿自己匿名写的。

牛顿的声望本来就极高，再加上有英国皇家学会的支持，牛顿没事还使两招阴的，莱布尼茨的处境可想而知。

这是科学史上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但莱布尼茨在其他场合表现出了他的大度，他赞扬牛顿，说他对数学的贡献是之前人类所有科学成就的总和。这简直是高到不能再高的评价了。

牛顿的学霸行为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符号比牛顿的更简单易用，当时整个欧洲都采用了莱布尼茨的符号，包括我们今天用的也是莱布尼茨的。但英国出于民族主义，坚持使用牛顿符号，使得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科学交流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一百多年后，英国实在绷不住了，才放弃了难用的牛顿符号，改用莱布尼茨的。这一百多年的死要面子给英国学术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顺便一说，这不是牛顿唯一的学霸行为。他不仅对外国学者狠，对自己的同事同样毫不留情，比如对罗伯特・胡克。胡克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大科学家，制作过一些很牛的机械，还发明了“胡克定律”以及“细胞”一词。

最开始，牛顿和胡克在光学问题上吵了一架。那时两个人都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胡克已经有了很大的声望，牛顿只是刚出道，而且牛顿还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无论是教书还是演讲，都很少有人愿意听牛顿讲话。甚至因为上课没听众，牛顿有时“只好对着墙壁自说自话”。

那时胡克对牛顿有压倒性的优势，胡克把牛顿狠狠地损了一顿，牛顿非常生气，却只能忍气吞声。

两个人毕竟都是文化人，又是同事。所以吵了一顿之后，还互相给面子，写信讨论起科学问题来。结果两个人又因为谁先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吵起来了。

吵着吵着，胡克抓住牛顿的一个低级错误，在皇家学会当众宣扬，羞辱牛顿。可想而知牛顿有多生气。没办法，比人家地位低，牛顿还是忍了。

1686年，牛顿终于扬眉吐气。他发表了代表他力学成就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本《原理》中就包括了和胡克有争议的平方反比定律。当时胡克地位尚在，再加上牛顿好朋友哈雷（就是哈雷彗星的发现人，因为他出的钱，《原理》才得以出版）的调停，牛顿在《原理》中注释了一句，说平方反比定律也被胡克独立发现。

《原理》发表之后，牛顿名声暴涨。因为《原理》不易得，有一位科学家甚至自己亲手抄了一本。胡克看牛顿赢得了那么大声望，急了，接二连三地要求牛顿进一步承认是他先发现的平方反比定律。

此时的牛顿声望日盛，算是翻了身，已经不用看胡克的眼色行事了。所以牛顿对胡克的回应是：不仅没承认胡克，还在《原理》中把几乎所有涉及胡克的注释都删掉了。

闹啊，你还闹不？

胡克虽然很生气，但地位已失，回天乏术。牛顿那时的声望已经无人能敌。

晚年的胡克变得脾气古怪、愤世嫉俗，找机会就咒骂牛顿，一直骂到死，也没有撼动牛顿的一根汗毛。

说牛顿小心眼，是因为之后还发生了一连串事情：

胡克晚年双目失明，两腿浮肿，在伦敦去世。

几个月后，牛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不久，皇家学会的胡克实验室和胡克图书馆被解散。

牛顿要烧毁胡克的手稿和文章，被人阻止。

胡克存放在皇家学会的研究资料和实验器材在搬迁中“丢失”。

皇家学会取下了胡克的照片，以至于到今天一幅胡克的画像都没留下来。

傻瓜都能猜到这些事是谁干的。

胡克也算是一代大科学家，结果身后遭遇如此不堪。论品性，胡克的心胸也未必比牛顿宽广，只能说成者王侯败者寇。胡克输在了学问和声望没有牛顿高、死得比牛顿早上，落下了一个连画像都没留下的结果。

牛顿能在和他人的斗争中节节胜利，归根结底，靠的是他在力学上的伟大成就。别人对牛顿什么都能质疑，唯有在学术上，谁也打不过他。

但就算是牛顿这么强的对手，莱布尼茨仍旧给了他一次反击。

牛顿最伟大的成就是发现万有引力。但牛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能说明相隔万里的星球之间到底是怎么产生引力的。连牛顿本人都不相信，相隔这么远的星球在没有任何媒介的情况下还能发生力的作用，他说：“在我看来，这种思想荒唐至极。”

这也不能怪牛顿，因为直到后来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原理，对引力才有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而在当时，聪明的莱布尼茨立刻发现了引力是一个问题，他攻击牛顿说，你如果不能解释物体之间到底通过什么媒介产生了引力，那么你这理论就是一番空话。

莱布尼茨这反驳又准又狠，牛顿真没法招架。

但法国人同样有民族偏见。笛卡尔在牛顿之前提出过“漩涡说”，大意是宇宙中充满了一种叫“以太”的物质，这种物质形成了漩涡，所以才出现了星球的公转和自转。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报复牛顿在微积分上的霸道，法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坚持“漩涡说”而排斥万有引力定律，直到后来伏尔泰对万有引力大加赞扬，情况才有所改观。就像英国在微积分上吃的亏一样，法国的物理学界也因此吃了大亏。

所以说，在学术上，民族主义真是要不得呀。

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的对战告一段落。但以牛顿的成就，他对哲学的影响绝不只是搞搞辩论那么简单。

我们下一章就来讲牛顿对哲学的影响。

这一章最后再说点八卦。

除了是科学家、数学家、神学家外，牛顿还是一个炼金术士。牛顿留下了65万字的手稿，据说他的藏书中十分之一都是有关炼金术的。

牛顿和化学家波义耳常年沉迷于炼金术。这不是牛顿愚昧，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化学和炼金术还没有分开。牛顿研究炼金术，是在用化学的方法来研究物质，从这个角度上说，牛顿也可以称作化学家。

然而大经济学家凯恩斯不这么看。凯恩斯收集了不少牛顿的炼金术和神学手稿，写了一篇《牛顿其人》。在文章中他说，牛顿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长生不老药、点石成金术、点金石（the philosopher's stone）之类的东西——没错，这个“点金石”就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的那个魔法石。

据说波义耳逝世后，牛顿急切地想知道他掌握的一切。牛顿找来了波义耳的大量论文，并想方设法从波义耳的朋友那里搞来标本，认为这些材料中就可能有“点金石”。

牛顿去世以后，人们在他的尸体里发现了大量的汞，很可能是和牛顿长期从事炼金术研究有关。牛顿晚年行事乖僻，举止古怪，有些人认为这也是汞中毒的表现。

再说一个小八卦。

牛顿被苹果砸到脑袋，从而想到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但历史学家们考证，这个故事有很大的可能是子虚乌有的。牛顿只和朋友们说过，他看到苹果落地，从而想到了引力问题。牛顿被苹果砸这件事之所以传播甚广，主要是伏尔泰这个大嘴巴到处宣扬的。

然而，现在的牛顿故居和剑桥大学还各有一棵苹果树，成天被游客们指指戳戳：“瞧，当年牛顿就是在那里被砸的！”看来，在街边立个牌子写“武松杀西门庆处”这种事，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第十九章 机械论

大部分哲学家之所以能在哲学史上留下一笔，当然是因为他们亲自研究了哲学，就具体的哲学问题提出了出众的看法。

而牛顿能给哲学留下影响，却不是因为他进行了什么哲学研究，而是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实在太大，余波就把哲学给影响了。

这个成就就是他的力学。

简单地说，我们衡量某个学说、理论、定理是不是好用，有两个标准：

第一看它能否准确地预测未来，第二看它是否足够简要。

先解释第一条。

理论是用来指导行动的。理论好不好用，就看它能不能准确预测特定条件下的事实的出现。

比如说古代人研究历法，为的是预测天气，好指导农业生产。历法对天气预测得越准确，就越成功。

再比如天文学。如果一个天文学理论只能解释过去已有的观测资料，这不叫本事。关键看能不能预测到未来的天文现象。预测越准确，理论就越是优秀。

第二个标准，就是一套理论在保持准确性的前提下，越简练越好。

我们今天都接受“日心说”，知道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同时地球自己还自转。但是不要忘了，运动都是相对的啊。假如我们以地球为静止不动的宇宙中心，我们同样可以描绘出太阳等星球相对于地球的运动轨道来，同样可以符合天文现象。这不就成了“地心说”了吗？

之所以我们没选择“地心说”而选择了“日心说”，并不是因为前者不准确，而是因为在两者同样准确的前提下，“日心说”更加简洁。在哥白尼之前的时代，坚持“地心说”的天文学家们为了让理论能和观测结果符合，不得不给太阳等星球画出非常复杂的轨道来。比如让太阳在一个大圆周运动上再做小圆周运动，就像螺旋一样。如果他们按照观测结果不断地修正理论，那么这套“地心说”学说有一天也可以和“日心说”理论一样准确。但是模型和计算过程就无比复杂了。

如果我们按照这两个标准去评价牛顿力学，那么它绝对称得上是第一流的理论。

我们知道，牛顿的力学定律非常简单，就三句话，初中生就能学会。

但是这简单的三句话，却可以解释小到一块石子、大到一颗星球，乃至宇宙中一切一切物体的运动规律。而且以当时的观测条件，预测的结果很精确。就算是向来被人们当作神祇的群星，牛顿说它们下一步该出现在哪里，它们就出现在哪里。

学会了这几条公式的人就可以指着天空说：

星辰万物，皆服从于我。

再庞大复杂的世界，也敌不过几个数学公式。

从有文明开始，人类面对宇宙的种种奇妙现象只能俯首膜拜。这种情况已经有几千年了。这时牛顿轻轻一点手指，整个宇宙立刻缩身于他的三条定律中，不敢有半点造次。

就像英国著名诗人蒲柏在牛顿去世后写的赞诗中的词句那样：

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

神说“要有牛顿”

万物俱成光明

这不就是神吗？

要换成是我，那时候也得成为牛顿的粉丝，简称牛腩。成天往胡克和莱布尼茨的博客上刷留言：谁说偶滴顿顿素抄袭了，就算素抄，你们有他抄滴那么好看吗？

1643年，牛顿出生在英格兰乡下的小村子里。他的母亲只想让他当一名普通的农夫。1727年牛顿逝世后，被安葬在英国最高级别、埋葬众多英国国王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英国给他举行的是国葬，送葬队伍绵延好几英里，为他抬棺材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

一个平民出身的人能获得比王公贵族还大的荣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就在牛顿下葬的同年，地球的另一端，伟大的雍正皇帝正在下诏驱逐传教士。南怀仁送给康熙爷的各种科学书籍和实验器具，被清廷贵族们扔到了一边。贤臣们叫着：“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西洋人竟然说知识存在于人脑里，这话太他妈扯淡啦！

我们回到牛顿时代的欧洲，看看牛顿力学在当时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它大大缩小了神学的地盘。

原先人类难以给现象繁多的物理世界一个满意的解释，自然倾向于诉诸神力。如今牛顿给了解释，而且无比精确。

不仅是物理世界，连灵魂的存在也被局限得很小了。

在古代，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没有生命的物体必须受到外力才会运动，有生命的物体自己就能运动。这就是存在灵魂的证据呀，灵魂是负责“驱动”身体的。（亚里士多德对此吐槽：那照这么说，磁石也是有灵魂的，因为磁石引起了铁的运动。）然而牛顿和他之后的科学家们证明，生物的机体也遵守物理定律，也遵循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的规律。生物运动可还原为纯粹的力学现象，并不需要灵魂的“驱动”。

顺着牛顿力学的思路，有人开始想，既然世间万物都要臣服于运动规律，那么动物、人类的身体，是不是也会臣服于这些规律呢？进一步想，是不是人类的思想、感情也会符合运动规律呢？是不是我们头脑中的一切意识其实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结果呢？

用物理学来解释包括人类意识在内的整个世界，这种观点就叫作“机械论”。

机械论很好理解，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都受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训练。机械论就是除掉了辩证法之后的唯物主义，也可以叫作“机械唯物主义”。

机械论和我们之前说过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都不太相同。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关心的是真理的来源，一个说是归纳，一个说是推理。机械论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经验主义，认为我们能观测到的东西就是真的。但机械论并不真的关心这个问题，当经验主义者们讨论经验到底可靠不可靠的时候，机械论者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它直接说：经验不可靠还有啥可靠？

对于理性主义，机械论者就更不屑一顾了。机械论者不相信这世上存在什么高于客观世界的理性。他们认为精神是由物质决定的，精神世界也要符合物理定律。所以研究这世界，我们只要学好科学就行了。

在哲学史上，机械论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观点，最早从古希腊时代就有了。实际上，今天各个流派的哲学，在古希腊都可以找到源头。只是牛顿之前的机械论缺乏根据，影响力也就不大。牛顿的出现使得机械论有了坚实的基础。科学研究不断证明牛顿力学的成功，也就相当于在不断扩大机械论的地盘。

有科学在，谁打得过它啊？

就像经验主义者集中在英国、牛顿是英国人一样，机械论的急先锋也是一个英国人，他叫作霍布斯。

霍布斯出生在英格兰，时值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时代。据说霍布斯的母亲因为听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要打过来了，在惊吓中早产，生下了霍布斯。

霍布斯基本上和牛顿是同一时期的人。霍布斯和笛卡尔类似，不大相信书本上的知识。霍布斯说：“如果我读的书跟别人一样多，我就不会知道得那么多了。”霍布斯给培根当过秘书，可想而知他受到了经验主义的影响。

霍布斯拿铃声来说明他的机械论观点。他说，在“铃铛颤动直到我们听到声音”这个事件过程里，铃铛只有运动没有铃声，空气只有运动没有铃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了就产生了铃声。所以真正存在的是运动，不是声音。

作为英国人，作为机械论者，霍布斯也参与到了英国哲学同欧洲大陆哲学的辩论之中。他发现了理性主义者的空谈弱点，说斯宾诺莎的哲学结论没有什么意义，推理出来的不过是一堆定义罢了。

除了霍布斯外，当时还有个叫拉美特里的法国医生写了一本《人是机器》的书，说人体完全按照力学规律运转，精神只是人脑中肌肉的作用。人跟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脑离心脏比较近，供血多，所以人就有理性。

这些话放到今天看来就是疯话。但是今天医学家对人脑的研究其实仍没跳出这个思路：大部分医学家认为大脑的物质运动是产生人的精神和思维的根本原因。

在其他流派的哲学家看来，机械论未免过于冷冰冰，而且后面我们会说到，它还会导向一个非常危险的结论，因此它一直饱受批评。然而我觉得，无论最终对它的评价如何，机械论本身的初衷是很美好的：它要建立一个用数学统治的美丽新世界。

17、18世纪的人们崇拜牛顿的学说，那时的机械论也被认为有着伟大的前途。机械论者希望，有一天在医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领域，都可以应用牛顿力学，或者像牛顿力学那样用几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去解释。

到了这时，人类理解、设计社会也可以像用力学去计算天体一样简单便捷。人类可以按照这些公式，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社会。我们可以自信满满地保证每一个社会政策都是对人类利益的最优解，就像我们可以保证每一台新发明的机械都是对力学的最优解一样。那样可以避免多少人间悲剧啊。

或许有一天，人们发现解读世间万物的密码真的就存在于一组数学公式中，一切就都豁然开朗，人类对世界的见解就跨入了全新的时代。这梦想不切实际吗？在牛顿之前人们也没想过运动的规律原来可以这么简单呀。

在我看来，机械论寄托了一个理科生对世界最美好的幻想：

伟大的宇宙啊，你无论多么广阔多么复杂，终将归结于数学公式之中。

机械论，也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它对我们普通人最大的优点是，很容易被接受。

人活着就要和物质打交道，这是最基本的事。你想想，假如有一个为了一日三餐要忍受肉体痛苦搬砖挖墙的工人，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劳动技巧来减少肉体痛苦，想办法多挣一口饭以满足口腹之欲。对于这种时刻同肉体感受斗争的人来说，你和他讲什么唯心主义，那自然会被当成不知人间烟火的无聊空谈。

而且机械论还有日益强大的科学奇迹作后盾。只要人稍微了解一下现代医学，就很容易接受“意识乃是神经活动的结果”这一机械论最关键的结论。可以说，我们周围的大部分人，对生活的看法多少都带一些唯物的观点。

然而机械论也有弱点。

虽然人们可以通过实验证明物质能对意识产生严重的影响（比如脑萎缩会降低人的思考能力，打一棍子可以让人立刻昏厥，喝酒、嗑药可以让人产生幻觉），可以证明人类不能靠思想意念去改变物质，但是也仍旧不能严格证明意志完全由物质决定。

当一个人的身体丧失生理功能而死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一动不动，对刺激没有反应，我们认为他的意识消失了。但我们如何去证明这一点呢？或许这个人一动不动仅仅是因为身体失去了生理功能，而不是意识消失呢？虽然这个假设很古怪，但是机械论却难以反驳它。

还有另一个批评。唯物主义说物质不依赖意识存在。但是，当人没有意识的时候，又怎么知道那些物质是存在的呢？唯物主义者或许说，科学可以证明。但是科学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在意识无法触及的领域里，自然无法产生经验。因此科学对这些事物只能猜测，却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你或许不会同意这个说法。没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说到。

第二十章 决定论

当然，这些反驳和批评只能说明机械论的证据不够充分，却难以彻底击垮机械论的基础。特别是在牛顿时代，那时人们沉浸在对科学的过分乐观之中。从牛顿开始的两百多年中，科学都是一路高歌猛进。科学越进步，机械论的威信就越高。

但是，这不是一件好事儿。

机械论虽然可以条理清晰地解释这个世界，但是按照机械论的说法，人类不过是这个世界中可有可无的一件事物而已，和桌子板凳、花鸟鱼虫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意识不过是一系列物质作用的结果，随时可以消失，毫无永存的希望，更谈不上还有什么人生意义。就像世间的其他事物一样，存在就存在了，消失就消失了。这很容易推导出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个：

决定论。

决定论的意思很简单，既然世间万物都可以用物理规律来解释，那么每一个事件之间必然要遵循严格的因果关系。如果人的意识是完全由物质决定的，那肯定也得服从严格的物理定律。那么，整个世界该如何发展，该走向何处，都是由自然定律决定好了的。就像人们根据力学可以预测星辰位置一样，人们也可以根据自然规律来预测未来所有的事件。

一个支持决定论的证据是，在20世纪之前，人们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随机数。

我们在生活中可以靠掷骰子获得随机数。但如果以物理学的观点看，骰子最终的点数是被骰子的形状、密度、摇晃它时的手劲等等一系列客观原因决定的，骰子的运动也得严格遵守物理规律。只要我们知道之前任何一瞬间的全部的物理数据，我们就可以计算出骰子最终的点数。普通人以为骰子是随机的，只不过是因为所有数据的计算量太大，超过了人类的能力而已。

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摇500万大奖的抽奖设备，无论再怎么设计，最终落下的是哪一个数字小球，也要被物理定律严格决定。只不过人们会把各个小球的质量、形状做得尽可能一样，以至于摇奖时间的一点点改变或者一丁点儿细微的震动，都可能改变最后的结果。使得影响最终结果的因素多到人类很难计算的地步，才能导致出所谓的随机效果。

学过计算机的同学知道，计算机里也不存在真正的随机数。计算机生成的所谓随机数，实际上是取一个现成的数字（比如系统时间），经过一系列固定公式计算出来的。

没有随机，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计算。数学家拉普拉斯曾说，只要他拥有足够多的数据，他就可以按照机械定律推出未来世界的全部面貌。这就像某些科幻小说里设想的那样，假如有一台超级计算机，就可以计算出未来的一切。

能预测未来，这听上去挺美妙的，为什么可怕呢？

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一旦我们接受了最严格的决定论，那就意味着人类没有了自由意志。因为我们的意识是由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决定的。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又是由物理定律决定的。所以，我们头脑中的每一个念头，在前一秒钟已经被决定好了。如果我们这么一环一环地回溯回去，那么我们一生中的一切所思所想、我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字，您看这本书时在头脑中迸发出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几万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就被决定好了的。且不说这想法很诡异，关键是，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

既然一切都是决定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奋斗，为什么还要劳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人类只是被操控的木偶，活着听从因果律摆布，死后化为虚无。那还有什么人生意义呢？

这还算次要的，更要紧的是，人之所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因为人有自由。这点我们在讲奥古斯丁的时候已经说过了。那么，假如人的全部意识都是事先被决定好的，人就没有自由，那不就没有道德可言了吗？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呀。

这就像有的人在为罪犯辩护的时候，会列举罪犯一生的种种遭遇，说他如何被歧视、受到多少不公正的待遇，这才铸就了他易于犯罪的性格。这么一看，这人之所以犯罪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都是社会的错啊！推而广之，人的任何行为，我们都可以说是外界环境促成的，那人岂不是做任何错事都不应该受到惩罚了吗？

因而，从决定论——特别是从严格的决定论所导出的结论，是荒谬甚至恐怖的。如果按照决定论的观点生活，人类的社会秩序将会荡然无存，人类的一切工作都会变得没有意义，一切罪行都可以得到饶恕。这世界显然不是任何一个哲学家想要的。

但是，要想打败决定论又谈何容易。我们前面说了，决定论有科学作后盾，更何况还是在对科学盲目崇拜的牛顿时代。什么人能对抗全体科学家，找到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漏洞，将其一举击溃？

还真有人做到了。我们下章再讲。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再说一些关于决定论的趣事。

对于决定论的逻辑我们可能会点头认同，但大概没有人会当真，会觉得自己真没有自由意志。

我们一考察自己的头脑，就能发现没有任何东西在控制着我们啊，明明我们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啊。你看，我想拿一个杯子，我拿起来了吧；我不想拿，就没拿吧。谁管得着我呀。

但是决定论者会说，你感受到的自由其实只是一种错觉而已。比如当我们遇到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既可以选A，也可以选B，没任何人干涉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但是无论你事前怎么犹豫怎么思考，最终你必须选择一个答案。哪怕你说我不选，或者我两个都选。总之，只能有、且只有一个结果。决定论者会说，如果让时间回到你未作出选择的一刻，让你重新思考一遍，那么你的思考过程不可能变，依旧会得出同样的结果。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这感觉本身也是被因果律决定好的。连你试图反抗因果律这行为本身，也是被因果律决定的。

这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不少关于宿命的故事。大致的内容都是预言家说出了某个预言，当事人很害怕，就做出了某些自认为能绝对避免命运的行为。结果这行为阴差阳错，反而让预言成真。最终预言还是实现了。

说到古希腊还有个段子。

决定论在古希腊哲学里也有。当然那个时代没有牛顿力学，但古希腊人知道因果律。既然凡事有因必有果，那么很容易想象世间万物都是在因果律下被严格决定的。

那时候有个叫芝诺的人，他就是提出人永远追不上乌龟那个悖论的人。他就是一个决定论者。

芝诺平时总念叨着一切都是注定的。结果有一次，他的奴隶犯了错误，他就鞭挞那奴隶作为惩罚。但是他的奴隶很聪明，辩解说：主人，按照你的决定论学说，我犯错是天生注定了的，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所以你不应该惩罚我。

然而芝诺更聪明，他回答说：你说的没错。但是按照同样的理论，我鞭挞你也是天注定了的。所以你就挨打吧。

除了建立在机械论上的严格的决定论之外，在哲学史上更流行的是部分决定论，也就是说物理世界是被决定的，但是人有自由意志。这当然更容易让人接受。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就相信部分决定论。他们认为我们不能控制事物，但是可以控制我们自己对待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个学派提倡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

前面我们说过斯宾诺莎的哲学，应该还记得斯宾诺莎是用类似于几何的逻辑一步步推出哲学体系的。这意味着，他相信世间万物之间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关系。这也会导致决定论。

同时，斯宾诺莎认为世界是一个实体，世间万物以及我们自己都是实体的一部分，也就是神的一部分。那么人类就没有自由了，因为人的意志也是实体的一部分。

但斯宾诺莎又说，我们还是有追求自由的方法的。假如我们被动地按照必然律活着，那就成了必然律的奴隶。所以，我们应该用理性去领悟事物之间的关系。明白了我们在整个实体中的处境，也就实现了自由。更进一步说，当我们认为自己和万物是同一个实体的时候，就相当于扩大了我们自己的范围，世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属于我自己的一部分，这世界对我们的限制也就越来越小乃至于无，我们也就越来越自由。

这让人想到了佛教的理论。佛教强调因果，这和决定论很像。但佛教同时认为，人有自由去主动领悟世界的本质，假如能做到这一点，人和万物就没有区别，就实现了最大的自由，也就是成佛了。

最后再说一下决定论对生活的安慰作用。

决定论虽然会导致一些很荒谬的结果，导致人对待生活的消极态度。但决定论也能起到很强的安慰作用。唯我论把人看得最大，可以安慰人。机械论和决定论把人看得渺小，也同样可以安慰人。

假如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被决定的，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奋斗，没有压力，一切随遇而安就好。

决定论和宿命论很像。用宿命论来安慰自己，是中国人的老传统了。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常会安慰自己说“这是命”。比如俗语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用来安慰人是很管用的。

然而中国人很狡猾，遇到好事的时候就不说是“命”了，男女相聚，说的是“缘”。缘是什么？佛教概念里讲的是因果报应。遇到好事讲“缘”，意思就是说这是因为我之前做过什么好事，这是我应得的。但自己遇到坏事就像前面说的，不讲因果改讲宿命论。但等到讨厌的人遇到坏事呢，就又是因果了，骂人家这是“报应”，这是“活该”。那么，要是自己讨厌的人遇到好事了，中国人怎么办呢？多半心中暗骂：某某某你等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又开始讲辩证法了！

第二十一章 暴风雨

挑战机械论和决定论的人，乃至挑战整个科学体系的人，马上就要出场了。

这个人叫休谟，也是一位天才。休谟12岁就进入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但是念到一半不念了。

23岁的他完成了名著《人性论》，但是这本书没人愿意出版。休谟非常沮丧，觉得是自己水平不行。实际上休谟小瞧了自己，不是因为他的水平太差，而是因为他太超前了。一年后，他去掉了《人性论》中可能触犯当局的内容，以及一些超越时代的观点，把它改写成更浅显的作品，这才得以出版，书卖得也还算可以。

休谟是英国人，也是经验主义者。但休谟认为他之前的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都有根本缺陷。你想，这两派吵了很久，明明相反的观点，却谁也说服不了谁。说明什么呢？那些哲学家都是固执己见的笨蛋吗？这显然说不过去啊。休谟认为他找到了原因，那就是双方讨论的问题超过了人的经验范围。

休谟认为，你们讨论“何事真实存在”之类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人类根本没有能力回答，所以你们才能怎么说怎么都有理，正反两面的观点都能成立。

不但空中楼阁式的理性主义者如此，连经验主义者也犯了类似的毛病。

举个例子。

洛克不是有“白板说”吗？洛克认为人的经验是从后天的客观世界而来。在洛克之后还有另一个英国的经验主义者贝克莱，他则认为世界上没有物质，人的经验都是心灵中的观念。

这两个观点一个唯物、一个唯心，谁也说服不了谁。唯物者可以说，一个物体你不意识到它，它就不存在？这岂不是荒谬？唯心者可以说，我不意识到它它还存在？是因为还有其他人意识得到它。如果人人都意识不到它，你又怎么知道它是存在的呢？

这话说来说去近乎于抬杠了。

于是休谟就说，你们都错了，错在你们讨论的问题超出了人的经验范围。“经验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我们根据经验回答不出来，所以，只能老老实实说不知道。

所以在休谟这里，经验就是人的感觉印象。我感觉到了什么就是什么，至于这感觉从哪儿来的，是真是假，我不知道。

《黑客帝国》的世界观就是这样。我只知道自己体验到的世界是20世纪。至于我体验到的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计算机虚拟出来的，我不讨论这事儿，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我们讨论的能力了。不管怎么讨论都是空话，所以我老老实实说不知道。

还不止如此。

哲学理论也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武功一样，同一个武功由不同的人来用，效果大为不同。同样是经验主义，洛克只能算是初窥门径，但休谟却把经验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就算我们怀疑一切事物，“我”这个概念是怎么也怀疑不掉的。换句话说，“我”的概念可以超越一切事物。

可是休谟觉得这个说法不对。

你现在想象一下，“我”到底是什么呢？

你心里肯定产生了很多念头，或许是自己的名字，或许是自己的身体，或许是过去的一段记忆。不管是什么，这些念头都属于感官经验，都是由耳朵、眼睛等感官来感受到的。你试试能不能不依靠任何感官经验来形容“我”是什么？形容不出来了，是吧？

因此休谟认为，我们所谓的“我”，不过是一堆经验片段的集合而已，并没有一个独立于经验的、实在的“我”存在。

笛卡尔认为“我”是超越了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是太天真了。在休谟看来，“我”不过是后天学习到的一堆经验片段而已。真正有没有“我”呢？同志们，对不起，咱不知道！

他比笛卡尔怀疑得还狠啊。

休谟的哲学观可以用来解决下面这个问题。

我们说过，我们永远没法证明自己是不是生活在《黑客帝国》式的虚拟世界里。那该怎么才能安心呢？

休谟的回答是，不知道就不知道，没关系。我们能得到的经验就是眼前的生活，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面前的生活都是幻觉之前，我们就照着自己平时的经验正常生活下去就可以了。我们没必要也没能力去无限地怀疑世界。反正想也想不出结果来，就别想了吧！

比如，如果有学生念着一半书突然产生了哲学思考：“天哪！万一我生活的世界是一团假象怎么办？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休谟的反应跟孩子的妈是一样的，他会一拍桌子：“熊孩子，想那么多没用！继续念书吧！”

话说得远了点，正因为很多人不接受休谟的这个观点，才使得文艺创作者们有各种花招可以玩。比如《黑客帝国》后两集里的招数：让观众怀疑反抗军的基地也是虚拟出来的。比如《盗梦空间》里，让观众怀疑所谓的真实世界也是一个梦境。

只要我们不接受休谟的观点，那么这些花招永远都是无敌的。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电影、小说中都搞这一套：在故事结尾跳出一个超出故事世界观的事物朝观众一笑：哈哈哈哈，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假的！（或者都是幕后黑手精心营造的！）

一般的观众看到这里或许会鼓掌赞叹，可咱们这些经过哲学反复折磨的人会觉得，这花招挺没劲的，是吧？

休谟和笛卡尔一样被苏格拉底附体。他打算用怀疑论来抛掉前人所有不可信的经验。休谟想，有什么知识是切实可信的呢？

他找到两种。

第一种是不依赖于经验的知识。比如几何学，它自身是不矛盾的，完全符合逻辑规则，而且不依赖经验存在。我们前面说过，在现实世界中观察不到任何严格的三角形，但是我们仍旧有三角形这个概念。三角形不依赖外物存在。

自然，像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这些人的哲学体系，因为根基是可疑的，所以不在休谟的承认之列。

第二种可靠的知识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经验，摸到什么、看到什么，这些都是可信的（当然，还是那句话，这经验是不是来自于幻觉我们先不管）。

休谟想来想去，觉得可信的知识就这两种，于是他很彪悍地说了一段话：我们去图书馆随便拿起一本书，问这些书中包含着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吗？如果都没有，就可以烧掉，因为里面只有诡辩和幻想。

实际上，休谟对知识的界定很靠谱。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争论来看，人类仅有两种获得知识的办法，一个是靠演绎推理（而且还没得到新的知识），一个是靠经验。休谟把其中最不靠谱的——理性主义者们的那些公设都给去掉了。剩下的除了经验之外，还留下了纯粹靠演绎推理能成立的知识。与激进的经验主义者相比，休谟已经很厚道了。

下面还有更猛的。休谟要亲自办掉科学。

研究科学，最重要、最基础的一条规律叫作因果律。就是说，凡事有因必有果。牛顿想，苹果落下来一定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才有了万有引力定律。蒸汽上升是带动机器的原因，这才能有蒸汽机。总之，万事万物之间必须都存在因果律，我们才谈得上科学研究。

但休谟偏偏就拿因果律下手了。

刚才说，休谟认为只有两类知识是可靠的。一类是像逻辑和几何那样，既逻辑严谨又不依赖于外物存在的知识；一类是我们感官体验到的知识。

那么，因果律属于第一类知识吗？我们能不依赖于经验，只靠逻辑推导出因果律吗？

显然不能。

一个因果律是否成立，总要关系到具体的事物。我们知道“点燃爆竹”和“爆竹爆炸”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我们能知道这一点，纯粹是靠经验得来的。假如有一个原始人完全没见过、没听说过爆竹，那他无论怎么演绎推理，也不可能想出爆竹爆炸的原因。

还可以这么说。休谟认为，我们根据理性只能判断事物是不是自相矛盾。就像数学和逻辑都是不自相矛盾的，所以这两者才可能通过理性推导出来。但如果我们用理性去分析燃放爆竹这件事，我们会发现，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我们没有点燃爆竹，只是一扔爆竹、爆竹就爆炸了的情景。这个情景和我们的理性并不矛盾，只和我们的经验矛盾。所以只靠理性是无法察觉因果律的。

总而言之，因果律不符合第一类知识。

顺便说一下，演绎推理中说的“因为，所以”并非属于因果律。比如在几何里，我们说“∵两直线平行，∴这两条直线不相交”，这里面的意思并非指的是“两直线平行”这件事导致了会使“这两条直线不相交”这件事发生，而是指，当“两直线平行”这个命题为真的时候，“这两条直线不相交”这个命题也为真。

那么，因果律可以靠经验总结出来吗？

比如在地球上，苹果一离开树枝肯定会掉在地上，我们通过日常经验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算不算我们认识到了，“苹果离开树枝”和“苹果落在地上”这两件事中存在着因果关系呢？

休谟说，不能，因为你就算之前多次看到苹果离开树枝落到地上这个现象，你也不能保证，下一次苹果还一定会落到地上。

你怒了，你说，这不是纯粹的抬杠吗？

休谟摇摇头说，这不是抬杠。

什么叫因果律呢？你不能说因果律就是“一件事的发生是另一件事发生的原因”，这相当于同义反复，说了跟没说一样。

因果律是什么呢？在经验世界里，我们可以把因果律说成：“如果A事件发生了，那么B事件一定会发生。”更严格的说法是：

一、A事件发生在前，B事件发生在后。

二、二者发生的关系是必然的。

比如说，苹果必然落地的事件我们可以分解为：

一、“苹果离开树枝”发生在前，“苹果落地”发生在后。

二、这个关系是必然的。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孩子，我们只靠经验，怎么能知道苹果一定会落地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一遍又一遍观察到“苹果离开树枝”和“苹果落地”这两件事总紧接在一起发生。我们就明白了，哦，苹果这东西原来不可能飞上天去啊。

但问题是，通过经验，我们观察到的只是因果律中的第一条：A事件发生在前，B事件发生在后。

那么第二条呢？

这个关系的必然性我们是怎么观察到的呢？

这个“必然”能让人看见？这个“必然”能让人感觉到？没有，“必然”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内。我们之所以认为这里有“必然”性，是因为我们过去无数次地看见了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发生，所以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两件事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在未来也会永远连在一起发生。

休谟尖锐地指出：这种想法是错的。

休谟认为，人相信因果律其实是一种心理错觉，只因为我们发现两件事总在一起发生，我们就期待它们能再次一起发生。但这其中并没有可靠的根据。

（你也不能说“科学证明了地球有引力，所以苹果脱离树枝和苹果落地之间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牛顿必须先认为苹果落地存在原因，才可能去研究这个原因。换句话说，“万有引力定律”就是揭示物体运动的因果律的，自然不能用“万有引力定律”去证明存在因果律，不然就成了循环论证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个没有科学知识的原始人，他通过观察发现，公鸡打鸣之后，总伴随着太阳升起，没有一天例外。那么他会认为，公鸡打鸣是太阳升起的原因。这显然是错的。

罗素有一个比喻，说假设农场里有一只鸡，每次一看到农场主来，就被喂食物，那么这只鸡就会以为农场主和给它喂食之间有因果联系。但结果有一天，农场主带来的不是鸡食而是一把猎枪，农夫把鸡杀了。换句话说，鸡通过观察发现，农夫和喂食这两件事总在一起发生，便以为其中有因果关系。但实际上，耗费它毕生时间得到的观察结果，仍旧不能证明这两件事之间有必然联系或者因果关系。

从逻辑上还可以这么解释。两件事连在一起发生，发生了一回，经验只能告诉我们这是偶然的。那么无论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发生了多少遍，它还是偶然发生的。因为再多次的偶然累计在一起也不可能把偶然变成必然。

还可以这么说，我们之所以相信有因果律，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将要经历的事情和我们之前经历过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经验过的事情肯定会不断地重复。但显然这是错误的，且不说我们的经验可能只是片面的（就像农场里的鸡），何况世界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休谟的质疑不是抬杠。类似的误区在生活中常会遇到。

统计学上有一句经典的话，“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

意思是说，统计结果如果发现，有两个数据A和B，每当A上升的时候，B也跟着上升；每当A下降的时候，B也跟着下降。一般人会觉得，这说明了“A是引起B的原因”。

实际上这是错的。

比如调查大学生的体重和交友数据表明，越是胖的人，身边的朋友就越多。这下调查人员兴奋了，立刻得出一个结论：身体胖是朋友多的原因。身体越胖的人，就越有魅力！

然而，事实或许是这样，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第三方原因，比如这些人都喜欢参加饭局。因为饭馆里的饭菜油水比较大，所以这些人的身体比较胖。同时，参加饭局的人社交范围比较广，所以朋友数量也多。因此，虽然“胖”和“朋友多”这两件事总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但这两件事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自然也得不出来“身体越胖的就越有魅力”这个古怪的结论。

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类似不靠谱的结论。比如因为“少年犯中80%的人都玩网络游戏”，就得出结论，说“玩网络游戏会导致青少年犯罪”。那“100%的少年犯每天都吃饭”该怎么解释？

或许你还是不服气。你会想，所谓的两种可信的知识是休谟自己说的，我偏说因果律就属于可信的知识，你又能怎样？

你这么想没关系，咱们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思路。

因果律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先观察到两件事总连在一起发生，并且这两件事自己还不单独发生，我们就说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这用的是归纳法。

但归纳法是怎么回事？归纳法要从个别的事件里总结出普遍规律来。什么叫“普遍规律”呢？“普遍规律”就是相信在某个条件下，某件事情必然发生。这不就是因果律吗？也就是说，研究归纳法的前提，是必须相信存在因果律。

这不就成了循环论证了吗？

休谟对因果律的讨论说明，因果律没法从经验中得来。假如我们要让因果律成立，那它必然像理性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属于超越经验的规律。但是，理性主义者的那些公设明明又不可靠。这么说来，可就真没咒念了。

别着急，我知道你或许还有些不服气，觉得晕晕乎乎，听到这里，觉得好像有道理，但又好像有问题。

不用担心，别说你了，休谟时代的知识分子听到休谟的论断后，也都不服气。因为这太荒谬了。假如没有因果律，人还怎么活着？人为什么还要劳动，还要生产？我举起了杯子，明明我举就是杯子离开桌面的原因，这种显而易见的事还有人怀疑？

更何况那是个科学蒸蒸日上的年代。人们认为牛顿准确地揭示了宇宙的真理，认为只要科学不断前进就可以解答宇宙中的一切秘密。而因果律和归纳法又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统治行星万物的物理学怎么可能是建立在完全不靠谱的基础上的呢？

但是哲学家们不这么认为。

他们拿来休谟的论点一看：理性主义有独断论的危险，啊，对！一切都得从经验出发，啊，对！因果律和归纳法是循环论证，啊，也对！所以因果律不能用经验证明，所以没有因果律自然也没有归纳法，啊⋯⋯啊⋯⋯也对啊！

于是哲学家们都崩溃了。

第二十二章 哲学怪兽

休谟把一切都毁了。

首先科学的基础岌岌可危。

科学研究的前提是，世间万物必须存在着某种普遍规律。我们必须相信，牛津大学那只掉在地上的苹果，和千万年中掉到地上的无数苹果之间的运动规律是相同的。这才能去研究力学。

但休谟会问，科学家凭什么认为世间存在普遍规律？万有引力万有引力，牛顿认为万物都有引力，他说这话有来自经验的证据吗？万一没有呢？

假如我们真认同了休谟，那就麻烦了。我们做科学实验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家们比较两个实验的数据，不管这两个实验条件有多像，其实也不过是在比较两个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那怎么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呢？

然后，休谟把哲学也给毁了。

理性主义已经被驳斥成独断论了，还剩一个经验主义。可经验主义吃饭的家伙是归纳法，这回也被休谟给整没了。

莱布尼茨曾经批评经验主义者说，人和禽兽的区别就是，人能得出必然命题；禽兽只有纯粹的联想，只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未来还总能发生。

休谟要听了这话，肯定会反驳说：你错了，我和禽兽不一样，我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在未来不会发生。

休谟有一句名言，说你怎么知道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对休谟不屑一顾的人，把这句话当作休谟白日做梦的笑话。而对于被休谟说服了的人，这句话代表的是休谟结论的可怕结果。

在康德以前，哲学家大部分都是业余的。因为那时的大学里还没有单独的哲学系，哲学都是在神学系的神学课上教授的。

休谟也是业余哲学家。他的正经工作是公务员，此外还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写了本《英国史》。写过《罗马帝国兴亡史》的大历史学家吉本就说过自己深受休谟的影响。

休谟以一种贵族式的悠闲姿态说，哲学对他只是一种个人爱好，业余时间玩玩而已。可是他这一随便玩玩，就把整个哲学都玩进去了。

哲学家们不得不承认休谟的结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仅凭常识就知道这结论是荒谬的。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哲学的荒谬。

我们说哲学的一切都是从怀疑开始的。

近代哲学从笛卡尔的怀疑开始，这个怀疑让人们踌躇满志，觉得有一个广阔的空间可以施展拳脚。然而一路怀疑下去，到了休谟的怀疑，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怀疑没了，只剩下荒诞。哲学还怎么搞下去啊？

或许你会说，没关系，不还是有科学的权威在吗？科学在不断地创造奇迹，足以让休谟的怀疑论不攻自破。

你不提这事儿还好，一提更要命了。

休谟说没因果律，科学非说有。那科学坚持因果律的结果是什么？前面说了，是决定论！那人就成了傀儡，没有自由意志了呀。

这好家伙，在因果律问题的两端，一边是没有因果律，那科学就完蛋了；一边是有因果律，但就会没有了自由和道德。你说你相信哪个？两个都不好受。

当然，我们这些受过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人们，觉得还是有出路可走。我们可以说，为什么非要走极端呢？我们可以在极端中间选一个点嘛。比如说，我们可以相信意识依赖于物质存在，但是意识不被物质决定，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这样，我们既在客观世界里保留了因果律，保留了科学，又在自己的头脑中保留了自由和道德。多完美！

这么想确实很舒服，不走极端，又左右逢源。然而这种狡猾的选择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们说过，我们的原则是避免独断论。

那么，当你在左右两个极端里选择中庸的时候，你不能说我随便选择中间的哪一点都行，你必须说明白，为什么你要选一个点，为什么不能更靠左一点，或者更靠右一点。

我们刚才在休谟的怀疑论和科学的决定论中间选了一点，对吧？我们认为因果律只存在于物质中，不存在于人的意识中，人的意识里保留了自由意志。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姑且认为人有自由意志。那么请问，动物有自由意志吗？植物有自由意志吗？如果说动物有植物没有，难道是因为前者能动后者不能动吗？那微生物有自由意志吗？细菌有自由意志吗？或者动植物的关键区别是前者有脑？那请问脑的定义是什么？这定义能决定自由意志的有无吗？无脊椎动物的神经中枢算脑吗？鱼是脊椎动物，有类似于高等动物的大脑结构，螃蟹虾米是无脊椎动物，后者所谓的大脑仅仅是神经节。那你的意思是说，螃蟹没有自由意志而鱼有？或者说，一个只有螃蟹虾米的鱼缸是决定论的，扔进去一条鱼就不是了？

如果退一步，说自由意志的区别在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那脱氧核糖核酸有自由意志吗？蛋白质有自由意志吗？你是说，一小块培养皿里的蛋白质有自由意志？

如果进一步，说自由意志的区别在于人和动物之间，那人和动物之间的关键区别是什么？很多高智商动物如狗类会表现出感情，会向人类学习，它们这一切都是单纯的生理刺激的结果吗？如果说人和动物的关键区别在于理性，那婴儿有自由意志吗？原始人有自由意志吗？类人猿有吗？猩猩有吗？到底是在进化的哪一瞬间，人类和动物之间有了本质的区别？难道你是在说⋯⋯灵魂吗？

如果区别在人类和动物之间，这不就意味着，人类在进化中的某一瞬突然“嘣”的一下就冒出自由意志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宇宙从诞生开始，一直都按照严格的因果律按部就班地进化着。突然间，当某个星球出现“高级生命”或者什么“理性”的时候，从这些“高级生命”中突然迸发出一种东西，彻底地改变了整个宇宙的因果律，从此整个宇宙再也不是按照严格的决定论发展了。

你是说⋯⋯理性可以改变整个宇宙？你是唯心主义者吗，同志？

如果理性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既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又否认决定论的话，那么请问，自由意志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人的意识仅仅是由脑神经决定的，是由符合因果律的物质决定的，为什么它能逃脱大自然的因果律，能够超越其上呢？那你还是唯物主义者吗？

⋯⋯

这样的讨论还可以无穷无尽地说下去。

明白了吗？假如咱们要取巧，要选择两个极端答案的中间一点，那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把那个点分毫不差地精确地标出来。否则就必须面对无穷无尽的诘问。如果你不能圆满地回答，那么你的答案显然是出自想当然，这又和宗教信仰有什么区别？

类似的困境，生活在休谟时代的经验主义者都遇到过。休谟的怀疑论是经验主义的必然结论，但经验主义者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归纳法。于是他们就说，不就是认为因果律和归纳法本身是循环论证，不能靠经验证明吗？那我们就像理性主义者那样，说因果律和归纳法是人天生就有的理性知识不就行了，反正科学也间接证明了归纳法的成功。这么一来，整个经验主义不就都立得住了？这有点像怀疑主义者说“所有的话都必须被怀疑”的时候，还必须补上后半句“除了本句话之外”，要不就成了自相矛盾了。

然而立刻有人会反对说，经验主义不是说一切知识都得从经验得出吗，那你凭什么又说因果律和归纳法可以是特例？假如它们是特例的话，为什么其他知识不能是特例？为什么不能一切知识都不从经验而来？

这和我们前面说过的中庸困境一样。选择了中庸之道固然可以避免两个极端的缺点，但也同时失去了两个极端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别人驳倒。

顺便一说，我们生活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类似的中庸观点，听着很美，实际上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完全就是一句废话。

比如，今天我们很重视环境保护。面对种种人类行为对自然造成的破坏，有人提出了，我们要“敬畏自然”，要“顺应自然”。

问题是，什么叫“顺应自然”呢？从人类诞生开始，人类就在改造自然啊。最基本的农作物啊、家畜啊，都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那么，为什么我们把经过人类多年培育、离开人类就毫无生存能力的麦子种子放到地里，这叫“顺应自然”，但当我们为了麦子更好地生长放了一些化肥到地里，就算“违背自然”呢？假如你说，因为化肥是工业的产物，所以是在“违背自然”，那问题是，农业和工业的区别在哪儿呢？农业用木头、工业用金属吗？用木锄头锄地是“顺应自然”，用金属锄头锄地就是“违背自然”吗？那么一个盗猎者用木棒捕杀国家保护动物，算是“顺应自然”吗？或者，农业和工业的区别在于后者用机器生产吗？那机器的定义是什么？古人用织布机织出来的布就是不自然的吗？或者你说用非生物能驱动的机器才算工业，那么原罪是燃烧吗？难道雷电把干草点燃了是不自然的吗⋯⋯这里面可以有很多质疑，我们不一一细说了。

所以，什么“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也都是美好的废话。合理的说法是“我们对自然的改造应该给人类带来好处，不给人类带来坏处”，这仍旧是人类中心论，“自然”在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高贵地位。

闲话少说，回过头来让我们看看那时哲学的困境吧。

现在有两个会严重摧毁生活的哲学观点。一个是休谟的怀疑论，一个是科学的决定论。可怕的是，这两个观点正好是互相矛盾的两个极端。反对一个就等于拥护另一个，采取中庸之道的那些结论，更像是诡辩论而不是严谨的推理。

我们可以用网络游戏做一个比喻。这时的哲学世界出现了两个Boss，一个是火属性，一个是水属性。两个Boss攻击力超高且属性相反。一般的玩家别说两个Boss了，连一个都打不过。玩家们纷纷扔掉鼠标大叫：这就是一Bug啊！谁设计的烂游戏，根本就打不过去嘛！

就在这时候，一个大家从未见过的新面孔分开了众人。这人面带微笑，取出宝剑，一阵闪光过后，两个Boss轰然倒地。

周围的人们都看傻了，他们涌到那个新面孔面前：“不知少侠贵姓高名？”

那新面孔谦虚一笑，拱了拱手：

“各位承让，在下康德。”

康德的个人秀即将开始。

在下章开始之前，我们插播一个关于因果律的有趣的讨论。

还记得前面说过的决定论吧？我们说过，决定论是从“万事万物都严格服从因果律”这一点推出来的。在这里，决定论是和因果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假如我们相信决定论，又会导致我们永远无法发现和使用因果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说了，因果律的意思就是“A发生以后，B必然发生”。我们假设这个世界有因果律，世界符合决定论。那么科学发现还是要用归纳法，对吧？所以科学家们要发现A和B之间有因果律，就必须不断地让A发生，再看是不是每一次B都会随之发生。

但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A的发生必须是人能控制的。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改变A发生的条件和环境，才能绝对保证只有A，而不是其他因素造成B的发生原因。举例子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苹果离开树枝是苹果落地的原因呢？我们得把各种可能同样是苹果落地的原因都排除了：天气啊，地理位置啊，苹果的品种啊。所以我们得在不同的天气下，在不同的地区，用不同的苹果来观察这个事件。结果发现，所有的条件都可以更换，但是苹果落地还是紧随着苹果离开树枝而发生。那么根据归纳法，我们就能知道，苹果离开树枝是苹果落地的原因了。

然而，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里，那么A的发生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即便我们做再多的实验也无法确认A就是B的原因。就好比当我们看到苹果离开树枝和苹果落地这两个事件的时候，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其实都已经在宇宙生成的那一刻，由其他的什么东西（比如叫“原因C”）决定了。无论我们如何更换苹果落地实验的天气、位置、苹果的种类去做这个实验，我们永远也无法排除那个“原因C”。甚至于连我们反复做这些实验的行为也都是“原因C”决定的，因此我们永远也无法发现因果律。

这意思是，假如我们接受这世界是符合决定论的，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这世上的确存在着因果律，但我们却永远无法把它们找出来。这并不能推翻决定论，不过可以让决定论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在决定论的世界里，科学同样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十三章 谎言的衰落

那个到处迫害哲学家、试图让全世界只剩下一种声音的欧洲教会，我们还一直没往下说呢。

假如我们让中世纪的教会制定一份“通缉危险分子名单”，我猜想，排在第一位的既不是马丁・路德，也不会是斯宾诺莎，而应该是古腾堡——那个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的人。

欧洲教会的尊严尽失是从印刷术的出现开始的。这也赖那时的欧洲封建领主各自为政，行政效率低下。如果是换在乾隆时代的中国，管你什么活字印刷，一场轰轰烈烈的禁书运动下来，一样可以给你禁得差不多。

中世纪的欧洲就没那么美好了。印刷术的出现造成了出版业的空前兴盛，从行政成本的角度看，教会不可能在每本书出版之前一一进行检查，只能等到发现了违禁书籍之后再进行查抄和销毁。

因此，1559年天主教会开始推出《禁书目录》，并且不断更新它。最后一份《禁书目录》到了20世纪的1948年还在出版，那时候二战都胜利了！

教会规定，凡是印刷、出版、阅读《禁书目录》上所列书籍的人，一经发现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我们之前提过的很多哲学家，比如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休谟，还有后面的康德、帕斯卡，他们的著作都上过这本《目录》。

但是《禁书目录》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这里就显示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优势了。放到乾隆那时，这本《禁书目录》只需要给各级官员当作内部刊物就可以了。而天主教会对欧洲的统治是间接的，它必须把《禁书目录》公开，让欧洲人民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自觉遵守。

因此，在荷兰、波兰、日耳曼那些教会不太管得到的乡村和城镇里，隐藏着大批印刷商和出版商。他们在罗马安插眼线，一旦最新的《禁书目录》出版，这些商人立即日夜印刷出版新出现的禁书。就像我们今天的“少儿不宜”反而成了宣传卖点一样，《禁书目录》也让很多人起了好奇心。在天主教管不到的地方，这些禁书的传播速度反而很快。

当然教会还有别的招。还有宗教裁判所。教会还可以通过世俗的力量谴责你、咒骂你、开除你、驱逐你。只要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教会，教会就有种种办法给敌人施加压力。

宣扬“日心说”的伽利略就是这么被裁判所玩死的。

有人说，伽利略被裁判所迫害，受了酷刑。这是不对的，裁判所没对伽利略用刑。因为用刑那叫“整”，不叫“玩”。

整人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玩得你有苦说不出才叫本事。

说到伽利略插一句，伽利略为人熟知的一项实验是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两个体积相同的铁球和木球，来证明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质量无关。

首先，这个实验伽利略本人从没有记录过，最早是伽利略的一个朋友在伽利略死后十二年写的一本传记中提到的。历史学家们大多认为这个实验是杜撰的。

其次，这个实验结果也是错的。因为虽然两个球受到的空气阻力是一样的，但是两个球受到的重力不同，用重力减去相同空气阻力得到的合力，不再和各自的质量成正比，所以实际的加速度也是不同的。只要学过初中物理，列个式子就明白了。

给伽利略当过助手的物理学家巴利安尼曾经用两个体积相同的铁球和蜡球做过这个实验。当落体高度达到大约十五米的时候，两个小球的掉落速度就明显不同了，所以我们课本上画出图的比萨斜塔实验，就算抛开历史因素，也是错的。物理老师用真空管比较羽毛和铁球的实验才是正确的。

真正有价值的，是伽利略的另一个思想实验。内容是说，亚里士多德觉得越重的物体下落速度越快。伽利略就想象，假如金属球的掉落速度比木头球的掉落速度快，那么我们用一根绳子把这两个球连在一起扔下去，按说掉落速度慢的木头球，会拖慢金属球的掉落速度。也就是说，两个球合在一起的掉落速度会比金属球慢。但另一方面，两个球合在一起的质量不是比单独一个金属球更大了吗？那不是掉落的速度又要比金属球单个儿快吗？这理论自相矛盾，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当然，伽利略影响最大的理论还是“日心说”。用E.T.贝尔的话说，伽利略的发现使当时“半数欧洲的自然哲学家都把时光打发在透镜上”。

教会恨伽利略，也就恨在这个“日心说”上了。

伽利略关于“日心说”的名著叫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但是这本书出版之前，伽利略就因为谈论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请进去过一回。

你想宗教裁判所是什么地方，几个审判员把大门咣当一关，把伽利略一围，和善地问他：你是放弃地心说啊，还是放弃日心说啊？

伽利略一看架势不对，就认罪了。

1616年，宗教裁判所判决伽利略“放弃日心说，不准再讲授、捍卫日心说”。伽利略签字认罪。这份判决书伽利略拿一份，宗教裁判所留一份作存档。

十几年后，伽利略出版了著名的《对话》。

其实那时伽利略和教会关系还算不错，他还给教皇献过自己的望远镜。（他心里八成想的是：群星到底怎么转您自己瞅瞅不就行了？）而且伽利略也不傻，他知道教会的底线是不能和《圣经》矛盾，因此在写作的时候很注意保护自己。他在《对话》的前言中就声明，他把“日心说”当作纯粹的假说。

伽利略写完《对话》后，把这本书献给了教皇，两年后被允许出版。但是在这里伽利略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当时的教皇和伽利略的私人关系很不错，两个人还多次私下谈论过日心说的问题。但是在这本《对话》里，伽利略安排了一个愚蠢的角色，在书里被大大嘲弄了一番。熟悉教皇的人一眼就能发现，这个蠢人的言谈举止和教皇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伽利略要得罪这个有权有势的好朋友，或许是因为他对教皇没能全力支持日心说感到失望？教皇要求伽利略的新书必须把地心说和日心说平等对待，并要声称日心说是个假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教皇看了这书后还允许出版，或许是教皇本人没认真看这书，或许是欲擒故纵？

总之，这本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教皇的立场完全改变了，命令该书停止销售，市面上的书全部收回。并且命令宗教裁判所把伽利略抓了回去，说他违反了1616年“不能讨论日心说”的判决。伽利略一听就急了，回家把自己那份判决书拿出来说：你看看，你这判决明明没有“不能讨论日心说”这条啊！

这时候裁判所不慌不忙地拿出他们存档的那份判决书，在判决书的最后，赫然就写着“不能讨论日心说”这几个字。

有理没处说去啊，伽利略服了软，在监狱里自愿补写了《对话》，以便让内容更偏向地心说。但是没有用，他还是被判有罪，判了监禁，“刑期以我们认为必要为准”。已经69岁的伽利略还遭受了羞辱，跪在大庭广众之前，穿着代表悔罪的白色长袍，手执蜡烛，当众表示“公开放弃诅咒和痛恨地动说的错误和异端”。

有人说，在判决几天以后，当伽利略被押解至某监狱，从囚车上艰难地下来的时候，他弯下腰用手指触地，喃喃地说道：“唔，它还在动。”

后来，伽利略双目失明，身体十分虚弱。经过了一番活动，才得以改成回家乡软禁。结果一直被软禁到死。

伽利略的事件起到了震慑欧洲学术界的作用。要么风声不对就往荷兰跑，要么就匿名发表作品，或者干脆终止了自己的研究，有些人的作品只能在去世后才发表。

不过，就算这些人再异端，好歹他们还都信个上帝呀，等机械论和决定论一出，教会就彻底疯了。

其实决定论倒不一定非和教会矛盾。决定论确实没给上帝留出干涉世界的空间，一切事物都按照自然规律自行运转。但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也能知道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在决定论的世界观中，上帝完全可以在世界生成的那一瞬间，把后来宇宙万物的发展都安排好，这也不违反基督教教义。

话是这么说，但机械论和决定论想拒斥上帝也很容易。特别是机械论，一不留神就会跑到无神论那边去。

我们前面说过的机械论者霍布斯就是个例子。

虽然霍布斯也信仰基督教，但是他的著作《利维坦》实际上宣扬的是无神论思想。

《利维坦》一出来，教会和保守势力都怒了。一查这人谁啊，原来就是一家庭教师出身，没权没势的，嘿，办你还不容易嘛！

正好那个时候英国闹革命，革命党克伦威尔把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当众斩首。过了几年，克伦威尔又嫌国会碍事，让军队把议员赶出了国会，把国会大门锁上，在门口挂上“吉屋出租”的牌子。最终，克伦威尔成了英国实际的统治者。

正在混乱的时候，霍布斯结束旅居法国的生活回到了英国。克伦威尔也信基督教啊，于是，教会和保守势力就准备趁机对霍布斯下手。

但教会没想到，霍布斯的《利维坦》除了讲机械论外，还有一多半在讲政治。《利维坦》的政治理论里有一个观点，说当君主已无法再保护臣民安全时，臣民可以转向服从新的君主。这个观点正好给事实上篡位独裁的克伦威尔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霍布斯在英国受到了克伦威尔的保护。克伦威尔连英国国王都给弄死了，还怕什么教会势力？霍布斯自然高枕无忧。

克伦威尔善于打仗，但不善于治理国家。他当上独裁者几年以后，国家的问题越来越多，举国上下怨声载道。阴谋刺杀、反叛他的人层出不穷，甚至连他女儿都反对他。不久，克伦威尔病倒去世。他死的时候已经臭名昭著，据说死讯传到荷兰时，孩子们沿着运河奔跑，高兴地呼喊：“魔鬼死了！”

很快保皇党复辟，流亡在外的查理二世被请回英国。查理二世在他30岁生日那天，在民众盛大的欢迎中进入伦敦，当上了国王。

查理二世跟克伦威尔可是仇大了。克伦威尔杀了查理二世的爸爸，夺了他们家的王位，还到处追杀查理二世。查理二世一度把手脸涂黑，伪装成贫民，在野地里露宿。最惊险的一次，他躲在一棵树上，克伦威尔的部队就在树下搜寻，却没有发现他。等查理二世好不容易流亡到欧洲大陆以后，也有一段时间过得和贫民一样，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吃最粗陋的食物，还经常赊账。

查理二世复辟之后，为了解恨，让人把克伦威尔的尸体挖出来，一番上绞刑架之类的折腾后，把克伦威尔的头颅挂在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尖顶上，一挂挂了好多年。在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开棺戮尸。

另外，克伦威尔的反叛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从查理二世以后，英国的陆军从来不叫“皇家陆军”。直到今天，英国有“皇家空军”“皇家海军”，只有陆军没有皇家的名号。就是因为英国皇室一直都不爽克伦威尔的叛乱，记仇。

总之，克伦威尔下台，新国王查理二世恨他入骨。这回霍布斯没了保护人，教会又准备对他下手了。

但我们之前说过，霍布斯当过家庭教师。他当初教的学生就是查理二世。教会当时就崩溃了。

查理二世登基后，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霍布斯，认出这就是自己以前的老师。他把霍布斯接到宫中。从此不仅每年给霍布斯送钱，还在寝室里挂上了他的画像。在查理二世的保护下，霍布斯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是很轻。他失去了出版自由，但还是可以偷偷到荷兰出书，他的理论早就名扬在外了。

虽然霍布斯没受什么攻击，但其实霍布斯也冤，因为机械论的正主儿牛顿让教会给放过去了。

在历史上，我以为有两个人对基督教权威的打击最大。一个是牛顿，一个是达尔文。

有意思的是，这个对教会打击最大的牛顿，却被教会赐予了巨大的荣耀。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教会比较开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牛顿本人是个虔诚的教徒。

我们读过的课本里讲科学史的时候，常常把科学家和教会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个无比光辉、一个反动透顶。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别说科学家了，连那些被烧死的异端算一块儿，几乎每个人都信基督教，而且不少人还无比虔诚。什么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全是基督徒。拉美特里那样的才是真正的特例。

开普勒是日心说的大功臣，他有个开普勒三大定律，为牛顿研究万有引力铺平了道路。但开普勒研究天文可不是出于什么唯物主义精神，开普敦把太阳看作圣父，恒星看作圣子，宇宙中的以太看作圣灵。他研究天文学是为了印证他的神学观：世界是上帝根据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的。

牛顿也是个虔诚的教徒。他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第一句话就表达了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在他的力学中，像“第一推动力”等地方，都给上帝留下了位置。正因为他的成就和卖力的信仰，所以牛顿在生前就很受教会推崇，死后还被葬在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

但是，科学的探索精神注定是不安分的。就算牛顿是个虔诚的教徒，他也不会满足于常规的宗教生活。人们后来发现，牛顿一生中把很多精力花在了神学上，足足留下了150万字的手稿。他的研究很有趣，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解读《圣经》密码。

所谓解读《圣经》密码，就是通过跳字、断句之类的方法，从《圣经》中找到隐藏的内容。在我们看来这种解读行为有些荒诞，但是牛顿虔诚地认为，他的物理学定律和圣经密码一样，都是上帝留给人类的神秘线索。研究圣经密码和研究物理学一样重要。

而且牛顿还通过复杂的公式计算出了世界末日的期限——2060年。

不过不用紧张，牛顿在作出预言后又补充说，我并不是想给出具体的时间，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其他预言末日的人闭嘴。

牛顿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因为基督教预言人类将会经历最后的审判，以后世俗生活就结束了，进入新的时代。所以基督教一直对预测世界末日情有独钟。

前面说过，就因为这个信念，基督教才在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中，被认为是纵火者。中世纪的时候，人们不是习惯把遗产捐赠给教会吗？那时大都要在遗嘱的开头写上：“因为这世界之末日将近。”意思是，反正也快到世界末日了，这钱留给后代不如捐给上帝。

不仅是牛顿的时代，在整个历史里，每过一段时间西方世界都会出现一些世界末日的预言者，预言末日在什么年代的都有。这是因为末世论具备了能引起恐慌又无法查证的特点——就像休谟说的，谁能证明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谁又能证明未来某天不是世界末日呢？所以末日论就跟楼下大妈串舌头说“水价要涨了”一样，一传就灵。

总之，教会放过了牛顿。虽然教会没有放过达尔文，但这无所谓了。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教会势力越来越弱，再也没有能力把人送上火刑架。到了后来，伏尔泰成天咒骂基督教，尼采大喊“上帝死了”，谁都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了。

其实，教会势衰的征兆在很多年前就出现了。

这是在笛卡尔出生半个世纪之前，那时候还没有马丁・路德，还没有新教，连赎罪券都还没有呢，就已经有人看罗马不爽了。

这个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他觉得自己很牛，为啥我的国家非要每年给罗马教会捐那么多钱呢？

他就开始和罗马吵，吵到后来他竟然宣布罗马教皇是伪僧侣，要其下台。

教皇对付这种不服的主儿，只有一个办法：“绝罚”你。虽然教皇翻来覆去只有这么一招，但这招儿太灵了。

我们前面说过，欧洲国王管不住自己手下的领主，领主们又信奉教会。亨利四世被“绝罚”后，立刻叛乱四起。亨利实在扛不住了，无奈之下，不得不千里跋涉来到教皇的住所前求饶。贫民出身的教皇拒绝接见他，亨利就在大雪中站了三天三夜（一说还没穿鞋子），然后教皇才出来让他吻了自己的鞋，宽恕了他。

这个例子经常被提起，用来证明中世纪教皇的权威。但是有些文章忘了说故事的后半段：

亨利四世是个很厚黑的家伙。回去以后一看没什么事了，嘿嘿一笑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儿来：谁当初背叛过我，我都记着哪。没过多久，亨利四世把当初背叛他的人都给灭了。稳定了局势后，他立刻翻脸再次讨伐教皇。

教皇只有一招呀，“绝罚”呗。

连圣斗士都知道同样的招数不能用两遍，何况是对政治家。面对第二次“绝罚”，亨利四世啥事也没有，直接带兵杀到了罗马。教皇只能从罗马仓皇出逃，最后凄凄惨惨地客死异乡。

当然，这时候教会势力还很强盛，后来继任的教皇又把局势扳回去了。宗教改革的时候，新教还拿这件事出来说，用来激励日耳曼人的民族情绪，号召人们为亨利四世报仇。

虽然这件事比笛卡尔的时代要早半个世纪，但它已经揭示了教会必然衰落的原因：教权和王权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在对抗中，教会唯一的武器是信仰，一旦这信仰被哲学、科学和民主思想慢慢消磨掉，教会的权力也就立刻萎缩，说话再也不好使了。

率先颁布《禁书目录》的教皇是保罗四世，他以严酷的统治闻名。此外，他还有一大“功绩”。

话说有一天，他来到西斯廷教堂，抬头一瞧，看到墙壁上米开朗基罗所作的绝世精品《最后的审判》里有好多裸体。教皇一看火就上来了：胡闹！这画上怎么有这么多不穿衣服的！太不像话了！他立刻叫人给画里的人物画上裤子和遮羞布，毁了这幅杰出的作品。

保罗四世是罗马教会严酷统治的高潮时期。但就在他死后，罗马连续四天发生暴乱。人们拆下保罗四世的雕像，把它拖到街上，又丢到河里。人们还烧掉了宗教裁判所，释放了犯人，毁掉了文件。

我们在讲哲学史的时候说，笛卡尔、斯宾诺莎的时代还在讲教会迫害，休谟的书也被教会禁了，但是等到说后面的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时候，教会顶多就是在《禁书目录》里添几个书名，已经不能把他们实际怎么样了。

1835年，除了罗马之外，欧洲各地的宗教裁判所都被取消，不久以后，罗马的裁判所也改换名字，很快就失去了逮捕审判的能力。宗教裁判所带来的黑暗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当然，这世上永远不缺少为了取悦神灵而无所不为的人。他们相信神灵会赏赐给他们幸运、财富、长寿和天堂。他们乐于攻击一切和经文相悖的东西，认为只要把经文上说过的话重复上一万次，就可以得到赏赐了。

比如下面这位牧师的话：

“认为太阳的直径有几百万英里，与地球相去9100万英里，这是愚蠢的想法。太阳只有32英里宽，距离地球不过3000英里。情况一定如此，完全合情合理。上帝创造太阳，为的是照亮地球，他必然要把它安放在靠近服务对象的近旁。如果有人在齐翁镇盖所房子，却跑到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去安装电灯为它照明，你会怎么想呢？”

这话不是说在天主教统治的中世纪，而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那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被科学界普遍接受，美国作为20世纪的科技大国，正在科学的天空中冉冉升起。

说这话的人曾经悬赏5000美元让人们向他证明地球是圆的。就像咱们今天那些动不动悬赏几十万元挑战科学院的民间科学家们一样，这些人自然不可能相信任何不同意他的言论，也就不可能把这悬赏给任何一个人。然后他就可以得意洋洋地宣布：谁也拿不走我的悬赏，瞧，科学家们都是一群懦夫加笨蛋。

顺便一说，这家伙为了宣传世界是扁平的观点，出了好几趟国——

他还来了一趟环球旅行。

第二十四章 远离尘嚣

接下来是属于德国的时代。康德终于来了。

包括康德，以及后面的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还有对哲学影响颇大的爱因斯坦、海森堡。这个超豪华阵容全部都是德意志人。他们中有不少是犹太人。后来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致使一堆超级智囊人士脱离德国国籍到英美去作贡献了。

假如宅男这个行业要拜什么祖师爷的话，我觉得康德挺合适的。

康德住在当时德国最东边一个偏远的小镇里。这个地方偏远到今天已经不属于德国而属于俄罗斯了。那个时代，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学者大多都要到处游历，为的是增长见闻，也是为了和其他学者多交流。就像笛卡尔为了读“世界这本大书”而两次参军一样。

康德却是个另类。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只短暂离开过家乡的小镇一两次，最远只到过100公里外的地方。他几乎一辈子都蜗居在自己家里，而且终身未婚。其实康德有两次求婚的机会，但全都因为他的优柔寡断，结果错失良机——完全就是宅男的典范呀！

你可能撇撇嘴，说这样的宅男我见得多了，康德在今天也就算个普通水平，也没什么了不起。

不，我敢自信地说，今天所有的宅男谁也比不上康德半分毫！

要知道康德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广播，连照片都没有。所以咱们看那个年代的小说和电影，人们没事就聚会啊，吃饭啊——因为不这么社交他就没事儿干啊。偏偏这两样康德都不喜欢。宅男康德和这世界的联系除了和友人聊天外，就只有看书和通信了，基本上全是面对着固定不动的文字。那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跟在一个老式图书馆里住了一辈子一样吧。

你说今天哪个宅男能跟他比？

还有一个细节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据他那个时代的人说，康德的睡觉方式是这样的：

“他先坐在床上，轻轻地躺下，将一个被角拉到肩膀上，再掖到背下，然后特别熟练地将另一个被角用同样的方法整好，接着再将身体的其他部分盖好。这样把自己像茧子一样裹好后，他便等待着睡意的来临。”

我虽然不会这么做，但是却觉得心有戚戚焉。或许对于一个常年单身的宅男，他睡觉前的状态是他内心世界最好的写照。

康德是个大器晚成的人。如今看来可算励志。

康德的父亲是马鞍匠，家里非常清苦。康德上了大学以后，常常因为经济贫困而中断学业。在他2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康德不得不中断学业，自己想办法谋生。

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大学毕业生，康德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是给人当家庭教师。在当了八年家庭教师后，他通过努力，终于回到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在大学里当上了老师。

然而，康德当上的不是教授，而是地位最低的编外教师。学校不给发薪水，他的收入由上他课的学生们分担。在随后的岁月中，康德不断地申请当教授，但是不断地失败，结果这个编外教师康德足足干了十五年，直到46岁的时候，才获得了教授的职位，这是非常晚的了。

而且当上教授以后，康德仍旧很多年拿不出重量级的学术著作来。虽然他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名声，但是除了最了解他的少数几个人外，没人认为这个身材矮小、面貌丑陋的老教授，将会是那个一举打败两大哲学怪兽、一统哲学江山的救世主！

其实，康德早就在酝酿一部巨作。朋友们不断催他完成，但他本着宅男的拖沓性格和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一直拖着不肯写完。这一拖就拖了十二年。

那时很多圈内人都瞧不起康德。有一次，康德的学生在柏林一个有很多哲学家参加的宴会上说，康德正在撰写一本新书，完成后会让所有的哲学家汗颜。在场的哲学家笑了笑回答，很难想象一个业余哲学家会有这样的本事。

倒也怨不得那些哲学家短视，这时候康德已经差不多56岁了，想想笛卡尔、休谟都是什么时候出的书？与此相比，康德这岁数早就过了创作的年龄了。

康德的压力也很大，看自己这岁数，可能再写不出来就把满腹学问带进棺材里了。他这才一咬牙，抓紧用了短短四五个月的时间把他最重要的《纯粹理性批判》写完。

写完后康德心满意足地等待众人的反应。结果足足等了一年，才等来第一篇书评，而且完全把康德理解错了。

为啥啊？因为康德的书太晦涩难懂了。

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晦涩难懂，不只是康德，德国哲学家全这德行。要不怎么说德国人缺乏情趣到一定程度了呢。而且康德这人尤其无趣，他说他的书是写给专业哲学家而不是普通读者看的，因此书里没有具体的事例，全都是干巴巴的理论。而且第一版因为写得太仓促，还留下了不少矛盾和漏洞。

康德曾经把《纯粹理性批判》的原稿给他一个脑子特别好的朋友看。他的朋友读了一半，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把书稿还给康德说，我再读下去，就要精神错乱了。

我们学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里一个句子可以带上很长很长的从句。德语和英语同属于日耳曼语系，在长句子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想一想，这本《纯粹理性批判》里有的句子长到写满一页还没有写完。一整页的文字你在那读读读，读了五分钟还没遇见句号，那是什么感觉！

当然康德后来是出名了。而且他很高寿。他一生写了不少重要的作品。我们集中关心一下他到底是怎么解决决定论和休谟怀疑论这两个大问题的吧。

话说康德看了休谟的论述之后，很震撼。他觉得休谟说得没错，理性主义属于独断论，经验主义又不能证明事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康德为此想了很久，突然，一个大胆到狂妄的念头产生了。

康德说，当年大家都以为地心说正确，可是天文学家根据地心说怎么也计算不出正确的结果。哥白尼大胆地把地心说掉过来，改成日心说，一下子解决了问题。那过去的哲学家呢，都认为我们的认识要符合客观世界，但是讨论了半天都没有结果。

康德认为，我们应该把主客观世界的关系颠倒过来！

这⋯⋯不是疯话吧？

咱们来研究研究康德这个大胆的想法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得拿出想象奇幻世界的劲头来，先只当康德是个奇幻作家，给我们设计了一个架空世界。

这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是一种非常可怜的生物。人类永远无法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面目。人类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都是通过人类心灵中某个特殊的机制加工处理过的。

这个负责加工的机制，我们起个名字叫作“先天认识形式”。

世界的真面目，起个名字叫“物自体”（也被译作“自在之物”）。

人类感觉到的世界，也就是“物自体”经过“先天认识形式”加工后得到的东西，我们把他（们）叫作“表象”。

这几个名词，得麻烦大伙记一下了。

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看到的桌子啊，椅子啊，这些都是世界的表象。桌子和椅子的真面目是物自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先天认识形式，也就是人类心灵对物自体的处理机制，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这个“先天认识形式”一词中的所谓的“先天”，不是说这东西是生物学上的天生的本能，不是像理性主义者说的那样是一种超越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它既不是人类生理的表现，也不是心理的表现，不会因为人体的变化而改变。所以你说我想改改自己的“先天认识形式”，这是不可能的。

顺便我们再学一个小词汇：“先验”。“先验”和“先天”差不多。意思是，先于经验，说某些东西是在人获得经验之前就存在的。这些东西不依赖于人的经验而存在，而且常常会决定着人的经验。显然，先天认识形式就是先验的。再比如理性主义者相信的不言自明的公设，一般人理解的绝对真理，也都是先验的。

回到康德。在康德的哲学世界里，所有的知识（也就是来自于物自体的知识）都要先经过人类心灵的加工，才能被人类认识。所以他自比哲学界的哥白尼，在他的哲学里，不是心灵去感受经验，而是心灵加工经验，心灵生产了经验。当然，这加工过程并不是任意的。

我知道您可能还没看懂，能看懂就真不简单！没关系，我们看两个比喻。

有一个最常用的比喻，有色眼镜。

这个比喻说，假设每个人终身都必须戴着一副蓝色的有色眼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必须都通过有色眼镜的过滤才能被人看到。那么所有人看到的就是一个蓝色的世界，而世界真实的面貌是人永远看不到的。

在这个比喻里，有色眼镜是先天认识形式，事物原本的颜色是物自体，人类看到的蓝色的世界，是表象。

要注意的是，每个人的眼镜都是相同的，不会有人不一样。因而，戴着眼镜其实不会妨碍人类的正常生活，连物理研究的结论都不会影响。反正颜色只是人类自己起的名字而已，戴眼镜者根本没法察觉到自己的异常。

还有另一个比喻，假设我们人类都是电脑。

电脑只懂电脑的语言，不懂人类的语言，对吧？那么怎么能让电脑接受人类的命令呢？我们知道，电脑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在BIOS中写进了代码，这样电脑才能接受一些简单的命令，才能安装操作系统，才能进行更高级的活动。

这个BIOS就是先天认识形式。我们人类的世界就是物自体，而电脑能理解的命令是表象。外界的任何命令都必须先经过BIOS的处理，才能让电脑把物自体的表象显示出来。所以电脑能理解到的永远都是一条条程序命令，它不能理解人类世界的真实面貌，但它也不是和人类世界完全分离的，可以通过BIOS的中转和外界保持相关性互动。

用白话说就是，康德认为，这世界（物自体）是人类永远无法真正认识的，人类看到的只是表象的世界。但是由于每个人对真实世界的表象方式（先天认识形式）都是相同的，所以人类看到的同一个东西的感受还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察觉不到真实的事物是否被扭曲了。所以这个世界观并不和我们的生活经验相悖。

那因果律是怎么回事呢？

康德认为，我们这个先天认识形式里，包含了很多用来处理物自体的工具（一共有十二个先天范畴），其中一个就是因果律。

而科学家们只能研究我们感觉到的事物。也就是说，科学家只能研究表象世界，因此科学家的研究对象都是带有因果律的。

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又在哪儿呢？

我们自己的意识就是物自体啊！

因果律只存在于先天认识形式里，并不存在于物自体中。物自体是自由的，我们自己的意识也是自由的。

换句话说，康德让人的意志受到了先天认识形式的严密保护，因果律不能穿透先天认识形式去控制人的内心意志，所以人仍旧是自由的。

当然，这也意味着作为物自体的自我意识，是没法被我们察觉和把握的。也就是说，科学是永远无法研究人的自由意志的。

问题完美解决。

你可能会反驳说，康德的这一套也太想当然了吧。既然人类谁都不能认识物自体，你凭什么说有物自体？你凭什么说有先天认识形式？你凭什么说先天认识形式里就有因果律？

康德对这些疑问都给出了证明。但是这些证明很复杂，我不能一一复述，只能挑一些简单的说说。

康德说，人不可能在大脑完全空白时就直接接受经验，就好像电脑要先安装BIOS才能进一步去读盘、去安装操作系统一样（当然这例子是我举的）。人用来接收外界知识所必备的基础，就是人都具备先天认识形式作为认识能力。

比如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就是人在学习一切知识前，必须先具备的先天认识形式。

康德给出了几种证明方法，我们说两个简单的：

第一个证明是，我们有感觉对吧，而“感觉”暗含的意思是，我们感觉到的是“我们之外”的东西。不用人教，就知道自己有意识，自己的意识之外还有一个世界。这“之外”两个字，就说明我们有空间概念。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空间概念，我们的感受就是一片混沌，连什么感觉是属于自己的、什么感觉属于外界的都不知道。自然，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也不可能再去学习空间的概念。所以空间这个概念是先于经验的，而且是每个人必有的。

第二个证明是，人类可以想象不存在物体的空间，但是不能想象不在空间中的物体。这说明空间是不依赖外界经验存在的概念。

同样的道理，时间概念也是先验的。

我们可以理解，所谓“我”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很多瞬间不同的“我”合在了一起。因为物质随时都在运动和变化，那么上一瞬间的“我”和下一瞬间的“我”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概念，就没法认识到“我”是一个存在于连续时间里的整体。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正好证明了“我”这个概念不需要经验就可以存在。那么既然“我”的概念是先验的，时间的观念自然也就是先验的。

另外，对于时间、空间和因果律的先验性的证明，希尔贝克的《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里还有一个很不错的例子，我不客气地直接拿来谈谈。

他说，假设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有一个警察去调查，调查回来说：这个事故不是在任何时间发生的，也不是在任何地点发生的，也没有任何发生的理由。

那么警察局局长一听肯定气疯了。哪怕这警察胡编一个时间、地点和理由，警察局局长也不会那么生气。为什么呢？假如警察胡编了时间、地点和理由，好歹我们有机会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但他这个没有时间、地点和理由的报告呢，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我们根本就没法理解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一个知识如果不具备时间、空间和因果律的要素，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有关于某物的知识，这知识必定伴随着时间、空间和因果律等等。时间、空间和因果律的概念是先于我们的经验而具备于我们思维中的。

为了证明世界上存在着不可认识的物自体，康德还提出了四组“二律背反”命题。

所谓“二律背反”，就是一些关于“空间是不是有限”之类的形而上学问题。康德一一讨论这些问题，发现这些问题无论是证明为真还是为假，都是成立的。换句话说，要靠理性去研究这些命题，得出的都会是自我矛盾的答案。

康德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些命题讨论的内容不在表象世界中，而是属于物自体的世界，是我们的理性无法认识的。如果我们非要用理性去讨论，就会出现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同的理性主义者研究这些问题会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

因为在康德看来，人类的心灵会加工客观世界，所以他属于唯心主义。康德学说的说法叫“人的理性给自然立法”。

我不知道今天的课本怎么样了，反正我小时候的课本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唯心主义讲得跟精神病差不多。

课本里说唯心主义，就说它讲的是“心灵决定物质”“先有心灵后有物质”。仿佛唯心主义者认为人类都是魔术师，脑子一想，前面就会蹦出一个蛋糕。又或者唯心主义就等于在讲有鬼有神的宗教迷信，在讲“我”自己出生之前父母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不存在的。

孩子们一看，想蛋糕就蹦出蛋糕？这是多么可笑、多么荒谬的学说呀，哈哈哈。可算能在课堂上开怀大笑一回了，就好像历史上那么多一辈子苦心思考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全都是连三岁小孩还不如的笨蛋。

我们今天才知道了，课本这么说是不公平的。康德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其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不是这样的意思。

还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前面提到过贝克莱这个人，他就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只是存在于头脑中的经验，经验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如果没有任何人看见这张桌子，这张桌子就不存在。

当时的哲学家们也都觉得他是精神病，有人问他，假如没有任何一个人看着一棵树，这棵树就不存在了吗？

贝克莱回答说，虽然没有人看着这棵树，可是上帝在看着这棵树啊，所以这棵树还是存在的。

我们可以不接受贝克莱的解释，也可以说他是诡辩，但他这个结论和现实生活没有什么矛盾，他能自圆其说，并不是异想天开的精神病。

所以我觉得咱们课本这样做不好。唯心主义并不丢人，辩证唯物主义更是一门很强的学说，我们有必要通过贬低对手的方式来宣布自己胜利吗？就好像在有些战争电影里，敌人都如同白痴一样。

真没必要呀。

康德构造的哲学世界看上去很复杂、很抽象，但其实非常有智慧。

康德之前的哲学危机，是休谟对因果律，乃至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怀疑。

康德的解决方法是，他把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完全不可知，另一个部分则可以用理性把握。不可知的那部分因为永远不可知，所以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只要我们在可把握的世界里生活，理性就又恢复了威力。

这样，既没有破坏休谟的理论（想破坏也没那能力），又让人类重新信任理性，重新踏实了。

康德的学说并不是和我们完全无关的玄学，而是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假如我们接受康德的世界观，我们就同意，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认识的。我们只要安于在能认识的世界里生活就对了。

这可以用来应对一些没有确凿根据的阴谋论。我们的生活中永远不会缺少阴谋论。比如有人说，我们都生活在《黑客帝国》般的虚拟世界里，比如有人说，这世界是由秘密组织控制的，比如有人预测某年某月是世界末日等等。有的人会觉得，不能证明这些阴谋论为假，就活得不踏实。

但关键是，很多阴谋论是无法证伪的。我们永远也不能证明我们没生活在虚拟世界里；也没法证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全都是假象；也没法证明，下一秒钟世界不会被我们从未认识到的某种力量毁灭。按照康德的世界观，这些阴谋论正是处于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的世界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管它做甚！

阴谋论的真伪问题属于我们不能认识的领域，费劲去研究它只会徒劳无功。就像研究“二律背反”会出现矛盾结论一样，当我们谈论阴谋论的时候，正方反方都会说出一大堆互相对立的道理来。看着都有理，其实全都是空谈而已。我们不需要管它，该怎么生活继续怎么生活就是了。

另外，康德还帮了神学家们一个忙。

教会似乎什么事情都能解释，但对于一些现实问题却是捉襟见肘。

比如1755年，里斯本的大地震夺走了几千名周日早晨正在做礼拜的民众的性命。这件事怎么解释呢？难道那几千名做礼拜的信众都罪恶该死吗？世界上的其他灾难又怎么解释呢？第二次世界大战里死掉的都是恶人吗？死于大屠杀的平民都是恶人吗？

对于好人有恶报的情况基督教的一种解释是，人类要承受亚当和夏娃当年吃智慧果所犯下的原罪。可要是这么解释的话，那一个从出生以后就一直恪守善道、终日虔诚祈祷的小孩，被战火中的碎石压倒，看着自己的断肢在极度的疼痛、恐惧和绝望中哀号了三天三夜才离开人世，他经受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的一个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父在远古时代偷吃了树上的一颗果子吗？如果这些苦难是他进入天堂必经的考验，那咱⋯⋯咱能不能换个别那么残忍的考验呢？同样都能上天堂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要受到如此凄惨的考验，有的就不必呢？给一个孩子如此残酷的考验，这算是善良吗？

莱布尼茨解释说，世间之所以有这么多恶，是因为上帝在若干恶的世界中选了一个最不那么恶的给我们，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

可是，上帝不是全能的吗？

类似的辩护，总会在逻辑上出现一些漏洞，教会于是说：不可揣测神。意思是，你没资格讨论这些事。

这辩解不太让人信服吧？

此外，前面说过，在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喜欢抬杠的哲学家们提出过很多悖论，也是用逻辑无法解释的。

问题是，上帝一定要遵守逻辑规则吗？

康德对理性的限制给了上帝可以不遵守逻辑规则的理由。康德论证了，理性并不是万能的。比如对于“二律背反”问题，理性就无法去讨论。因此，并不是一切事物都会遵守逻辑。

上帝既然是绝对的存在，自然是属于“物自体”那边的存在，那么上帝也就用不着遵守逻辑了。上述对上帝的质疑也就都不能成立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生活的空间是三维的。那么，有没有四维空间，四维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呢？注意，我们这里说的第四维不是时间，而是纯空间上的四维。

我们想象，假如有一种纯二维空间的生物，就好像平面上的一幅画一样。它们能感受到什么呢？它们只能感受到正方形啊、三角形啊这些平面图形，它们永远感受不到立体。我们去看它们就觉得很可怜了，我们这世界中的一切它们都不可能理解，连这世界的存在它们都不知道。那么，会不会有一种四维空间的生物，觉得我们这些人类生活在三维空间，永远不能体验到四维空间也是一件很可怜的事呢？

挺好奇的，是吧？

其实我们有办法间接体验四维空间。

假设有一个二维空间的生物代号为A，它只能理解二维的平面图形。我们可以给它所生活的平面加入一个时间的维度，给它凑成三维。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正方体想要让A体会，那么我们可以让这个正方体慢慢穿过A所在的平面。这时，A只能看到正方体和平面重合部分的二维图形，但这个二维图形是在随时间不断变化的。（除非这个正方体的一面和A所在的平面平行，并且正方体按照垂直于A所在平面的方向穿过。那么A就只能看到它的世界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正方形，过了一会儿又突然消失了。所以别这么干，给正方体找个“怪”一点的角度。）

虽然A仍旧不能想象三维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让它间接感受到三维正方体。当然，正方体通过平面的角度和速度不同，A所体验到的那个不断变换的二维图形也是不同的。

同样的办法，我们也可以让一些四维图形来通过我们的空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不断变幻的三维图形，这就是四维图形在我们世界中的投影。网上可以搜到这类科教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不过你看了大概会失望。因为你根本看不明白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稀奇古怪在不断变形的三维体，数学家们告诉我们这就是某个四维空间里的正多面体，我们仍旧感受不到这东西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虽然很聪明，我们虽然有数学家也有计算机，但是我们永远无法从感性上认识四维空间。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局限，只要我们是人，无论我们用任何办法，都超越不了。四维空间里是什么样子、有什么东西，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只能知道的是四维物体投影在三维空间里的“表象”。

这不就是康德的世界观吗？

康德的哲学工作并不仅仅停留在构建一个新世界观上。康德还有一套伦理观，他觉得也很重要。就像康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然而我觉得，这部分伦理观对于今天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意义并不大，我只说一个有趣的地方。

康德的伦理学是建立在他的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康德认为，人的道德也是存在于先天认识形式中的，因此所有人都要受到道德律的支配，这是无条件的。这样，康德给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相同的道德找到了哲学上的根据。同时，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发自内心且不受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做好事是为了得到表扬，在康德这里就不算道德。

这让我们想起了孟子说过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说你遇到一个小孩掉井里了，你救他，不是因为你认识他的父母，不是因为你想受表扬，让你救他的，是你心中的道德情感。孟子和康德一样，都认为道德是先天的。

康德相貌丑陋，身高只有152厘米，如果你在马路上见到他，没准会嘲笑他外形猥琐。但在哲学史上，康德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巨人，是任何后辈哲学家都无法绕过的高峰。今天我们在谈论哲学的时候，无论讨论多么时髦、多么先锋的理论，都无法绕过康德。用叔本华的话说，任何人在读懂康德之前都只是一个孩子。

按照学术史的发展规律，面对康德这么一座高峰，后来人要常年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只能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事实上这工作有人做了。他们就是费希特和谢林。

康德的理论虽然厉害，但还是有缺点。

我们前面在介绍经院哲学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奥卡姆剃刀。这个奥卡姆剃刀的大意是，理论应该尽可能简洁，理论中一切不影响结论的多余部分，都应该被剔除掉。

比如说在万有引力中，人们解释不出为什么引力有超距作用，于是就假设了宇宙中充满以太，万有引力是通过以太起作用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以任何形式察觉到这个以太，除了万有引力这个问题外，其他理论我们也用不上。而且有这个以太跟没这个以太，对万有引力定律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影响，那么咱们就用奥卡姆剃刀把这个以太剔除掉吧！我们认为宇宙里没有以太。

康德的物自体也有这个问题。

康德说，人类用任何方式都无法感知到物自体。那么这个永远藏在表象背后的物自体似乎就是个多余的概念，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剃掉。

而且康德还有自我矛盾的地方。康德说物自体是产生表象的原因，又说因果律只存在于先天认识形式中，不在物自体的世界里。那么，既然物自体世界里不能应用因果律，他又怎么能说物自体是产生表象的“原因”呢？

再者，“存在”的概念在康德看来，也只存在于先天认识形式中（“存在与不存在”和因果律一样，是康德的十二个先天范畴中的一个），那么，怎么能认为物自体是“存在”的呢？说白点，康德自己说物自体是不可知的，那他怎么又能对物自体知道这么多：知道它是存在的，又知道它是表象的原因呢？

费希特和谢林就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修补康德理论的工作。假如没有那个年轻人的话，康德后面的篇章就应该留给费希特和谢林了。

但是，有一个和他们差不多同龄的更年轻的人横空出世了，他不屑于干对康德进行修修补补这种小工作，而是一上来就霸气地大吼一声：

“康德错了，物自体根本就不存在！”

这是谁啊，连康德都想灭？

在下一代王者出现之前，我们先说说康德的八卦吧。

作为模范宅男，康德非常惜命又非常固执。

大诗人海涅说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说康德每天的起床、吃饭、写作的时间非常精确。他每天都要在下午的同一个时间出门散步，一分不差，以至于邻居都根据他散步的时间来对表。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不过我想，那时候没有广播也没有电报大楼能用来对表，如果康德真的对时间无比严格，那邻居们把他当成活人报时器倒也合情合理。

在生活中，康德谨慎得过分。仆人把酒杯打碎了，康德担心遗漏的碎片可能扎伤人，要求仆人把每一片碎片都收集到一起拿给他看，然后还要亲眼看着仆人把碎片埋在花园里才放心。

在穿着上，康德也尽显“geek”风范。为了防止袜子掉落，他在袜子上系上绳子，穿在裤子口袋里，末端系在一个小盒子内附着的弹簧上。

康德还有宅男的闷骚风范。他表面上不苟言笑，其实上课和演讲的时候也喜欢讲笑话。而且在别人哄堂大笑的时候，他还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是一个十足的冷面笑匠。

康德特别反感噪声。据说他忍受不了邻居的一只鸡打鸣，提出愿意用一切代价来买那只鸡。邻居死活都不同意。结果他为了躲避这只鸡，宁愿搬家。

康德身体不太好，有几年，他每个月都要向当地警察局询问死亡统计数字，以便估算自己的寿命。

但是康德又不信任医生，就自己规定了很多古怪的守则，而且严格遵守。虽然这些守则有些非常怪，但事实证明康德是很成功的，在那个医学不发达的年代，他活到了八十多岁。

都有什么怪规矩呢？——康德觉得吃药多了对身体不好，他就自己规定，无论医生怎么说，一天最多只吃两片药。为了避免伤风，他还规定在除了夏季之外的季节里，自己在散步的时候不和任何人说话。

他规定自己每天只抽一烟斗的烟，但是据说他的烟斗一年比一年大。

他讨厌出汗，一旦发现自己要出汗，就静静地站在阴影里，好像在那等人似的，直站到要出汗的感觉消失。

他还在一本小册子中介绍自己在睡觉时对抗鼻塞的招数：“紧闭双唇，迫使自己用鼻子呼吸。起初很吃力，但我不中止、不让步。后来鼻子完全通了。呼吸自由了，我也就很快睡着了。”

对抗咳嗽呢，“方法如下：尽最大的力量将注意力转移一下，从而阻止气体喷出”。

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有症状就硬憋着。

这都是什么治病方法呀！

第二十五章 王者之风

康德的作息时间严格得出了名，但据说有一件事曾经让他主动打乱了自己的作息时间表：读卢梭的《爱弥儿》。他屋里挂着的唯一一幅画就是卢梭的画像。康德非常喜欢卢梭，而且还关注了在卢梭的影响下那个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件：法国大革命。

在康德65岁那年，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百姓走上街头，推翻了法国皇室的统治。

强调人民权力，蔑视王权贵族，这在几百年来是破天荒的事。与法国大革命的叛逆相比，荷兰共和国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在革命刚爆发的那阵子，康德在他的蜗居里怀着激动和赞许的心情时刻关注着遥远的巴黎。

与此同时，在离康德200多公里外的德国城市图宾根的郊外，三个德国年轻人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一起种下了一棵“自由之树”。

这三个年轻人在未来全都成了名人。一个是大诗人荷尔德林，一个是康德理论的修补者谢林，另一个就是上面刚刚说到的那个声称“物自体”不存在的年轻人。

他叫黑格尔。

就在法国大革命这一年里，黑格尔开始阅读康德的作品。不久以后，他将像法国大革命震撼欧洲皇室那样，震撼整个哲学世界。

法国大革命以拿破仑的上台作为一个高潮。拿破仑既是独裁者和侵略者，也是革命者。他不仅征服了法国人民，也征服了黑格尔。不过，黑格尔没想到拿破仑的上台会跟他自己写的书《精神现象学》大有联系。

法国大革命以后，康德继续他的哲学工作。康德想把他各部分的理论都统一起来，但是这项工作最终没有完成。1804年康德去世，留下了很多没完成的著作和笔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黑格尔开始了《精神现象学》的写作。

在写作《精神现象学》的时候，黑格尔还只是个大学教员，经济非常紧张。虽然他有一个大靠山歌德，得到了不少帮助，但是因为黑格尔还年轻，资历浅，他的收入很微薄。

但黑格尔有才啊，咱是搞哲学的，咱不能现学现卖，写本哲学书挣钱吗？于是黑格尔一边写《精神现象学》，一边跟出版商签了合约，打算指着这本书吃饭。

但是呢，黑格尔有着和莱布尼茨、康德一样的毛病：认真、古板。他这《精神现象学》又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所以他坚决宁要质量不要速度，结果就拖稿了。

那边书商已经把他前半部分的书印完了，就等着后面的稿子呢，左等右等也等不来，一看都超过约定的日期了。书商也急了，威胁说，你要再拖稿就不给你稿费了。多亏黑格尔有个朋友在里面周旋，还自己掏腰包把已经印的那部分买下来，好不容易延长了截稿日期。同时这朋友恳求黑格尔这回千万别再拖稿了。

黑格尔也明白轻重缓急，紧赶慢赶把大部分稿子都写完寄出去了。就差最后几页稿子了，这时候反法联盟进攻拿破仑，战争爆发。结果拿破仑势如破竹，反攻进了德国，而且已经接近黑格尔所在的城市耶拿了。战争一来，邮局也关门了，黑格尔拿着稿子也没处去寄。

但是截稿时间迫在眉睫，就在必须寄稿子的最后一天，法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耶拿。这时黑格尔也顾不上稿子了，法国大兵在城市里到处晃悠，有的还冲进了黑格尔的家里。黑格尔连忙拿出酒菜招待那些士兵。结果士兵来了一拨又一拨，黑格尔一看受不了，跟房东一起收拾收拾东西躲出去了，当然没有忘了带上那最后几页稿子。晚上，黑格尔借着营地里的火光写完了《精神现象学》的最后几页。

等法国军队离开耶拿以后，黑格尔回到家，才发现他的家已经被洗劫一空。而且等邮局恢复工作以后，黑格尔的那几页稿子也过了截稿日期了。

然而结局比较意外。

首先，那出版商体谅黑格尔的特殊情况，把稿费如数给了；第二，黑格尔并没有因此厌恶拿破仑，反倒赞美拿破仑，赞美他所看到的法国军队。

要知道，黑格尔是德国人，拿破仑对他来说是货真价实的外国侵略者，黑格尔自己则是“亡国奴”。而且黑格尔的居所又被法军洗劫，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还要赞美拿破仑，咱们今天恐怕会有很多人不理解——这黑格尔不就是一个“带路党”嘛！还是一个贱骨头带路党啊！

但黑格尔不这么想，因为他心怀的不是区区祖国，而是全人类、全世界。

他要把全世界都统一到他的哲学理论之下。

那么，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回顾整个哲学史，会发现在黑格尔那会儿，之前时代的哲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个新的观点，每个人都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结果又被下一个哲学家推翻。

黑格尔对这种情况厌烦透了，他形容说，这样的哲学史如同堆满了死人的骸骨。

他要终结这种情况。

那么，之前的哲学家们问题都出在哪里呢？

黑格尔认为，他们对于哲学的一个根本概念理解错了。

过去的哲学家们，也就是形而上学家们，他们认为真理是固定不变的，静等着人类去发现。说白了，这些形而上学家们都觉得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叫“真理”的固定的东西，就跟事先写好的考试答案一样，等我们去找到它。因此我们的教科书才说形而上学是孤立、静止地看待世界。

黑格尔认为，这么想就太幼稚了。

前面说过，哲学要追求终极真理，先得解决“哪些知识、道理是绝对真实”的问题，也就是“认识论”的问题。之前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一直在辩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问题是，研究“认识论”所使用的方法也是知识的一种，也有“研究它的方式靠谱不靠谱啊”的问题。就好比康德写了本《纯粹理性批判》，讨论理性思维是不是可靠的问题，可他在这本书里的思维过程也属于理性思维，也应该受到他自己的批判啊。

可以打一个比方，哲学家们的工作情形就好比有一块大石头，叫作“理性”，哲学家们打算去研究这玩意儿了。但哲学家们唯一能用的工具也只能是“理性”。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家们，用手中的理性工具去钻研面前的理性石头，一番努力之后，面前的理性石头变了模样。最终，哲学家们看着石头，抹抹头上的汗说：“我的工作完成了，我终于发现终极真理了！”

但是这帮哲学家们都忘了，眼前的理性石头变样后，他手里的理性工具也随之变样了！

你还得重新研究一遍啊。

这就是之前哲学家们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却免不了被后人推翻的原因。

那么，之前的哲学家们都白干了吗？

不是的，黑格尔认为，之前的哲学家们的工作都是在为人类认识终极真理提供必不可少的贡献。

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讲到辩证法了。

我们今天对辩证法有一种庸俗的理解，说辩证法就是“看待事物要分两个方面”。别人批评一个现象，你非要说“要辩证地看这件事，这件事也有好的一面嘛”。这是对辩证法的极大误读。这不叫辩证法，这叫诡辩法，它的唯一作用是把所有的事实都捣成一片糨糊，逃避一切有意义的结论。

这当然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什么意思呢？

传统的逻辑，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能接受的逻辑，都要遵守“矛盾律”。“矛盾律”的意思是，一件事不能自相矛盾，事物和事物之间也不能互相矛盾。“我长得漂亮”和“我长得丑”两者只能有一个为真，不可能同时为真。否则“我长得既漂亮又丑”这句话会让人感到古怪，无法理解。

可是黑格尔说，一个判断并不是世界的永恒真相。

他认为，世界不是容不得矛盾的，而恰恰相反，到处都是矛盾，矛盾就是世界的本质。

因为我们在学校都受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训练，所以这个观点很好接受。我再粗陋地解释一下：

为何说矛盾可以存在？因为矛盾双方是互相依存的，“漂亮”和“丑”虽然是矛盾的，可是没有“丑”就没有“漂亮”，两者谁也离不开谁。

为何说矛盾无处不在？因为凡是找到一个概念（漂亮），我们都可以找到和它相反的概念（见到“漂亮”，就可以联想到“丑”）。

最适合诠释这个概念的并非西方哲学家，而是我们传统的“阴阳说”。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阴和阳无处不在，凡事有阴又有阳。阴阳也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既有冲突也可和谐共存的。就像“阴阳鱼”所画的那样，阴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互相冲突又互相依存的动态关系。

黑格尔认为，矛盾的双方可以共存，但是处在互为差异、甚至互相冲突的动态之中。事物的正题和反题会发生强烈的冲突，这个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正题和反题最终化为“合题”达到了协调，升华了。

前面说过，有一个正题就可以找到它的反题，因此新的合题产生之后，它的反题也随之产生，这样就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又要有新的冲突和升华，再产生新的合题。

因此黑格尔认为，事物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是自发的、抑制不住的。

同时，这种变化不是无序的，而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较低级的正题和反题不断变成更高级的合题，也就是事物不断在向高级形态变化。

变化到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黑格尔的终极真理，黑格尔给它起个名字，叫做“绝对精神”。

为什么是精神呢？

我们继续看辩证法。

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矛盾可以存在，矛盾必须存在，矛盾就是世界的本质。

在黑格尔眼里，康德与其之前的很多哲学家，还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些哲学家们在研究“我如何认识到客观事物”的时候，等于把“人的心灵”和“客观事物”当作对立的两个事物。之前我们讲过，这个观点叫作“二元论”。

刚才说了，哲学家们研究问题的难点和重点在于认识论，在于“什么知识是真实的”。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一大难点呢？

就是因为那些哲学家们把世界分成了两部分：“主体”（“我”）和“客体”（客观世界）。既然世界成了分割开的两部分，那么主体中的概念，到底能不能符合客体中的现实，就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了。

用通俗的例子讲，我们一般人对世界的概念是这样的：

这世上有两个东西是最真实的。一个是我自己大脑中的思维，一个是外面的客观世界。大脑和客观世界不是同一个东西，我们用什么来连接两者呢？用的是感觉器官，是感官告诉了我们的大脑，身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问题在于，谁来保证这个感觉器官是可靠的？

谁能保证就一定没有一个能力超强的家伙，在歪曲我们的感觉器官？

谁又能保证，我们所有人的感觉器官都是可靠的？

根本就没法保证嘛。

黑格尔说，之前的哲学家错就错在认为人的理性世界和客观世界是对立的、矛盾的两个事物。

在黑格尔看来，矛盾的东西是统一的，因此人的理性和客观世界之间虽然是矛盾的，但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可以通过不断地辩证统一，最终成为一个合题。这样，人的理性经过辩证运动后，就能和客观世界合为一体。

换句话说，理性经过不断的辩证，就可以完全符合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理性就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就是理性。

所以说，宇宙的本质是精神，而且是一种理性精神。

这个理性精神，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但是，绝对精神不是想领悟就能立刻领悟到的。

前面说过，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且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

绝对精神也是一样，也在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变化，也在不断地完善自己。运动到最后，绝对精神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完美、最绝对的状态。那时候，绝对精神就能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显现自己，那时我们才能领悟到绝对精神。

还拿那个理性工具和理性石头作比喻。哲学家们不断改造面前的理性石头，每改造一次，手中的工具也跟着变化一次，因此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家们疲于拼命。但最终会出现一个完美的状态，面前的理性石头也很完美了，手中的理性工具也很完美了，石头和工具不再是一对矛盾，而是共同升华为合题，成为和谐的一体。那么哲学家们也就完成了改造石头的任务，哲学算是进化到最完美的状态，哲学家们的任务都完成了。

所以，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家们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都为了实现最后的绝对精神作出了必不可少的工作，阶段性的工作。

还要注意一个小问题。这里我用“理性石头”来形容最后的绝对精神，是不够准确的。因为黑格尔认为，一切的事物都在运动和变化中。他心目中的绝对精神不是静止不动的一个东西，而是整个历史在不断运动的这个过程本身。黑格尔认为，整个“运动过程”才是终极真理。

举个不太准确的例子。一个老人，他的人生经历了幼年、中年、老年的变化，老年是他一生变化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评价这个人的时候，不可能只根据他的老年情况来评价他，而是要把他一生变化的过程合在一起，才是对他一生的准确描述。

“绝对精神”也是这样。因此之前的哲学家们不单单是做了打基础的工作，他们的哲学观点虽然并不绝对正确，但也是真理运动过程的一部分。他们也是绝对精神的一部分。

因为重视历史过程，黑格尔是第一个重视研究哲学史的人。今天人们学西方哲学的时候，公认最好的办法是先读一本《西方哲学史》才有资格再谈别的，这个风气就是从黑格尔开始的。

不过我们今天这么做的理由和黑格尔不大相同：我们的出发点是，哲学是门没有唯一的最终的正确答案的学科，每一个哲学大家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都值得学习和了解。

形而上学家们认为自己研究的是世间万物的本质，黑格尔也是如此。他认为他的形而上学并不是在书斋中的空谈，而是能解释世上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他说一切事物都在绝对精神的统御下，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包括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这样。

因此，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按照我的理解，这里的“理性”指的是绝对精神。“现实”指的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事物。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合乎绝对精神的事物，必然会发生。

说白了，意思是历史一定会按照绝对精神的要求前进，不会例外。

回来接着说黑格尔的历史观。

黑格尔说世间万物的发展一定要符合绝对精神，因此他的绝对精神观是决定论的，他认为历史不是人类创造的，也不是个别事件的堆砌，历史有自己必然的进程，我们人类只是历史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

就算拿破仑那样的伟人，其实也是绝对精神的工具。并不是拿破仑自己要征服欧洲，而是绝对精神要利用拿破仑来推进历史的进程。所以黑格尔表面上赞扬的是拿破仑，其实是在赞扬绝对精神。

我们知道，黑格尔的历史观后来被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也认为，历史的进程是有方向的，不可逆转、不可阻止的，但是可以预测的。

马克思预测历史通向的是共产主义，那么黑格尔的历史通向哪里呢？黑格尔的历史通向绝对精神。他认为宗教比自然科学更高级，哲学又比宗教高级。最后，绝对精神会通过哲学完成自己的发展，达到最完美的境界。

具体说来，那个被绝对精神决定了的、借以认识世界、实现绝对精神的人是谁呢？

黑格尔说：就是我！就是爷本人！

黑格尔认为自己揭示了整个世界的规律，他已经说明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完成了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任务。黑格尔的哲学就是一切哲学的终结，哲学发展到他这里就到头了。

我们站在今天来看，只好对他呵呵呵了。

很明显，黑格尔的预言是错的。他并没有真正终结哲学。在他身后，无论是历史还是哲学的发展，都不符合他的预言。

但是黑格尔当时深信自己已经完成了哲学的任务，实现了人类最高的精神追求。他把人类所有的知识，从自然科学到宗教、艺术，全都囊括到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了。每一门知识都已经符合了他的辩证法，符合了他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到了黑格尔这里，变得史无前例的庞大。黑格尔用理性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形而上学大厦，囊括了世间万物，实现了形而上学家们多年以来的终极梦想。

所以我们说，黑格尔是形而上学的巅峰。

可惜，他错了。

不仅黑格尔身后的历史证明他的预言都错了，他在囊括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牵强的地方，有的地方还使用了错误的科学结论。黑格尔去世之后，他的哲学大厦很快就被推倒了。

下一章，我们开始讲黑格尔的敌人们。

我们说过康德的著作难懂，但要和康德比起来，黑格尔的著作更难懂。黑格尔去柏林大学就职的时候，负责管理他的官员问他说，他讲的课是否依然“晦涩难懂、乱七八糟、神经兮兮、混乱不堪”？诗人海涅说黑格尔的书：“说实话，我很少看懂⋯⋯以至于我相信他是真的不想让人懂。”这可不是别人对黑格尔的偏见，黑格尔自己都抱怨过，说他的学生无法了解他的思想。当他的著作出版后，他说：“只有一个人理解它，而且甚至那个人也不懂得。”

前面说康德的话太长，黑格尔也长。据说有这么个段子，黑格尔的名著《精神现象学》写完之后，歌德慕名去看。歌德刚刚看序言，就看到一大段话，歌德觉得这段话太荒谬了，他完全不同意，就把这本书扔一边再也不去看了。但这其实是因为黑格尔把句子写得太长了，只要歌德翻到另一页就会发现，那页一开始就写着两个字：“但是”。

黑格尔的学生中有一个骑兵上尉。他很崇拜黑格尔，跑去听黑格尔的课，黑格尔还专门见了他。搞得这哥们儿兴致很高，专门到书店买了黑格尔的著作读。结果发现，看了半天一句都看不懂。然后他去上黑格尔的课，几堂课下来，他发现他连自己记的笔记都看不懂！

在这章的最后，我们再庸俗地解读一下辩证法。

黑格尔认为世界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符合辩证法，这个看法太教条了。但有时辩证性的确有道理。

比如，一个人是怎么成长的呢？一个人先有一个原有的思想（正题），然后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思想不能解决的问题（反题），思想和现实问题发生了冲突，才会引起他反思人生。这个反思的结果不可能说最后完全不顾以前的旧想法（正题），最后的新思想（合题）肯定是结合了正题和反题。这就代表着人变得更成熟了。

辩证法还说，所有的正题都有反题，这提醒我们要把事物和它的对立面放在一起综合来考虑。

用术语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光孤立地看这个现象，那样的层次会比较低。假如我们找到这个现象的反题，再把正题和反题合在一起，分析正题和反题之间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从而观察到它们的合题，那我们看事物的能力就能提高一个级别了。

比如我们的书上常说，统治者越猖狂地镇压革命者，越说明了他害怕，他快要灭亡了。

——在这里，统治者的镇压是正题。光看正题，我们会觉得统治者的势力太恐怖了，到处都是铁蹄，他比过去还强大。可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正题去找它的反题，我们会思考，统治者为什么这么张牙舞爪啊？其实是因为反对他的势力也很强大，统治者害怕了，他才会到处镇压。这样，我们把正题和反题结合到一起看，就可以得出合题了：真相是，反动势力其实空前地软弱，它有灭亡的危险了。

类似的道理，一个人越是刻意炫富，就越说明他内心敏感自卑，从小是穷怕了的。查查网络上那些喜欢天天晒自己又买了什么表、什么包的朋友，恐怕多是苦孩子出身。再比如出门打架，越是那个咋咋呼呼、动不动就喊“我砍死你”的，其实越不敢动手。因为他希望能靠恐吓来避免真正的冲突。而真正能打架的人反倒是笑而不语，很自信地等着最后摊牌。就好比《古惑仔》里厉害的场面都是一大片兄弟们点着打火机出场，这是小混混的搞法。《教父》呢？是面对对方的侮辱还彬彬有礼地微笑。酷劲儿足足高了一个等级啊。

再说一个例子。

小资情调的文章会说，男女之间最悲凉的关系不是憎恨，而是淡漠。因为如果你恨，就意味着你对伴侣还有很深的感情。

——在这里，憎恨是正题。光看正题，我们会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差到极点了，差到负数了。但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正题去找它的反题，会发现，憎恨的原因是受过深深的伤害。受过深深的伤害是因为曾经非常在乎。还憎恨，就说明心结还没有打开，还在乎对方。这就是《苦月亮》等爱情故事的逻辑基础。

再比如，您应该会同意，我们追求个人幸福的最高境界并不是有钱有权有一大堆情人围着，并不是肉体享乐。哲学史上也没有哪个哲学家认为纵欲是快乐之道。连古希腊的享乐主义者追求的也不是肉欲的极限，而是适度的享乐、劳逸结合的生活。这是因为大家都发现一个问题，肉欲快乐固然很好，但是纵欲总是和它的反题——痛苦、空虚紧紧连在一起的。不存在某种只给人快乐、不带来痛苦的享乐。这正符合了辩证法的观点。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追求个人幸福的最高境界，不是纵欲，而是内心的平静。

下篇：理性的陨落

第一章 傲慢与偏见

黑格尔是形而上学的巅峰，他创造了一个史上最完备、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世界。黑格尔在生前就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在他50岁的时候，黑格尔正在柏林大学当教授。不久以后，他将会出任柏林大学的校长，他的学说将被钦定为国家的官方学说。此时的他虽然还没有混到被举国崇拜的地步，可名气也已经很大了。

然而，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对黑格尔破口大骂，而且骂得超级狠。

他说黑格尔是“一个平庸、无知、愚蠢、令人讨厌恶心的江湖骗子”。

说黑格尔的哲学是“傻瓜喜爱的最空洞无意义的词语展示”“最讨厌的胡言乱语的废话，使人想起疯子的呓语”“不值一文的陈词滥调”“无聊的丧心病狂的叽叽喳喳，在此之前，这些话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听到”“败坏了整整一代学人”等等。

这人还打听到黑格尔小时候喜欢看无聊的市井小说，于是他笑话黑格尔说，兄弟我小时候看的都是古希腊著作，黑格尔却看那么烂的书，什么品位啊。

不光是黑格尔，这人连谢林和费希特都骂上了，说那两个人是吹牛大王。

不过这人这么跳脚骂，黑格尔也没搭理他。

是因为黑格尔非常大度吗？也不一定。

但是对于这个骂他的年轻人，黑格尔似乎没怎么着他，大概是因为这个家伙名气太小了，因为当他来到黑格尔任教的柏林大学的时候，黑格尔的同事们也基本没听说过他。

那他来柏林大学干吗来了呢？

——踢黑格尔的馆。

这孩子疯了。

估计当时有不少人都这么想。大伙就打听，这人到底是谁啊？这兄弟是有背景啊，还是有靠山啊？打听出来了！这人叫叔本华，没什么背景，也没正经工作，整天闲晃着。出过一两本哲学书，写的是什么，不知道，没人看过。

柏林大学请他来当教授这点没错。不过是编外的，没薪水。

叔本华一来就提出一个条件：我要跟黑格尔同一个时间开课。看看是他的学生多，还是我的学生多！

同事们一听，全都困惑了：这位小青年，你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自信呢？

了解一下叔本华的家史，你就明白他为什么那么自信了。

叔本华的父亲是个大商人，祖上几代都非常有钱。他父亲娶了个年轻的老婆，这老婆也是个名门闺秀，但比丈夫小了差不多20岁。然后生下了叔本华。

因为年龄相差太大，他的父母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叔本华的妈妈年轻，是个浪漫的文艺女青年，耐不住寂寞，喜欢玩，喜欢社交。叔本华的父亲却是个古板商人，岁数又大，夫妻二人的生活谈不上多少感情。可以想象叔本华母亲的生活是比较压抑的。

大概在叔本华17岁的时候，有一天，人们在他们家仓库后的运河中发现了叔本华父亲的尸体，不知道他到底是自杀的还是意外身亡。

这对于叔本华的妈妈却是个好消息，她终于可以摆脱丈夫的束缚了，而且继承了丈夫的一大笔遗产，成了个富足而年轻的寡妇。在叔本华的父亲仅仅去世四个月后，他的母亲就卖掉了他们家的宅子和商号，搬去魏玛居住。之所以选择魏玛，是因为那里是当时德国的文化中心，住着大量的文化名人，作为文艺女青年的她对那里已经心仪很久了。

到了魏玛，叔本华的母亲开始频频出入社交场合，搞沙龙、开party，结交各种文化名人。其中有跟黑格尔关系很好的大诗人歌德，还有写童话的格林兄弟。歌德的妻子出身低微，上流社会都瞧不起她。而叔本华的母亲却愿意接待她，这一点让歌德很高兴。

终于，叔本华的母亲成为社交名媛的梦想实现了。她对文艺非常感兴趣，在写作上也算小有成就，大作曲家舒伯特甚至给她的诗谱曲。

我们可以想象叔本华在其中的处境。

一方面，对于热衷于社交的年轻寡妇来说，叔本华多少是个累赘。可能歌德对叔本华的赞颂还引起了他母亲的嫉妒。另一方面，叔本华也不满意母亲在父亲死后忙于寻欢作乐，认为这是对父亲的不忠。

两个人在经济上还有冲突。由于叔本华还没有成年，他的那份遗产由母亲暂时代管。因此叔本华不愿意母亲猛花钱，担心这会威胁到本该属于他的遗产。可是与此同时，叔本华常年没有个正经事做，母亲担心他长大后没有着落，也限制叔本华的花销。

叔本华还指责他妈妈找了她的一个房客当情人。后来这个房客还在叔本华母亲的怂恿下，向叔本华的妹妹求婚。叔本华气得要命，总找那个房客的茬儿。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叔本华跟这个房客吵起来，最终把椅子掀翻了，把门也砸了。

但是父亲的去世对叔本华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可以不听父亲的命令从商，专心研究自己喜欢的哲学了。叔本华在25岁的时候写了他的第一本哲学著作《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写完之后他给母亲寄了一份。

他母亲也超损，评价说：这本标题怪怪的书一定是为药剂师写的。叔本华立刻反唇相讥：我的书肯定会在你的破书被人遗忘的时候继续流行。

总之，母子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坏。叔本华还对他母亲说过，将来她只可能因为他而留名百世。现在我们知道，叔本华是做到了。

后来岁数增长，叔本华终于得到了自己那份遗产，从此终身吃着遗产，衣食无忧。26岁的时候，叔本华和母亲吵翻，离开了母亲后他独自生活。从此以后，直到他母亲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叔本华几乎再没有看望过她。

此时的叔本华不仅在生活上独立了，在哲学的道路上也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崇拜康德鄙视黑格尔。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觉得黑格尔是欺世盗名的骗子。

但是骂归骂，没人理他啊。终于到了30岁的时候，叔本华最重要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了。

叔本华特别兴奋，觉得自己这本书太了不起了，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他心态跟黑格尔一样）。出书的时候他还因为不信任出版商，非常不客气地对人家提出无理要求，把那个正直的出版商气坏了，写信骂叔本华说：“我担心您的著作印出来只是一堆废纸，我只希望这个担心不会成为现实。”

叔本华根本不信，书一写完，他就潇洒地去意大利旅游了。第二年回国的时候，一路上想象着自己的书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回去之后将面对潮水般的喝彩，从此就成为学术名人，走上人生巅峰。想想还有点儿小激动呢。

结果一下车他就困惑了：咦，迎接我的彩带呢？围追我的记者呢？追捧我的女学生呢？

怎么一个都没有呀？

等回家一打听，他那书啊，一本都没卖出去！文化圈也没什么人响应，也就歌德给捧了捧场。就像那位出版商所担心的，过了许多年后，这本书的大部分都被拿去化为纸浆了。

我们还记得类似的情况休谟也遇到过。休谟因此丧失了信心，觉得自己不行。叔本华正好相反。叔本华为此写了一大堆文字，把读者形容成笨驴，说自己是伟大的音乐家、世人都是聋子，又说他如何超越了这个时代所以被世人所不容。总之认为自己的学说不被接受全是世人的错。

就在这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他还赞美自己说：“一个天才是很难合群的，因为除了他的独白之外有什么对话能如此智慧而有趣呢？”

叔本华这个人实在是太自信了。他的朋友很少，结果他说：“我没有朋友，因为没有人配得上我的友谊。”

又过了一年，叔本华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被柏林大学聘用（没薪水）。正像前面说的，叔本华终于可以和自己的宿敌黑格尔当面对决了，于是他要求校方把自己的课和黑格尔的课安排在同一个时间。

前面说过，连黑格尔自己都抱怨学生们学不懂他的课，而且黑格尔说话还有很重的口音，所以他讲课别人更听不懂了。那时候黑格尔的学生不算多，一堂课也就只有三百个人。那么叔本华的课上有多少人呢？基本不超过五个。

只干了半年叔本华就崩溃辞职了。

太丢人了。

当然，我猜想，叔本华肯定会把一切原因都归结为自己太超前了、学生太笨了之类。他才不会认为教不好是他自己的原因。

反正有钱，不愁吃喝，从此以后叔本华的哲学事业就只能通过写书来完成了。他丝毫没减少对名声的关注。34岁的时候，叔本华打算去意大利旅行，去之前还专门托朋友查一查当地书报提到他的情况。结果呢，自然没查到多少。

大约在快40岁的时候，叔本华眼瞧着自己在哲学界没什么希望，决定改行当翻译家。但他翻译的作品也屡次被出版社拒绝。

40岁了，他安慰自己说：“任何有出息的男人过了40岁⋯⋯难免有一点愤世嫉俗。”

这期间叔本华还有过一段情史。

33岁的时候，叔本华喜欢上一个19岁的年轻女演员，但是那个女演员是个很会在男人中周旋的人。她怀过几次孕，还有私生子，但孩子的父亲不是叔本华，这让叔本华非常嫉妒。即便如此，叔本华还是很喜欢她，一度考虑和她结婚。

十年以后，爆发了一场遍及全欧洲的大霍乱，成千上万的人因此死亡。当霍乱来到柏林的时候，叔本华决定逃跑。他想带着那个女演员一起逃，但他提了一个条件，要女演员把那个孩子留下来。

作为一个有正常人性的母亲，女演员当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叔本华也不含糊，毅然抛下这对母子独自逃跑。从此以后他们就断绝了联系。

不过结局还算不错。到了晚年，那女演员在报纸上看到了庆祝叔本华生日的新闻，两个人又恢复了通信，后来叔本华在遗嘱中还给她留了一笔财产。

虽然叔本华独自逃跑这事不太仗义，但逃跑的决定还是挺明智的。因为正是这场霍乱要了黑格尔的命。

从黑格尔的经历上看，传染病似乎是他的命中克星。黑格尔6岁的时候曾经得过天花，差点因此丧命。11岁的时候，全家又感染了瘟疫，黑格尔的母亲就在这场瘟疫里去世。然后就是这场欧洲大霍乱，在霍乱刚开始的时候，黑格尔就染病去世了（也有一说是因为胃病）。

黑格尔的时代结束了，不过叔本华的时代还要迟一些才能到来。

叔本华仍旧一天到晚混着。

年轻女演员是没了，43岁的时候，他又喜欢上一个17岁的姑娘（跟他爸爸一样，喜欢小姑娘）。叔本华送给那姑娘一串白葡萄。结果那个女孩儿在日记中写道：

“我并不想要这串葡萄，因为老叔本华接触过它，我感到恶心。”

当然叔本华还继续他的哲学事业。

56岁的时候，《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出了，结果只卖了不到三百本。

等到他63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本《附录与补遗》。这本书以格言体写成——仿佛我们今天的人生小感悟，里面都是诸如什么《论人生》啊、《论女人》啊这种小文章。这是他所有作品里最容易读的一本。他得到的全部稿酬是免费拿十本书。

不过，还是人生小感悟的力量比较大。过了一段时间，这本《附录与补遗》终于让人们接受了叔本华。65岁的时候，叔本华出了名，慕名者越来越多，人们争相给他写信、拜访他。大画家主动免费给他画像，有人声称要专门为这幅画造一间房子来收藏它。

渴望名声的叔本华终于出了名，虽然对他来说晚了一点，但总比没赶上要好。他引用诗人彼得拉克的话说：“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那也该满足了。”

第二章 悲观主义

我们来讲讲为什么叔本华这么有底气骂黑格尔，以及为什么他最后赢得了巨大的名声。

叔本华骂黑格尔，自然也不会喜欢黑格尔的哲学。叔本华是康德思想的继承者。

我们前面说过，康德哲学的一大问题是，物自体这东西其实是自相矛盾的。黑格尔的解决办法是取消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关系，也就是说，“我”的理性就代表了真实的世界，根本没有物自体这个东西了。

叔本华的解决方法不同。他认同康德的形而上学，但是不认为物自体是完全不能认识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自己就是物自体啊。

没错，物自体是超越理性，不能用理性知识体验的。但是我们观察自己的时候，可以不靠理性，而是靠非理性的“直觉”。用文绉绉的话说，叫“审视内心”。当我们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就可以体会到物自体。

而且物自体只有一个。

前面讲康德时那个“蓝色眼镜”的例子，可能会让很多人认为物自体是有很多个的，而且和表现出的事物一一对应。比如桌子有一个它对应的物自体，“我”也有一个“我”对应的物自体。

叔本华说，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区别两个事物的时候，离不开空间概念。比如两个东西形状不同，摆放的位置不同，等等。可是物自体不具备空间属性啊，所以我们不可能把物自体区分成一个一个不同的样子。

叔本华认为，万物的物自体是统一的，只有一个。

这个物自体，叔本华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作“生命意志”。

既然物自体是一切事物的本质，而叔本华又认识到了物自体，那么也就等于他认识到了世间万物的本质。因此叔本华和黑格尔一样，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全部的哲学问题，世界的终极答案已经在自己手里了。

在具体说“生命意志”之前，我们先说一件别的事。

哲学研究的东西很抽象，每个哲学理论之间的差别又很大，这就使得哲学有一个特点：每个流派都有很多自己专属的名词，不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有些词像“物自体”，这个词是哲学家自己创造出来的，含义比较独特，各派哲学家们对它的定义都差不多，我们随便用没什么问题。

但是“生命意志”这个词呢，在叔本华的理论中有专门的意思，跟我们平时聊天时的含义不同。我们在谈叔本华哲学的时候，大多就直接写“生命意志”或者“意志”、但请记住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不要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

除了“生命意志”，后面尼采的“权力意志”，存在主义的“存在”等等术语，也属于这个情况。

那么生命意志是个什么东西呢？

简单地说，是一股永不停歇的力量。这股力量驱使着万物去运动，去发展。

比如人和动物的食欲性欲，比如植物破土而出的欲望。

动物没有理性，可是动物生下来就知道觅食、交配、躲避危险，在很多情况下比人的求生能力还要强。动物这么强大的生存能力哪儿来的呢？叔本华认为，这是背后的生命意志驱使的。

生命意志的概念比一般的生物欲望还要宽泛，还包括没有生命的事物在内。叔本华认为，宇宙中万事万物背后都有生命意志在驱动。小到磁石相吸，大到星球运行，背后的本质原因都是生命意志。

在叔本华看来，生命意志是世界上最本质的东西，是不可抗拒的，是永不停歇的。

因为物自体是非理性的，所以生命意志也是非理性的，也就是盲目的。

对于人来说，生命意志主要表现在人的生存欲望。中国儒家主张用理性的人伦纲常来克制男女私欲，这在叔本华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认为人的求生欲望来自于物自体，比理性更本质。

举例子说，我们以为自己生活、恋爱、结婚、工作是根据我们的理性选择的。而叔本华认为，真正驱动你的都是种种欲望：生殖的欲望、享乐的欲望、征服的欲望，等等。你以为你在靠理性生活，实际上躲在理性背后的是生命意志，生命意志在驱动你作出种种选择。

说人在生活中有种种欲望，这我们能接受，但是我们难以承认理性一点用处都没有。难道我们不能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吗？有的人就可以把感情压抑住，把精力放在恋爱之外的事情上呀。

但是叔本华看来，理性和意志比，理性处于劣势。因为理性是短暂的、软弱的。

人类只能在短暂的时间里保持理性。在很多情况下，比如无梦的睡眠里，理性是停止的，但是生命意志却持续不断，一直影响着人类。另外，随着年龄增长，脑力衰弱，人的理智还会变得衰弱乃至终止，生命意志却不会。

当然叔本华不会认为理性一点儿用都没有，他的形而上学就是理性的产物！那他认为，生命意志和理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意志是个充满欲望的君王，但是它头脑糊涂，只知道发布命令，不知道该怎么去更好地达到目的。理性是个头脑清醒的老臣，它虽然对君王的命令有意见，但是限于身份，只能偶尔劝谏君王，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用它的聪明才智去满足君王的欲望。

理性不是没有用，只是实现意志的工具而已。

我们平时和别人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服别人用的是理性吗？绝大多数时候，靠的不是理性而是利益。比如邻居乱堆杂物占了我们家地方，有几个平常人能用逻辑、用“不侵占公共空间的善是一种普世道德”去说服邻居呢？真正能说服别人的，靠的是利益的威胁（再占我们家地方我就告居委会去）和诱惑（您说咱邻里公平和睦地生活多好啊）来说服对方的。

而利益和诱惑是什么？就是满足欲望，就是生命意志。

实际上纵观人的一生，学习就业、结婚生子，哪一件事归根结底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了追求利益呢？

或许有人说，你举的这些例子都属于世俗生活，在纯学术中，理性总能大于感性冲动吧？我单纯地进行学术讨论，这时总是纯理性行为了吧？

可你想过没有，你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的目的是什么呢？学生学习哲学理论，不就是为了考试毕业吗？我们普通人读哲学，不就是为了告诉自己“连康德都知道，我好了不起哦”，不就是为了能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给自己长点面子吗？

你也许会说，我学哲学真没这么功利，我真的是为了求知，是因为对这世界充满好奇才学哲学的。

可是，再仔细想一下，求知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学哲学，是因为我们对人生充满困惑。因为“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们，让我们充满焦虑。而回答这些问题，是为了消除这些焦虑，让我们内心平静。

归根结底，驱使我们的，还是“消除焦虑”的欲望。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疑惑：叔本华的理论有什么意思呢？他不就是把康德的物自体给解释成生命意志了吗？这和康德有多大差别呢？

您可别小看生命意志，就是这一点点小差别，导致叔本华和康德的世界观、人生观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们还记得，康德的形而上学，目的是干掉休谟的怀疑论。

休谟说我们的理性根本无法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

康德点点头：休谟说得没有错，我们的确无法认识物自体，可是我们生活在表象的世界里。在这个表象世界里，一切都先经过先天认识形式的加工。而先天认识形式我又用理性给分析得清清楚楚了，那表象世界还是被理性统治的呀。

所以在康德看来，理性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没错，理性确实管不了物自体，但是物自体也不影响我们的世界呀。

叔本华说，不，物自体能影响我们的世界。不仅能影响，而且影响力超大，我们用理智控制不了。

在康德那里，这个世界的基础是井井有条的理性。

在叔本华这里，这个世界的基础是无法控制的生命意志。

因此康德对世界的看法是乐观的。

叔本华对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

下面要说到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的重要推论：悲观主义。

叔本华说，全宇宙的生命意志只有一个，这让人想到了斯宾诺莎的实体论。斯宾诺莎说，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属于同一个实体。但是斯宾诺莎的理论里，实体是完满至善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因此得到了幸福。

而叔本华说，生命意志是邪恶的，是痛苦的源泉。所以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痛苦。

叔本华为什么这么说呢？

满足欲望会带来快乐，这没错。但是叔本华认为，欲望本质上是痛苦之源。

因为满足不了欲望，人会痛苦。满足了欲望，人又会产生新的、更高的欲望，还是会痛苦。

叔本华打比方说，满足欲望，就好比施舍给乞丐一个硬币，维持他活过今天，以便把他的痛苦延续到明天。叔本华还引用一句法国谚语，说明人们无止境的欲望：“更好是好的敌人。”

如果人满足了全部的欲望，而且没产生新的欲望，人会幸福吗？不会，人会感到空虚和无聊，这也是痛苦。

所以快乐只是暂时的，痛苦才是永恒的。人生就好像在痛苦和无聊之间不停摆动的钟摆。

这种情景就像王尔德说的：“人生有两大悲剧：一个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另一个是得到了。”

而且前面还说过，生命意志还是盲目的、永不疲倦的。可想而知，人类被这么一个没法打败又只能带来痛苦的东西控制，那人生自然是一个悲剧。

我们记得，康德费尽千辛万苦，才给人类找回了自由意志。而在叔本华这里，自由意志又没了。

在叔本华看来，人虽然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其实是受生命意志控制的。人类就算有自由，也是一种被奴役的、极为悲惨的自由。就好比，人们以为是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的爱人，其实是被生命意志所驱使的。

叔本华证明人生悲观的一个证据是：如果生活是一种享受，那么人人都会不情愿进入无知觉的睡眠状态，而会欣然醒来。但是事实正相反，人人都愿长睡不愿醒。（但我要插一句嘴，现在要反驳他这句话很容易，只要带他到网吧、夜店里看看那些通宵狂欢的人就可以了。）

欲望除了能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还有一个坏处，会带来自私和竞争。生命意志就是不顾一切也要自身生存着的意志。在生命意志的驱使下，每一个生物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去抢。人和人之间会因此互相伤害。物种间也是这样，比如一个物种吃另一个物种。

叔本华也不看好爱情。在他看来，爱情是生命意志为了引诱人们生殖下一代所行使的骗术。为了爱情而结婚是非常傻的行为。既然是骗术，那么爱情也不会持久，早晚会幻灭，追求永恒的爱情是徒劳的。因此，如果非要结婚的话，还不如出于功利目的结婚的好。

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学说大致如此。您或许会觉得有一些可疑的地方。别着急，待会儿我会和您一起反驳它。我们先顺着叔本华的思路，在他看来，我们该怎样才能摆脱生命意志带来的痛苦呢？

首先，世俗的成功没有用。不仅没用，还会助长生命意志。因为叔本华认为，追求成功也是生命意志的表现。人越成功，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意志越强烈，从而也就意味着人生越痛苦。

用通俗的例子说，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人会产生更多的欲望，想要更多的成功，就有了更多的压力和痛苦。

那么学习有用吗？叔本华说，没用。知识越多反而越痛苦。比如植物就没什么痛苦，而越高级的生物痛苦就越多。（我想说这论据着实没什么道理。）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生命意志是求生的意志，那么我克服生命意志，自杀怎么样？

叔本华说，自杀也没有用。因为肉体可以死亡，但是生命意志是不会死的。自杀不会消灭意志，反而说明人对抗拒生命意志失去了信心，是屈服的表现。

那么什么办法管用呢？

叔本华认为，应当增强自己克制欲望的意志力。

所有需要克制的欲望中，首要的是性欲。

我们的很多行为受到性欲的驱使，性欲满足的目的是为了诞生新的生命。而新的生命又意味着新的痛苦。所以叔本华认为，生殖行为就好像人和生命意志签订的卖身契。因此在人类社会里性行为总和可耻相连。（我想社会学家不会同意这句话。）

那么意志该怎么控制欲望呢？

叔本华认为，我们可以提高自己对这世界的认识（当然是去认识叔本华所理解的那个世界），增强我们的理性，用理性抑制和控制感性冲动。然后，把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上升为全人类的感情和欲望，这样就可以尽量消除个人的欲望。

接下来，我们要强迫自己不去做想做的事，反而去做不想做的事，抛弃一切现实的理想。像苦行僧一样地修行，通过苦行来抑制生命意志。不反对别人损害自己，欣然接受任何损失，把这当作考验自己战胜生命意志的机会。最终欣然接受死亡。

当我们实现了这一目的后，就可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就算降服生命意志了。

顺便一说，因为叔本华认为生殖冲动是生命意志的阴谋，所以他说：

天才总有超越自己的生殖冲动，所以天才和女人之间存在着敌意。

——你瞧，这个一辈子被女人拒绝的老单身汉，成功地利用形而上学把自己归为天才了⋯⋯

除了苦修禁欲之外，叔本华还给出了另一个方法：欣赏艺术。他认为，人在欣赏真正的艺术的时候，内心是非功利、不带欲望的，也就脱离了生命意志的控制。

为什么艺术这么厉害呢？

因为最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努力审视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而且艺术是感性的、非理性的。我们前面说过，叔本华认为，人如何能认识物自体呢？就像用感性认识去审视自己的内心，对吧？

这就是说，最伟大的艺术品反映的是“生命意志”的真相。

所以虽然欣赏艺术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但是可以让我们把握到这个世界最本质的真相，超越生命意志，获得暂时的解脱。

在所有的艺术中，叔本华最推崇音乐。当然，他喜欢的都是他那个年代的流行音乐——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古典音乐。我们今天投入地听古典音乐，的确会感到心旷神怡，能把各种欲望、名利、贪心都暂时抛到一边。

还可以一提的是叔本华的宗教观点。

叔本华认为，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就是生命意志，基督教鼓励的赎罪精神就是要求人们去克服生命意志。所以基督教比其他宗教在欧洲更受欢迎，因为它认识到了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精神，而其他宗教都是乐观主义的。

佛教比基督教更重视禁欲。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禁欲，比如鼓励人多生养，鼓励人勤奋工作。佛教不同，佛教认为欲望是痛苦的来源，主张彻底摒弃一切欲望。这和叔本华的观点很像。这不是巧合，叔本华的哲学观点深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据说他的书桌上经常摆放的是一尊康德像和一尊佛像。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可以简单地这么概括：

康德说物自体是人不能认识到的，叔本华则详细描述了一番物自体，指明了物自体就是生命意志，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各种欲望。

叔本华的理论和其他学科的一些观点有些像。

叔本华强调非理性的欲望比理性对人的影响更大，这和后来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强调潜意识的观点很像。但现在的心理学一般认为，潜意识虽然会影响我们，但没有叔本华的生命意志那么无孔不入，人类理性的控制力还是很强的。

叔本华的理论和进化论也很像，都强调物种的生存本能。但我们后面会讲到进化论，实际上进化论的很多结论可以用来反驳叔本华。

总之，固然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有点道理，却不能当成对这个世界的合理解释。

而且叔本华认为欲望是人类理性不可控制的，这未免有些武断。

这让我们想到了马克思在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候，提到的理由之一是资本家们无法克制自己的贪婪。马克思的论证确实有道理，但以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来看，资本家虽然贪婪依旧，却也具备一些控制自己的理性。

比如通过立法的形式削弱资本家的利益，遏制垄断企业，遏制不正当和不道德的竞争，给工人更多的福利，等等。

这个和我们书本上说的就不一样了。按照我们书本惯常的观点，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那么资本家有钱又有势，议员背后都有大财团，他们怎么能允许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发生呢？

我想，这就应该归功于人的理性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预言并不是不准确，资本家们发现马克思说得对，如果一味不管不顾地追逐利益、压榨工人，就会生出马克思说的种种恶果。于是资本家就觉得应该以理性克制住贪欲，他们宁愿自己少享乐一点，少赚一点钱，以便缓和危机，换取社会的稳定，这样才会更好地多赚钱。

同样的道理，人类今天为什么要花大笔的钱去环保？环保并不能立即给人类带来好处。人类愿意牺牲此时的利益，为了未来去环保，这就是理性能战胜欲望的证明。全球裁军、销毁核武器、冷战的和平结束，也都符合生物欲望这个道理。

所以，固然欲望会给人类带来种种痛苦，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悲观是人生的主题。这只是世界的一面罢了。

不过，悲观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仍旧有现实意义。

首先，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从某些角度上看确实是成立的。虽然说理性未必就会败给欲望，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欲望的确是生活的主题。我们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安全感，为了有更好的物质享乐，为了和别人攀比，才会去忍受无穷无尽的艰辛劳动和在各种挫折中的垂头丧气。大部分人这一辈子活着，为的都是满足各种各样的欲望。我们也同意，欲望是永远不会被满足的。满足了就会产生新的欲望，不满足就会产生饥渴感。

所以叔本华的世界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对的、没问题的。

叔本华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没问题：既然满足欲望是一条不归路，那我们就应该早点看清这一点，不再去满足欲望。但欲望不满足我们会饥渴痛苦啊，那就可以像叔本华建议的那样，用无关欲望的对艺术品的欣赏来获得暂时解脱。

这也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生活观。

人发财了，整天酒池肉林，追求物质享乐，并不是个长久的选择。不管多好的享乐，玩一阵子就会觉得没劲了，感到空虚无聊。

一些有钱人想不明白满足欲望是条不归路，还在不断追求更强烈的刺激，满足更大的欲望。可是享乐的标准不断水涨船高，每一次获得相同快乐所需要的金钱越来越多，最后总有一天会捉襟见肘，把自己玩穷。同时，人的精神和肉体所能承受的刺激也是有限的。不断地追求更多的刺激，最终只能是找死——赌钱、飙车、冒险、吸毒。但是欲望还是不会停啊，再往前走，就只有自我毁灭一条路了。

另一种有钱人，当他们玩一玩、发现纵欲也不过如此以后，他们的业余生活就不再追求物欲，而是改成追求艺术。这是古往今来很多有钱人的选择。

对于普通人来说，整日辛劳是为了养家糊口，但在温饱之后，谁没有发财的欲望呢，有了这欲望，就会产生贪婪之心、攀比之心。这时候不妨提醒自己，贪婪是一条不归路，不如多寻找日常的快乐，听听相声，唱唱歌，见见朋友，喝喝酒。功名利禄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舒展自己，痛快地活一生，这不比蝇营狗苟活一辈子更有意思吗？

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对我们安慰自己也很有用。

一般人大概都会排斥悲观主义。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快乐，干吗要故意悲观啊，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

其实，悲观主义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

悲观主义让我们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一个很差的地方。那么，我们就不必对这世界期待太多。当这世界损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感到不公，或者觉得很失望。同时，我们对这世界的期待少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压力也就小了。因为人生再怎么折腾也是悲观的，那我们何必要一味去奋斗？

比如，如果相信叔本华的理论，你会觉得，无论挣再多的钱、获取再高的社会地位，得到的仍旧是不能满足的欲望和空虚。这不比混吃等死好到哪去，反而还会因为追名逐利而放纵了自己的欲望，让自己更加痛苦。这么一想，也就没有什么生活压力了。

悲观主义的另一个好处是，他能让你意识到世界上的其他人和你一样注定痛苦，无论那人多么有钱多么风光也是一样。那么相比之下，自己的痛苦也就会好受一点。嫉妒和憎恨是一般人难以摆脱的痛苦之源，当你意识到你所嫉妒或者憎恨的人也注定摆脱不了悲观世界的时候，心里也会好受多了。

接下来讲点好玩的事。

叔本华告诉别人要禁欲、要苦修，然而有意思的是，叔本华本人完全没能以身作则。通过前面的故事大家也能发现，叔本华很自负、关心名声、特喜欢骂人，脾气也很不好。

或许是因为叔本华言行不一，各类哲学史都特别喜欢收集他的负面故事。不好说这是不是后人的偏见。我们把这些段子收集一些，大家只当猎奇吧。

首先是叔本华非常地谨慎胆小，这点挺像康德。叔本华担心各种可能损害他的事，简直事无巨细。

比如他的住房必须在底层，以便可能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迅速逃离。

睡觉的时候，床边总是藏着上了子弹的手枪。

他还故意给私人笔记写上错误的标题，给自己的物品贴上错误的标签，比如在茶叶罐子上贴上“毒药”，为了迷惑可能到来的小偷。

他从来不让理发师的剃刀接近他的脖子。

他的墨水瓶下面藏着几个金币，以备不时之需。

外出的时候，他不管到哪儿都自己带着水，以免喝到不干净的水。

他害怕自己还没真的死亡，就被人粗心地埋起来，特别嘱咐说，当他死后，在他的死亡确认无疑之前，装他的棺材不能盖盖儿。

欧洲爆发革命后，叔本华害怕街头愤怒的群众会伤害自己的财产，他欢迎政府军进入他的房间射击示威群众。政府军官需要观察敌情，叔本华立刻递给军官一副观看歌剧时使用的双筒大望远镜。

叔本华宣扬禁欲，但他本人却很会享受。他经常去最上等的饭馆吃饭，点昂贵的饭菜，有时还会点两份主食。在西方，人们习惯吃完饭把小费放到桌子上。叔本华呢？他每次吃饭前，先把一枚金币放到餐桌上——注意，是金币哦——看得侍者们满眼发光。但每顿饭吃完以后，这位大哥又把金币放回到自己口袋里了。

有一次有个侍者实在崩溃了，问叔本华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叔本华朝他一白眼说：这是我自己跟自己打的赌，一旦有一天在这里吃饭的英国官员在马、女人和狗之外还谈点别的东西，我就把这枚金币捐到慈善箱里去。

叔本华很精于计算。

他怕人骗他，他是德国人，记账就使用英文，后来又改用更生僻的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也不信任银行，要求银行职员把他财产的利息每个星期送到他家里，让他亲自数一数。

还有一个段子：

叔本华的母亲和妹妹的全部财产，以及叔本华自己1/3的财产都存在同一家银行里。银行按时给他们一家人支付款项，供他们生活。结果这家银行因为经营不善，无法再给叔本华家付钱了。

银行家给叔本华的母亲和妹妹提出一个建议，答应给她们一部分钱，从此大家两清。银行家的意思是，你们要是不接受这个条件，我就破产了，到时候你们一分钱也没有。

这个合约中没有叔本华什么事。在叔本华的妹妹看来，她签署这个合约是抛弃了叔本华，光在为自己和母亲争取利益。

然而当过商人的叔本华老谋深算。他知道这个合约后，没有出言阻止。不久，银行家和叔本华的母亲妹妹签了合约，理清了债务，银行的经营渐渐地又上了轨道。叔本华找到了银行收入的证据，突然冒出来找银行家要钱。这时银行家没有理由不付款了，他只好乖乖地把叔本华的钱全都支付了。

这事的结果是，叔本华的母亲和妹妹损失了全部财产的3/4，叔本华一分钱没有损失。在这件事里，叔本华等于间接地利用了母亲和妹妹的损失保护了自己的财产。而他在银行里存的钱，不过是他全部财产的1/3而已。

叔本华很刻薄。

叔本华不信任朋友。他说：“凡是对敌人保密的事也要对朋友保密。”他甚至刻薄地说：“患难朋友并不是真朋友，他不过是个借钱人。”

有一次叔本华要开除他的女佣，只是因为那女佣违背了不许给书房的佛像掸灰尘的命令。

叔本华特别不能忍受噪音，他说“一个人能安静地忍受噪音的程度同他的智力成反比”。他对看戏的时候的各种脚步声、咳嗽声非常愤怒。他还写信给当局要求采取严格措施制止。

说到他的刻薄，下面这件事最有名：

有一次，叔本华的女邻居、一个47岁的女裁缝在叔本华的房间外一连几天和朋友聊天，叔本华嫌她太吵。两个人在争执中，叔本华把她扔下楼梯，造成了她终身残废。

扔了人之后，叔本华拒绝承认是他干的。官司打了五年，最终叔本华被判每个季度向受害人支付一定的金钱。对于叔本华来说，这完全是一笔小钱。但是可以想象叔本华当时有多恼火。女裁缝去世后，叔本华用押韵、对称的文字写道：“老妇死，重负释。”（Obit anus, abit onus）。这段故事因为被罗素写在了《西方哲学史》那本书里，所以被引用的次数特别多。不过也有同情叔本华的人认为，是这位女邻居趁机敲诈，没病装病。

第三章 理性的危机

对于哲学史来说，叔本华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悲观主义的世界观，而在于他暗示了一个巨大的危机。

理性没落的危机。

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一直到黑格尔这里，不难看出，哲学家们都在坚守着理性不放。没有理性，我们就谈不上怀疑，谈不上辩论，谈不上构建理论。然而在叔本华的理论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非理性的生命意志，比理性更本质、更重要。

人类的理性永远认识不到生命意志，反倒只能做生命意志的奴隶。

攻击理性？这是之前想也没想过的事。

我们先想想，之前的哲学家们为什么都要坚持理性呢？

理由很简单，理性是知识最好的载体。

显然，知识必须通过记录才能保留下来。

人类要记录知识，最主要的办法是说话和写字。而人类说出的话、写出的字，必须是理性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否则知识的传播就会走样。

比如老师上课要给学生教牛顿力学，老师用的必须是严谨的学术语言，教给学生的是严密的数学公式。这样学生学到的知识和当年牛顿头脑里的思想才能一致。

假如这个老师喝多了，在课堂上满嘴胡话，说“牛顿力学⋯⋯大概是⋯⋯”“这个力我也不知道多大，反正很大就是了⋯⋯”之类不严谨的话，那么知识的传播就会走样。牛顿那凝结了巨大智慧的定律，没过几年就全都泯灭在醉话中了。

可能有人会说：我就不信老师刻板的说教！我不觉得理性有什么特别好的，我就是性情中人，就喜欢感情用事！谁说真理一定要用理性来表达？我就认为真理蕴藏在《道德经》那样虚无缥缈的话中，我不知道别人悟没悟到，反正我自己已经从《道德经》中领悟到真理了，为什么不行呢？

这个反驳也许有道理。可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感悟是正确的呢？

你只能对别人说：“这个道理我领悟了，我感觉很棒，你也过来试试。”

可是，“感觉很棒”并不能证明“正确无误”。你对A理论“感觉很棒”，另一个人对B理论“感觉很棒”，那到底哪个理论是对的，哪个理论是错的，还是说大家都是对的呢？

两个理论要分出正误，分出优劣，就要用逻辑进行辩论，用事实进行检验，这些辩论和检验都是理性行为。假如该理论的优势只有个人的“感觉很棒”，那不同理论之间就不能分出优劣，不能知道到底什么是对的，到底什么是真理，那学术史还怎么发展？难道说，哪个理论“感觉很棒”的人多，哪个就是真理？就继承哪个？那哲学史不就变成民主投票了吗？

我们说过，哲学是求“真”的。这个“真”是一个逻辑判断，是一个理性概念，离开了理性，就无所谓“真”不“真”。光谈“感觉很棒”，那样无法经受苏格拉底的怀疑，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研究哲学了，去读“感觉很棒”的人生小感悟吧！

抛弃理性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前面说了，我们研究哲学的动机是为了追问“我”的人生意义，是为了“我”自己着想。

关键是，这里的“我”就是一个理性概念。

举个例子。

我们都怕死，都盼望永生，对吧？假如有一个神灵愿意给你永远的生命，让你的意识永存，但条件是要求你永远失去理性，要你永远发疯，那你会同意吗？

不会吧。

你会觉得，失去了理性，“我”就不再是“我”了，就算永生，也只是行尸走肉一般，毫无意义了。

前面说过，我们很害怕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就如同牵线木偶一样，自己不能控制自己。

那什么叫“自己控制自己”呢？

比如有一天，你喝多了，脑子浑浑噩噩，失去了理性。结果你碰见喜欢的姑娘，把人家姑娘给亲了。第二天，你特别后悔，赶紧给姑娘打电话说：“昨天真对不起，昨天我没控制住自己。”

昨天你为什么没控制住自己呢？

因为你在酒精和性欲的作用下，失去了理性。

所以“控制”自己，靠的也是理性。

没有了理性，我不能控制自己，也就等于没有自由意志了。

更进一步说，生而为人，我们必须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当我们去改造世界、去预测世界的时候——比如劳动生产——只有理性才能指导我们工作。假如不按理性来，我们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在醉酒的时候感受最明显。人喝醉以后，想要控制自己上厕所啊，回家啊⋯⋯一旦要做这些具体的事，我们就必须强迫自己：“要理智！”想办法用理性来指导自己该怎么做。否则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所以，人类固然有艺术这类非理性的成就，但是没有了理性，人类就不能积累知识，不能劳动生产，不会谋生，甚至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如同行尸走肉。

人怎么也不可能离开理性啊。

然而，当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高过了理性的时候，他等于告诉人类，理性的能力实在太小了，理性既不能揭露世界的本质，也难以对抗本能的欲望。理性这东西实在没用。

会有人救理性于危难中吗？

叔本华去世五年后，他的思想随着他的作品遍布欧洲大陆。在德国莱比锡市的一家旧书店里，一个青年鬼使神差地拿起了一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这一刻，那些躺在文字中的思想又重新复活了。

这人是来拯救理性的吗？

不，他是来对理性落井下石的。

第四章 瞧！这个人

这个年轻人就是尼采。在莱比锡的旧书店里看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时候，他才21岁。

尼采回忆说，那天他无意间拿起《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突然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拿起来吧，拿回去读吧！”

于是他买下这本书跑回家读，很快就对叔本华的学说着了迷，甚至于崇拜叔本华本人，模仿叔本华那极有规律的生活。

一年以后尼采参军，他把一张叔本华的照片放到自己的桌前，一遇到困难就大叫：“叔本华，救救我！”

毫无疑问，在哲学上，尼采是站在叔本华那边儿的。

尼采和叔本华有些地方很像。比如他们都幼年丧父。但和叔本华不同的是，尼采一直都生活在母亲、妹妹等一群女人中间。

尼采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喜欢音乐，喜欢爬山，崇拜音乐家瓦格纳，他大喊“上帝死了”，还自比是太阳。但是与激情的理论相对的，是他温厚的性格。这或许和他从小生活在女人圈中有关系。由于朴素的生活、温厚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尼采常被称为“圣人”。

这是两个常被误解的人：

叔本华，一般人以为他是一个悲天悯人的慈祥老头。不！生活中他暴躁刻薄。

尼采，一般人以为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狂人——不，生活中他是一个温和的智者。

尼采一生只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教授，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旅行和陪伴朋友中度过的。早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著名音乐家瓦格纳。

尼采认识瓦格纳的时候，瓦格纳已经如日中天，尼采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尼采非常崇拜瓦格纳，跟瓦格纳的见面总是让他激动异常，据说他还为瓦格纳跑腿买过丝质内衣。

瓦格纳正好和尼采一样喜欢叔本华，瓦格纳的人生和创作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两个人有共同点，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还是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尼采总和瓦格纳以及瓦格纳的妻子科西玛一起游玩。

顺便一说，这个科西玛的身世也很神，她是大音乐家李斯特的私生女（瓦格纳和李斯特就差两岁⋯⋯）。科西玛先跟音乐家彪罗结婚，婚后出轨和瓦格纳私会，甚至在没离婚前就为瓦格纳生下了好几个孩子。彪罗一开始百般遮掩，甚至对外声称瓦格纳的孩子是自己的。但是架不住科西玛真铁了心啊，最后彪罗只好同意和科西玛离婚了。

转回来说尼采。

尼采和瓦格纳相聚的时候，瓦格纳经常劝尼采结婚，但是尼采一直没有答应。实际上，尼采暗恋着科西玛。尼采还给科西玛递过条子表白，但是对方没有理睬他。

后来由于理念不同，尼采和瓦格纳分道扬镳了。

38岁的时候，尼采找到了新的伙伴。他经常和一个叫莎乐美的女孩以及好友保罗一起游玩。尼采对别人说自己爱上了莎乐美。然而尼采不知道，保罗曾经向莎乐美求过婚，但是被她拒绝了。保罗知道了尼采的爱意，便向莎乐美告状说尼采并没有诚意，只是想占她的便宜。

想搅局的人还不止一个。尼采的妹妹出于嫉妒，对尼采说莎乐美是个荡妇，又给尼采的朋友、亲人写信说莎乐美的坏话。

莎乐美本人也不想就这么跟了尼采，她希望能和两个男孩都保持暧昧的关系。但是这怎么可能嘛。虽然两个男孩表面上也同意，但其实三个人越处矛盾越大。后来，尼采和保罗经常互相攻击对方，最终莎乐美带着保罗跑了，留下尼采一个人痛苦万分。

富于激情的尼采基本上度过的是悲剧的一生。他一生不被人理解，著作无人问津。他最重要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印完之后，别说卖了，送也只送出去七本。在他写作生涯的最后三年，他前后花了五百个银币出版自己的著作，没拿到半分稿费。

就在尼采21岁那年，发生了一件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事。有一次他在科隆游玩，无意中闯进了妓院。据尼采自己说，他在妓院中慌慌张张地弹了一首钢琴曲就出来了。但是很多人认为尼采就是在这个时期染上梅毒的。

尼采原本就身体孱弱。年轻时他当过兵，在骑术训练中受了伤，动了手术后落下了病根。再加上可能存在的梅毒，随着年龄的增长，尼采的身体越来越差。据说，他还不断显示出类似梅毒的症状。

在他快45岁的时候，1889年1月3日，尼采在都灵看见一个马夫在虐待马。尼采跑过去抱住马的脖子昏了过去。

从此以后，尼采疯了。他受到母亲和妹妹的照料，但很少恢复过理智。

然而，这对于一个曾经充满激情和绝望的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幸福。

据说有一天，尼采的妹妹坐在尼采身边，看着发疯的哥哥忍不住流眼泪。尼采望着他的妹妹大惑不解地说：

“伊丽莎白，你为什么哭呢？难道我们不幸福吗？”

讽刺的是，在尼采疯了以后，财富和荣誉接踵而来。他出了名，人们像对待圣人一样崇拜他，王公贵族争相拜见，就好像只要看一眼这位已经失去了神志的可怜人，就可以沾上一点哲人的仙气一样。

在这个时期，尼采的妹妹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

尼采发疯以前，他曾经哀求过妹妹：“请答应我，我死后，只有我的朋友才准站在我棺材的周围，不允许好奇的人们围观。”

然而他妹妹却故意把疯了以后的尼采打扮成展览品，让尼采穿上白色的袍子。尼采原本就有一把浓密的胡子，这下他更像是古代的先知了。

我们都知道，尼采的超人理论后来被希特勒利用，成为了纳粹理论的一部分。但其实尼采本人非常憎恨反犹主义者。

当年尼采的妹妹和一位反犹主义者结婚，受到了尼采的强烈抵制。尼采甚至称他妹妹是“心怀仇恨的反犹母鹅”。在尼采发疯以后，他妹妹利用整理尼采著作的权利，任意增删、篡改尼采的作品及信函，编成了适合她自己口味的《权力意志》。因为她还撰写和尼采有关的著作，她还两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尼采的妹妹把尼采的学说变成了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武器，法西斯分子纷纷拜在门下。尼采的妹妹85岁生日的时候，墨索里尼致电祝贺，还赠送了2000里拉。希特勒甚至暂时中断竞选活动，专程去看望她。尼采的妹妹去世时，希特勒带着大批纳粹党人参加她的葬礼。

因为尼采妹妹的这些行为，尼采的学说成了法西斯国家官方鼓吹的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尼采的名声也随之一落千丈，直到后来才慢慢恢复。

其实这种种兴衰荣辱，和他本人早就无关了。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提到尼采，他用戏谑的语气说道：“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尼采，他认为自己是太阳。”

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人，大家惊讶什么人会有这么狂妄的想法。老师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抖包袱说：

“结果他疯了。”

学生们哄堂大笑，老师为自己的幽默洋洋得意，再也不提尼采了，继续讲他的课。

我想，对于不少同学来说，自大狂、精神病，这便成了他们对尼采的全部印象，他们这辈子或许不会多了解这人一丝一毫了。

是啊，人生中有太多比了解一个已死的疯子更重要的事。所以，凡是我们不理解的人，都当作是精神病算了：唯心主义是精神病，怀疑主义是精神病，尼采是精神病，一切哲学家都是精神病。当你在书店里眼睛扫过那些看不懂标题的书脊，心中是否在想：他们肯定都是故弄玄虚的骗子、自找麻烦的呆子，他们的书既看不懂也没有用。

这样的世界才简单、才可爱嘛。

第五章 钢铁之躯

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形而上学。叔本华说物自体是“生命意志”，尼采给改造成了“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一词中的“权力”容易引起误解。这并不是政治权力的意思，而是指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强壮、更富创造力的欲望。

尼采把人分成了强者和弱者。强者体现了权力意志，他们的特征是积极向上、勇于进取、勇于牺牲、善于创造。弱者相反，特点是胆小、保守、善妒、虚伪。

传统欧洲人相信基督教的普世精神和卢梭的人文主义，两者强调的都是对弱者的关怀，强调人人平等。

尼采不同意。他认为，同情弱者没错。但弱者不能以此为理由，去要挟、榨取强者，去拖强者的后腿，这样做是可耻的。

打个比方，强者看待弱者，就跟人类看待猿猴一样。猿猴对人类有用吗？如果不关在笼子里而和人类混居，那一定会给人类添乱。强者眼中的弱者也是一样。对弱者不应该光是怜悯，还应该限制他们的能力，免得他们给强者捣乱。

所以尼采把道德分成了两种。

他谈的第一种道德是属于弱者的道德，尼采叫它奴隶道德（又叫“畜群道德”）。

表面的内容是同情、仁慈、谦卑、平等。其实本质上，是弱者为了掩盖自己对强者的恐惧、嫉妒和自私，借助奴隶道德去限制强者。

比如现在社会的道德，大部分都是禁止型的命令，如“不许占有别人的财产”“不许欺骗”。这些禁令，保护的不是强者——强者不会让自己的财产被人占有——保护的是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弱者。

弱者对强者感到恐惧，因此奴隶道德强调“仁慈”“谦卑”，把强者和特立独行的人看作是危险人物，要求社会限制他们的能力。

弱者又因为自私就强调“同情”“分享”，要求强者给弱者分一杯羹。

我们现在都讲“人人平等”，尼采却反对平等。他认为平等主义者本质是嫉妒成性，看到别人有什么，他们就也想要什么。

实际上我们细想，这个所谓的“奴隶道德”，不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传统道德吗？所以尼采说：“迄今为止用来使人变得道德的一切手段都是不道德的。”

尼采说的第二种道德是强者的道德，它可以叫作贵族道德。这种道德鼓励人们积极进取，特立独行，崇尚强大，鄙视软弱，追求创新，拒绝平庸，它代表了生命积极的一面。

尼采认为，奴隶道德和贵族道德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奴隶道德总是在禁止，不许人们做这做那；贵族道德则是在鼓励人们自由创造。

尼采并不完全反对奴隶道德，他反对的是把奴隶道德强加在强者的身上，他认为这会限制人类的发展。

那有人说了，尼采的道德观不是会造成弱肉强食吗，不是会造成强者欺凌弱者吗？尼采的回答是，人的本性就是残忍的。

这是因为，权力意志是物自体，是一切事物的本质，自然也是弱者的本质。因此弱者本性也像强者那样，希望能彰显自己的意志，驾驭弱者。但是弱者他自己弱啊，没能力啊，因此弱者只能躲在“奴隶道德”下，掩盖自己残忍的本质。弱者是虚伪的，而强者的残忍是彰显自己的本性，是正当的。

尼采的这个观点有“人性本恶”的含义，我们未必会同意。而且就算我们同意“人性本恶”，也不意味着用道德去压抑恶、追求善是不对的。

有句话说：“中国人本来就穷，可身上的虱子还分三六九等。”在生活中给我们最大痛苦的，往往不是那些有大权力的强者，而是掌握了小权力的弱者。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小鬼”处境越卑微，能力越弱，在掌握了权力以后就越会肆无忌惮，越心狠手辣，越愿意欺凌比他还弱小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让我们活得好好的突然一瞬间起杀人念头的，大都是这种“小鬼”。

尼采的道德观和基督教道德有明显的矛盾。

在尼采生活的社会里，基督教道法就和咱们这里的儒教道法一样，是全社会广为接受的道德规范。《圣经》里说什么事情是善的，那全社会的人都不用多想，都认为这件事是善的。

但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是典型的奴隶道德，本质是伪善的。基督教鼓励人们变得谦卑，其实就是鼓励人们做弱者。

所以尼采大喊“上帝死了！”意思是，他想去掉上帝。如果没了上帝，人们也就不需要无条件地遵守基督教道德了。

尼采反对人人平等，这和法国大革命也有一定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中，带着民主之名的雅各宾派进行了恐怖统治和血腥屠杀，这让很多欧洲思想家看到了“多数暴政”的危险。在尼采看来，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人在这个社会里是少数，庸人总是多数，而原始的民主模式总是要少数人听多数人的话，这就等于让少数的聪明人屈服于庸常的大多数。

尼采推崇强者，可是尼采发现，大部分强者都被奴隶道德压抑着，不能摆脱弱者对他们的束缚。因此，尼采希望“超人”出现。

“超人”这个词在尼采的理论里不是指拥有强大权力的人，不是说这人一定要当总统、当将军，而是指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并且能摆脱奴隶道德、不被弱者束缚的强者。超人是尼采对人类的一种理想，在尼采眼里，整个人类历史里也很少有人能成为真正的超人。

尼采和叔本华一样，认为这世界是悲观的。但他的解决方法和叔本华不同。尼采的世界观带有强烈的激情，他认为叔本华的禁欲是胆小者的逃避行为。他觉得人不应该像叔本华宣扬的那样避免痛苦，而是应该承认痛苦，迎战痛苦。

简而言之，尼采推崇的是一种精英主义。

尼采反对宗教、推崇超人的观点虽然会让很多人觉得太极端，但和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没有关系。

在谈论宗教的时候，有时我们会遇到这么一类人：他们一旦遇到你的说法和他们的“师父”不一样，他们立刻会惊慌失措，也不听你的辩解，立刻大声说你这是“魔道”，“是要下地狱的”！或者有一些胆小的人，立刻捂住耳朵，大喊：“别说了！我不听！”或者“快点向神佛叩拜！”

他们这些理直气壮的怒气和谦卑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对宗教真理的追求吗？不是吧，更像是来自于对神佛惩罚的恐惧和对宗教奖赏的向往。

一句话，来自于迷信和自私自利。

而且还是无能胆小者的自私自利：只想靠祈求、讨好、献媚来获得舒适的来生，没有想过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去争取、去改变现世命运。

这样的人不是很可憎吗？

这种来自于怯懦的谦卑必然导致盲目的反理性主义：他们拒绝任何和“师父”不同的观点，拒绝任何思考，拒绝任何变化。严重点说，这种怯懦精神是人类一切进步的阻碍。即便从宗教内部说，如果任何一个神学家都是他们这副畏畏缩缩又固步自封的模样，那基督教就不可能有宗教改革，佛教也不可能出现禅宗了。

再比如那句可怕的“敬畏”。

有些从不学习科学的人遇到了科学进步，他们不是感到欣喜，而是会胆战心惊地提醒人家说：“科学家，你别搞了，你得敬畏呀！”——你得敬畏先辈，敬畏传统，敬畏神秘⋯⋯

问题是，在旗帜鲜明地反对一件事之前，难道不需要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吗？可是这些人在发出哀号的时候，并没有先去了解相关的科学知识。其实，这些知识都公开且免费地存在于图书馆和论文数据库里，只要肯学，触手可及。可他们为什么从来都不学，只喊敬畏呢？

事实上是，这一类人因为自己懒，不去了解现成的知识。又因为胆小，没头没脑地反对一切新变化。甚至把自己的怯懦堂而皇之地搬出来，起名叫“敬畏”，同时还要逼迫那些有进取心的人们和他们一起安于现状和传统。这些人不正是尼采所说的弱者吗？

尼采的真理观也可以一说。

在尼采看来，人类的知识，如形而上学、科学理论，都是理性的，可是作为世界本质的权力意志是非理性的，因此这些理性知识也不是真正的真理，只是权力意志构造出的假象而已。

权力意志为什么要构造这些假象呢？

权力意志是征服的意志，在权力意志的驱使下，人类去研究世界不是为了简单地求知，而是为了能更好地控制世界。比如，人研究世界就要给世界下定义，这些定义是人强加给这世界的，这便是权力意志控制世界的表现。

既然人类的知识只是权力意志用来控制世界的工具，那么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真理。人们追求所谓的真理，只是因为人们需要合乎真理去征服世界。所以尼采说：真理就是一种如果离开它、某种生物便不能活的错误。

换句话说，在尼采看来，所谓的真理和错误的区别是：真理有用，错误没用，甚至有害。比如因果律的问题，尼采的解释是，根本就没有因果律，相信因果律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它就没法生活。

尼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家，他的作品里没有严格的论证和推理，形式很像散文，不像是理论，更像是箴言、宣言。尼采对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是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而是摧毁传统的西方道德观。

在尼采那个时代，基督教道德是极难被撼动的。尼采喊“上帝死了”在当时是颠覆性的。

如果尼采只是随便喊一喊，那他就只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问题是，他的观点还蛮有说服力的，听上去很有道理。因此尼采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而且尼采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自由经济崛起的时代。我们知道，自由经济强调的是竞争，强调胜者为王，只有这种价值观才能充分发挥自由经济的优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价值观就是“成功至上”。我们在电影、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价值理念：商场上、政界里，都是大鱼吃小鱼，能够不惜一切代价打败弱者的人，就是胜者，就能被社会承认、尊敬，拥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换句话说，社会认为这样的人是“善”的。而失败的人呢，只能被人鄙视，所以美国的电影里“loser”这个词可以用来骂人。换句话说，弱者是“恶”的。

这不就是尼采的价值观吗？

当然，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多元的，除了崇拜成功外，也有推崇人性、亲情的，也有对拜金主义的批判和反思，这样的文艺作品也不少。但是，推崇成功是现代社会和过去的基督教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是西方社会价值观最大的变革之一。在这个背景下看，尼采自然会赢得西方社会的广泛接受，甚至可以算是一个预言家。

最后再说一下，尼采和叔本华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鄙视女性。

其实，歧视女性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比如康德就很瞧不起他的妹妹。那时的男人都觉得女人没头脑、没文化，不是值得与之聊天的对象。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妇女被歧视在先，因而普遍缺少教育，这点反倒又成了性别歧视的依据。只不过在众多性别歧视者中，叔本华和尼采骂得尤其狠。

尼采说妇女是猫、鸟、母牛，是男人的“一件危险的玩物”，说：“男人应当训练来战争，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是愚蠢。”

叔本华则说：“只有男性的智慧为性冲动所蒙蔽时才会以佳人来称呼那些矮身材、窄肩膀、宽胯骨、短腿的性别。”

“女人最适于担任养育婴儿及教育孩童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女人本身就像个小孩，既愚蠢又浅见⋯⋯她们的思想介于男性成人和小孩之间。”

叔本华还觉得女人虚伪、善妒、喜欢奢侈、不懂得欣赏艺术，认为说“女人缺少任何高等的能力”这话，“除了少数的例外，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尼采歧视女人，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女人不会成为强者吧。不过这么说也够亏心的，他一生全赖女人的照料。尤其是他的母亲。尼采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教徒，尼采攻击基督教的言论深深地伤害了母亲，但她一直都全心全意地呵护照料着自己的爱儿。

叔本华对女性的偏见从他与母亲的关系中可以找到些许原由。此外还有更深的原因，在叔本华的理论里，性欲是生命意志的代表。在叔本华的年代，女人主要的任务是结婚生子，因此在叔本华看来（以现在的价值观看，颇为无耻），女人并不具备真正的美，她们的美是用来诱惑男人产生性欲的，她们是生命意志的帮凶。所以女人一旦生了几个孩子，完成了生命意志的任务以后，也就不再美了。这种观点相当于把女人物化，而且还把男人对欲望的屈从全赖在女人的身上。

在这点上，颇为相似的是，中国古代的帝王搞砸了国家就说红颜祸水，都是女人害的。实际上叔本华还真这么说过，他说，就是因为路易十三宫廷中的女人太奢侈浪费，才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叔本华也承认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女人，但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她们愿意和我交往的话。”

我们联想起他的恋爱史便可以确定：那是没戏了。

第六章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叔本华讨厌黑格尔，尼采喜欢叔本华，也讨厌黑格尔。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第三个讨厌黑格尔的人。他叫克尔凯郭尔（又译祈克果），差不多和叔本华一个时代，比尼采要大一辈。

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寒，靠放羊为生。后来他父亲发了财，光在哥本哈根就拥有六处房产。在原配妻子去世后，克尔凯郭尔的父亲娶了已经怀孕的女佣为妻，这个怀着的孩子就是克尔凯郭尔。在家里，克尔凯郭尔排行最末。

后来，克尔凯郭尔的哥哥姐姐相继去世，都没有活过34岁——这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年龄。最后家里就剩下老父亲、克尔凯郭尔和他的一个兄弟。

克尔凯郭尔的父亲童年放羊的时候，因为生活艰苦，曾经在荒野中诅咒过上帝，但此后不久他就发财了。这让克尔凯郭尔的父亲非常恐惧，他感到上帝是存在的，上帝帮助了他，但他却诅咒了上帝，这罪行有可能被宽恕吗？

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的妈妈是未婚先怀孕，他父亲觉得，自己和女佣私通这件事也是难以被饶恕的罪。

果然，他的亲人逐一离去。克尔凯郭尔的父亲认定这正是上帝的惩罚。上帝把财产留给他，却把他的亲人都夺走。因为有这些想法，老父亲在负罪和恐惧中常年惶惶不可终日。

克尔凯郭尔对他父亲非常崇拜，他父亲抑郁的情绪也深深影响了他。而且克尔凯郭尔自幼体弱多病，驼背跛足，这让他相信自己也受到了上帝的诅咒，也会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活不过34岁，而且死后会下地狱。这些遭遇让克尔凯郭尔一生非常忧郁孤僻，在23岁的时候还试图自杀。

克尔凯郭尔26岁的时候和一位政府官员的女儿订了婚。两个人都深爱着对方，但是克尔凯郭尔坚信自己短寿，死后又会下地狱，另外，他早年一段时间还曾经到妓院里荒唐过一段时间。他认为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未来的妻子。但是他的未婚妻太年轻了，那时只有17岁，克尔凯郭尔觉得未婚妻不会相信他所说的话。因此他虽然在冲动中求婚成功，却又马上后悔了。

经过了痛苦的抉择，无法撒谎又无法吐露真相的克尔凯郭尔毅然退掉了婚约。这在当时是非常不成体统的事。更要命的是，两个年轻人的感情仍旧很深。婚约退得比较顺利，女孩也寄还了婚戒。但是有一天，那女孩来找克尔凯郭尔，正好克尔凯郭尔不在家，女孩留下了一封情书，说没有克尔凯郭尔，她就无法活下去，要是克尔凯郭尔抛弃她，那会要她的命。

那女孩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克尔凯郭尔拒绝她的原因，克尔凯郭尔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就只能做一个全天下最难做的坏人。他故意在那女孩面前扮演讨厌鬼的角色，想让那女孩忘记他。这活脱脱是一出琼瑶戏，但主人公纠结的出发点不是没来由的自作多情，而是信仰与良心。

后来克尔凯郭尔去了一趟柏林，我们说过，那时的德国是欧洲哲学的中心，克尔凯郭尔在那里接触到了不少哲学名人。在那段时间里，他仍旧不断通过书信和借助朋友来打听女孩的情况。当朋友告诉他女孩生病了（其实是误传）的时候，克尔凯郭尔立刻匆匆忙忙赶了回来。

在去柏林的前后，克尔凯郭尔和女孩在小小的哥本哈根经常相遇。克尔凯郭尔仔细记录了每一次见面的细节，回想女孩是否看了他，是否向他笑过。他还幻想着能和女孩建立一种类似于兄妹的新关系。

然而有一天，克尔凯郭尔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那女孩和别的男人订婚的消息。这件事重重打击了他，让他一辈子都对这件事念念不忘。

感情是彻底结束了，但是打击还不止如此。

33岁的时候，克尔凯郭尔还得罪了一家低俗小报。那张报纸在整整一年里，不断刊登各种贬斥克尔凯郭尔的负面新闻，搜罗他的隐私，还用了当时刚流行的新技术——讽刺漫画。漫画里把克尔凯郭尔画成了外貌猥琐、举止色情的小丑。市井小人对这种生动形象的新事物津津乐道，全然不顾它对一个好人的伤害。

之前的退婚，另外再加上克尔凯郭尔和教会决裂，这些都加剧了社会对克尔凯郭尔的攻击和排斥。经过小报的恶意宣传，克尔凯郭尔的形象更加不堪，乃至街头的顽童都轻蔑地戏弄他。

克尔凯郭尔相信自己活不过34岁，但是他活了过来。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上帝赋予了他特殊的使命，让他去阐述基督教的真义。带着这种自许的使命感，他把精力投入到阐述基督教大义的写作中，直到42岁去世。

我们之前在说斯宾诺莎的时候提到，越是生活痛苦的人越关心个人幸福。克尔凯郭尔的遭遇如此痛苦，可以想象，他对个人幸福、个人命运会有多么关心！他又受到他父亲的影响，非常关注信仰。

因此他非常不满意黑格尔。

他不满意的地方在于，黑格尔把全体人类都纳入到他宏大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决定论中，把每个人都说成是历史棋盘上的棋子。个人意志、个人幸福和个人信仰在这个宏大的历史中微不足道，没有自己的位置。

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每个人都得屈从于必然的历史进程，个人就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尤其是黑格尔把宗教也纳入到自己的哲学系统中，好像人类信仰宗教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在绝对精神的驾驭下，被动地去信仰。

克尔凯郭尔不同意黑格尔的这些说法。

信仰是很个人的事，怎么能不经过自己的选择，被动地信仰呢？

克尔凯郭尔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身边也一样），他们信仰宗教并不是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而是人云亦云，别人都信，他就随大流去信。克尔凯郭尔认为，这些人喜欢混在群体里，通过集体的暴行来彰显自己的强大——这让人想到了克尔凯郭尔被群氓讥讽嘲笑的境况。几乎就是在克尔凯郭尔的同一个时期，勒庞写了著名的《乌合之众》，也持类似的观点。

克尔凯郭尔特别强调个人的选择。黑格尔说一切事物都要符合辩证法的必然规律，人类的行为也不例外。克尔凯郭尔反对这个说法——假如人的行为必须符合必然规律，那人类还谈什么自由呢？

克尔凯郭尔说，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也有选择的责任。有些人随波逐流地活着，拒绝作出自己的选择，那种人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不叫真正的活着。真正活着的人，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这个选择不能是纯理性的。真正的选择超越了理性，真正的信仰也超越了理性。克尔凯郭尔说，真正的选择是一种飞跃；信仰上帝这件事，是一个“信仰的飞跃”。

更进一步说，上帝拥有无限可能性。自由的选择是实现无限可能性的过程，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接近上帝的过程。

克尔凯郭尔的“信仰的飞跃”的宗教观不难让我们理解，很多人信仰宗教的过程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精神突变，说不出道理，突然就信了。而用理性思维在那里客观、严谨地讨论宗教，就算讨论得再多，恐怕对信仰也没什么帮助。

克尔凯郭尔也反对用理性研究宗教。

有的神学家虽然认为上帝是超越理性的，但是觉得理性可以为信仰服务，比如可以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比如用理性去证明上帝。克尔凯郭尔则认为，理性和信仰是对立的，必须要抛弃理性才能信仰。相反，“如果有一天人似乎成功地使基督教变得合理了，那么那一天就是基督教寿终正寝的日子”。这正好符合前面教父们说过的那句话：“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

这个思想和中国的禅宗很像。佛教认为终极真理是超越理性的。但是在禅宗之前，很多佛教宗派还在用理性去讨论、讲述佛教的终极真理。他们的意思是，没错，信仰佛教，达到“开悟”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但是不妨碍我们先讨论讨论，不妨碍老师先给你讲讲佛教的大意。所以修行佛教也是要学习的，学什么“四圣谛”“三法印”等等佛教的知识。但是禅宗认为，理性妨碍了我们把握佛性，不是对信仰的帮助，反倒是对信仰的阻碍。所以有的禅宗法师拒斥一切理性思维，他们常说各种看起来词不达意、答非所问的怪话，为的是阻止修行者的理性思考。更为极端的做法，是一言不发，或者用棒喝之类非常规的办法，让修行者完成“信仰的飞跃”。

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呢？

我认为，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揭示了一对矛盾：形而上学和自由意志的矛盾。

形而上学的目的是什么？

是用理性的方法找到终极真理。这个真理至高无上，可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为。

好，经过了这么多代哲学家们的努力，黑格尔好不容易给你们找到答案了。结果呢？

结果克尔凯郭尔偏偏不满意了！

克尔凯郭尔的意思是，如果存在一个能指导一切、包括指导个人行为的终极真理，那不就意味着个人的自由都被束缚了吗？

假如我们没有自由意志的话，那我们不就是木偶了吗？

有人说了，那要是有某种形而上学，也给自由意志留出了空间行不行呢？

我回答：你既然不能干涉每个人的自由意志，那你不就只能干涉物质世界了吗？

这不就是科学嘛！哪里是哲学啊！

或许有人会商量着说：我的形而上学只干涉一部分自由意志行不行？譬如我告诉你人生意义，但选不选，由你自己。

这个观点的问题是：不能成为普遍真理的人生意义，还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意义”吗？它还能解决我们对人生的困惑吗？我们追问人生意义，是在面临困惑的时候，想要找一个高于其他答案的指示，好指导我们前行。结果你说，这答案并不是绝对正确的，只是众多答案中的一个，选不选由你，这不又变成宗教型的信仰了吗？

我们来看看形而上学的窘境吧。

第七章 科学新发现：理性的反击

叔本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从不同的角度动摇了形而上学。

康德的形而上学很厉害，可是叔本华说的似乎也有道理，控制我们生活的，似乎是不受抑制的欲望，而不是冷静的理性。尤其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到处都是癫狂、绝望与毁灭，这怎么能让人相信世界是在纯理性的形而上学的统治之下呢？这更像是控制不住的生命意志在到处肆虐吧！

黑格尔也挨了历史一记闷棍。

黑格尔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符合他的预言。对于人类历史，他认为普鲁士国家是世界历史的顶点。因为把纳粹德国看作是普鲁士国家的继承者，所以在希特勒时代，黑格尔好像还真是正确的。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纳粹德国完蛋了。

再说了，纳粹德国造成了全人类的灾难。就算黑格尔预测对了，这也是给人类带来恐怖的邪恶哲学，谁会屈从于它的统治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格局、人类思想变得越来越多元，没有什么能统治全人类的思想，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我们看不到某种形而上学统治人类思想的样子。从这个角度上说，尼采才是伟大的预言家。他要毁灭传统的价值观，写了一本《重估一切价值》。二战以后的现实确像他所说的，所有的传统价值都崩溃了，一切价值都应当重估。

克尔凯郭尔更不用说了，直接认为形而上学和自由意志有矛盾，抛弃形而上学才是上上之选。

总而言之，按照这些哲学家的看法，形而上学就甭搞了。

好在我们还有科学。

在近代，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科学创造了各种人间奇迹。这是理性蕴含无穷力量的最好证据。多亏科学的成就，人类在历史上从没有像最近两百年这么自信过。在今天，谁能不相信科学的力量呢？罗素说，如果有一个国家完全不相信物理学，那么另一个国家只需要靠几个物理学家就可以把前一个国家灭了。换句话说，你要是不相信科学，你在这个世界上连生存都谈不上，就更别提其他了。

科学是坚持纯理性的。科学使用的是归纳法和演绎推理。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必须用理性的文字表达，都必须经得住严谨的实验。

科学创造的奇迹，就是理性创造的奇迹。

前面说过，形而上学必须使用理性工具——否则无法进行苏格拉底式的怀疑。那么，形而上学的溃败，其实就只是理性的溃败。理性工具不好用了嘛。然而与此同时，科学正在用一个接一个的奇迹来捍卫理性的尊严。

哲学是时候向科学求救了。

我们来看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学的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有用的东西。

首先是物理学的进步。

力学在牛顿之后两个世纪里基本没受到什么质疑。很多物理学家认为牛顿力学已经揭示了世界的真实面目，此后的物理事业没有太多可发展的余地了，不过是修修补补、把物理数据弄得更精确点罢了。因此有科学家说过，牛顿既是天才也是幸运的，因为只有一个宇宙可以供人发现，而牛顿已经把最重要的规律都发现了。

不过即便在牛顿力学的影响下，物理学仍旧有重要的发展，就是能量守恒和质量守恒定律。这两大定律进一步扩大了物理学的影响力，再次让人们发现，人体和其他无机物在物理上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是进化论的发现。科学将触角伸向了有机体。我们待会儿专门拿出一章来讲。

第三个是心理学的发展。

这回，科学直接染指精神领域了。

现代心理学使用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很丰硕，很多原本神秘的心理活动如今也有了清晰的规律。人们已经可以适当地干涉、改变人类的内心活动。

比如“巴甫洛夫的狗”，大家都知道吧，巴甫洛夫一边喂狗一边摇铃，最后训练得狗一听铃声就会流口水。这就等于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改变动物——也包括人类——的本能，使得人类对生物的干涉前进了一大步。

这样一来，人们对科学的自信心变得出奇的高。人们相信，只要假以时日，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就算是艺术、哲学那些过去被认为科学难以碰触的领域，将来运用心理学也可以解释了。

科学的发展给哲学带来了两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把宗教完全打趴下了。

科学打击宗教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不断创造科学奇迹增加人类的自信心；一个是公布各种和《圣经》记载矛盾的科学结论。就比如日心说之于地心说，进化论之于神创论。

当然科学还不是万能的。宗教信徒有一个无敌的说法是“这世上还有很多东西是科学没法解释的”。这话说得对，确实还有很多东西科学解释不了。

但是科学此时解释不了并不意味着未来解释不了，并不意味着神学能解释，并不意味着神学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这有点像芝诺的那个“知识越多越无知”的规律一样。科学愿意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正是它的优点。

更何况，科学可以创造出各种人间奇迹。宗教一直号称神迹可以让人们获得丰收、治愈疾病。但在近代，是科学不断在提高粮食产量、治愈疾病，而祈祷并不是每次都管用。

科学发展的第二个影响是，随着科学的触角越来越广，机械论和决定论必然重新抬头。就像前面说的，随着科学成就的增加，人们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有人提出来，以后没必要有哲学这个科目了。哲学问题不过都是人的心理活动而已，以后哲学只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就足够了。这种用科学代替哲学的想法，被称为“科学主义”。

但是就像我们说过的，用机械论去解释世界有几个问题。首先是置此前哲学家们的思考于不顾，根本不去回答笛卡尔和休谟的怀疑论。其次是它消灭了人的自由意志，让人们感到绝望。

针对后一个问题，唯物主义出现了升级版辩证唯物主义。不过在讲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理论之前，我们必须先讲一讲进化论。它对于重新认识科学和哲学，乃至我们自己，都有很大的意义。

第八章 人猿星球

历史上，有两次撼动人类最根本价值观的环球航行。大家都能想到，其中一次是麦哲伦的航行，它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另一次航行。

它发生在1831年底，此时的东方，道光皇帝正开开心心地统治着他的大帝国，根本意识不到，还有九年，鸦片战争的第一枚炮弹就要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了。在地球的另一边，一艘名为“小猎犬”号的英国军舰开始了它的第二次航行。这次航行意义之大，以至于在一百多年后，英国人把自己的火星登陆器命名为“小猎犬2”号。

在“小猎犬”号上，有一个叫作达尔文的年轻人，他是个博物学家。

“博物学”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学科。那个年代，人们对科学热情高涨，对自然科学也有巨大的兴趣。再加上地理大发现带来了大量新奇的事物，因此“博物学”非常热门。这个达尔文就像普通的博物学家那样，每次船到了一个新地方，他就下来收集各种动物，制作标本，挖掘化石，把自己的所见详细记录下来。包括达尔文在内，此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些看似并不惊人的举动最终却改变了全世界。

一方面是需要时间酝酿思想；一方面是被自己的理论吓到了。直到航行了二十多年后，达尔文才发表了进化论。

恐怕人类历史上再没有第二个理论会像进化论那样，从一发表到今天，都一直不断地遭受着护教人士暴风骤雨般的抨击。

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人是从猩猩变来的”这种说法，但不难想象，人类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绝对像是听到疯话一样。更不用说进化论直接和《圣经》相抵触了。

因此，进化论一发表，立刻引来了暴风骤雨般的攻击。

一次最有名的咒骂是在进化论发布不久，一个护教人士毫不留情地攻击维护进化论的赫胥黎说：“你的人猿祖先是你祖父那边的，还是你祖母那边的？”赫胥黎反击说：“如果让我从人猿和你那样的人当中选一个当祖父，我宁愿选人猿。”

“小猎犬”号的船长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不认为能搭载达尔文是一项可以永载史册的荣耀，反倒认为这是对他的令人无法忍受的亵渎。他当众举着《圣经》大声疾呼，要求人们不要相信达尔文的异端邪说。

但是再多的咒骂也扼杀不了进化论。

达尔文之牛，和欧几里得一样，不仅因为他设计了一个超强的理论，还因为他的理论在后世几百年中不断被人们攻击、讨论。结果越讨论，证明它正确的证据就越多。

一开始有人质疑：按照达尔文的理论，地球生物进化需要上亿年的时间。可是按照当时地质学的研究，地球的年龄远远到不了这个数字，因此进化论显然是不成立的。达尔文当时没有能力反驳这个诘问。直到后来地质学有所发展，才发现地球的年龄其实很长，足以完成进化。

还有人问，达尔文说生物每代之间有遗传和突变，这过程是怎么在生物身上实现的呢？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多年以后，人类发现了基因。基因携带上一代生物的全部特征，在产生下一代的时候又会产生随机的变化。基因的特性完全吻合达尔文的理论。

当时还有人质疑：既然达尔文说生物都是进化来的，那么就应该存在大量处于进化中的过渡型化石，而这些化石又在哪里呢？当时达尔文只能解释说，因为保存下来的化石很少，所以过渡型化石也很难被发现。这点听上去很像是狡辩。后来，越来越多能为进化论作证的新化石被发现，其中也包括很多过渡型化石，最著名的就是“始祖鸟”。

现在，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这个听上去很熟悉的理论。

要说明的是，进化论是一个被不断发展、完善的学说。我们所讲的是以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经过后人进行一系列修补的主流观点。

进化论的关键内容有这么几条：

第一，生物的基因信息可以遗传给下一代：

第二，在遗传的时候，基因会发生不可控制的随机变异；

第三，整个生物种群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每一代新生物的数量却大于自然资源能够供养的数量，因此每一代新生物中的大部分都会死掉。

第四，生物后天的变化在大部分情况下不能改变基因。

生物进化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因为每次遗传都会产生一系列变异，因此每一代新生物都会有一些个体的生理特征不同于父母辈。或者说，总有些个体长得“怪”。又因为生存压力特别大，每一代里的大部分都会死掉，因此假如这些长得“怪”的地方正好能适应当时的环境，那么拥有这些“怪”基因的生物就有更大的概率存活下来，这些“怪”基因也会保留下来，从而成为这个生物基因中的一部分，生物就完成了一次微小的“进化”。

进化论是一个假说，但也是一个绝妙的假说。

牛顿力学用一个极为简单的理论完美解释了复杂的物理世界。但牛顿力学还没有攻克生物世界。牛顿力学能解释生物体中的肌肉是如何运动的，却不能解释生物为什么会长成这样或那样。当人们观察大自然的时候，会发现生物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器官的特性都恰到好处，都在以最有效的方式保证个体的生存（假如你没有这种感觉，随便去看两集《动物世界》就明白了）。生物世界中处处充满了绝妙的“设计”，这无法用常理解释，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不是有一个万能的上帝设计出了这一切？

进化论把这神秘性给打破了。进化论就像牛顿力学那样，用极为简单的理论解释了复杂的世界，而且逻辑严谨，能自圆其说，不需要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干涉，比牛顿力学更容易让人接受。

不过，进化论也是一门被广泛误解的理论，我们要拿出很大的篇幅来解释这些误解。

误解一：进化论就是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

实际上，“进化论”这个词不太准确。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演化论”。

进化论的意思仅仅是，基因中那些适合环境的部分被保留下来了，不适合的部分被淘汰了。这中间并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

有些人会觉得从单细胞生物进化为人类，是从“低级”生物“进化”到“高级”生物的过程，人类比单细胞生物更“高级”。然而，人类的机体构造虽然比单细胞生物更复杂、人类的智慧比单细胞生物更高，但这并不一定就是进化的方向。

假如“高级”生物指的是更复杂的生物体，并且进化论是“从低级进化到高级”的话，那么经过几千万年的“进化”，为什么今天还会有细菌、有昆虫呢？为什么比细菌构造更复杂的恐龙反倒灭亡了呢？其实，为了生存，有很多生物的构造从复杂演化为简单。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里画了一张插图，画的是一棵巨大的树，树根是原始生物，越往上树的分叉越多，生物越复杂。这张图暗示了生物是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生物越进化，构造越复杂。这是《物种起源》里唯一一张插图，我们的课本上过去也有这张图，然而这张图是错的。目前生物学界更喜欢的画法是把所有的生物画成一个圆形，越靠圆心的生物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越早，人类和今天所有的动植物平均分布于圆形的边缘，看不出谁比谁更高级来。

这幅圆形图的意思是说，不管生物的构造是否复杂，大家都是演化的幸存者。

正因为有些人误以为生物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一种从低级到高级的趋势，因此产生了一系列误解进化论的结论。比如在基督徒那里，从低级到高级的趋势成了上帝意志的体现；在叔本华那里，这成了所有生命都有某种生命意志的证明。澄清了这个误解，这些观点也就不成立了。

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今天的猿类为什么不会再变成人了？”这个问题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把进化的过程想象成是一棵大树，根部的生物都要想办法向顶部生长，所以误以为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猿类都有变成人类的可能。如果换成圆形图，就不会有这个误解了。人并不比猴子更高级，因此猴子即便再进化，也不一定就会朝着人类的方向进化。到底进化成什么样子，取决于它们受到了什么样的生存压力。

误解二：生物的后天努力可以改变基因。

这种观点叫作“拉马克主义”。我们都知道“用进废退”的说法，如果我们总用左手工作，那么左手就会比右手更粗壮、更灵敏。拉马克主义认为，这种“用进废退”的现象会影响到下一代。也就是说，以前的长颈鹿因为够不到高处的树叶，就使劲地伸脖子，把脖子伸长了，它生出的下一代的脖子也就变得更长。

达尔文的进化论则认为，长颈鹿并不是自己把脖子伸长的，而是每一代新出生的长颈鹿因为基因的变异，脖子有长有短，脖子较短的长颈鹿很难生存下来，都死了，只有长脖子的基因才能留下来。久而久之，长颈鹿的脖子也就越来越长了。

拉马克主义同样给进化论加入了一种“生命意志”的味道，给进化论增加了方向感。因为生命拼命地想活下去，拼命地要努力，所以某个地方就“进化”了，进化就是生物生命意志的体现。

这个假说很容易检验，有人把每一代小老鼠的尾巴都剪短，坚持了好几十代，最终生下来的老鼠却仍旧长出尾巴。

还有一个更简洁的反驳：假如拉马克主义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人类会有处女膜？

虽然理论不成立，但是拉马克主义在感情上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它赋予生物在进化道路上的主观努力，让人觉得，生物在进化中是“奋勇向上”的。相反，在达尔文这里，生物的进化完全是被动的、无知的。基因并没有“想”变成什么样，完全是随机变成各种样子，再由残酷的淘汰——生物个体的死亡——来把不适合生存的基因淘汰掉。

虽然达尔文的理论很冷酷，但是他的理论很简洁，进化完全是客观发生的，不存在主观因素的参与。

最后要说明的是，关于拉马克主义，目前还有一些新的理论，认为部分性状的后天改变是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这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理论，即便成立，对我们后面结论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误解三是上一条衍生出的结论。

从个体看，基因进化完全是无序的、随机的，生物根本不知道自己该进化到什么方向。

但是从宏观看，从成千上万代生命这个总体性来看，基因又好像是有意识的，似乎是基因在努力延续自己，不断把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更有适应能力。

后者完全是一种错觉，但是我们在宏观上讨论进化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并不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当然我们时刻不要忘记，这意志其实并不存在。

误解四：为什么动物不能进化出机关枪？眼睛这么复杂的器官，只靠基因突变就有可能进化出来吗？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单一的机关枪零件并不会对生物的延续有什么益处，所以即便生活随机突变出单个的机关枪零件来，也显不出生存优势，反而会因为累赘而被自然界淘汰掉。另一方面，基因突变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基因可以使下一代的某个骨头更长一点或者更短一点，但是没法一下子进化出机关枪这么复杂的新东西来。所以虽然不同生物之间的特征千差万别，我们却能找到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脊椎动物的骨骼结构都差不多。陆生动物向鸟类进化的时候，只能让身上的羽毛越来越厚，让前臂逐渐变成翅膀，而不能一下子长出全新的翅膀来。

那么，由此就会产生第二个问题：眼睛这种非常复杂、少了任何一个微小部分就没法看东西的器官，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解释是，如果我们详细分析眼睛就会发现，每一个微小的局部在进化过程中都有一定的作用，不会存在没有任何作用的进化。

误解五：那么雄孔雀的尾巴呢？这玩意儿纯粹是累赘！

这个疑问乍一看的确是对进化论非常有力的攻击，所以达尔文说：“每当我凝视雄孔雀的尾羽，总感到一阵恶心！”

解释是，进化中除了生存选择外，还有生殖选择。

说白了，决定某一种基因能不能流传下来的原因，首先是前面说过的生存压力，带有不实用基因的个体都会死掉。此外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看带有这一基因的个体和异性交配的机会是多还是少。

对于有性生殖的动物，交配是这么一回事：雄性交配的成本很低，几分钟后就没自己的事了。雌性不同，成功受孕直到生出下一代，在这段时间里都不能再重新受孕。所以在生殖这件事上，雄性和雌性相比，雌性是稀缺资源。也可以这么说：雄性个体要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最优的策略是寻找尽可能多的未孕雌性交配。雌性个体的最优策略，则是千挑万选，寻找基因最优秀的雄性交配。

那么雄性想要让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就必须和其他雄性竞争。最常见的竞争方式是武力搏斗，也包括用华丽的外表、漂亮的巢穴等等东西去吸引雌性。所以在有性繁殖的动物里，我们会发现，最漂亮的动物常常是雄性的，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正相反⋯⋯

你可能还会问，那雌性为什么会对有华丽外表的雄性感兴趣呢？比如，为什么雌孔雀会对有大尾巴的雄孔雀感兴趣？这样的雄孔雀不是生存能力更差吗，这还符合进化论吗？

这个进化过程可能是这样的：最开始雄性孔雀的尾巴还没那么长，雌孔雀选择尾巴漂亮一点的雄孔雀，是因为漂亮的尾巴代表了雄孔雀身体里没有寄生虫，身体健康。所以雌孔雀的基因促使她们对尾巴漂亮的雄孔雀感兴趣（那些对漂亮尾巴不感兴趣的雌孔雀基因，因为有更大的概率去和不健康的雄孔雀交配，所以被淘汰掉了）。我们说了，在交配中雌性是稀缺资源，那么同样都是尾巴漂亮的雄孔雀，就只有最漂亮、最显眼的那一只被雌孔雀挑中。长此以往，雄孔雀的尾巴就像长颈鹿的脖子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了。

当然不要忘了，决定基因遗传有两个因素，生存压力是第一位的。之所以雄孔雀的尾巴能进化到严重影响生存的地步，这是因为孔雀的生存压力很小。假如生存压力大的话，当雄孔雀的尾巴进化到让自己不容易逃跑的时候，大尾巴的雄孔雀就都被吃掉了。孔雀的尾巴只能变大到刚好不会成为逃跑累赘的大小，就停止变大了。就比如公鸡的鸡冠、公狮子的毛发，都起到吸引异性的作用，但大小不可能更夸张，不会影响逃生和它的捕食。

和孔雀例子类似的是，为什么人类进化以后，毛发会越来越少？我们知道，毛发能耐磨、能御寒，好处很多。之所以人类的毛发越来越少，这大概是因为只有毛发少的人类才能向异性更好地展现自己的身体：体型匀称、体色正常、没有皮肤病，等等。

当然，这肯定还和气温变暖、人类学会用火和衣服御寒有关，否则人类中的大部分都被寒冷夺去生命，那么毛少的人类也就不会生存下来了。

误解六：进化论还只是一种未经验证的假说。

反对进化论的宗教人士特别喜欢这么说。但有两个解释可以反驳、否定进化论的倾向。

第一，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假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要费这么大力气解释进化论的细节，我是想让大家明白，达尔文进化论是目前最合理、佐证最多、反证最少，也是最简洁、最聪明的假说。

第二，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增加了进化论的可信度。除了现实中可以观察到活生生的进化过程外，最有力的证据，是在不同地质层里发现的化石都符合进化论的预言。

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人工培育。我们今天接触的大部分生物，粮食、蔬菜、瓜果、家畜、宠物，全都是人类选育出来的。今天的小麦也好，家猪、宠物狗也好，放到野外去就都不可能生存了。人工选育的过程是加速版的进化论，是进化论的应用和证据。

在生物研究中，我们还会发现很多“笨拙”、无用的设计。假如生物真的是由一位最智慧的神灵设计的话，这些地方本可以被设计得更好，这也可以反驳“神创论”。

误解七：把进化论推广到社会学领域。

在接受了进化论以后，有些人试图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就像哲学家把力学应用到机械论世界观中一样。其中给人类造成最大恶果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了。

简单地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思是，我们的社会也应该像优胜劣汰的大自然那样，有很高的淘汰率，把不适合生存的人都淘汰掉，以便达到最高效的进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纳粹的种族主义。纳粹认为只有“优等”种族才有权利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生存下去，其他的“劣等”种族必须淘汰掉，以免和优等种族抢夺资源，以免他们以通婚方式“污染”优等种族的基因。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给纳粹迫害犹太人找到了理论借口。

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纳粹还会杀害老人、残疾人、精神病人等弱势群体，因为他们不再有竞争力，对国家的索取大于贡献，拖国家的后腿。

毫无疑问，这种观念和我们今天奉行的人道主义严重相悖。我们可以暂时放下道德谴责，看看这种理论是不是还有其他可以反驳的地方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它就是：要求为了集体（优等基因）的利益，无条件牺牲个体的利益。为了延续“优等”种族，牺牲更多的人民。

这是一个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然而，根据进化论，我们还可以得到另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进化论不是说基因的遗传——即个体的生存、生殖——是最重要的吗？换句话说，人类基因的本性就是自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不自私的基因都没得到遗传。那么，自私不就是人类的天性吗？这样看来，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行事也是天经地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便形成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反的、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了。

怎么看待这两种观点呢？

英国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写了一本《自私的基因》，解释了生物种群中的利他行为。比如有的蚂蚁为了其他蚂蚁的生存，会牺牲掉自己。这是因为，在有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某一个生物群体看成一个基因单位。当生物是以种群为单位生活的时候，基因中可以带有一些牺牲自己帮助他者的“利他基因”，这样更有助于整个种群基因的延续。当个体牺牲自己利于他者的时候，就等于通过他者延续了自己的基因，并不违背进化论的模式。

所以，“人类天生自私”的这种观点就可以被否掉了。人类就是典型的社会型生物，人类的基因中，并不一定就不存在“利他基因”。

然而，《自私的基因》不正好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吗？不正好说明，为了集体牺牲个体是符合进化论的吗？

关键在这里。

无论是天性自私论，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全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我们为何成为这样”和“我们应该怎样”等同在一起。这些观点的逻辑是，既然人类的基因是经过生存斗争而来的，那么人类就应该把这种斗争精神延续下去，继续通过竞争来筛选基因。

但是，为什么呢？

进化论仅仅阐述了一套基因变化的规律，这中间并没有任何道德含义。而且正是进化论把神创说从生物界赶走了，才把生物学中的道德元素降到最低的程度。

在整个进化论学说中，有任何的观点能说明，进化论是道德的吗？是高尚的吗？是人类不可干涉的吗？

实际上，就像人类利用力学改造自然一样，人类早已在插手生物的进化过程。这才有了不适合野外生存的家畜，才有了农作物。

所以，把进化论的观点和道德连接在一起，是思维混乱的表现。

进化论对哲学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影响，是严重打击了基督教的权威。可以说，在所有的科学发现里，基督教最讨厌的就是进化论。

《圣经》里用了很大篇幅写上帝怎么创造万物，写洪水来时诺亚方舟是怎么回事，更关键的是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故事，并由此引出了人类灵魂较之于其他动物的高贵性，以及人类的原罪。

可假如承认人类和各种生物都是一点点进化来的，《圣经》的说法不就都不成立了吗？

在今天基督教势力很强的美国，一些州的教科书里不能出现进化论，或者必须把进化论同神创论放在同等地位上来讲。美国辛辛那提州还有一座由基督教信徒开设的神创论博物馆，用大量模型和文字来“论证”进化论是错误的。比如，做了一个原始人和恐龙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的模型，以此证明恐龙和人类是一个时代的⋯⋯

在基督教和进化论的对抗中，有一些有趣的言论，比如有神创论者认为，之所以在不同的地质层中会出现进化程度不同的化石，是因为每一个地质年代都有一次类似诺亚方舟时代的大洪水让所有的生物灭绝，随后都伴随着一次类似《圣经》描述的上帝造物的过程。还有人解释说，化石是上帝最初创造生物时的实验模型，或者干脆说，进化论是上帝为了考验信徒而创造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反对进化论。首先，基督教的教派很多，基督徒不一定就是神创论者。而且《圣经》中和进化论矛盾的地方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性的解释。比如说上帝创造了最初的生命，然后让生物自己进化，或者上帝是通过进化论来创造万物的，或者说《圣经》的很多文字仅仅是比喻，不能从字面上解释。

一个比较常见的基督教解释是，生物的确是按照进化论的模式进化的，但是在人猿进化到比较成熟的一刻，是上帝将人类的灵魂注入到人猿的躯体中，由此产生了人类。

进化论的第二个影响，是进一步消除了人类的神圣性。

在古代，人类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心说打破了这个美梦，告诉我们人类不过是生活在广大银河系一隅中、微不足道的星系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星球上的一种生物，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

人类原本还以为自己是万物之首，和其他动物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高贵地位，所以在基督教里，只有人类才有灵魂。

然而进化论把这种自满也给消灭了。人类只不过是为了生存、在进化论规律下随机突变出的一种生物而已。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也没有什么高贵性、神圣性。

去神圣化还导致了第三个影响，解释了一些过去被认为神圣、神秘的人类天性。

比如很多哲学家、思想家都认为艺术具有一种高贵的、超越尘世的品质。但根据进化论的解释，一些艺术品的价值就没那么神秘了。

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都喜欢通过雕塑和绘画来展现优美的人体。进化论对此作了以下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某个人体的时候会感到愉悦？那是因为这些人体代表了他（她）拥有更健康的基因，有着更强的生存和生育能力。古典艺术中的人体都是身体匀称、皮肤光滑，第二性征突出的，完全符合基因在进化中的选择。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固然没有直接产生性欲，但是美的根源却是生存和生殖。我们难以想象，仅仅从人体美这个角度来说（而不是人文价值，比如罗中立先生的《父亲》），古典艺术家会认为一个带有疾病的、过胖或者过瘦的、年老的身体会有什么美感。我们也没法想象，一个不带人类特征的外星人形象会让人觉得有什么美感。

所以当康德和叔本华说审美不带有欲望的时候，这话是否还可以商量？

还有一些小的推论。

推论一，叔本华说生物有生命意志，其中生殖是最重要的。生物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生殖。这个观点正好符合进化论。进化论也认为，为了能将基因保留下来，一切都应该以生殖为目的。所以自然界的很多生物，一旦过了生育的年龄马上就会衰老死亡。人类女性在更年期后，雌激素一旦停止分泌，身体马上加速衰老，疾病增多，就是这个道理。

推论二，尼采说权力意志，说每个人都想成为强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进化论。因为生物在进化中必须变得越来越强，才能不断增强种族延续的可能。雄性动物都占有欲超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选出最强的，才有资格和雌性交配。

推论三，有的老师说，劳动是人的天性和本能，这是对的吗？

答案很简单，不对。因为劳动会带来肉体痛苦（劳累、枯燥等）。愉悦和痛苦是人类进化出来的一套奖惩系统，为的是指导人如何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在远古时代，会导致愉悦的行为都是利于生存的，是人的天性，会导致痛苦的行为是不利于生存的，是违反天性的。

在远古时代，能量是生命最稀缺的资源。劳动会让人消耗能量，因此基因让人体在劳动的时候获得疲劳的痛苦，用来警告人体，能不动尽量不动，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能量，提高生存的可能。

所以从进化论的角度说，劳动是违反天性的。

认为劳动违反天性是在否认劳动的价值吗？恰恰相反，正因为承认了劳动违反人的天性，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劳动者才值得我们尊敬和歌颂。他们是在忍受天性带给他们的痛苦，为人类创造价值，因此是伟大的。假如说劳动是人的天性，那劳动者有什么好歌颂的呢？我们会说，哟，你劳动了？这不是你的天性吗？不就是你正想要的吗？我自己歇会儿，我把劳动的机会让给你，你是不是还得因此感恩戴德啊？

第九章 科学倒打一耙

这是一个天才中的天才。

就不说他3岁指出父亲账本的错误，不说他22岁获得博士学位，也不说他25岁当选院士，更不说他精通六七种语言。

只说他19岁的时候就想出了正十七边形的尺规画法。在他之前的所有大数学家，包括牛顿在内，都没能想出这方法来。当然，我知道，您大概跟我一样，对这什么什么边形没什么概念。正好网上可以搜到画这个正十七边形的动画，您自个儿看一下就能感受到了。我的意思是，别说19岁了，就算你我学到29岁，这画法咱都未必能学会。

这个人您大概猜出来了，他叫高斯，法国人，人送外号数学小王子。

高斯一生获得了无数荣誉，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学术地位都很高。但是他在数学上有一项重大的发现，却因为害怕社会压力一直没有发表，直到他去世以后，人们才从他的书信和笔记中知道了这个发现。

到底是什么数学发现让已经名扬天下的高斯如此恐惧呢？

1826年，在俄罗斯的喀山，一位叫罗巴切夫斯基的数学家发表了一篇古怪的演讲。在严肃的学术会议上，他突然谈起什么平行线可以相交、三角形内角之和不等于180度等等古怪的定理。这正是高斯不敢发表的那些发现。事实证明高斯的谨慎是对的，就是因为说出了这些发现，罗巴切夫斯基一生遭到了各种压力，攻击和嘲讽接踵而来，晚年的时候连大学教职都被剥夺了。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罗巴切夫斯基其实没想这么叛逆。我们前面讲欧氏几何里有五条公设，其中第五条公设非常复杂，很多数学家都想通过前四条公设证出第五条来，结果都没有做到。罗巴切夫斯基也想这么做，但是他别的办法不用，非要用归谬法。归谬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假设第五公设不成立，然后只要能推出不成立的第五公设和其他公设有矛盾，就可以证明第五公设是多余的了。

罗巴切夫斯基假设第五公设不成立以后，他使劲地证啊证，越证越不对劲儿，为啥所有的结论都和前四个公设不矛盾呢？结果罗巴切夫斯基发现，嘿，把第五公设改了以后，新的第五公设和前四个公设竟然还是相容的，这不就形成一个全新的几何体系了吗？而且这个几何体系和欧氏几何的各种定理全都不一样。后来这个体系就被称为非欧几何学。这可真是数学界的一大发现！罗巴切夫斯基很激动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结果却换来数学界的一片嘲笑。

这是为什么呢？

我就问大家一句话，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出平行线相交的情况吗？

假如你在上中学数学课的时候，举手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平行线不能相交呢？”

老师多半会回答说：“大哥呀，平行线的定义就是‘在平面内两条不相交的直线’——再捣乱就给我出去！”

你看，一般人根本没法想象什么叫“平行线相交”，这话完全是没意义的嘛，罗巴切夫斯基时代的很多数学家也是这样，所以都不理解罗巴切夫斯基的想法。

另一个研究非欧几何学的德国人黎曼，也没从这发现中得到多少好处。黎曼也是个天才型的数学家，受到过高斯的高度评价。但即便如此，黎曼在当上大学教授之前非常贫苦，时常要饿肚子。他建立的黎曼几何学并没能给他带来财富。因为贫病交加，黎曼39岁就去世了。

在黎曼去世50年后，爱因斯坦创立了震惊世界的相对论。爱因斯坦证明，牛顿描述的世界不够准确，相对论才描述了世界的真实样子。

然而，爱因斯坦有物理理论却找不到数学工具来表达它。为此爱因斯坦苦苦思索了三年也没有结果，直到他的一位数学家朋友从旧纸堆中发现了黎曼的著作，并惊喜地发现，这理论能完美地表达相对论。

从此，学术界才意识到，非欧几何学不是疯人的臆想，反倒能揭示世界的真相。

在小学数学课上，常常有孩子这么问老师：

“老师，什么叫公理？”

大部分老师都会严肃地回答：

“大家公认的道理就是公理。”

但如果你此时已经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怀疑精神，那么你就应该反问道：“那么老师，到底有多少人公认才算是公理呢？我承认有用吗？”

老师说：“废话，你是小孩，你承不承认有个屁用！”

你又说：“那大人承认有用吗？公理应该让全民投票吗？要是全民投票，布鲁诺不还是应该被烧死吗？”

老师说：“只要数学家都承认就可以了。”

你又说：“那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数学家呢？是根据考试产生吗？还是投票产生吗？抑或是根据学历吗？再说，数学家之间也投票吗？哪边人多哪边就正确吗？那会不会是这样的场景呀——某个礼拜天的早晨，剑桥大学数学系里人声鼎沸，如同证券交易所一般。负责接听电话的助教兴奋地大喊：‘就差一票啦！就差一票就可以压过牛津那帮孙子啦！’数学系教授们焦急地互相询问：‘谁？谁还没投票？’只有罗素沉着地说：‘快把维特根斯坦叫起来，丫一定在赖床，每次投票他都缺席！’

“呃⋯⋯老师，是这样的吗？”

于是老师只能说：“你给我出去！”

今天我们知道，老师们这么回答其实是蛮不讲理。

公理不是什么公认的道理，公理是硬性规定的。

但是在非欧几何出现之前，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几何公理的看法和咱们老师的说法差不多。谁能认为平行线还可以相交呢？

因此我们前面说，理性主义者相信这世上存在着某种先验的真理，根据之一就是欧氏几何的存在。哲学家们觉得，欧氏几何中的图形不存在于任何一个日常事物中，但是却可以概括世间的一切平面形状，这不是表明世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秩序吗？但是非欧几何的出现说明，欧氏几何并没有什么超然的独特性，不过是我们对世界众多描述方式中易用的一种罢了。因而哲学家们对先验理性存在的信心也就降低了。

其实，这远不是数学家第一次摧毁人们对先验理性的信心。比如古希腊哲学家大都相信“整体大于部分”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咱们一般人也都相信）。但是数学家在研究无穷大数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知道，自然数包括奇数和偶数，偶数只是自然数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却可以认为偶数和全体自然数一样多！因为每提出一个自然数，都可以将它乘2，找到一个和它对应的偶数。按照这个方法，无论找到多少自然数，我们都能找到一样多的偶数。所以，“整体大于部分”的概念在无穷大的集合中是有问题的。

当然，这似乎只是个数字游戏，跟我们的生活关系不大，那么看看下面这件事。

1919年3月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几个月，两队英国人登上了停靠在利物浦港的英国军舰。这艘军舰要把两队人分别送到非洲海岸附近的一座小岛上和巴西热带雨林的一片荒地上。两队人行色匆匆，他们必须在5月29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晚一秒都不行。

这是一场带有民族情绪的行动。英国和德国在一战中互为敌国，而这场行动即将证明，到底是英国人牛顿还是德国人爱因斯坦在引力问题上的预言更加准确。因为这是英国人的队伍，所以有不少人都暗暗倾向于牛顿。

之所以选择5月29日这一天，是因为爱因斯坦的理论有一个古怪的推论。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太阳的引力能够扭曲光线。在白天，我们观测太阳旁边的星星时，星星发射到地球的光线不是正好路过太阳吗？这光线就会受到太阳引力的干扰，我们所看到的星星位置会受到影响。而到了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我们观测到的星星的位置没受到太阳的影响，就和白天的不同了。

但我们都知道，白天是看不到星星的，因为太阳太亮了。

只有一种情况除外：日全食。

1919年5月29日正是发生日全食的日子。英国人千里迢迢地远行，为的是寻找地球上的最佳观测点。而且为了防止那天当地正好阴天，因此选择了两个观测点，组织了两队人马。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爱因斯坦是对的。他预测的数字极为准确，而牛顿是错的。

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实验，在这之前和之后，科学家们做了无数次实验，都证明了爱因斯坦的正确。

牛顿时代结束了，相对论时代取而代之。

相对论得出了很多看似怪诞的结论。出于好奇，让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

首先说狭义相对论，我们看看两个最直观的结论。

第一，光速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在前进的自行车上打手电筒发出的光速，和我们站着不动打手电筒的光速一样。

这就可以问了：假如我是一个武功高手，出手飞快，我的手速已经超过了光速，那我向你出手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呢？因为从我手上发出的光的速度没有我手的速度快，所以你会先挨打，然后才看到我出手。这⋯⋯不就天下无敌了吗？

爱因斯坦说，不行，因为任何物体的移动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再牛的武林高手，即便能突破生理极限，也没法突破物理规律的极限，他的拳速至多是接近光速，永远不可能超越光速。

第二，说一个宇宙飞船接近光速，飞船之外的人去看这个飞船，会发现飞船的时间变慢了，长度也缩短了。然而飞船内部的人却没有感觉。

准确点说是这样，相对论说的是，两个运动状态不同的观测者，在看同一个物体的时候，他们看到的这个物体的时间、长短、质量都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在牛顿时代（也是咱们普通人的概念），时间和空间都是独立的，互相没有关系。就像“5分钟”和“3厘米”根本没法放在一起计算一样。

但是狭义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互相独立的，可以互相影响，不同运动状态的人观察同一个物体，观测到的时间、大小都不相同。因此时间和空间得放在一起研究，统称为时空。质量和能量也不是互相独立的，统称为质能。这也是核武器的理论基础。

牛顿理论相信物体的时间、长度、质量都是绝对的，无论观测者是谁，一米尺子就是一米，是不变的。狭义相对论则认为，这些数值都是相对的，观测者不同，观测的结果就不同。

以上是狭义相对论。下面来说广义相对论，它解释的是万有引力。

在相对论之前人们已经知道了万有引力的存在，但是不知道引力是如何产生的。万有引力能够让两个星球相隔万里还有相互作用力，这点连牛顿都不太说得明白。

直到广义相对论出现后，人们对于引力才有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广义相对论的意思是说，当空间中存在物质和能量的时候，空间就会受到影响而弯曲，质能越大，空间弯曲得越厉害。引力就是这种空间弯曲产生的。

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好比我们的空间是一张抻平的床单，当我们往上放一个木球的时候，床单会被压下去，那么木球周围其他更轻的小球就会滚向木球，看上去就好像小球被木球吸引了一样。假如放的是铅球呢，床单会被压得更严重，造成的空间扭曲更大，引力也就更大。

相对论对于哲学的意义在于，这进一步打击了人们对先验理性的信心。

首先，当初非欧几何出现的时候，人们觉得这就是一种数学游戏，没有什么实用意义，不像欧氏几何那样能反映客观世界。而广义相对论认为真实的空间是弯曲的，在这弯曲的空间里，正好用上了非欧几何，这就彻底打破了欧氏几何的垄断地位，欧氏几何没什么特别的了。

第二，相对论否认了牛顿时代的时空观。在牛顿看来，时间和空间的独立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相对论认为，人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二者应该都是相关的。于是，人们对先验理性是绝对真理的信念要进一步打折扣了。

以上的这些科学发现，导致人怀疑先验理性到底存在不存在。当年的理性主义者、形而上学家们自信满满地追求绝对真理、先验理性，此时看来，他们自信的真理就不一定是绝对的了。

我们顺便说一下，相对论的发现也正好证明了休谟怀疑论的正确。休谟说，无论我们过去看到多少重复发生的事件，我们也不能断言这事件在未来一定会再次发生。无论太阳升起过多少次，也不能肯定明天太阳一定会再次升起。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抬杠。

可是在相对论出现之前，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科学实验、天文观测和机械生产，无数次证明了牛顿力学是正确的。可接下来的结果呢，有一天人们发现：哇咧，新的观测数据真的就出现例外了，真的就不符合预测了！这不就是休谟的预言吗？

所以，让我们一起膜拜休谟大人吧。

相对论还有一个衍生的结论：我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

通过发展观测技术，人类有能力看到越来越远的宇宙了，比如目前能观测到的最远距离好像是120亿光年。但光速是恒定的，120亿光年的意思就是说，来自那个地方的光得花120亿年才能照到地球上来。因此我们所看到的120亿光年远的宇宙，只能是它120亿年前的样子。后来它变成什么样子了，今天它是什么样子，因为它发出的光线还没到地球，我们就不知道了。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知道从人类出现以来这段时间里宇宙的样子，那我们只能观测到几百万光年范围以内的宇宙。而据推断宇宙可能有几百亿光年大，相比之下，我们能观测到的范围就太小了。

所以，无论我们对宇宙的全貌有什么样的设想，这些设想都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检验。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只能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只要相对论没有被推翻，这个有限范围就没法突破。

更厉害的发现还在后面。

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里，我们想要了解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必须知道两个东西：物体的位置和动量。

然而物理学家们在研究量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物理学家观测一个电子，越是精确地确定其位置，就越无法确定它的动量；越是想更精确地测定它的动量，就越测量不到它的位置。这并不是因为科学家的观测技术不行，而是由严格的理论决定的。这个规律叫作“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或者“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

也就是说，你大可以想象每一个电子在某个瞬间有固定的位置和动量，但这对于人类是没有意义的。人类永远无法知道一个电子的运动状态，也永远无法精确预测电子的运动，只能大略猜测它的运动趋势。

而且，因为不能准确预测某个电子下一刻的位置，所以我们连分辨两个电子的能力都没有。当我们观测两个相同电子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两个电子闪来闪去，我们根本没法知道哪个是哪个。

类似的怪事，还有电子的“波粒二象性”。从传统意义上说，电子不可能既是波又是粒子。然而科学家在实验中发现，电子既能显示波的特性，又能显示粒子的特性，关键看科学家们用什么方法去检测它。用一种方式观测就是波，用另一种方式观测就成了粒子了。

这是对物理学冲击非常大的一个学说。

然而量子力学说的是什么呢？在量子级别的世界里，没有决定论，也没有确定的因果律。科学家们对于一个电子的运动状态只能预测出一个概率，只能说大约、可能在哪儿。物理学成了一门缺乏确定性的学说。

这一下子让整个物理学都变得可疑了。难怪爱因斯坦对这一学说特别反感。在这个问题上，爱因斯坦扮演了顽固派的角色，试图用各种办法来驳倒测不准原理，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上帝不掷骰子。”意思是说，世界不可能真正是随机的，一切都是确定的。

然而，这回是爱因斯坦错了。

经过无数次讨论，今天的科学家们普遍接受了海森堡等人的结论。人们相信，在对量子的认识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限制，人类永远无法准确地认识量子。霍金因此说：“上帝不但掷骰子，还把骰子掷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去。”说这世界不仅存在随机性，而且人类无法更准确地了解它。

这意味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又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而且只要量子力学不被推翻，这限制就永远无法超越。

那种认为“随着不断发展，科学终究能解释明白所有事情”的想法，就变得很值得商榷了。

而且，还有一种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是由逻辑决定的，更是没法超越的。

比如，“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影响的”，这句话对吗？

这句话永远是对的。因为一旦我们找到一个“不影响任何事物的事物”，那么，当我们观测到它的时候，它就开始对我们产生影响了。所以我们永远找不到不影响他者的东西。所以，上面的这个命题是永远正确的。

再比如，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都有很多宗教信徒号称自己拥有过神秘体验。比如感觉到神灵对自己有所启示，甚至是某种“天人合一”的体验。那么，从科学的角度说，即便我们排除当事人撒谎、使用迷幻药等原因外，科学仍旧不可能承认这种现象，仍旧会认为这些都是幻觉。

“幻觉”的定义是什么呢？定义就来自于经验主义：一个东西我说我看见了，其他人都没看见，那就说我产生“幻觉”了。问题是，宗教的神秘体验恰恰是属于个人的，因此就算那个人真的见到神迹了，只要神秘体验没有留下其他人看到了的痕迹（比如神灵出现后融化了地面之类），那么永远都会符合“幻觉”的定义，永远都不会被科学承认。

再比如“不存在不能被观测到的事物”、“如何确定我的记忆没被修改过”也属于类似的问题。

前面说过，科学原本是理性的帮手，然而一战以后的科学发展却不断揭示了理性的局限，倒打了理性一耙。其实，哲学家们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比如休谟认为人类不可能了解因果律，康德认为人类认识不到物自体。这些科学新发现等于佐证了哲学家们的结论。

我们再说点量子力学的其他影响。

那就是彻底打败机械论和决定论。这对于坚持人有自由意志的学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量子的运动状态充满了随机性，那么，即便我们的物理学再发达，我们也不可能准确预测一切。或许有人问，量子那么小，它的随机性是怎么影响宏观现实世界的呢？我们不讨论具体的物理问题，但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有一个科学家，根据每次观测到的量子运动状态去控制一台机器，那么这台机器的运动状态自然也就是随机的，也是不可预测的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量子世界并不是随机的。我们看到量子世界的种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的认识、经验以及语言，与微观世界的规则不匹配。我们的思维根本就不适合表达那个世界的规律。其实量子世界本身存在因果律，只是我们的思维认识不到。但即便这么设想，在我们这个“表象”世界里，量子运动终究是不可预测的。就算背后有因果律，因为我们永远不能理解这种规律，所以，机械论和决定论对于我们也就没有意义了。

再说点闲篇儿。

量子力学还有一个问题，它和广义相对论是矛盾的。用广义相对论去研究宏观宇宙，用量子力学去解释微观世界，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两个理论却无法相容。这里面显然有问题，但是科学家们无论是从量子力学还是广义相对论中，都还没有找到突破口。科学家们觉得，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来统一这两种理论。比如美国电视剧《生活大爆炸》里的主角Sheldon搞的超弦理论以及另一套M理论，都是目前非常流行的方案。但这些方案的问题是，它们只能在数学上进行统一，却无法用实验验证。因为实验所需要的技术远远超过了人类现有的能力。不能用实验检验，这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还可以说说爱因斯坦和海森堡。

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和原子弹有关，但都不是原子弹真正的发明人。

很多人误以为爱因斯坦就是原子弹之父，人们根据他的质能方程造出了原子弹。喜欢玩电脑游戏的朋友知道，有一款著名的战争游戏《红色警戒》就设计成——玩家只要造了“爱因斯坦”就能开发原子弹。实际上，质能方程只是从理论上说明了质能转换是可能的，离原子弹还远着呢。爱因斯坦虽然身在美国，但是对原子弹的开发贡献其实很小。

海森堡则是实实在在开发过原子弹，但是在战争中，他站在了纳粹一方。他本来有机会造出原子弹改写历史的（当然，是往黑暗的那一面改写），结果由于算错了数，最终失败了。好玩的是，二战中的美国人很精，一边打着德国，一边还琢磨着德国的先进科技。美国人专门组织了特种部队，抢在其他盟国之前搜捕德国的著名科学家。结果海森堡等人就这么被美国抓去了。不过美国也不能强迫人家投靠，打探够了情报就把海森堡放了。之后海森堡就在西德工作，也算是为盟国服务了。

第十章 寻欢作乐

科学虽然倒打了理性一耙，但这一耙还不是很厉害。我们可以承认理性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有局限，但这并不是说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就没地位了。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不还在用牛顿定律嘛。

时间进入20世纪，理性还没有被打倒，还有很多哲学家在为理性的尊严而奋斗。

这次冲到前面的，是罗素老师。

罗素高寿，活了98岁。他出生的时候是中国同治十一年，颐和园还没开始建造。他去世的时候是1970年，互联网已经诞生了。

罗素大概是在普通人里声望最高的哲学家了。但就像叔本华和尼采在大众中的声望一样，罗素并不是因为他的哲学成就而出名，而是因为他一系列非哲学的、亲民的著作和社会活动所致。

虽然身居剑桥的象牙塔中，罗素一生却撰写了大量诸如《幸福之路》之类适合平民口味的通俗书籍。甚至他的《西方哲学史》在讲哲学的过程中都穿插着玩笑。他的名言是：“三种单纯又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这话广为流传。

罗素出身英国贵族，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一战的时候他就说过“爱国就是为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或被杀”——这话要放在今天，恐怕就会被人肉搜索了。在冷战最为激烈的时代，89岁的罗素积极倡议核裁军运动，因此在高龄中坐了牢。

罗素晚年的标准像——白发苍苍，神采奕奕，叼着一支烟斗，一副智慧的样子。这些远比精致的著作更能打动大众，使他成为大众心目中智者的代表，就像尼采的妹妹故意让尼采穿着白袍留着大胡子一样。老百姓谁看你的书啊，关键是做派到位，看着有智慧就行了。

这次我们要讲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但是理论内容并不多，八卦却不少。所以我打算这次先痛快地跑一回题，好好讲讲八卦。然后再回来敷衍了事地把正经内容说了。

好，就这么定啦！

我觉得说起罗素的八卦，最有意思的不是他如何反战、如何被剑桥开除、如何在高龄中被抓进监狱，最好玩的是他的浪漫史。

之前讲的哲学家，有不少人都是独身，罗素却是个大例外，这家伙不仅结婚离婚次数多，而且情史极为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我要是在文章中一一把他女伴的姓名写出来，您肯定记不住。咱们只能用ABCD代替。等您看完了就会发现，啥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呀，原来罗素的情史才是咱们这本书最复杂最绕人的内容。

罗素的家世非常显赫，他父母两家都是世代的英国贵族。他的祖父担任过两任首相，见过拿破仑。但罗素出生以后，他的父母和爷爷相继去世，他是由奶奶带大的。

我们可以想象，隔辈的教育，又是这么一个显赫的大家庭，罗素小时候自然受到了严格的管教，他小小年纪就很苦闷。但罗素也很牛，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用希腊语写日记，防止别人偷看。

17岁的时候，罗素遇见了一个比他大5岁的美国姑娘。他热情地追求她，美国姑娘不久接受了罗素的感情，但是罗素的祖母极力反对这件事。

那个时候的英国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在全世界都有殖民地的头号帝国，而美国则是一帮流浪汉创造的杂牌国家。你想，去殖民地开荒的那都是些什么人啊。别说罗素这样历史显赫的贵族家庭了，一般的英国人都未必瞧得起美国人。

于是罗素的奶奶使用了各种办法拆散这对情人。首先奶奶告诉罗素，他们的家族有精神病历史，不能生孩子。罗素的回应是，他保证结婚后会采用避孕措施。

老太太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她安排罗素从政，去巴黎当外交官，试图用异地恋拆散两个人。但是就像其他的热恋情人那样，暂时的分离非旦没有降低罗素的感情，反倒让他更加痴情。不久以后，罗素辞掉了外交官的工作，在22岁的时候和那美国姑娘结婚了——为了方便，我们以后叫她A。

28岁的时候，罗素和老师怀特海一起进行《数学原理》的写作。结果，写着写着，罗素喜欢上了怀特海的年轻妻子，也就是他师娘。同时罗素发现自己对A已经没有了感情。这时罗素显示出了令人惊讶的冷酷。他毫不掩饰地告诉A，他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任凭对方痛苦哭泣，自己却在一旁继续工作。

其实怀特海对罗素非常好，不只是知遇之恩那么简单。当年罗素在剑桥上学的时候，罗素考奖学金，成绩比另一个学生差一点。结果怀特海特喜欢罗素，就擅自把成绩单烧了，然后推荐了罗素。不过后来罗素和怀特海的妻子就是关系挺好的，倒也没怎么着。

罗素39岁的时候，又喜欢上了另一个朋友的妻子（B）。罗素对B感情很深，以至于为她写过几千封情书，有的时候隔几个小时就写一封，都快赶上短信聊天了。但是B一面接受罗素的感情，一面和他保持距离。

这里面还搅和进了怀特海的妻子。怀特海的妻子帮罗素跟B聊天，还帮罗素刺探A的情况。慢慢地，B就接受了罗素，怀特海的妻子还提供自己的房子让他们约会。B对罗素的影响很大，后来罗素又有了很多情人，但同时他一直都保持着和B的关系。

罗素的那个朋友、B的老公，在这件事中表现出非常高的品格。他知道了老婆出轨的事，还知道老婆有时候出去住一段时间就是为了约会。但这人能以他老婆的幸福为重，挽留老婆未果，就任由她与罗素相好了。后来，还有一个同情A的人发现了这段情事，他要把这事儿闹大。如果这样的话，会影响到罗素和B的前程（B夫妇也都很有名望）。结果还是B的老公劝那个人，把这件事压了下去。

罗素42岁的时候到美国旅行，又搞上了一个28岁的女大学生（C）。C和罗素同居，还以为自己和罗素订了婚。不久，罗素把C带到了英国，因为C没有钱，罗素就让她和B住在一起。

亏罗素想得出来！开始C不知道罗素和B的关系，还跟B说自己的心里话。后来她慢慢明白罗素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累赘了。有时B到罗素的房间里幽会，C就去使劲砸门。据说罗素只开了一次门，给了她一杯水，但是从来没有让她进屋过。B既嫉恨又同情C，但也不可能过分帮助她。几年后，C回到美国去了，得了精神病，身体瘫痪了。

43岁时，罗素又认识了著名诗人艾略特。罗素跟艾略特是一点儿没客气，艾略特生活困难，罗素一面接济艾略特，一面和他老婆（D）搞到了一起，还给人家买真丝内衣什么的。我想，罗素的接济不会出于龌龊的理由，他大概觉得帮助朋友是友情的伟大、挖朋友的墙脚是爱情的伟大，互不冲突。罗素和D搞得明目张胆，甚至于当艾略特不在家的时候，罗素直接就住到他们家里去。

这件事B和怀特海的妻子都知道。开始罗素资助艾略特的时候，B就劝过罗素，说你别跟人家老婆搞上。罗素还跟B说放心吧，不可能。

但是几年后，罗素突然厌烦了，中断了和D的关系。结果D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打击，一些年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44岁时，罗素又认识了一位已婚的女演员（E），两个人很快产生了感情。E接受了罗素和B的关系，愿意和B一起分享罗素。在一战期间，罗素因为反战进了监狱。两个女人常常一起去看望罗素。

50岁的时候，罗素让一个比他小22岁的剑桥老师（F）怀了孕，因此选择了和她结婚。

此时，在罗素继承到伯爵爵位之前，一直深爱罗素的A终于同意和罗素离婚。但A仍旧一直把对罗素的感情保持到晚年。据她的朋友说，她至死深信下一个电话会是罗素打来的，要重新娶她做伯爵夫人。

或许是报应吧。结婚才两年，罗素的这个F就出轨了。但是罗素也没消停，50多岁的他还追求过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跟人家保持了几年的情人关系。另外，他同E也藕断丝连。

在60岁左右的时候，这个F又爱上了一个双性恋，而且还生了这个人的孩子。而且F还让他姓罗素！一开始，罗素打算容忍这个孩子和这段婚外情。有时候度假，罗素和F都带上了自己的情人，就这么一起玩。据说有一次，一位访问者看到罗素不耐烦地带着一个孩子，就问他说这是你的孩子吗？结果罗素回答：

“不是我的孩子，是我老婆的。”

但是F后来又给那个双性恋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后来又迷上了双性恋者的前情人（看懂了吗⋯⋯）。这种超乱七八糟的关系让罗素实在不能忍了，于是在61岁的时候跟F离婚了。

但是罗素也没亏，在离婚之前，58岁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一个20岁的美丽漂亮的牛津大学本科生（G），她原本是来照顾罗素夫妇的孩子的。而且罗素还没离婚呢，就公然把G带回家住，把F气坏了。

64岁的时候，罗素和G结了婚。这其中一直没说的是，那个女演员E一直都抱着和罗素结婚的幻想。但你想啊，这女的自从跟罗素在一起以后，眼瞅着他离了一回又结一回，离了一回又结一回，都结了两回婚了还没轮到她呢，这时候心理就比较崩溃了，但还是和罗素保持关系。

罗素和G结婚以后，两个人又都出轨了，罗素在76岁的时候又离了婚，此时他同时追求着好几个女人，然后在80岁的时候又和H结婚。这次婚姻终于维持到了他98岁去世的时候。

或许很多人想知道，罗素能拥有这么多两性关系的秘诀是什么。金钱肯定不是原因，因为虽然罗素继承了不少钱，但是他也很能花。到了岁数比较大的时候，罗素面临过好多次经济危机，有时候穷到连书都买不起，别人出了书他不得不求人家送他一本。我想，除了名声之外，罗素能如此受女生欢迎，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优雅的举止、智慧的谈吐、幽默的性格以及对每一位女性都非常真诚热情。

另外，作为一个年过半百还能和妙龄少女约会的人，还必须做到不迂腐古板，甚至要比年轻人更加大胆开放。有一个段子说，罗素在北美旅行的时候，一群崇拜他的女大学生围住他，问他为什么后来放弃了哲学研究。罗素回答说：

“因为我发现我更喜欢性交。”

最后再说罗素干过的一件狠事。

在罗素的年代，代数一直缺乏一个像几何那样逻辑完备的体系。因此数学家们创造了一个“集合论”，想给代数一个完备的公理体系。这是人类理性的一大胜利，引来当时数学界一片欢呼。

然而罗素琢磨琢磨这事儿，在不到30岁的时候提出一个“理发师悖论”。大意是说，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个唯一的理发师。他理发的规则是，只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这个理发师该不该给自己理发呢？就陷入了矛盾。

我们不细究这个悖论了，简单来说，罗素用这个悖论说明了集合论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缺陷。

最惨的是当时一个搞集合论的逻辑学家，辛辛苦苦写了一本关于集合论的著作。在书即将出版的一刻，他收到了罗素关于这个悖论的信，一下子崩溃了。他意识到这本书完全是白写了。但是此时再修改他自己的书已经来不及了，这个逻辑学家只能继续出版这本书，并在书的末尾加上一句：“一个科学家所碰到的最不爽（undesirable）的事，莫过于在他的工作即将完成时却发现所干的工作的基础崩溃了。”然后他把罗素的信附在了结尾。

有人说，它这个undesirable是数学史上最词不达意的词了。我们可以想象，当他写下undesirable的时候，心里八成想的是另一个词儿——

太操蛋了！

第十一章 快乐王子

罗素的八卦好看吧？但是更好看的还在后面呢。

说到逻辑实证主义，虽然罗素也是一位干将，但贡献最大的不是罗素，而是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这兄弟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但他的经历可比罗素猛多了。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习惯，管罗素叫“高富帅”的话，那么维特根斯坦的正确称呼应该是：

高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帅。

在哲学史上，有不少哲学家家境殷实，很多人继承了丰厚的遗产。但是这些人要是跟维特根斯坦比起来，全都算穷光蛋。维特根斯坦他们家不是一般的富，而是超级富。

维特根斯坦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个商业奇才，用了三十年时间，从一个普通的绘图员一路奋斗成为钢铁大王，基本上垄断了整个奥匈帝国的钢铁产业。他们家的财产是世界级别的。他们家在维也纳的住宅无比豪华，外人都称作“维特根斯坦宫殿”。

咱们过去受阶级观念的影响，认为穷人先进，富人落后。所以历史人物的形象，多半是越穷越聪明勇敢，越富越残暴愚蠢。但事实上，不少艺术家、思想家都出身富贵家庭。这是因为有钱人也不会是傻子，他们不少人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变成纨绔子弟，他们和普通家庭的家长一样，都会尽力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而有钱人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培养出人才的概率也就可能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看历史，会看到有的人出身富家，继承巨额财产一辈子丰衣足食，而且长得还帅，还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还有好多漂亮妞儿，还高寿，吃喝玩乐一辈子，最后还有很大的成就，在艺术或者思想史上留下了名字（咦，这不就是罗素吗？）。所有的好事儿怎么都让他们给占了？你怎么着，还真没辙。

维特根斯坦他们家有崇尚文艺的传统。他的父母都有很深的艺术修养，喜欢资助艺术事业。很多艺术家都是他们家的座上客。这种氛围也影响了维特根斯坦，使他从小就爱好广泛。除了是一个哲学家外（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双倍哲学家，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讲），他干过的事还包括：

会演奏多种乐器，特别善长吹奏单簧管。

能用口哨吹出交响乐的整段乐章。

喜欢飞行和机械，拥有一项改进螺旋桨的专利，有助于后来喷气式发动机的发明。

打过仗，因为作战英勇当上了中尉。

独立设计过一幢现代风格的房屋，从门锁到合页无不精益求精。整幢房屋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还为这房屋专门发明了一种涂墙的油漆。

能雕刻出精美的胸像。

当过药剂师，制作的药品质量出众。

当过医学实验室助理，设计了新的医学实验方法。

编了一本针对小学生的字典。

在参加皇室晚宴的时候，发现朋友穿的衣服不合适，用剪刀当场剪下了两颗纽扣，操作一番，衣服立刻变得更加优雅。

罗素写过一本超级难读的《数学原理》。罗素说，据他所知，只有六个人把《数学原理》从头到尾读过。而维特根斯坦是在19岁的时候读的这本书，而且理解的是非常深刻。后来罗素接受维特根斯坦的批评，愿意按照他的意见改写第一卷。

——看着这一长串技能表，真想忍不住问他：还有什么事儿是您老不会干的啊？

他大概会回答“犯蠢”吧⋯⋯

不过呢，富贵人家也有不顺心的事。维特根斯坦家族笼罩在自杀的阴影下。维特根斯坦的四个哥哥里有三个自杀了，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常年被自杀的念头缠绕着。

小时候的维特根斯坦还有一个八卦：他中学的时候竟然跟希特勒一个学校。他和希特勒同岁，但是比希特勒高两个年级，维特根斯坦跳了一级，希特勒蹲了一级。不过，没什么记录表明这两个孩子之间有过什么交往。

22岁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年罗素39岁，正处在思想的巅峰时期。维特根斯坦专门跑到英国剑桥去跟罗素学习。

23岁，维特根斯坦就正式在剑桥读本科了。罗素是他的导师。罗素听说他从来没有上过逻辑课，就安排了当时著名的逻辑学家、国王学院的一个理事给他上课。

结果呢，维特根斯坦后来跟别人说：“第一个小时我就发现他没什么可教给我。”那个老师也愤愤不平地和别人抱怨：“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上起课来了！”

罗素慧眼识英才，当时就特别喜欢维特根斯坦，夸他是“传统上认为的天才人物的最完美的范例”——呃⋯⋯您还能夸得更狠一点儿吗？

维特根斯坦还真不辜负罗素的期待，学问很快就和罗素并驾齐驱了。按照瑞・蒙克（南安普顿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数学哲学、分析哲学的历史，并长期致力于哲学家传记写作。1991年蒙克因《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获得达夫・库珀奖。）的话说，那时的罗素“虽然形式上仍然是维特根斯坦的导师，但罗素愈来愈渴望得到他的赞许”。

在剑桥期间，当罗素准备写他的新书《知识的理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批评了罗素的想法，结果罗素真的就放弃了该书的写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维特根斯坦性格古怪，脾气不好，很多人都觉得他难以相处。但是他和凯恩斯——就是那个写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著名经济学家——成了好朋友。后来凯恩斯给过维特根斯坦很多帮助。

在剑桥学习的时候，有人劝维特根斯坦加入英国国籍。但他是奥地利的名门贵族呀，他回答说不希望成为“一个虚伪的英国人”。

维特根斯坦25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维特根斯坦童年做过疝气手术，本来可以不参战，但是这哥们儿竟然动用家族关系让自己上了前线。战争开始不久，军队发现维特根斯坦懂得数学，于是让他当炮兵，而且驻守在后方。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维特根斯坦只负责坐在办公室里干些无聊的文书工作。维特根斯坦几次主动要求把自己调去当步兵。

熟悉战争史的朋友知道，那时有火炮，有毒气，有炸药，有步兵的噩梦重机枪。步兵在进攻的时候，只能用血肉之躯迎战交叉火力的扫射，阵亡率非常高。维特根斯坦这么要求，无异于主动去自杀。军部自然无法理解他的要求，难得有个大学生，怎么可能调去当炮灰？

就这样，维特根斯坦在后方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战事变化，他真被调去了前线，还是去当他的炮兵。

一到了前线，维特根斯坦就主动去最危险的观察哨所。他参加了不少残酷的战斗，每一次都表现得非常英勇，因此不断被提升，最后还当了军官，获得了不少勋章。

在战争中，维特根斯坦还进行着哲学研究，开始构思他的作品《逻辑哲学论》。他一边打仗一边写，把自己的哲学思想记在了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本里。我想，战场上的协约国士兵们谁也不会意识到，在他们枪口下正活跃着一个本世纪最天才的哲学头脑，他身上有一本能改变哲学世界的笔记本，打歪的那几枪让他们无意中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他们一生中最大的贡献。

后来，维特根斯坦被意大利军队俘虏了。据说敌人来抓他的时候，他正骑在炮架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维特根斯坦随后进了战俘营。

有一个段子说，维特根斯坦在战俘营里遇到了另一个军官，那个军官看到维特根斯坦穿着简单，没有架子，就以为维特根斯坦的地位比他低。有一天他们聊天，聊到著名的画家克里姆特“为某个维特根斯坦小姐画的肖像”，那个军官听见维特根斯坦称这幅画为“我姐姐的肖像”，大吃一惊，才知道这家伙来头有多大。

后来战俘营中流行伤寒，死了很多人，维特根斯坦的家人以及凯恩斯等朋友都很担心他。他的家族暗中活动，让一名医生宣布维特根斯坦的身体不适合长期监禁。维特根斯坦却觉得这样不道德，拒绝在同伴获释前出去，坚称自己完全健康。

在维特根斯坦30岁的时候，战争结束了，他被释放。此时他也写完了《逻辑哲学论》，认为他自己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就像黑格尔、叔本华一样）。

此时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已经去世，他继承了大笔的遗产。然而他做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一拿到财产，就立刻把所有钱都赠送给兄弟姐妹，自己一分钱不要。负责转让财产的公证人根本不相信世上还能有这种事，维特根斯坦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宣布自己的主张，才把这件事办下来。

维特根斯坦把财产分出去后，就立刻到乡下当小学老师去了。一开始，教育系统还把他分配到一个比较繁华的小镇上，广场上甚至还有一个喷泉。维特根斯坦非常不满意，在他强烈的要求下，他被调到了最贫困的山区教书。

一个全世界最有才华的哲学家，同时还是世界级的大富翁，放弃了一切财产去穷乡僻壤教孩子，这事正常人肯定理解不了。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就说：“作为乡村小学教师的亿万富翁肯定是个变态狂。”

关于这事还有个段子，当时有人问他你为什么把钱给自己的家人，怎么不给穷人啊。维特根斯坦回答说，金钱让人堕落，而他的亲人已经够堕落了，所以再堕落点也没关系。

在乡下，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学生非常尽心尽力，他为孩子们编写字典，据说还爬上布满积雪的高山为学生摘果实。他给孩子们安排了丰富的教学内容，给他们读文学大师的作品，给11到12岁的孩子教高等代数和几何，还让孩子们学习制作机械，带学生们郊游和参观。有一次，村子里羊毛工厂的机器坏了，工人们束手无策。这时候维特根斯坦去工厂里一言不发地看了一圈，然后让四个工人拿着锤子在指定的位置上按照节奏敲打机器，机器就奇迹般地好了，这让当地人大为信服。

但是维特根斯坦还有不光彩的一面，他有殴打孩子的劣迹。最严重的是一个女孩被他拽掉过头发，耳朵打出了血。原本维特根斯坦举止做派就和贫困的村民们格格不入，再加上因为打骂孩子引起的矛盾，有的家长对他非常反感。那个小女孩的家长甚至把他告上了法庭。维特根斯坦经过了漫长的法庭调查，被认为并无多大过错。但维特根斯坦已经对乡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失望至极。在法庭审查后，他就结束了小学教师的生涯。

离开乡下，维特根斯坦回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修道院里当起了一个普通的园丁。此时他和奉行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小组”有了一系列交往。他并没有加入维也纳小组，但是维也纳小组非常推崇他的《逻辑哲学论》，小组的活动经常是坐在一起朗读《逻辑哲学论》，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过了一段时间，维特根斯坦又萌生了研究哲学的想法。在他40岁的时候，他决定回到剑桥。那时的维特根斯坦已经身无分文，到剑桥还是靠了罗素的资助。

维特根斯坦到了剑桥继续念博士。交了学费之后，他已经没有钱继续生活。在凯恩斯的建议下，维特根斯坦向剑桥申请津贴。但是剑桥难以理解这事儿：你家是世界富豪啊，这津贴怎么说也轮不到你呀。

于是在申请津贴的时候，发生了如下尴尬的对话。人家问他：“有别的金钱来源吗？”他回答：“没有。”“有能帮忙的亲戚吗？”他只好回答：“有。”

好在有很多理解他处境的老师，在他们的积极争取下，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富豪终于得到了一点微薄的津贴。

后来，维特根斯坦发现用不着读完书，只要交一篇论文就可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于是他就把那篇《逻辑哲学论》交了上去。

负责审阅该论文的是摩尔和罗素。摩尔也是个有名的哲学家，当年给维特根斯坦当过老师。维特根斯坦上大学的时候水平就比得上罗素了，而且这篇《逻辑哲学论》已经成名多年，被当时很多哲学家当作经典阅读，你说摩尔能怎么评价呢？自然，他说这篇论文是“天才的作品”，水平已经超过了剑桥哲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标准。

论文答辩那天，罗素和摩尔一起走进考试的房间，罗素微笑着说：“我一生从未有过如此荒谬的事。”在正式答辩之前，维特根斯坦先跟罗素和摩尔闲聊了半天。聊到后来，罗素跟摩尔说：“咱还是答辩吧，你好歹也得问他几个问题，怎么说你也是教授啊。”答辩的时候，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观点产生了疑问。维特根斯坦解释完了，然后拍了拍两个老师的肩膀说：“别介意，我知道你们永远都搞不懂我在讲什么。”

维特根斯坦这么说不仅因为他确实牛，也因为他和摩尔已经很熟了，都是好朋友。当年维特根斯坦在剑桥上学的时候，摩尔还把自己在剑桥的房间让给了他。所以摩尔回忆这次答辩的时候，说这件事“既愉快又可笑”。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不仅是一个超强的商人，而且超级有远见。他在生意顺风顺水的情况下，突然放弃了全部的钢铁生意，把家里的财产变成债券，投资到美国等其他国家。随后不久，一场席卷欧洲的通货膨胀毁掉了大部分欧洲人的财产。维特根斯坦一家的财产却幸免于难。在接下来的二战中，美国又是全世界唯一经济没受到破坏、反倒飞速发展的国家。这时候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早已去世，但他的远见仍旧保佑着他的家族。

这场通货膨胀还导致了另一个恐怖的后果：让希特勒上了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了的奥匈帝国分裂成许多小国。维特根斯坦的祖国从奥匈帝国变成了奥地利。1938年，维特根斯坦49岁的时候，崛起的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同时戈林宣布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将在四年内成为“无犹太人区”。同年11月，巴黎一名德国外交官被一名波兰籍犹太青年谋杀。以此事为导火索，纳粹德国的统治区内掀起了反犹运动，各个地区的犹太人财产都遭到了破坏。

维特根斯坦一家是犹太人，也面临着纳粹的迫害。这回又要再次赞赏维特根斯坦父亲的先见之明了，由于大部分财产都在美国，纳粹垂涎这笔财产，才没对他的家族直接下手。

在迫害的威胁中，维特根斯坦的哥哥在支付了160万帝国马克的移民税后，逃到了美国。但是他的两个姐姐一方面是不相信自己真的会受到迫害，一方面舍不得家人和朋友，决定留在奥地利。等到迫害真的到来的时候，两个姐姐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她们曾经想伪造证件出境，结果事情败露，两个贵妇人在监狱里过了两夜。

当纳粹知道维特根斯坦家在海外还有大笔财产的时候，便打算用这两个姐姐的身份问题大做文章。维特根斯坦的家族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血统。纳粹对于混血的犹太人有一系列的法案：几分之几的犹太血统算犹太人，会受到迫害，几分之几的血统又不算之类。纳粹拿这件事和他们家族反复商量，实际的意思就是想把他们家族在海外的钱都勒索过来。

维特根斯坦的哥哥逃到了海外，海外的财产由他说了算。他便和纳粹进行谈判，纳粹想多要一些钱。维特根斯坦的哥哥知道纳粹贪得无厌，一味妥协不是办法，因此对纳粹寸步不让，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很久，一直都没有结果。

这边身在英国的维特根斯坦自己也面临着生存问题。因为奥地利和德国在名义上是“合并”的，所以维特根斯坦在法律上自动成为了纳粹德国的公民。此时的维特根斯反倒成了英国敌视国家的人了，可能会被驱逐回奥地利。但另一方面，作为拥有犹太血统的他，一回到奥地利肯定是羊入虎口。此时又多亏了凯恩斯的帮助，维特根斯坦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成为英国公民——我们还记得当年别人邀请他加入英国国籍，他还曾不屑一顾呢。

维特根斯坦得到英国护照的时候，德国和英国还没有开战。他立刻以英国人的身份回到奥地利。他在纳粹德国和美国的哥哥之间来回奔走，协调谈判的事情。不久他的两个姐姐终于获得了“非犹太人”的身份，代价是1.7吨黄金。他家统共得有多少钱啊⋯⋯

这件事办完以后，维特根斯坦回到英国。后来二战爆发，他又积极参与到战争的工作里。他要求干最低等的体力活儿，但最终医院安排他分发药物。就像当年在军队里，他拦不住别人要给他升官的安排，他很快被提升到实验室里当药剂师，负责生产一种软膏。一个实验室的职员说，以前从没有人做出过品质那么高的软膏。后来，维特根斯坦又被调去医院实验室当助理，这期间他设计了仪器和实验程序，有助于观测人的血压随呼吸的变化情况。

战争结束以后，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当了一阵子教授，他生活非常简朴，几乎到了苦行僧的地步。由于他的天才思想和古怪的性格，他在剑桥拥有一群崇拜者。这些学生不仅崇拜他的思想，还模仿他的穿着打扮和习惯动作。

后来维特根斯坦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位专心写书。结果这位曾经的欧洲数一数二的富豪，因为没有了工作又不善于理财，陷入了经济拮据的境地。他的一位很要好的学生邀请他到美国做客。维特根斯坦回信说，他非常想去，但是出不起路费。

但即使如此，维特根斯坦仍旧对金钱毫不贪婪。后来他被邀请到牛津大学演讲，人家答应给他200英镑，但是却被他拒绝了。因为维特根斯坦觉得他不能讲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后来他的学生帮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争取到一笔研究经费，维特根斯坦以自己丧失了大部分工作能力为由，拒绝了这笔经费。

最后还有两个小八卦。

一个是，毛姆小说《刀锋》主角的原型就是维特根斯坦，两者在经历上有很多呼应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作为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之间有一个有趣的小区别。

维特根斯坦喜欢看侦探小说和电影，而且对质量不怎么挑剔。据他的学生说，每次教完课维特根斯坦都快步走进电影院，哪怕是很烂的电影都看得全神贯注，不许别人打扰他。这大概是他强迫自己暂时停止思考的办法。

而罗素说自己从来不看电影，直到有一次因为研究生命哲学的柏格森的文章中拿电影举了个例子，罗素才勉强去看了一次。那时候他还安慰自己说，我那是为了哲学研究才去看的。

第十二章 逻辑实证主义

八卦说了不少了，我们说正事吧，说说这个逻辑实证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素和怀特海花了十年时间，合写过一本《数学原理》，这是一部很猛的书。手稿之多，必须动用马车才能运到出版社。但是这种雄心勃勃的理论作品不好卖啊，最后罗素和怀特海只能自己掏了一部分钱出版。

虽然销量不好，但是罗素在写作《数学原理》的时候受到了启发。他想，既然能用逻辑来建立整个数学大厦，那么，是不是也能用类似的方法建立整个哲学大厦呢？

具体来说，能不能建立一套严谨的逻辑语言，然后用这套逻辑语言来研究哲学呢？

稍等，我们先问个问题，为什么严谨的逻辑语言这么重要呢？

我们前面说过，无论是哲学观点还是哲学家之间的辩论，要靠什么形式表达出来？要靠语言，语言是人类交流、记录思想最基本的形式。

前面还说过，严谨的哲学研究要靠理性思维。那么，什么样的语言能够最严谨地表达理性思维呢？

那就是严格符合逻辑的语言。

更准确地说，是逻辑符号。

就好比我们在数学题中写的那些数学符号，它们是最严谨、最符合逻辑的。假如老师上课不用数学符号，只用日常的大白话来教授数学知识，很可能会表达错误，引起误会。

逻辑实证主义者发现，过去的哲学家们不是很重视语言的严谨性，他们经常使用大白话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家们常自己提出一些特定的术语——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生命意志”“权力意志”——他们又不给这些术语下特别严谨的定义，只是用粗浅的大白话解释一番，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

尤其哲学经常涉及一些理性难以把握的终极问题（比如您先想象一下“无限大”是什么感觉，然后能用文字来描述这种感觉吗？），再加上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所以哲学作品常有词不达意的问题，用词混乱的情况就更普遍了。

这就好比请一个文学家来写数学论文，这样的哲学研究到后来能不混乱吗？

金庸的《侠客行》里就说过这种情况，说侠客岛上刻着一首包含了天下最强武功的诗。那些特有学问的武林宗师都猜不出来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便从里面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辩论，研究了好几十年啥也没研究出来，搞得家人都以为他们被绑架了。

你看，要是没有准确扼要的学术语言，这多耽误事儿啊。

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是这么想的。他们要做一项伟大的工程，他们要用严谨的逻辑符号代替之前所有的哲学观点，用逻辑的方法分析前人的一切命题，最终把整个哲学世界都用逻辑符号重铸一遍。

光用逻辑符号重铸，还只是第一步。逻辑实证主义还强调“实证”。

为什么呢？

前面说过，逻辑强调的是演绎推理，即从一个真的前提，推理出一个真的结论。可是，光有演绎推理的话，那得出的只能是重复的命题，得不出新的知识来。要扩展知识，我们要从经验中吸收。“实证”的意思就是说，逻辑实证主义得出的新结论，必须能有经验实实在在地证明。

也就是说，这回哲学家们可是真的为了理性下了狠心，他们一只脚踩着逻辑，另一只脚踩着经验证据，保证两只脚都踩得稳稳当当，一点含糊的地方也没有。然后一步一个脚印，每步脚印都踩稳了。保证每一个结论都绝对严谨，绝对有依据，这样得到的就是一座完美的哲学大厦了。

他们的工作效果怎么样呢？

失败了。

逻辑实证主义者想得不错，他们要发动一场继承苏格拉底、笛卡尔和休谟怀疑精神的运动，他们要用逻辑工具去一一考查所有的哲学命题，把所有没有意义的、不可证实的命题都剔除出去。

然而工作的结果却吓了他们一跳。

他们发现，剔除到最后，只剩下了两种命题。

一种是重言式命题，就是类似于“桌子是桌子”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当然是绝对正确的，可是这样的话不包含任何有用的信息，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之前的形而上学家们找到的那些所谓终极真理就多半属于此类。因为重言式命题绝对正确，所以就会被误以为是终极真理。这些终极真理一点用也没有。

还有一种命题，是类似“这朵花是红色的”之类描述片段经验的命题。虽然是新知识，但是无法形成普遍真理，也就无法回答哲学问题了。

其他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问题，全都是没有意义的伪问题。要么违反了种种逻辑规则，要么无法用经验去实证。

这样一来，逻辑实证主义者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争论了那么久都没有结果呢？因为他们争论的全都是没有意义、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人们没办法靠实证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写了一本《逻辑哲学论》，完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工作。

写完这本书以后，维特根斯坦以为自己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语言都被他用逻辑工具分析光了，他觉得所有用语言能表达的句子他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凡是可说的事情，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事情，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凡是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内容都很清晰准确；凡是不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说了也是没意义的，就不用说了。

这么一来，维特根斯坦觉得他没有困惑了，就去乡下当小学老师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当老师时他学生的课堂笔记，以及他留下的那些思考笔记，都在他死后被他的学生整理集结成书出版了。这本书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之后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实证主义完全不同。

维特根斯坦发现，原先用逻辑去分析语言的想法太天真了。

比如生活中有人说一句：“我还是我吗？”这话如果用逻辑来分析，那么显然是一句没什么用处的话。然而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有自己的意思，而且不同的情景下还可以代表不止一种意思。

如果我们掌握了逻辑分析的方法，到生活中一看，没意义的句子比比皆是。然而老百姓谁管你什么逻辑哲学呀，人家是觉得这话有意义才说的啊。

维特根斯坦发现，语言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逻辑分析上。同样的一句话，说话的情境不同，说话人的语气、表情、手势不同，常常会表达出不同的意思。换句话说，每一个情境都给语言制定了不同的规则，语言得和规则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真正的意思。而这规则又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维特根斯坦揭示的，其实是理性思维和现实的矛盾。

逻辑实证主义的理想很好，要坚持绝对的理性、绝对的正确，可是最后发现，这个绝对的理性却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连一个普遍的理论都得不出来。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我们有灿烂的文化，有日新月异的科学知识。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理性根本无法担负从总体上解释世界、指导生活的任务。

维特根斯坦建立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被他自己亲手毁灭了。

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提出两种截然不同又都对哲学史影响深远的理论的哲学家。所以我们前面才说，他是史无前例的双倍哲学家。

他是超级天才，可惜理性也被他毁了。

第十三章 实用主义

哲学家们没有招了吗？

还有招。

我们再来看看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期的学说。他们遇到了和逻辑实证主义一样的问题：科学在飞速发展，然而哲学却一直在原地打转，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思路不一样，逻辑实证主义看到的是科学的严谨性，希望哲学也能和科学一样严谨。实用主义则看重科学的实用性，看到科学家没哲学家那么多废话，在科学研究中什么理论好用就相信什么。实用主义者觉得，哲学也得像科学这样，不再说空话，不再讨论空泛的大问题，而是重视哲学的实用性。

这话说得好听，那么我们问实用主义者：真理是啥？

实用主义者回答：这得看真理的效果，效果好的，就叫真理！

这⋯⋯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们还记得吧？这和尼采的真理观很像。尼采说，真理和谬误其实全是虚构的。区分真理和谬误的关键是真理实用，而谬误不实用。

实用主义者从进化论中给自己找到了根据。说思想是什么东西呢，从进化的观点上看，思想起源于动物对环境的反应。那么，思想真理什么的，其实就是人们应对环境的工具，源自于人类繁衍自己的需要。所以真理的价值就和工具的价值一样。我们评判一个工具，看的是它好用不好用，而不是评价工具本身。我们评价一个真理，也应该只看它的使用效果，评价思想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在进化论里，生物的机能要随着环境不断改变，同样真理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随着环境不断修正。在这个环境下真理是这样，到了另一个环境里，真理就变成另外一个样了。

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之前的种种哲学问题就非常好解决了。比如有没有因果律的问题，和尼采的说法一样，实用主义者说，我们接受因果律的原因是它对我们有用，如果不接受它，我们就没法生活了。

乍一看，这是一个很扯淡的理论。真理没有了统一的标准，我们岂不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想说真理是什么样真理就是什么样了吗？这还会导致相对主义，两个人都以对自己有用为理由，各自坚持互相矛盾的真理，结果是谁也不能说服谁，那不就没有了分辨是非、争论真伪的必要了吗？要是人人都以实用为原则，那不就会出现极端的个人主义，不就没有真伪、没有善恶、没有道德可言了吗？

对于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实用主义者说，假使相信上帝会给我们带来好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相信上帝是存在的。这观点恐怕宗教信徒和无神论者都没法接受。

我们先抛开这些对实用主义的疑问，看看实用主义在生活中有什么具体例子。

我们之前说过的哲学流派，重心都在欧洲。实用主义终于轮到美国人了。

实用主义在美国很受欢迎，实用主义哲学家也大多是美国人。有人说，这是因为实用主义正好契合了美国人的务实精神——这是好听的说法，难听的说法是美国人世俗功利。

但这种实用主义未必不能收到好效果。

比如美国的司法采用判例法。意思是，过去类似的案子是怎么判的，这回的案子就参考着判。或许有人认为这过于儿戏了，难道国家制定的法律不是最大的吗？但判例法认为，一次性制订的司法是很难完善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每一次的审判，来不断纠正、完善国家的法律。你看，这不正好和实用主义者的真理观吻合吗？

再看经济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非常尖锐，很多西方政治家都认同他的观点。

但是这些西方政治家不认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路子，觉得这事儿动静太大了（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说，是这帮人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方案，一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在西方国家兴起。他们不搞武装革命，也不想消除阶级差别，而是搞工会，搞社会福利。不像马克思那样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从小地方一点一点改良，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资本家对工人压榨得太厉害了，国家就制定法律保护工人。垄断企业影响市场竞争，就制定反垄断法律限制垄断企业。工人购买力下降，就设置最低工资，增加社会福利。实际上，马克思当年为了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提出的很多要求，大部分都被资本主义国家接受并且实现了。如今这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在西方颇受欢迎，这可以让我们看到实用主义在西方的用处。

也不要以为实用主义只有西方人才喜欢。实用主义离我们也不远，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

“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实际上，我写的这本书就奉行着实用主义的观点。我以为，我们普通人学习哲学是为了解决各种靠物质无法解决的人生苦恼。就像俗语说的“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就是来解决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所以我在筛选、介绍哲学观点的时候，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哲学观点能不能帮助我们减少痛苦，能不能让我们内心平静，能不能让我们不再空虚、不再恐惧、不再陷入物欲的无限烦恼之中？

其实这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关心的问题，比如笛卡尔时代的哲学家都信上帝，他们没有多少生活的烦恼，不少人研究哲学纯粹就是为了追求真理。但是我们这本书从实用的观点审视他们的工作，只有当他们的结论对回答我们的问题有帮助的时候我才介绍。

但这并不是我自己胆大妄为的做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凡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作哲学。”他所持的，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哲学观。

但要注意了，实用主义并不代表着只要观点对我们有用，我们就能没有原则地拿来相信。对于咱们前面提出的各种人生问题，最容易接受、效果又最好的观点，莫过于相信这世界上有神灵，公平地赏罚一切，而且人的灵魂不灭。

以上这些观点是最“实用”的了，但我们绝不会因此就认为它们是真理。我们依旧严格按照逻辑、按照理性思辨来寻找我们的答案。就算我们得到一个让人绝望的结论，我们也会坦然接受。

这就说到了前面对实用主义的常见误解，认为实用主义就等于乱用主义，想怎么来怎么来。实际上，如果能全面地考虑实用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实用主义和日常生活并不冲突，不会产生荒诞的结论。

比如有学生问，为什么要相信某一个历史事实，比如“元太宗叫窝阔台”？第一我们又没亲眼见过他叫什么，第二这名字多难记啊，叫别的名字难道对我们的生活就有影响吗？我们随便给他起一个好记的名字——叫“窝窝”多好多实用。

但事情是这样，我们只有需要用到这条知识的时候，才会想起它，对吧？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呢？当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用，那么就必须相信“元太宗叫窝阔台”，否则我们会被老师批评，考试不及格。或者我们对这段历史感兴趣，那么，也必须相信“元太宗叫窝阔台”，否则我们就看不懂任何一本关于元太宗的书，我们也不可能收集到元太宗的资料。我们写出的关于他的文章也没有人会看得懂。所以，虽然我们可以用实用主义的原则任意评判真理，但结果会发现，和我们平时筛选真理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没注意罢了。

再比如，罗素反驳实用主义的时候说，圣诞老人存在比不存在好。照此说来，圣诞老人是真实存在的了？

我可以反驳说，假如我们确实相信圣诞老人存在，那么在圣诞节夜晚飞行的飞机就有危险。圣诞夜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检测圣诞老人的行踪，甚至要求全世界的飞机停飞。这还会引发物理学上的困难——圣诞老人是如何在一个晚上给全世界的孩子都发礼物的？如果以此为证据，我们就必须改变物理学上的时空观。那么，是改变整个物理学实用呢，还是认为圣诞老人不存在更实用呢？因此，最实用的结果是成人不相信圣诞老人而孩子相信，这正是西方社会所遵守的。

你看，其实实用主义没什么毛病。

但是⋯⋯你是不是有点崩溃了呢？

我们这本书开始还好好谈哲学，但是后面越来越扯了，结果说到选择真理的标准是实用与否，这还是严谨的哲学吗？

相比之下，科学让人越发羡慕。你看科学多好，不仅成就很大，而且重视实证，坚持理性，还能创造出那么多的成果。虽然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问题上有一些困惑，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理性还是无敌的啊。最起码现在很厉害的手机、电脑，都是靠严谨的科学理性创造出来的吧？

那科学会不会维护理性最后的尊严呢？

不。它将打败理性，彻底终结形而上学。

第十四章 终结形而上学

科学为什么要终结形而上学？科学不是坚持理性的吗？不是在哲学家们放弃理性的时候，它还在独自挽回理性的尊严吗？

它怎么能这么不讲义气，竟然反戈一击，去终结形而上学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回顾一遍科学的历史。

我们先想想，科学是什么呢？

我们对科学最直接的理解是，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

科学首先要观察客观世界，然后对客观世界的现象进行解释，解释完之后，科学理论还能做出预测。我们一检验这些预测，发现，预测对了！这科学知识才算正确，才能对我们有用。

所以，符合客观经验的就是正确的科学理论，不符合的就是错误的科学理论。

这个科学观，叫作“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是说，所有的科学经验，必须有经验来证明它是正确的。

这简直是废话，这句话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

这句话的问题是：它根本没有办法执行。

绝大部分科学理论都是无法证明的。如“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我们应该如何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唯一的做法，必须检验全世界所有的乌鸦颜色。更有甚者，把全世界的乌鸦都找到也不够，还得找到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以及未来即将出现的所有乌鸦，全都检查一遍它们的颜色，才能证明上面的理论是对的。

显然，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那你说了，我尽自己的能力，把可观测范围内的乌鸦都观测一遍，只要它们都是黑的，我就能证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为真，这可不可以呢？

休谟不答应呀！

这就是休谟抨击过的错误：再多的偶然观测也不能得出必然的结论。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17世纪之前，欧洲人见到的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无数次的观察结果让欧洲人相信，天鹅一定是白色的。但在1697年，人类发现了黑色的天鹅。这个例子正好证明了实证主义的错误，即便人们发现再多的白天鹅，也不可能得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结论。

休谟大人再一次正确了。

有人说了，那好吧，我们是不能证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人类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换一个说法，我们每发现一只黑色的乌鸦，就能增加“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命题为真的概率。我们研究的乌鸦越多，我们对乌鸦颜色的知识掌握得就越可靠。

这听上去很靠谱了吧！

这个理论叫作“概率真理”，说科学家不可能找到绝对真理，但起码能不断提高科学理论为真的概率。

可惜的是，这个理论也有问题。

最经典的反驳是“亨普尔悖论”。

我们刚才说了，概率真理认为，我们多发现一只乌鸦是黑色的，就可以增加“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设为命题A）为真的概率。

但是，“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命题的逆否命题为“所有不是黑色的东西都不是乌鸦”（设为命题B）。从逻辑上说，A和B这两个命题是等价的。那么按照概率真理观，每发现一个不是乌鸦且不是黑色的东西，就可以增加命题A为真的概率。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研究乌鸦的生物学家，这个人不需要观察乌鸦，而是坐在屋子里随便看，每看到一个不是乌鸦且不是黑色的东西，都在为“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课题的研究提供贡献。更荒谬的是，当这个生物学家发现一个红杯子的时候，这个观测不仅增加了“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为真的概率，还增加了“所有的乌鸦都是白色的”为真的概率。还可以推理说，黑油漆厂实际上干的是破坏“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一自然现象的邪恶勾当。

这显然是荒谬的。

好，现在轮到在理论上拯救科学、又终结形而上学的家伙上场了。

他叫波普尔。

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一样，都生于奥地利。他比维特根斯坦小13岁。

波普尔12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奥地利当时还叫奥匈帝国，是参战的一方。就在波普尔14岁、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波普尔通过自己的思考，认为祖国在战争中是不正义的一方。

我们知道，战争是爱国情绪最高涨的时候，14岁又是最容易被热血情绪冲昏头脑的年纪。而且波普尔所有够年龄当兵的堂兄弟，当时都在军队里当官打仗（维特根斯坦也在哦）。在这种情况下，波普尔还能得出和爱国主义相反的结论，说明他非常善于独立思考。

第二年，波普尔就意识到，在中学里除了数学学科外，学其他的科目都是在浪费光阴。16岁的时候，他决定离开学校自学。

独立思考是创立一门理论必备的精神。

弗洛伊德当时是奥地利的大红人。波普尔的父母和弗洛伊德的姐妹是很好的朋友。波普尔很小就接触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他没有被弗洛伊德的大名吓倒，很快发现了弗洛伊德的问题。

我们大都了解一点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他这派的心理学家把患者的梦境与童年经历、与性联系在了一起。患者说梦见了一座山，医生就会解释一番，这座山象征着什么，说明你潜意识里有什么。患者说梦见了一条河，医生也会解释说，这条河象征什么，说明你潜意识里有什么。

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患者梦见了什么，医生都会进行解释，都会说这符合弗洛伊德的理论。换句话说，无论患者出现任何情况，弗洛伊德都不可能是错的。

这样的理论，的确不会和现实产生任何矛盾，但是，能说它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吗？

波普尔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检验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准：证伪。

什么是科学理论，什么不是？其中关键的标准，是看这个理论有没有可以被证伪的可能。

具体来说：科学理论必须能提出一个可供证伪的事实，假如这个事实一经验证，便承认该理论是错的。

如果暂时没有人能证明它是错的，那它暂时就是真的。

比如“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就是一个可证伪的命题。这等于说“只要你能找到一只不是黑色的乌鸦，就能说明这个命题是错的”。既然我们尚未找到不是黑色的乌鸦，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命题就是暂时正确的。

换句话说，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假说，科学家没有办法证实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但是科学理论可以给别人提供验错的机会。在没被检验出错误之前，我们就姑且相信这个科学理论是正确的。

还记得吗，前面有人说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所以不可信。

进化论该怎么回答呢？

进化论应该说：“呵呵，正因为我是可以证伪的假说，所以我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理论呀。”

我们说过，在休谟看来归纳法不可靠。

证伪主义的回答是，没错，用归纳法总结出的科学理论是不可靠的，我们的应对办法是：在它被证明不可靠之前，凑合着用。

证伪主义有点像是科学理论上的进化论。

在形而上学统治的科学观下，人们认为存在着一个绝对真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指导下，可以带着科学大踏步地朝着这个真理前进。

证伪主义的科学观是，人类提出的各种科学理论有点像是基因突变，科学家们发散思维，想出各种充满想象力的假说。证伪就如同自然环境对基因的筛选，经不住证伪的假说都被淘汰，留下的都是经得住检验的，也就是暂时正确的科学理论。

那些留下来的理论，科学家们也在不断地尝试证伪，一旦证明是错的，就进行修改。这样科学理论就会越来越完善。这个试错、修改、完善的过程是无休止的，科学也因此会越来越接近真理。

概率主义认为，我们每一次检验科学理论正确，都是在为科学作贡献。证伪主义认为，检验正确并不为科学作贡献，只有检验出科学理论是错的，才是真正为科学作贡献。

证伪主义非常好用。

在现实生活里，这个标准可以很方便地把巫术、迷信和科学区分开。

算命、巫术为了吸引人，不得不作出预言，但是他们拒绝把这些预言说得很清楚，而是用尽量模糊的话预测，如“你过几天要倒霉”“你过几天要遇到贵人”。问题是，“过几天”是几天呢？什么样的事算是“倒霉”呢？因为他们没有明确下定义，当事人在未来的任何遭遇都可以用这个预言来解释，因此这些预言是不可证伪的。换句话说，这些预言没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但有些预言家提出了精确的预言，在遇到和他们预言不符的事实时，他们不会承认自己错了，而是用自己的理论进一步诡辩。如预言某人该遇到坏事，结果没遇到，就解释说“是因为有贵人帮助你啊”。预言该遇到好事，结果没遇到，就解释说“你心不诚”。这些解释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正是这些解释使得他们的预言变得无法证伪，他们的预言也就不可信了。

再举一个例子，用星座分析人的性格的时候，常会见到这样的文字：

“你有时很讨厌自己”“你喜欢独处，又不甘寂寞”“你平时对爱情玩世不恭，但如果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一定会义无反顾”。

相信星座的人把这些话往自己的身上一套，一看，真准呀，这不就是我嘛！

其实呢，这些“预言”都是不可证伪的，我们挨个说一说。

“你有时很讨厌自己”——这个“有时”保证这句话不可证伪，要证伪这句话，就要证明一个人在一辈子里的每一分钟，包括尚未到来的每一分钟里，都没有产生讨厌自己的情绪。这当然是无法证明的。

“你喜欢独处，又不甘寂寞”——这句话把两个相反的情况都概括了，相当于说“一个命题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是重言式，也是不可证伪的。

“你平时对爱情玩世不恭，但如果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一定会义无反顾”——这句话的陷阱在于，“命中注定的那个人”的定义不清。人们在对某个异性义无反顾的时候，自然会认为自己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因此后半句也是重言式，相当于说“单身的人都是没结婚的”。

正因为这些“预言”是不可证伪的，所以这些话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绝对正确的，不仅用它谈论这个星座时是正确的，用它谈论另一个星座时也正确。而且这些话不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是无意义的正确。

再看宗教，大部分宗教理论都是不可证伪的。如宗教说，“神灵存在，但是人类不可主动检测神”，我们无法设计出任何一个实验来证明不存在“一个人类不可主动检测的神”，因此这个命题无法证伪。

再比如，最早宗教说太阳绕着地球转。当经验观测反驳了这一点后，宗教不承认自己错了，而是用各种办法来解释，如“你被魔鬼迷惑了”“经文不能教条地翻译”，最后实在不行了，还能抛出“不可置疑经文”“不可妄测神”的观点。总之，拒绝对自己的一切质疑。那么这样的宗教理论，也是不可证伪的。按照科学的观点来说，这是一种“迷信”。

证伪主义不光能干掉宗教和巫术，还能干掉一些哲学命题。

前面的“黑客帝国”问题，证伪主义怎么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感觉到异常的虚拟世界里”，这个命题不可证伪，所以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同样，决定论也是不可证伪的。

要注意，不可证伪的命题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命题，而是属于无法用经验检验的命题。假如你说，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客观经验，就相信主观臆断，那你是可以相信不可证伪的命题。假如你坚持“未经检验的道理不值得相信”，坚持苏格拉底的怀疑论，那么不可证伪的命题就等同于“没有意义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出什么有用的结果，把它们扔到一边不去相信，是最好的办法。

证伪主义对社会哲学也有影响。

现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刑事司法都接受“无罪推定”原则。意思是说，假如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就应认为他是无罪的。

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原则呢？

除了人权精神外，还可以用证伪主义来解释。

如控告某人参与了一起诈骗，如何证伪这句话呢？首先，被告人必须找出被控告这段时间内的所有活动细节，从而证明自己没有和诈骗团伙有过联系。且不说和团伙有过联系又没参与诈骗的人该怎么说吧，就说真没联系过，他又该怎么向法庭彻底证明这一点呢？证明自己没出过门、没见过犯罪嫌疑人？那你有没有可能用电话联络？你没用电话，那有没有用过电子邮件？电子邮件没用过，那你用没用过飞鸽传书，用没用过烽火？你如何证明自己没有在被控告的时间内使用过烽火？找来邻居证明你们家那几天从来没冒过烟吗？邻居说我中午打了一个盹，没看见，那你就算有罪啦？

“某人犯过某罪”不可证伪。相反，“某人没犯过某罪”，这个命题是可以证伪的。只要找到他犯罪的证据就可以推翻这个假设了。

因此，在都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在两个命题中，法院只能采信可证伪的后者，而不会采信前者。

前面还提到过“判例法”。在该制度下，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一次审判都会对法律的解释进行修改，法律在审判中不断改进自己，以便更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这也符合证伪主义“没有绝对的真理，理论需要永远不停改进”的真理观。

波普尔还根据证伪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

有一种社会观念，认为历史的发展轨迹是必然的，这种观念叫作“历史主义”，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持这样的观点。

波普尔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历史主义的逻辑是，既然自然社会存在规律，那么历史也应该有规律。我们历史主义者像科学家一样揭示了这个规律，人类按照我们揭示的规律奋斗就可以了。但证伪主义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所有的理论都可能是错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历史的必然规律”。而且科学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难以预测的。就比如在牛顿时代，没人能够预测相对论的出现，也没人能预测牛顿理论将会在哪里出问题。因此，预测未来的历史规律，一劳永逸地设计一种绝对正确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能的。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要求下生长。”

波普尔因此主张应当建立“开放社会”，要求执政者能够广泛接受意见，赋予大众质疑政策的权利。因为执政理论和科学理论一样，永远都可能是错的。必须要不断地接受证伪，才能保证理论的正确。

这正是现代民主思想的核心精神。我们有的人可能会简单地以为，民主就是“大家一起投票，多数说了算”，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这种原始的民主制度有极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在雅典人判苏格拉底死刑、法国大革命的屠杀、希特勒被民众选上台等事件中已经暴露无遗，早就被现代社会抛弃了。

我们常说“人民大众的意见最正确”，这句话对吗？在证伪主义看来，这话就有问题。因为证伪主义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真理，那怎么可能说某个意见“最正确”呢？就算全世界99%的人同意的一件事，也不能说这件事最正确。否则，布鲁诺时代就不用怀疑地心说了。

证伪主义的政治观，最关心的不是谁制定的政策，而是无论谁制定的政策，都不能成为绝对真理。不管是美国总统下的命令还是全世界人民投票的结果，都要给别人留出修改、推翻它的机会。

在这种制度下，无论谁被民选上台，也不会给世界造成太大伤害。因为他上台后的个人权力非常有限，哪怕加个税都需要国会批准。他还必须随时面对全国媒体的质疑、随时可能被弹劾、干四年就得重选、干八年就得下台。这制度不能保证总统想出“最正确”的决策，但可以保证一旦总统作出“错误”的决策，举国上下有无数可以阻止它的机会。

可以随时“纠错”而不是“多数说了算”，这才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

在证伪主义看来，历史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所涉及的因素太多，我们无法设计实验，让历史大事件重复发生。因此，哪怕是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很多解释也是无法证伪的。

比如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假如没有法国人民的力量，拿破仑就不可能成功。”有人说：“历史是由伟人创造的。没有拿破仑，就不会有法兰西帝国。”这两个命题其实都是不可证伪的。因为历史不可重复检验，谁也不能让时光倒流，把拿破仑用飞碟抓走，再重新检验一遍历史。也不可能现在做一个实验，模拟拿破仑时代的所有经济、文化、政治细节，来检验这两个理论。因此这两种观点可以永远吵下去，各自举出无数的间接论据，却全都无法说服对方。

所以，历史主义都是不可证伪的空话。

历史主义者对未来的预言如果是明确的（如预言某某事件在某个时间段一定发生），那的确是可以证伪的。但这需要理论持有者能勇于承认错误，一旦理论被证伪了就要认错，而不要推脱责任，说额外因素太多，干扰了预言。但事实是，现实中能够干扰历史进程的元素太多了。有很多历史主义的信徒，不断用各种额外出现的新因素解释原有理论的错误。这时，历史主义也就变成不可证伪的了。

因为影响历史的因素太多，不可重复实验，因此波普尔认为，科学只能研究局部的社会问题，如某条法律好不好用，某个政策价值如何。因为只有局部问题才可以反复验证。而那些执掌全局的宏观理论，都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那证伪主义是怎么终结形而上学的呢？

前面说过，形而上学必须坚持理性工具。理性要遵守逻辑规则，那最基本的逻辑工具是什么？

是演绎推理，对吧？我们前面整本书的形而上学，都是在遵守“因为⋯⋯所以⋯⋯”这样的逻辑规则，一步一步推理下来，才让您信服的。

演绎推理的规则是，从一个绝对为真的命题出发，推出一个绝对为真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结论都是正确的。

但是证伪主义反对的，恰恰就是绝对为真的命题——因为绝对为真的命题是不可证伪的！

所以，无论你说任何一个命题，只要你说“它肯定是真的”，那它在证伪主义者看来，就是毫无意义的，它和巫术、宗教理论都是处于一个地位，毫无讨论的必要。

那演绎推理就进行不下去了嘛！

更简洁地说，形而上学的目的是找到终极真理。可是证伪主义却说：凡是终极真理，都是毫无意义的命题，不值一提。

这和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看法是一样的。

我们还记得，逻辑实证主义发现，最后能实证的只有类似“这朵花是红色的”一类的个别经验，找不到有普遍价值的命题。这是为什么呢？

用证伪主义理论来说，这很好回答：因为“所有的花都是红的”这种有普遍价值的命题，是只能证伪不能证实的。

说波普尔终结了形而上学，其实有些夸张。因为在他之前，形而上学已经被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在内的无数哲学家们都攻击过了。波普尔不过是临门又给了一脚。

但证伪主义的确好用，当我们用证伪主义一一分析前面的哲学理论，会发现它们全都是不可证伪的。

比如“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没有绝对静止的事物”，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证伪的命题。要证伪这个命题，就要找到一个永远静止的事物，但是人不可能观测“永远”那么长的时间。

再比如“物质不依赖意识存在，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命题，如何证伪呢？那就必须找出一个“不依赖物质存在的意识”。那么，能设计出一个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吗？

实际上，无论指出任何一个意识，唯物主义者都可以说：“它是依赖物质存在的！没物质就没它了！”比如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说：“我的意识是本质的，物质只是我意识的感觉。”唯物主义会说：“你肉体死了，你的意识就没了！”贝克莱或许会说：“不，是因为我的意识没了，我的肉体才死了。”唯物主义会说：“不，你胡说，物质是第一性的，你错了！”总之大家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

证伪主义看见这两个人，会笑着说：“你们辩论不清的根本原因是你们俩的命题都不能证伪呀，都是空谈呀，拜托去那边和巫术、宗教站在一起吧！”

证伪主义说完了，这个理论听上去很棒，在现实中也确实好用。

不过我要告诉你，在科学领域，证伪主义有时也不靠谱。

在下一章开始批评证伪主义之前，先补充一个波普尔的小八卦。

这个八卦和维特根斯坦有关。

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有一些相像的地方。他们都是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从小都有较好的艺术环境，他们两人都喜爱音乐。在纳粹德国崛起以后，他们都受到了迫害。

前面说过，维特根斯坦家族在纳粹的迫害中算是侥幸生存：先是在通货膨胀之前转移了财产，又支付了大笔财富从而使家人免于迫害。维特根斯坦本人去了剑桥避难。

波普尔家就不同了，他原本家境不错，但是因为通货膨胀，全家变得一贫如洗。波普尔年轻时生活贫寒，甚至干过筑路工的苦活儿。纳粹掌权后，波普尔的母系家族里有16人死于大屠杀。那时波普尔也想移民英国，但他没有维特根斯坦那么有名，申请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后来他终于得到了剑桥的聘书（这次申请时，为他签名的人有爱因斯坦、波尔、罗素、摩尔⋯⋯），波普尔本来也想去剑桥，但是为了照顾维也纳小组的一位哲学家，他把聘书让了出去，自己去了新西兰教书。

二战结束以后，波普尔终于得到了英国的公民权，进了英国的经济学院任教。不久，他去剑桥访问，给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谈了自己的哲学观点。

然后，他就和维特根斯坦打起来了⋯⋯

这是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

波普尔访问剑桥那天，来到罗素他们平时聚会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牛顿还住过），向剑桥的哲学家们宣读自己的论文。当时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在场。

结果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维特根斯坦越说越激动，突然拿起烧壁炉用的拨火棍向波普尔比画。这大概只是维特根斯坦内心激动的下意识表现，但要别人看上去，像是个非常挑衅的动作。

波普尔当时生气地说：“不要拿拨火棍威胁来访学者。”

一旁的罗素觉得这实在不像话，出言阻止维特根斯坦，这让维特根斯坦觉得非常委屈，故事的结果是维特根斯坦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这是哲学史上少有的戏剧性事件，也成了当时学术界最大的八卦之一。波普尔说，在事情过后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收到新西兰来的信。信里问他，是不是他跟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打起来了？要知道，新西兰距离英国足足半个地球远啊，看来任何时代的人都热衷于传八卦，而且越传越邪乎。

波普尔后来有一个学生，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索罗斯后来设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就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说法有关。

而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也是索罗斯的老师。

然后哈耶克和维特根斯坦还是远房亲戚，哈耶克也在剑桥任过教。

哈耶克说，有一次他和维特根斯坦谈话，维特根斯坦突然拿着一根拨火棍“恶狠狠地冲过来”，在屋里走来走去，吓得哈耶克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所以这事说起来就是，世界级富翁的儿子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单挑过两位世界级学者，这两位世界级的学者又教出来一位世界级的大富翁。

第十五章 实用主义的科学

尽管证伪主义是能很好地检验科学和非科学的工具，但它依旧有漏洞。

先让我们作一个假设。

我们已经知道相对论比牛顿力学更准确了，那么我们假设有一个时空机，把相对论带到了牛顿时代。牛顿时代的科学家们见到了更准确的相对论，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时的观测技术可以观测到两种理论的区别。一种是当时的观测技术有限，区分不出两者。

我们不用辩论那时候的观测技术到底怎样，我们把这两种情况都讨论一下好了。

第一种情况，观测手段能区分相对论和牛顿力学的区别。

你或许说，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假如人类发现观测结果和牛顿的理论不符，为什么还会相信牛顿两个世纪之久？

事实上，在1859年，法国天文学家就发现，水星的移动和牛顿理论计算出的结果有几十秒的角度偏差。

他们怀疑牛顿了吗？没有。

科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由另外一颗没被发现的水星卫星的吸引造成的。他们根据牛顿理论计算出了这颗未知卫星的位置和大小，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但实际上，他们根本观测不到这颗卫星。

他们怀疑牛顿了吗？没有。

科学家们又提出一堆新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找不到这颗卫星。比如“水星因发出黄道光的弥漫物质使水星的运动受到阻尼”——别问我，我直接copy来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我们想，如果相对论来到牛顿时代，完美地解决了水星误差的问题，那它也不过是“未知的卫星”啊、“什么什么阻尼”啊等等众多解释中的一种。所有这些假说都能解释实验数据的异常，但其他假说不复杂，又没有破坏牛顿理论，而相对论则要向大家宣布全世界相信了两个世纪、被无数科学家崇拜的经典理论，压根就不是绝对真理。

你信谁？

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假设过一个类似的场景。他说，假如天文学家们观测到一颗星星的运转和用牛顿定律计算出来的结果不符合，会怎么办？他们不会怀疑牛顿，他们会认为有一颗未知星球干扰了这颗星星的运动。于是他们就计算出那个未知的星球，但是星球太小了，普通望远镜观测不到。于是他们就申请一笔资金，花上三年时间造了台天文望远镜。结果他们没发现那颗星球。他们还是不会怀疑牛顿，会认为是一个宇宙尘埃挡住了未知的星球。于是他们又申请造了一颗卫星去发现那个尘埃。要是没发现那个尘埃，他们会认为是宇宙中的磁场干扰了卫星的仪器。要是还没发现磁场，他们就会提出更多的理论⋯⋯直到人们把这件事整个都忘了为止。

这就好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那种从来不懂得从根本上反省的人。他受了穷，就骂是老板吝啬给他钱太少，商人太坏囤积居奇。要是怨不上老板商人，他就骂是政府太坏，要么是“社会的错”。要是赶上他还爱国怨不了国家，那还可以骂“一代不如一代了”“现在年轻人全都堕落了”。要是这些都骂不上，他还可以仰天大骂是老天不公，是命运不济。总之他遇到的所有坏事，都可以从别人身上找出无数理由，从而“严格地论证”出，他自己是不会出错的。

你或许还会觉得，这个假设不可靠。科学家们不会就那么傻吧。他们那么聪明，怎么会只知道不断给错误的理论找理由，不知道怀疑整个理论呢？

实际上科学家们不仅喜欢找理由，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找理由。

想想我们上物理课时做的实验。实验结果是不可能得到理想值的，对吧？老师给我们解释说，这是误差。空气阻力也好，物体表面不够平滑也好，尺子不够精确也好，总之到处都有引起误差的原因。

但问题是，科学家就能创造出绝对理想的实验环境吗？他们创造出绝对光滑的物体了吗？他们创造出不受观测干扰的实验了吗？不，他们永远都创造不出来，所有的实验结果、观测数据永远都有误差。

科学家有能力减少误差，比如说改进实验技术，更换各种实验条件来对比实验数据，通过多次实验计算误差的分布，看看分布曲线是不是正常。但是，科学家永远没法真正消除误差，也没法精确地认定数值的某一个部分肯定属于误差——假如能精确认定，也就不存在误差了。

再者，科学中不乏前文水星观测这样的例子，它是一个孤单的证据，当时的科学家们没法找到同类例子，也就更没法确定数据的偏差到底是不是属于误差了。

所以，实验数据总是给错误留了空间。而科学家又没有严格的办法去判定每一个错误数据的出现，到底是因为实验误差，还是因为理论本身的错误。虽然大部分时候科学家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到了水星的那个例子里，实验数据已经失去纠正科学理论的功能了。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律（啥意思大家不用知道了），这在物理学界是一件大事，其冲击效果类似于证明出“能量不守恒”来。两个人因此得到了诺贝尔奖。然而实际上，在二十七年前，1929年的时候，一些实验早就已经出现了支持宇称不守恒的数据。但是科学家们觉得宇称不守恒这事儿太扯了，就认为这些异常的数据只是误差而已。

但这并不是科学家们的错。

宇宙中确实可能存在未知的星球，存在磁场，它们也确实干扰过数据，以往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几乎每一次，科学家们给异常数据找的理由都挺靠谱的。

回到我们的假设，假设牛顿时代的科学家们提前知道了相对论，而且科学家们发现相对论能恰好解释水星位置的误差，那么他们会放弃牛顿吗？

我们刚才说了，假如你是科学家，你选择相信哪个呢？一边是一个没听说过的科学新人提出的一套全新的、复杂的新理论，要合乎它来彻底推翻现有理论，唯一的证据是一次可能由误差产生的异常数据；另一边是一个在两个世纪里被无数人无数次验证的经典理论，外加一颗远离人类一亿公里的、小小的、尚未被发现的新卫星，以及我们对自己天文观测能力不足的谦虚承认。

换句话说，为了一个独立出现的异常数据，我们应该推翻一个被验证了成千上万次的成熟理论，而用一个更复杂的全新理论取而代之吗？

或者你会坚持说，你自己选择不出来，是因为你不够聪明，没有足够的科学素养，看不到这个问题背后蕴含的“科学含义”，或者是思想不够开放。换句话说，你以为只要改进科学界对新理论的判断方式，让科学界对新理论更包容更“民主”就可以了吗？但并不存在一个什么“科学委员会”“科学审查机关”之类的东西负责“审查”新的科学理论，所以科学界也没有什么民主不民主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可以避免的缺点。

这个问题先放放，我们接着说刚才的假设。

刚才第二个假设⋯⋯您没忘了那假设吧？我们假设说，假如牛顿时代的人见到了更为正确的相对论，但是当时一切的观测手段都无法验证两者的区别，那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科学家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牛顿了，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奥卡姆剃刀”。

在讲牛顿的时候，我们说过衡量理论学说的两个标准，第一位是预言的准确性，第二位是简洁性。

“奥卡姆剃刀”大致的意思就是，当两个学说都能准确解释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选择更简单的那个。

不为别的什么，就只是因为它简单。

关于奥卡姆剃刀，有一个比较常用的例子，说我们可以假设在车库里有一只我们看不到、摸不到、听不到、用任何科学手段都检测不到的“喷火龙”。这种假设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你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嘛。那我们为什么要忽视关于这只龙的假说呢？我们可以根据证伪主义，说这只隐身龙的存在不能被证伪，所以是不科学的。我们也可以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说这只龙无论存在还是不存在，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那么科学家就认为它不存在，为的是让我们的理论更简洁，同时我们也不会损失任何东西。

我们也可以把奥卡姆剃刀用在《黑客帝国》的假设里。我们的确可以假设我们的世界都是虚拟的，但这假设是否真对生活没有影响？那么，两相比较，否认假设的世界更为简洁，于是我们就选择相信没有虚拟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真实的。

但是您有没有嗅到一个危险的信号？

科学不是追求真理的吗？那么奥卡姆剃刀是怎么回事？奥卡姆剃刀能证明车库里的隐形龙不存在吗？没有，它只是当作隐形龙不存在。

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我们选择科学理论的原则竟然不是哪一个更接近真理，而是哪一个更简洁实用。

我们刚才说，无论当初的科学家是否观测到和牛顿力学不符的数据，都不会相信相对论。那你肯定会问：那后来相对论怎么就被承认了呢？

相对论被承认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背离牛顿力学而符合相对论的证据越来越多，多到人们觉得宁可选择复杂的相对论，也比不断给牛顿理论中的错误数据找各种理由要更省事、更简洁。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回想一下整个过程，相对论为什么能代替牛顿力学？

这并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并不是科学家们在一次大会上拿出各种证据和理论来不停地辩论，最终一方灰头土脸地离开会场，另一方宣布科学理论被改写。这其实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随着反对旧理论、支持新理论的证据越来越多，相信旧理论的科学家不断地给那些证据找理由，直到所有找出的理由堆积在一起比新理论还复杂、还难以让人接受的时候，科学理论就被改写了。

那么，您能意识到科学理论互相取代，依据的是什么原则了吗？

是实用主义！

那个市侩的、庸俗的、让我们瞧不起的实用主义，竟然是整个科学的核心？

在相对论出现以后，我们发现，牛顿力学从较真的立场上来说都是错的。我们生活的空间是弯曲的，我们随便摆放一块橡皮就可以改变空间的弯曲程度。我们坐了一趟汽车，表就和标准时间有了一点点偏差。然而，我们在生活中从来不使用相对论解决问题。人们在制造汽车轮船的时候，用的仍旧是牛顿力学的公式。为什么明明有更准确的理论我们不用，非要用不够准确的呢？原因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牛顿力学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足够准确而且足够简单。

一句话，更实用。

再比如，生物体内的分子原子都严格遵守物理定律。那么我们可以把生物看成一个由大量分子组成的物体，使用种种物理定律去研究它的规律。然而事实上，我们在研究生物的时候，用的是和物理学完全不同的生物学，是一套全新的定义和理论。我们为什么抛弃掉物理学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在生物体研究上另起炉灶呢？这就是因为，当我们把某个器官当作一个整体，按照生物学的方法去研究时，要比把它当作一个复杂的分子集合体用物理学去研究简单省事得多。虽然物理学研究的结果更精确，但是生物学的方法简单实用，所以我们选择使用生物学。还是因为实用。

我们应该好好想想科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

前面的种种例子都表明了，科学是个只讲究实用与否的工具。我们在筛选科学理论的时候，实用是唯一的标准：首位的要求是这个科学理论能够指导我们工作，不能够出错。其次，在不出错的基础上越简单易用越好。就比如牛顿力学其实是错的，但在我们粗糙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足够用了，我们就只当牛顿是正确的，不需要了解相对论。

而且相对论就绝对正确了吗？也不是。相对论也是可以被证伪的。目前没人推翻相对论，只是因为人类现在观测到的物理数据里还没有足够多的和相对论违背的数据。等到人类的观测能力不断提高了，有朝一日违背的数据越来越多，相对论不够实用了，就会有新的理论去代替相对论了。

假如你接受这一点，那么可以听听我个人给科学下的定义：科学就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以实用主义为原则筛选出来的、可以被证伪的理论。

说白点就是，科学就是我们在一堆科学假设中，挑出一个能够解释已有的实验和观测数据，而且表述尽量简单，而且还可以被证伪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最“科学”的。

接受了实用主义的科学观后，可以解决一些证伪主义的漏洞。

前面举的“科学家不断给误差找理由”的例子，就是证伪主义的一个缺陷，刚才我们已经用实用主义弥补了它。

证伪主义还有另一个问题：有些命题的证伪成本太高。

如“就算世界所有的核弹一起引爆，人类也不会灭亡”这个命题，是不可证伪的。因为要证伪这句话，就必须把所有的核弹一起引爆，看看人类灭亡了没有。且不说没有人会干这种蠢事，就算干了，证明这个命题错了，那个时候人类也可能灭亡了，也就没人会出来宣布这个命题错了。

然而，我们能说这个命题不科学吗？假设全球的核武器的TNT当量总和已经是一个极高的数字了，我们能说，核武器能不能毁灭人类，我们还是猜不出来吗？

证伪主义的辩护者可能会说，我们知道所有核弹引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是基于间接的证伪主义。小当量炸弹爆炸会引起什么后果，这个可以用经验检验，是可证伪的命题。科学家们通过间接的计算，就能算出全球核弹爆炸的后果是什么。

这个辩护是有道理的，但因为是间接的证伪主义，因此最终的结论并不那么可靠。对于到底什么当量的核武器会毁灭人类，所有的争论都是基于理论计算而不是经验检验，因此科学家们很难达成一个共同承认的数字。他们会拿出各自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出不同的结果。

假如进一步抬杠，具体到精确数字，如问“1000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会不会毁灭人类？”“1000.0001万吨呢？”因为无法做实验，这些问题就更无法证伪了。

我们可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知道所有核弹引爆的后果？如果只是为了好玩，只是为了增加知识，那么随便算一算，论据和推理过程没有明显的错误，那就够了。如果是在冷战时期为了给政府提供政策参考呢，那研究这个问题的实际目的，其实是为了劝告各国政府，千万别打核大战啊，打起来大家都完蛋。既然实用的目的是劝诫，那不妨说得更厉害一点好了。哪怕拿不准事实，也要为了实用的目的，硬咬着牙说“打起来人类就毁灭了”。事实上今天就有人质疑，冷战时期对核战争的恐怖后果被过度夸大了。

你看，这不就是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吗？

从这个角度说，实用主义是证伪主义很好的补充，可以让证伪主义免去讨论那些因为条件所限、难以被证伪的理论。

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科学有什么用处？科学的实用之处在于可以指导我们的行为。换句话说，科学的用处在于预言。人在利用科学预言的同时，其实就是在证伪。“对人类有用的预言”就意味着人类有能力证伪。假如一个理论因为条件所限，难以被证伪，说明这个理论现在也没条件能在实践中用上。那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的真伪，先把它放在一边。

波普尔的科学观中，其实也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过去，人们以为科学知识是从对经验的观察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先观察，再得出理论。这简直是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事了。

但波普尔说，这是错的。

有一次上课，波普尔对学生说：“拿起你们的笔和纸，仔细观察，然后记下观察的结果。”

结果学生们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写什么，不知道老师叫他观察些什么。

波普尔于是说，我们在开始“观察”经验之前，不可能不带着目的。人在开始观察之前，一定要先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才能开始观察。

动物也是这样。比如观察一个环境，动物不会无目的地观察，而是要带着某种目的去观察：去找吃的啊，去寻找可以躲避危险的地方，等等。这一点用进化论可以证明，假如动物不是带着目的去观察世界，那就是一种浪费精力的行为，这种行为就会被淘汰掉了。

所以波普尔认为，先有观察后有理论是错的。应该是先有理论（即先提出问题、设定目的），再有观察。

这能说明什么呢？

有一个科学研究最基础的问题，一切自然科学都要遵守一个前提：全宇宙一定会遵守相同的物理定律。也就是说，物理规律是普世的，我们在地球实验室里得出的物理规律，对于十万光年远的恒星来说，同样适用。

可是，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一点？

波普尔说，我们并不能证明世上存在普遍的规律，但是人类为了生存，为了便于使用理论，必须要在各种混乱的经验中总结出规律来。换句话说，人类是带着“总结规律”的目的去观察、去总结经验的，因而发现了各种普世的规律。

这等于是说：为什么宇宙中存在普世的物理规律呢？

因为人类需要，这样人类改造自然才方便。

这便是实用主义的观点了。

科学是实用主义的，这听上去似乎太不靠谱了。而且，科学也未必不是独断论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那条车库里的隐形龙。

显然，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不会承认隐形龙存在。我们可以用证伪主义说，这条隐形龙的存在是不可证伪的，也可以用奥卡姆剃刀把这条龙剃掉。而且我们在谈这条隐形龙的时候，措辞很严谨，我们不说它不存在，我们只说它存不存在我们不知道。这还有问题吗？

有。

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有一个比喻，原本是来说宗教信仰问题的，我给改写了一下。

说有一个小伙子想要向一个女孩求婚。这个小伙子只想和美若天仙的女孩结婚，但除非结婚，否则他没办法知道这个女孩的相貌，于是小伙子就很纠结。因为女孩的外貌不能被检验啊，按照科学的原则，就得当作这事儿不成立。那么小伙子一直犹豫，也就一直没跟那女孩求婚。

小伙子对待女孩子外貌的原则和我们对待隐形龙一样：女孩的相貌我没法知道，那我就得存疑，我不能证明女孩是一个美若天仙的人，我就一直不能做出结婚的决定，婚事就得一直拖着。

但詹姆斯说了，小伙子对结婚犹豫不决，拖着没求婚，这不也是一种选择吗？这不就等于选择了相信“女孩并非貌若天仙”了吗？换句话说，怀疑论者以为自己把所有可疑的东西都悬置起来了，不当它是真的，实际上，这就相当于你当它是假的了！

所以怀疑论者以为自己是谨慎的、中立的，但是怀疑论者对可疑的事情采取了不相信的态度，本身还是一种独断的选择。按照詹姆斯的话说，怀疑论者觉得“与其冒险步入谬误，倒不如冒险丧失真理”。这和盲目相信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这事成了这样：我们反对独断论，坚持怀疑主义，结果在我们坚持怀疑主义的同时，我们又犯下了新的独断论。从逻辑上说，怀疑主义的问题就是那句老话：这怀疑一切的原则本身难道不应该怀疑吗？恰恰是因为怀疑论者没法怀疑这个原则，所以对于那些不可证伪的事物的怀疑，这个行为本身就成了独断论。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办法再避免这种独断论了。

科学真让我们失望啊。

当非欧几何出现的时候，人们意识到，欧氏几何不过是人们研究世界的一个工具而已，它被人们崇拜并不是因为它揭示了永恒不变的真理，仅仅是因为它是众多几何工具中最实用、最好用的一个。

今天我们发现，原来科学也只是一个用来描述世界的工具。科学家们并没有一本“科学真理审批手册”，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序来决定哪个理论更正确。我觉得，科学家更像是一起去市场采购的大妈，望着小贩摊位上各类假说叽叽喳喳，挑挑这个够不够精确，看看那个够不够简洁，最后七嘴八舌商量出一个大伙最能接受的假设“买”下来。当然也有谈不拢的时候，这时候科学家们就各说各话了，都说自己相信的那个假设最好。直到科学界出现了新的证据，大伙儿就接着挑，接着吵。

一点没有追求真理的神圣劲儿！

这会让科学很难堪吗？我倒觉得，这会让科学更自在。我们前面说过，按休谟的说法，世界上不存在因果律，但另一方面，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里，虽然存在因果律，我们却无法发现它。那么建立在因果律上的科学就很纠结，好像随时都可以被驳倒一样。

然而当我们接受了“科学并非揭示真理，仅仅是实用工具”的概念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没必要非要先证明有因果律，然后再去研究科学。我们只要当作有因果律就可以了。因果律就是我们的一个假设，错就错了，so what？

第十六章 科学是什么

假如我们接受了前面的看法，那么，科学还代不代表真理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科学只是一个描述世界的工具，那么其他的理论，比如宗教、巫术、占星术，它们也是描述世界的工具。难道一个工具能比另一个工具更高明吗？凭什么科学就敢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而且只要人家不符合“科学”就说人家荒谬呢？那你科学还不符合我占星术呢，为什么你就不是荒谬的呢？

我觉得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假如一个科学家对一个巫师说：“你的巫术不符合科学理论，所以你是错的。”我认为，如果科学家没有说这话的根据，这就是学霸的表现。

你可能问了：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不相信科学了，以后什么神啊鬼啊，随便信信都没有关系了？

不，我不这么认为。

虽然我们不能把科学当作衡量一切理论的标准，但是我们仍旧有标准可以用。

我认为有两个原则必须坚持：

第一是经验主义原则。换句话说，理论好用不好用，必须眼见为实，拿出大家都承认的证据来。

第二是实用主义。理论还得有实用价值，不实用的理论再诱人也没有意义。

换句话说，假如有一个理论认为自己比现有的科学理论更优秀，那么就应该拿出可以检验的证据来，同时这个证据比已有的科学成果更实用。你要是算命师，你就得拿出证据，证明你比物理学、社会科学能更准确地预测未来。你要是民间医学，你就得拿出证据，证明你在某方面比现代医学能更有效地治愈病人。

或许有人会问：你又凭什么说，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考察各种理论的标准呢？

我们想，我们选择信不信某个理论是为什么呢？比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在民间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选出一个更优秀的理论呢？因为我们要治病对吧？我们要的是它的实用效果。所以我们关心的是这两个理论哪一个更实用。

假如你去找了一个懂民间医学的人，他给你看完病说：根据我的某某理论，你的病好啦。你会就这么相信他吗？不会吧。你得在以后的日子里观察自己的身体，看自己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要是没好，你就会找他算账去。所以，我们要选择理论，原则必须是实用主义的，依据必然是经验主义的。

因此，拿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做考察理论的标准，这不是出于科学家的学霸作风，而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点，回来再看科学：科学坚持经验主义、坚持实用主义，并且完全开放，允许证伪、允许质疑，反对独断论。那么，还有什么研究方法能比科学更好呢？

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们不能说某个理论“不符合科学理论”，就认为它是错的。但假如我们认为“科学方法”指的是“以经验主义为标准，以实用主义为目标，允许别人检验，反对独断论”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科学，就可以说：如果某个理论的论证过程“不符合科学方法”，那么它就是不可信的。

在这件事上，我们对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多说几句。

那就是中西医之争。

显然，以现代医学的标准，我们的传统中医有很多地方是“不科学”的。中医的辩护者们有一个论点，说你们西方人凭什么非要用“科学”的标准去看待我们中医？那是你们的标准，不是我们的。你强行用自己的标准要求我们，这是一种霸权主义。把科学不言而喻当作衡量事物的标准，这不也是一种迷信吗？

这个观点我同意。

没错，现代西医中的种种理论、观点都不是绝对正确的，现代西医仅仅是我们对人体的众多解释中的一种，绝不是唯一的。特别是对于人体这种极为复杂、经常处于变化中的研究对象，或许中医的确比西医有更大的潜力，这些观点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关键一点，我们不能放弃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

就是说，如果想证明中医比西医更有效，就必须在大范围内进行治疗实验。目前最好的方式是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做完实验一统计，对于某个病症，哪种治疗方法的效果更好，我们就选择哪种疗法。

说中医历史上有过多了不起的记载，里面有多少五行八卦之类深奥的哲理，中医“能平衡人体”“从整体看待人体”“更自然”等等理由，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此地，它能更有效地治病，它能切实地延长人的寿命。你能实现了就算你本事，你要是不能实现，你的理论再天花乱坠我们也弃你不用。对于西医来说，我们也同样对待。

就像我们说相对论代替牛顿力学的过程那样。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上来就说：哥这个理论吸取了古籍精华，从上古希腊文献中破译了欧几里得密码，然后又根据多么多么先进的辩证思想总结出来，上合天道下顺地气，所以哥是对的。科学家们听了肯定会对保安说，把这个精神病给我拉出去。对吧，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的。相对论刚提出来的时候，科学家们并不信服，而是静静等待实验数据的出现。相对论的胜利来自于观测实验的胜利，是经验的正确证明了理论的正确，而不是相反。

中医的支持者有一种辩词，说中医已经流传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相信，能说它没有效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一定力量的辩护。流传时间越久、范围越广的理论，说明它积累的经验越多、经过的考验越多，的确可以增加它的可信度。但是这个辩护的力度还不够。

首先，在现代医学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只有中医，没有其他理论竞争，没得选。其次，今天很多中国人相信中医，不仅因为它有效，还有很多社会因素。就像有很多人相信宗教但并不能证明神迹一定是真的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不够强的证据。

最好的检验办法还是“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

解释一下。

“大样本”是说，我们验证某个方法可靠不可靠，光看一个例子是不行的，要找很多很多的例子一起验证。例子越多，实验的结果就越可靠。

“双盲”是说，要把实验对象分成好几组。比如实验一个疗法是否有效，不能光看吃了药后多少病人病好了。还应该有另外一组病人，只给他们毫无疗效的安慰剂，对比两组的实验结果，才能知道药物的真正疗效。病人的分组应当是随机的，保证各个组之间患者的情况类似，不能身体好的分一组，身体差的分一组，那样就作弊了。

而且这个过程，被实验者和实验者都是“双盲”的。安慰剂的外形和真实的药物一模一样。吃药的患者不知道自己吃的是真实的药物还是安慰剂，目的是避免患者的心理作用影响结果。同时，亲自给患者服药的医生，也不知道哪些病人吃的是真药。这样做是避免医生通过心理暗示（如对服真实药物的患者更关心）来影响结果。当然，最终实验的统计者能准确知道哪些病人吃的是真药，哪些吃的是安慰剂。有的实验做不到“双盲”，也可以只做“单盲”，只瞒着病人。

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的作用，在于寻找两件事（如实验药物和疗效）之间真实的因果关系，尽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比如，有一些病是可以自愈的，还有很多病只靠心理作用就可以加速痊愈。有很多人一有病就吃药，吃药后身体果然好了。这到底是药物成分的作用呢，还是药物的心理安慰作用呢，还是纯粹是身体自愈了呢？要想搞清楚这些，最好的做法就是找大样本病人，分成三组，一组吃药，一组吃安慰剂，一组不吃药，双盲实验，统计结果。药物有没有用一目了然。

不仅对于医学，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对于各种算命、巫术等等不愿意同科学合流的理论，都有很好的检验效果。前面说过，星座算命所给出的结论大多是不可证伪的。但有时也有一些可以证伪的结论，有时也灵，那怎么知道星座到底有没有用呢？找一堆人，随机分组，一组人用和本人相符的星座的预测结果，另一组用和本人不符的星座的预测结果，但也告诉他们这些都是真实的预测结果。看看两组人觉得灵验的比例是否相近。实际上，有人已经做过这样的实验，把同样一段预测结果发给不同星座的人，结果人们都表示很“灵”。

双盲实验在这个问题上，排除的是“巴纳姆效应”的干扰。这是一个心理学效应，说的是人们倾向于相信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模糊的性格预测，而不管这个预测是不是真的准确。

再比如，我们在历史上常看到某些特别灵验的算命大师。如在某名人年轻的时候说此人大有可为，如在朝代更替之前就能预言某朝当兴，假如我们翻开史书统计，灵验的预言比不灵验的要多很多，这说明算命真的有道理吗？不能，因为样本不是随机选择的。要真的检验算命，应该找一大堆算命大师，让他们作出大量可证伪的预言。再叫不会算命的人用类似的句式作一些假预言，成为对照组。看看是不是算命大师组预言为真的概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甚至于只要其中有某一个大师的预言概率明显高很多也可以。否则，哪怕名声再大、口碑再好的算命大师，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都不能算他真正有本事。

双盲实验在这里排除的是“幸存者偏差”的干扰。这个意思是说，只有被验证为正确的预言，人们才会广为传诵，才愿意记录在历史书上。那些出错的预言，人们没兴趣传播。因此光从历史书上或者邻里的传闻里听说的某大师灵验所留下的印象，和现实是有偏差的。

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并不是没有漏洞。诚如休谟就怀疑人类的任何检验手段都不可能彻底地符合客观事实。譬如，或许有某个神医一接受实验就紧张，发挥失常，真正看病时却没这个问题。那么双盲实验就会冤枉他。

更大的缺点是，大样本实验的成本非常高，药物实验耗时很长，很多治疗方法没有条件接受这样的实验。严格如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新药上市也不是全靠双盲实验，还要结合临床医生的反馈等等更多的信息。

但是，这里一定要说但是，对于那些争议特别强的理论，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仍旧是剔除骗术、心理误差、第三方原因等非常态因素来检验争论对象是否有用的最好办法。没有其他任何方法更有效了。

说这么多，并不是要具体下结论说中医如何，而是用这个有争议的话题来说明，无论任何声称自己和科学“不是一个系统”、不能“把科学理论强加给我”的理论，最终还是离不开实用主义，离不开经验检验。而且最好的检验办法，就是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假如你拒绝检验，那么你的理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在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不实用的，很难和信口开河的巫术、骗术区分开来。

有没有科学比不过“非科学”的例子呢？

还真有。比如中国菜。

很多国外采风里说，西方人做饭跟做科学实验差不多，跟你学做饭的时候，非要问清楚“少许”葱姜是多少克、“少许”酱油是多少升，厨房里连量杯都用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做菜方式是非常符合“科学”标准的——实际上，好吃又便宜又能快速开分店，不依赖厨师技术还能保持味道不变的西式快餐，就是这么控制质量的。制作菜肴的每道工序都有近似于科学实验的严格数据控制的要求。

但是我们都知道，外国人照这种方式做出来的中国菜并不好吃。而一个中国人，完全没有“科学”的学习过程，只靠纯经验的积累，练上一两年就可以做出美味的中国菜来。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喜欢吃中国师傅按照这种“非科学”方法做出来的菜，这就证明，在做中国菜上，中国烹饪法是优于“科学”烹饪法的。实际上，也并没有科学家跳出来冲着中国厨师说：你的做菜方式是不科学的，所以你的菜再好吃也没用，我不吃！

这可以证明：科学并不一定就是解释、改造世界的唯一标准。比如在做菜这件事上，科学方法就被打败了。而且我们评价两者孰优孰劣的标准是非常清晰的：立足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

中国烹饪法做出来的菜好吃，技巧容易掌握。所以就赢了。

那么，假如我们有什么“来自于老祖宗的精华理论”不被科学接受，也不用郁闷，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理论用起来，得到比科学更实用的效果，科学自然会低下头来虚心求教。反之，天天喊着“天道”“自然”等等大话一点说服力也没有。你见过哪个厨师跟顾客说，哥做这饭好不好吃不重要，重要的是哥懂五行八卦么？

有一种观点，说科学只是众多认识论中的一种，只相信科学，拒绝别的理论，不也是一种迷信吗？

什么叫“迷信”呢？不经思考的相信，不允许别人质疑，就叫“迷信”。假如一个人在没学过哲学史的情况下，认为科学代表了终极真理（在哲学中叫作唯科学主义），不承认科学的局限性，认为不能证伪的观点就是错的（我认为，不能证伪的命题仅仅是不可知的），那么这的确可以称作“迷信”。

但是，如果他了解科学的局限，仍旧相信科学的结论，那就不叫迷信了。在这点上，我认为科学和宗教、巫术不是对等的，科学比宗教和巫术更“不迷信”一些。

关键不仅在于科学理论可以证伪，还在于它的检验是开放的。

科学理论的语言基于严谨的逻辑，任何人只要花一点时间学习都能读得懂，科学没有权威（有的宗教教义只有神职人员才有权解释，教众不许有不同的说法），任何人只要有技术条件，都可以去证伪、推翻最权威科学家的理论（有些宗教拒绝教外人士参与讨论，而科学不会歧视人的身份，只要你拿出证据来就行）。因为这些原因，科学虽然有局限，但科学比其他不允许质疑的理论，要更“不迷信”。

世界各大宗教内部都分成很多小派，不少小派之间也互相攻击，互相骂战。为什么宗教总讲“宽容”“慈爱”，而这些细小的派别却难以统一呢？因为宗教理论大多不可检验、不可证伪，因此不同的观点根本无法辩论出对错。过去，教会要靠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暴力机关才能解决争议。可你没听说过科学也有科学裁判所，会把持不同科学结论的人抓起来判刑吧？

科学家和其他人类一样拥有各种阴暗面，一些科学家也自私，也互相嫉妒，也会虚伪欺骗。科学家在研究同一件事的时候，也常常各执己见，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谁也不服谁，甚至还会有李森科这种利用政治权力打击异己的恶劣事情发生。但是科学的方法是开放的，因此不同的意见哪怕相隔万里、相隔千百年，也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平对话。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实验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间长了，对同一件事检验的次数多了，自然就会分出正误来。

当年有多少人不服牛顿，天天和牛顿打架，不久以后，就再没有科学家否认牛顿，因为如果你在否认牛顿的基础上研究，你就不可能搞出任何经得住经验检验的成果来。同样，当年有不少人反对爱因斯坦，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些反对的声音也都渐渐没了。

教会当年用了成千上万个宗教裁判所、遍地而起的火刑架都没能统一观点。科学家们只靠着几本学术期刊就搞定了。这不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吗？

很多宗教人士都乐于使用汽车、飞机、手机、电话等高科技产品。不为什么，就因为这些东西是最实用的。在一百年前，传教必须靠步行万里路，站在街头扯着脖子喊。现在传教可以用鼠标一点，网页上一发，几十万人都能同时看到。这样方便的技术，为什么不用？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在攻击宗教，因为使用这些科学产品和世界主流宗教的教义都不矛盾。

第十七章 永恒的终结

前面关于科学的内容说了很多，不是我存心想跑题，是因为咱们这回终于讲了点有用的东西啦！

您想想，这本书前面说了大半天哲学，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吵来吵去最后一看，这些理论全都是错误的，一点儿有用的东西没落下，您看得都快掀桌了吧？这回轮到实用主义这里，总算是说了点有价值的理论了。

我们现在知道了，实用主义对于科学来说很有用。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实用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哲学研究中？能用来回答形而上学的问题吗？

试试吧，哲学中有什么实用的问题呢？

前面说过，我们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追问人生意义。

这个问题哪里实用了呢？

我们想想，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追问人生意义？

也许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想到人的一生短如朝露，对必然到来的死亡和虚无产生深深的恐惧，又不知道该如何排解。

或者是体验了一次纵欲之后，觉得人生就算再有钱再成功，欲望满足后得到的也是痛苦和空虚，不禁对人生充满了悲观。

或者是觉得自己正过着庸俗无聊的生活，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摆脱庸常，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或者你正陷于生活的泥潭中，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苦役，永远看不到解脱的可能。希望能给自己经受的这些苦难找到一个价值依托，让自己吃的苦变得有意义。

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大半是在焦虑、恐惧、悲观、绝望的时候才需要追问“人生的意义”，来驱散这些负面的情绪。

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个人生意义，一经相信它，就可以消灭上述负面情绪，那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意义了。

问题是，你以为天底下只有你自己才有过焦虑、恐惧、悲观和绝望，人民大众就没有过这些负面情绪吗？大众就不怕死吗？大众就没有空虚无聊，就没有对苦难的生活感到过绝望吗？

人民大众就不希望过一种自信、充实、快乐，觉得有意义的人生吗？

人天性趋乐避苦，人类发展奋斗千万年，你以为全体人类在干吗呢？不就是在干这一件事儿吗！不就是在通过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尽一切手段来驱散各种负面情绪，追求充实和快乐的生活吗？

前面说过，假如这世上有一个易于接受、成本很小，又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思想，没有什么理由能阻止这个思想立刻在人类中传播开。你难道认为，在某本哲学书中还隐藏着一个既好用又能让每个人都相信的人生意义，大家伙儿都不知道，就偏偏等着咱们几个聪明人去发现吗？

显然，更靠谱的结论是：老百姓平时应对上述精神困境的办法，就是这些问题的最优解。

我们都不需要有文化的人出手，随便拽过一个大妈，就把前面那几个问题都搞定了。

你问大妈：“我怕死，怎么办？”大妈说：“怕啥啊！愁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为啥不乐啊。”——她回答了，“追求快乐”就是人生意义，关注眼下的快乐，就可以不怕死亡。

你问她：“我觉得满足欲望也没什么意思，怎么办？”大妈说：“人活着得有个爱好啊。你瞧我，天气一好就到广场上跳舞，身体好，还交了不少好朋友，多快乐！”——她回答了，“拥有爱好，锻炼身体，和朋友相伴”就是人生意义，这样做能避免孤独、沮丧和纵欲的空虚，拥有持久的幸福。

你问她：“我不想过庸常的一生，怎么办？”大妈说：“我听不懂啊，啥叫庸常？平安是福，知足常乐。健健康康、没病没灾的，这日子不挺好吗？”——她回答了，“平常生活来之不易，因此平凡的生活并不平凡”，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人生意义。

你问她：“人生要受那么多苦难，有什么意义？”大妈回答：“啥意义？我不懂啥意义，苦这东西，轮到你吃的时候你就得吃。反正吃苦总有个头呗。”——她回答了，“等到苦尽甘来的一刻”就是吃苦的意义。

上述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这世上每一个不困惑的人，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回答。您如果想最简便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去找各种人问一问，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答案就是了。

如果你觉得普罗大众的回答太“低端”，不够适合你，也没有关系。还有一门科学专门负责解决这些精神困境。它叫作心理学。无论是焦虑、恐惧、悲观，还是绝望的情绪，心理学——特别是临床心理学，有大量简便易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甚至于您根本不需要亲自学，花点钱找一个可靠的心理医生做治疗就足够了。

但问题是，这些解决方案你接受吗？

当你觉得自己终日辛苦劳作却一无所获，不知道自己一生究竟有何意义的时候，你愿意相信心理医生从他的那本专业书里查出一个最能安慰你的答案吗？

心理学可以驱散人的负面情绪，让人更充实快乐，这当然是一门很棒的学问。但是心理学不能告诉我们，这世界有没有终极存在，不能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心理医生为你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考虑的不是这些问题的真假，而是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你的心里更舒服一点、更健康一点。这是标准的实用主义，对你效果最好的答案，医生就会当成真理告诉你。

但是你相信吗？

我们不信。

我们天生喜欢怀疑，我们不仅追求自己的快乐，我们还想知道真相。

同样的道理。面对上述负面情绪，信仰宗教也是最实用的办法，但是在没有有力证据证明神灵存在之前，我们也不信。

所以，用实用主义回答出的哲学答案，我们不能接受。

实用主义也行不通。那么，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没有了。

在理性的领域里，面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等等形而上学问题，要么去求助心理医生，要么就没有答案了。

这就是本书的结论。

如果这本书您看到这里，对有一些地方仍然感到迷迷糊糊，有些地方仍然没看懂，甚至光顾着去看八卦了，那也没有关系。我现在告诉您一句结论，只要记住这句结论，这本书就算没白看（睡觉的同学醒醒，老师划重点了）。这句话是：

形而上学走不通，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没有答案。

记住这一句话就够了。

我们说过，形而上学的任务，是用理性思维去研究世界本质等“大问题”。

形而上学走不通，也就是说，理性不可能回答“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有没有终极真理”“终极真理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等大问题。硬要回答，答案一定是独断论的，或者在推理上有错误。

形而上学家们研究了好几百年，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实际上，所有的形而上学都会陷入无法证明自身的困境。

我们说过，经验主义者们的论断“只有来源于经验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并非来自于经验。康德用来批判理性的工具却没经过自己的批判。黑格尔讲辩证法，但是他的辩证法到最后却并不辩证。尼采说所谓的真理都是谬误，那他自己的理论不也是谬误了吗？逻辑实证主义用来分析语句的规则，经过自己的分析都变成无意义的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理论，是不能被证伪的。后来到实用主义的时候，罗素批评说：实用主义以“是否实用”为标准评价真理，但是“是否实用”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此追问下去，必然会形成无限回溯，得不出结论。

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在哲学史上不是偶然，几乎每一个哲学流派，都面临着自己不能证明自己的窘境。那么，这种“怀疑者不能怀疑自身”的质问只是一种抬杠吗？如果我们是怀疑者，那我们把原则改成“我们可以怀疑一切，除了本原则之外”不就可以了吗？

不行。

因为哲学研究的是“什么知识真实可信”的问题，是认识论的问题。按照怀疑精神，任何知识必须先确认是可信的，才能被我们接受。然而，我们用来确认知识是否可信的方法（也就是各种哲学理论），本身也属于知识的一种，它们在给别的知识提出限制的同时，也就是在给自己提出限制。

形而上学的任务之一是保证一切知识的来源是可靠的，如果它连自己的可靠性都不能保证，就正好说明它是独断论。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理性不能回答世界本源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扔掉理性了呢？

比如我们一听说理性也不管用，那就以为我随便信宗教也好、信巫术也好，你们任何人都没理由拿理性来批评我、阻拦我。这话对吗？

我认为，一半对，一半不对。

信仰宗教等行为，的确像克尔凯郭尔说的，是非理性的一跃。光靠理性辩论是没用的。

但是另一方面，人要讨论、思考任何问题，都离不开理性。

举个例子：

假设你想信宗教了，正打算去买本《圣经》呢，这时候楼下二大爷拦住你说，他自己就是神仙，让你信他就行了。

那你是选择继续去买《圣经》呢，还是直接信二大爷呢？

你肯定选前者，对吧？

可是二大爷是不是神仙这个问题，和其他宗教理论一样，是没法验证的。但即便如此，你仍旧毫不犹豫地选前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认为基督教历史悠久、信众众多、影响广泛、教义完备，所以你觉得，基督教要远比二大爷更可信。

归根结底，你放弃二大爷靠的还是理性的思考。这就是说，理性在我们评判信仰等非理性问题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再者，任何非理性的学派，如果要流传下来，也都必须要靠著书立说、靠文字。只要这些文字本身不是纯粹的艺术作品——比如诗歌和散文——那么就会带有一定的理性成分。比如禅宗说“不立文字”，但“不立文字”这句话本身也是文字，也是理性的。每一个学派总要传递自己的学说、反驳其他学派的学说，这传递和反驳的过程，也大都要坚持理性、坚持说理。

当然你还可以反驳说，我认为真理就是必须完全脱离理性的、完全脱离文字的，一个字都不能说。我就想靠自己的非理性的直觉也好、信仰也好，去追求真理。我就这么相信，你能说我错吗？

这么想确实不是错。

但是，这容易陷入一个更荒诞的境地。（当然，我反驳你用的是理性）我可以反驳说：猩猩不具备理性，那么你如何知道你自己掌握的真理和猩猩掌握的不同呢？你是否认为一切有简单意识的动物都领悟到了可靠的终极真理呢？非理性的感受有千千万万，听贝多芬是一种非理性的感受，听周杰伦又是另一种，如果完全不依靠理性，你要如何在千千万万的非理性感受中，区分出哪一个是终极真理呢？

所以我以为，不靠理性去评价宗教、理学、心学等非理性理论，理论上是不错的，但实际上很难行得通。

再说一个关于“神迹”的问题。

神学家奥托说，宗教信徒在强调“神迹”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在用理性评价宗教。因为所谓的“神迹”是建立在相信理性的基础上的。违反常规的东西才是神迹，而“常规”是个理性概念。对于非理性的宗教信徒来说，不存在常规不常规，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神迹”。

拿佛教来打个比方，假如佛凭空变出了一座金光闪闪的大山，那一般人（包括我）都会跪下来说：“太厉害了，这就是神迹，我信服了！”可是对于真正的佛教徒，他会按照佛教的教义，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超越理性的，是“空”，神迹本身也是“空”，那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还是会大惊小怪，还是会很在意“神迹”吧？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宗教信仰的确是超越理性的，可以拒绝理性讨论。但与此同时，包括宗教信徒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不可能离开理性思维。如果有一个人，一面告诉别人信教有多少好处（“好处”就是一个理性概念）、告诉别人有多少“神迹”可以作为宗教真实的证明（“神迹”“证明”都是理性概念），与此同时，在辩论不过别人的时候，便用“不能用理性来评判宗教”当挡箭牌，拒绝理性讨论。我认为这样是双重标准，是不妥的。

下面的问题是，如果形而上学走不通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回答“人生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呢？

最直接的答案是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

既然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没有答案，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人类的一切知识是否可靠，这个世界就没有了终极真理，没有了本质，人生也就没有了意义。

这是一个很自然但也很偷懒的答案。这个答案如果推到极致，相当于反对一切秩序和道德，拒绝一切知识。如果相信了绝对的不可知论，那人就连拿起杯子喝一杯水的能力都没有。如果相信了绝对的虚无主义，那人只能走向精神崩溃。

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真正接受这个答案。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需要一个答案。

粗览艺术史不难发现，顶级艺术家都很苦闷。作为这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类，顶级艺术家思考的问题常常和哲学家一样，都是一些形而上的终极问题。只不过艺术家不用理性探索，而是想通过艺术作品让别人和自己感同身受。但他们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苦闷呢？他们不都是最聪明的人吗？他们不都是在用毕生的精力追求答案吗？

原因只有一个：终极问题没有答案，最聪明的人们追求到最后，不约而同地发现这是一条绝路。

但正是因为这些艺术家陷于永远无法挣脱的苦闷，而他们又非要倚仗自己过人的天才全力挣扎，所以他们的作品才能深深打动我们。

所以世界上才有艺术这东西。

第十八章 存在与虚无

萨特是个典型的6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

这里的“知识分子”和咱们日常用语中的“知识分子”不同。在咱们这里，读书人、大学生就可以叫“知识分子”了。萨特那个时代文化语境里的知识分子，指的是对社会、政治、文化、艺术的现状保持关心，并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学者。

萨特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

萨特家境不错，让他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博览群书，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工作。在二战时萨特当过兵，经历了战争，当过战俘，在敌占区参加过反抗活动，因此他和底层人民保持足够的接触，知道底层生活的艰辛，同情人民的苦难。由于丰富的经历，他的观点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人物。

另外，萨特的形象也够帅。萨特小时候因为生病，右眼有些歪斜，这让他看上去有些丑陋。萨特经常嘲笑自己的相貌。但如果您看他成年以后的照片，会发现还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成年萨特的照片都是一副欧洲绅士的打扮，叼着他的大烟斗作深刻思考状（罗素也喜欢这类造型）。就算印到今天的时尚杂志上都不落伍，眼睛上的那点缺陷完全被造型盖过去了。

说到穿着打扮，大家都知道萨特的情史很混乱，有过好多的姑娘，而且和波伏娃终身保持着不结婚的伴侣生活。并相互允许对方有其他情人，据说双性恋的波伏娃还把自己的女朋友介绍给萨特，三个人在一起生活过。

但其实萨特的情史反倒没有什么可讲的。他在上大学的时候遇到波伏娃，那时两人都是二十多岁，在热恋的时候就这样约定。

和他的情史相比，更值得注意的是萨特的社会活动。

萨特是法国人，在德国入侵法国期间萨特正值服兵役的年龄，因此应召入伍，在他35岁生日那天成了德军俘虏。

你想，成了纳粹德国的战俘，这一般人还能有个好？但是据说萨特说服了德国军官，说你看我这眼睛是残疾的，我怎么可能是当兵的呢？最终军官被说服，萨特被释放了。

萨特被释放后，在法国积极参加反抗纳粹的各种地下活动。二战胜利以后，他继续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

比较有名的是1966年美国打越战时发生的事：罗素自己掏钱，邀请世界知名学者组成“国际战犯审判法庭”，调查并审判美国的侵略罪行。萨特积极响应这事，担任了法庭的执行庭长。后来法庭宣判美国对越南犯下了战争罪行，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都被列为战争罪犯。当然啦，这种宣判只是知识界的一种声明，实际上没有任何效力。

但是不难看出，在敌我分明的冷战时代，罗素大爷跟萨特能干出审判美国总统这种猛事，他们的胆识和社会责任心都是无愧于“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

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萨特，但是他拒绝领奖。一个是因为他认为颁奖是一种等级划分，而他拒绝服从等级；另一个是他认为当时的瑞典科学院在评奖时偏向西方的意识形态，这和他心怀全人类并且有些偏左的立场是不符的。

除了这些事件外，对于世界的其他大事，萨特也经常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总之，萨特和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些哲学家不太一样，与其说是理论家，其实更像是一个有思想的社会活动家。

其实按照本书对哲学家的筛选标准，我本不打算写萨特。在西方历史上，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家还有很多，如伏尔泰，如卢梭，本书都没写他们，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对形而上学的贡献有限，有点游离于哲学史的主线之外。如果要写上他们，就应该写成西方文化史，而不是哲学史了。

萨特也是一样。我认为萨特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他提出了革命性的哲学思想，只是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力很大（其实哪有伏尔泰大）。而且，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他生前的名声未必是相衬的。前面介绍过的很多哲学家，名声都是在身后越来越响。而萨特——还有下面要介绍的加缪——都是在当时社会影响就极大，到处出书演讲。但今天人们已经提得比较少了。

当然，我并不是要贬低萨特和加缪，他们绝不是沽名钓誉之徒，观点也确实值得一提。

下面就讲讲萨特“存在主义”（又译“实存主义”）的大致观点。

前面说过，形而上学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了。过去的哲学家们——如理性主义者，如康德——都相信存在着某种先验真理。这些真理先于人类存在，它们是世界的本质。这世上是先有的先验真理，然后才有了万物和人类，所以万物的本质先于万物的存在。

但既然这样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那么先验真理也就没有了。它们没了，那最先出现在这个世上的，就剩下人的存在了。

因此萨特有一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是说：你们这些形而上学家们、人类的导师们，说什么人类的本质如何如何，人类的使命如何如何，都是不对的哦。你们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只有人类的存在这件事，才是最最根本、不可撼动的事实。

在萨特看来，最应该关心的，是“我存在”这事本身。

在形而上学毁灭之后，这世上没有了绝对真理，也没有了先验真理。世界上不再有什么确信无疑的事，只有“我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到了这里，画了一个大圆，又回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了。我们现在又什么都不确信，唯一确信的只有“我存在”了。

那么，什么能体现“我存在”呢？

“我”这个词，严格说，指的是“自我意识”。前面说过，“自我意识”的前提，必须要有“自由意志”。

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什么能体现自由意志呢？

只有选择，而且是自由的选择才能体现。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讲克尔凯郭尔的时候就说过这个观点。正因为克尔凯郭尔也重视个体的存在，认为只有选择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所以一般认为克尔凯郭尔是存在主义的先驱。

回来说萨特。

萨特和克尔凯郭尔一样，强调自我选择的意义，反对随波逐流的行为。

我们现在常听到这样的话：“我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呀。”意思是说，我现在的选择是环境所迫、是各种现实逼着我做出的，不是我自己想选的，我也就不应该为此负责了。

萨特反对这种借口。他认为，人在各种极端的情况下，都有选择的自由。哪怕是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既然有选择的自由，也就要对任何一种选择的后果都负责任。

萨特说这话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他经历过德占时期，面对侵略者的铁蹄，很多法国人都面临着良心和生存的选择。有些人就会为自己的选择错误辩护说：我出卖良心，不是我自己选的，是迫不得已啊。

萨特的回答是，你任何时候都有选择的自由，你有牺牲自己生命的自由，你只是没选而已。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强迫每个人都要大义凛然地去牺牲，不，选择牺牲也是一种自由，也可以选择。问题不是你选择了什么，问题是无论选择什么，你都要为此负责任。

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那是什么构成了“我存在”呢？就是我们人生中的既有选择。你自己选择了出卖良心，这个选择就成了“你存在”这个事实的一部分。你不能说这件事和你自己无关。

假如萨特的观点只适用于极端情况，那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了。

其实，这个观点对整个现代社会都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一个成熟的社会，如过去的封建社会、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身份。社会对每种身份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规定。过去我们的儒家社会讲的是“三纲五常”，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是“职业道德”，都是社会对人的规范。如果我们要符合社会规范，就必须规范自己，接受规范的束缚，规范也是一种选择的自由，你认为它约束了你，你不自由了，就不是“我存在”了，而是“我为他人存在”了，你丧失了自我。你可以不选择，你就与这社会脱离了、决裂了！

在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里，我们常见到这样的故事。电影里一个职业经理人，或者是金融大亨，或者是律师，他冷酷无情但是工作干得特别棒。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来说，抛弃个人感情，一心为了工作，这就叫有“职业道德”，这就叫professional，符合了资本主义社会“成功至上”的道德观。作为回报，他自然能得到大量的金钱，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肯定。但是电影的最后，他痛苦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好莱坞拍这种片子，多半让这个人独自住在市中心豪华公寓的顶层，有扇巨大的落地窗。屋里的布局是简约、冰冷、金属的风格，家具极少，空旷的屋子里只摆着一张干净的办公桌，而且这个人回家了也不脱西装），面对冰冷的房间和无情的人际关系，这个人就开始感叹了（或者落寞地看着夜晚的城市，默不作声）：哎呀，为了成功，我失去自我了呀。我迷失了呀。我找不到自己的人性了呀。

这情节要是让咱们这些穷人看了，真想一口方便面喷他脸上，有没有呢？咱们觉得，你矫情个屁啊，你都这么有钱了你不爽啊？先周游世界啊，包架小飞机、坐个游艇啊。觉得什么好玩就玩什么，再拍照片发微博啊。多爽的人生！您不乐意？您把钱让给我行吗？

可是，为什么这样的电影好莱坞一拍再拍呢？

原因在于，这类片子的诉求点不是有钱人得便宜卖乖，而是人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规则下的异化——你要么不遵守社会规则，成为社会嘲笑的loser；要么就必须扭曲自己，去符合社会规则，最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存在”。按照萨特的价值观，存在是先于一切的本质，自己都不存在了，那有再多的财富，又有什么用呢？

那么，到底是选择财富、尊严、社会承认，还是选择自我存在？

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作决定。

所以这类好莱坞片，极少在结尾作出评判，只是提出问题，结论让观众自己去选择。

因为没有答案，所以这样内容和风格的电影经久不衰。

萨特不仅强调自由，还强调责任。

尼采说“上帝死了”，结果不久以后，基督教道德真的失去了垄断的地位。二战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变得多元，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的话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都将是容许的。”现在的西方社会，人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萨特也说，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观在束缚我们，人是绝对自由的。

这是好事吗？

大部分人都认为，自由当然是好事。

但是不要忘记了，自由越大，责任也越大啊。

我们常说一句话，“小的时候想要快点长大，等到长成了大人，反倒要羡慕小孩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

我们细想，小时候羡慕大人什么？羡慕大人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羡慕大人的自由。

那么大人羡慕小孩子的什么呢？羡慕小孩子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也就是说，羡慕小孩子没有生活压力，不需要尽很多生活的责任，因为有大人护着、养着他。

因此，自由（即权力）和责任是相伴的，自由越大，责任越大。人们趋利避害，都想只占有自由的好处（当不负责的大人），又想逃避随之而来的责任（当自由自在的小孩）。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萨特提醒我们，既然有选择的自由，就要承担选择的责任啊。而且萨特还强调，不能逃避选择，哪怕是什么都不选，你也是在选择，也要承担责任。因此自由多了并不是好事，反倒因为责任的增多给人增加负担。这是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一个根源，也是很多人宁愿选择盲从偶像、盲从权威的心理动机之一。

第十九章 西西弗的神话

说完萨特，接着说加缪。

加缪和萨特的境遇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他们都是法国人，萨特比加缪大8岁。二战的时候，法国沦陷，两个人都以写文章、演话剧等方式参与地下反抗活动。二战后，两个人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两个人小时候都落下了病根。萨特小时候得的是眼疾，以至于终身丑陋；加缪小时候得的是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肺结核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加缪虽然捡回一条命，但是肺病伴随终身，到了中年，肺已经很不好了。

萨特和加缪的主要区别是，萨特生活安逸，加缪却生活贫苦，出名前一直为生计发愁。加缪和第二任妻子结婚的时候，没有钱买金的结婚戒指，只能买两个铜戒指代替。后来萨特和加缪分别获得了诺贝尔奖，萨特大方地拒绝了，加缪却接受了。除了个人立场的区别外，恐怕和加缪急需奖金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加缪名声已经如日中天、甚至有点变得高傲的时候，他接受了一大笔钱，给迪斯尼公司的一本画册写一篇短文。洛特曼的《加缪传》是这么写的：“负责传达此项提议的人本来提心吊胆，生怕被加缪赶出门去，但加缪显然很需要钱。”

加缪和萨特还是好朋友。因为观点相近，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互相欣赏。

萨特最重要的小说《恶心》发表后，加缪立刻写了一篇深刻的评论。当加缪写了《局外人》后，萨特也写了重要的书评。

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加缪和萨特、波伏娃成了好朋友。他们和包括毕加索在内的一些文化名人经常在一起聚会、吃饭，进行文艺活动。

二战后，加缪和萨特、波伏娃还经常在一起聚会、喝酒、聊天。加缪和萨特都喜欢泡姑娘，加缪在这方面堪称高手，经常手到擒来。相比之下，萨特因为相貌的原因，总比加缪差着一筹。加缪曾跟朋友说波伏娃想泡他，但他拒绝了，因为他担心波伏娃是那种上完床后在枕头边絮絮叨叨的才女。

后来萨特和加缪在杂志上吵了一架，从此结束了友情。他们俩吵架的原因当然不是为了波伏娃，也不是因为哲学思想上的对立，而是政治立场上一左一右的分歧。

两人争论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52年8月，萨特所在的《现代》杂志刊登了加缪的长文，以及萨特的一篇更长的反驳文章。这期杂志一出，立刻成了法国舆论的焦点。因为当时萨特和加缪已经是欧美有名的文化红人，两个人是多年好友也是尽人皆知。他俩打架是当时的爆炸性新闻。连下三流的小报都辟出大片的空间，详细刊登萨特和加缪打架的消息。

在加缪46岁的一天，他听到一位著名的自行车冠军在车祸中丧生的消息，加缪非常悲痛地说：“眼下，命运之神专门打击名人。”

两天后，加缪坐着朋友的车去度假。朋友开车，加缪坐在旁边，朋友的妻子和女儿坐在后座。路上，加缪和朋友聊了死亡的话题，他们俩开玩笑说，死后就把尸体放到朋友妻子的客厅里，后座的朋友妻子说，这太吓人了，要是这样的话，她就搬家。

后来车轮打滑，汽车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缪当场死亡，他的朋友受伤被送往医院，在几天后的外科手术中死于脑出血。两位女士也受了伤。

加缪车祸身亡后，当时法国广播电台正在罢工（法国人到底有多爱罢工！），但罢工委员会立刻同意播放五分钟的哀乐悼念加缪。

下面来讲讲加缪的主要观点。

加缪不愿意媒体把自己的名字和萨特放在一起，也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属于“存在主义”。但是大众基本不理他这茬儿，现在一般人谈到加缪，都认为他的哲学属于存在主义。

他最有名的观点是，世界是荒谬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这个世界上有终极真理，那么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里有某种高于一切、比任何事物都重要的东西。那么人的存在就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找到这个最最重要的真理，或者按照这个真理的指导来生活。

这就是形而上学下的人生意义。

过去的形而上学家们，在相信自己发现了真理后，都认为人生是有目的的。比如宗教信徒认为，在教义的指导下生活就是人生目的；叔本华认为，对抗生命意志是人生目的；尼采认为，努力当超人是人生目的；黑格尔更是认为整个历史都是有目的的，个人的人生目的是去努力实现历史的目的。

可是，当形而上学不存在以后，这些目的就都不存在了。

这世上没有终极真理，那就没有什么必须无条件为之奋斗的目的，那么，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来到这个世上也不具备什么特别的目的。萨特就说，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是偶然的。也就是说，稀里糊涂，没有任何理由，人类和世界就这么存在了。

总而言之，人生也好，世界也好，没有任何目的。

但是，人总是要用理性思考的。前面说过，没有理性，人就不可能活下去。

而所有的理性思维，都需要目的。

前面在讲波普尔的时候说过，没有目标、目的，人类就不可能去观察。实际上，人类在做任何有理智的行为的时候，都要先设定目的，然后才能行动。试想，假如没有任何的目的，您如何下命令让自己行动呢？任何命令都下不出来，因为目的是命令的前提。

人平时思考必须用理性思维，理性思维必须要求有目的，因此人在平时生活的时候，都带着某种目的。比如我们一生下来，父母就教育我们：你应该好好学习，这是小孩的人生目的。到青年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找到了人生目的：谈恋爱。再大一点，又有了新的目的：赚大钱。从细节上讲，人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理性行动，也都有目的：我要看完这本书，我要做完这个工作，我要吃完这碗饭，等等。人不可能离开目的。

然而哲学的结论告诉我们：人生其实是没有目的的。

当人意识到人生没有目的的时候，对目的的本能渴望和没有目的的现实就会发生强烈的冲突，让人产生荒谬感。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一直说反对虚无主义，说虚无主义无法让我们接受，我们一定要找到别的答案。

那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虚无主义我们无法接受？

因为虚无主义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目的。人活着就是活着，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一听这个结论，就本能地产生反感，本能地拒绝接受这个观点。这个本能的反感，就是上述冲突造成的。

我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询问，渴望别人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

实际上就是想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个目的，祛除虚无主义带来的强烈的不适感。

但是形而上学告诉我们，没有办法祛除呀。

所以加缪认为，这个世界是荒谬的。

萨特也一样。萨特最著名的小说《恶心》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通篇写的是主人公感觉到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偶然的、没有目的的、找不到意义的。人类的存在是毫无理由、纯属偶然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后，主人公就产生了荒谬感，产生了恶心感觉。

有人说，你说的这种荒谬感，是只属于你们哲学家的。你们苦苦思考，认为人生没有目的。可是大部分老百姓不这么想啊，老百姓有的想，我活着是为了祖国富强；有的想，我活着是为了家人幸福；有的想，我活着是为了享乐一生。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目的，很多人都一生坚信这些目的，这不就不会产生荒谬感了吗？

假如真的能一辈子都坚信某种人生目的，从来不迷茫困惑（如意志坚定的宗教信徒或者革命者），那么的确不会产生这种荒谬感。

但是，普通人有的时候会突然质疑目的的合理性，进而怀疑人生，进而感到荒诞。

就好比有人为了亲人活了一辈子，结果发现亲人辜负了自己；有人为了出人头地努力工作，结果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成功；有人为了享乐活着，结果在享乐满足的一瞬间感到了极大的空虚。这些时候，人们原有的目的崩溃了，有些人会及时给自己找到新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开导自己”）如果没能及时找到，就会感到这个世界荒谬，人的本质荒谬。

我再举一个通俗的例子。

人类获取知识最基本的方式是听故事。比如在远古时代，人们坐在火堆旁，老人要把知识教授给孩子。但是远古人没有那么强的逻辑能力，孩子也没有那么强的智力去学习逻辑知识。因此老人把知识变成部落传说，用故事的形式讲给孩子听。比如，讲一个勇士用智慧战胜怪兽的故事，孩子就可以从中学到智慧的知识。

不光是远古人，我们今天的幼儿教育也是采取这样的形式。

也不光是幼儿教育，成人学习很多知识也是靠听故事的形式。比如，我想把我公司的情况讲给我的伴侣听，很少有人会用纯逻辑的语言介绍：“我的公司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有三个特点，分别是一、二、三⋯⋯”而是会这么说：“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们公司有这么一档子事，我那个同事如何如何⋯⋯”我对自己公司的形容是靠这些故事组成的。我的伴侣对我公司的印象，也是靠这些故事拼凑出来的。

故事是大部分人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现在请你唤起你对一个熟人的印象，你在头脑里，最先想到的常常是关于这个人的一些事件的片段，而不是理性的一二三四。这是人类进化的一种优势：用故事的方式记忆知识，对智力水平依赖程度低，不容易被遗忘，这在远古时代是最高效的，在现代也是最省力的方式。人生小感悟、心灵鸡汤这类用故事来说教的形式之所以流行，就是这个缘故。

问题是，人类能理解的故事有一定的固定模式。这个模式经过人类文明的千锤百炼之后，早就固定下来：

故事必须有开头，有情节，有高潮，有结尾。

任何一个能被大众接受的、听着比较“正常”的故事都得有这几个要素。

试想，假如我们给别人讲一个没有开头的故事，我们说：“小王，我跟你说个事，那两个人后来成好朋友了⋯⋯”小王会立刻打断我：“等等⋯⋯你说什么，我没听懂。”

小王为什么会拒斥这个故事呢？因为没有开头的故事对他来说，不可能提供有用的信息，他没有办法理解。

再试想，假如一个故事没有高潮，或者没有结尾，那会怎么样呢？我们给别人讲一个故事，讲到最关键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不讲了。那个人就会忍不住问：“继续讲啊，然后呢？”如果我们不讲，他甚至会生气：“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说话说一半！”

为什么他会生气？因为他的理性思维难以接受一个没有解决冲突和悬念的故事，甚至会因为过于难受而感到愤怒。

为什么世界各地、各种年龄、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愿意去看好莱坞电影，看完之后都会心满意足？

原因之一，是好莱坞电影的故事严格遵守开头、情节、高潮、结尾的故事模式，这样的模式符合人类对故事的预期，这个预期是全人类共有的。

我们对整个世界的了解，都建立在一个有头有尾、有情节、有高潮的故事的基础上。

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常会这么说：“她过了辛劳的一生，她养育了三个子女，是成功的母亲。”“他过了荒废的一生，他吃喝玩乐，最后落得凄惨的下场，没有人可怜他。”这些都是典型的有头有尾的故事，主人公的一生被我们简化成了一个有明显动机、矛盾冲突，又有结尾的故事。

一个人的一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人生目的，同一时期也会同时有很多目的，甚至本人都说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评价一个人——尤其是比较疏远的人的时候，常常会强行给他（她）安上一个身份（她是一位好母亲）、一个目的（她养育了一大家人），在他（她）人生的结尾，这个人生目的一定会有一个交待（她培养出了一群好儿女/不幸的是，儿女辜负了她），然后我们就完成了对一个人的描述。就像看完一部完整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心满意足了。

问题是，无论人的存在还是毁灭，都是偶然的，根本不可能遵守好莱坞的故事结构。

真正的人生，故事忽然开始，忽然结束，不一定有矛盾冲突，也未必有高潮和结局。

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感到世界荒谬。

对于普通人，最能让人感受到这一点的，是死亡到来的时刻。

现实中的死亡是突如其来的，并不是在人生故事完成了高潮、进入结尾的时候才来。可能从故事刚开始、故事讲到一半、马上就要进入高潮等等每一个时间点，死亡随时都有可能到来。

好比一个养育子女的母亲去世了。在外人的想象中，这个“伟大母亲”去世的时候，应该是躺在病床上，周围站满了子女。子女们握着母亲的手，热泪盈眶，说：“感谢您养育我们的恩情，我们会永远怀念您。”疲劳的母亲点了点头，说：“看到你们都长大成人，我就心满意足了。”然后恰到好处地闭上了眼睛，故事圆满结束。

但真实的生活不会照着这个章法来。死亡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到来，这个母亲去世的时候，可能身边的子女正在聊天，没有注意到母亲的去世。可能子女正去水房打水，母亲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母亲自己也未必是在回味人生的高潮中离世。可能心里怀着巨大的恐惧，可能正对未来忐忑不安，可能正想着一些琐碎的小事，可能正打算去拿遥控器换一个看到了一半的电视剧，正在按下按键的时候，黑屏，一切突然停止。任何类似向亲友交待遗言、讲出未完成的愿望、对自己的一生作总结、来一番反省等等行为都还来不及去做，生命说结束就突然结束，一下子就终止了，就如同那些讲了一半突然闭口、让人无比焦躁的故事一样。

这样的现实，会让人感到荒谬。

当人们亲历亲朋好友的死亡时，尤其是年轻人意外死亡的时候，人们会想：这就是人的一生吗？说结束就突然结束，好像还什么都没做，什么目的都没实现，就突然没了？那他到底算什么呢——提最后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反省者在本能地要给死者没有目的的人生找一个目的，找一个总结。如果反省者一时找不到这个目的，那么就会对世界、对人生产生荒谬感。

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追问人生意义的。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他想迫切地得到一个答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请您认真地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天您知道自己得了绝症（我呸呸呸啊），生活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您将会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您可能会觉得，这剩下的三个月肯定和平时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了，有了质的变化。无论是尽情享受生活，还是哭哭啼啼恐惧死亡，总之生活变了一个样。在生命最后的旅程里，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似乎都增加了一层别样的意义。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那些面对死亡的人对人生多了一层思考（这是对的），因此超越了平凡的人生，找到了很多更有意义的行为（这不一定）。比如，实现自己童年的梦想，实现一个崇高的目标，追求多年不敢表白的真爱。总之，这几个月的生活，一定能让人生有所升华，达到人生故事的高潮，然后心满意足地（因为人生的故事终于有了高潮和结尾啊）去迎接死亡。

我们之所以有以上幻觉，就是因为我们本能地以为，自己的人生一定要有一个高潮和结尾，本能让我们无法摆脱这种想象。

但这不是世界的真相。

假如您刚才已经想好临死前打算做的各种事了。好，我现在请您想象，突然间这时候您发现自己心脏病发作，绝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意识已经模糊，生命马上就要结束。

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想？

请您先认真地想象一下。

大概是类似以下这几种感觉：

“我擦，这不是真的吧！”“太扯了吧，我就这么死了？”“等等，我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啊！”“我不甘心啊！”

刚才，您对人生还有种种规划：未来想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拥有什么样的伴侣；明年想去一个渴望已久的地方旅游；这几天有一件工作即将完成；有几部特别想看的电影还没有看；待会儿打算吃顿好吃的，等等。

突然间，一下子就结束了。

是不是有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人生怎么就这么毫无征兆地、突如其来地、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呢？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啊！

然而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现实中就有很多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因为意外、急病，还没反应过来就死掉了啊。

而且哪怕是事先得到通知的绝症，仍旧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一个真正的高潮。

真实的生活是平淡的。在得知死讯以后，人会因为一时的激情暂时改变对生活的看法，但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决定，人不会长时间保持激情。时间稍微一长，生活又会变成普通的样子。琐碎无聊的生活依旧琐碎无聊。一开始亲朋好友还会对你付出热情的关怀与照顾，但是随着时间延长，热情也会散去，久病床前无孝子，疲惫和厌倦接踵而来。过去让人感到烦躁、无奈、绝望的琐事，会依旧让人烦躁、无奈和绝望。

很多人都想过，在得了绝症之后一定要去做之前想做而还没有做的事。比如，一定要去梦想中的地方旅游。在想象中，这个旅游是人生最后的一次华丽，是对自己一生的犒劳，自己在如画卷的美景中畅想人生，然后心满意足地去迎接死亡。实际上呢，这个旅游当然是挺美的，但一样有平时的劳累、无奈、烦躁，在从旅游景点回到自己城市的路上，和平时旅游回来一样，充满了倦怠和空虚——这就完了吗？我期待了一辈子的梦幻旅游就这么结束了吗？又回到普普通通的生活中？我想象中的脱胎换骨的感觉在哪里？

其他想象中的人生高潮也是一样。

总之，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的评价、规划，一定是个故事模式，一定有高潮和结尾。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当现实和我们的印象发生冲突的时候，荒谬感就产生了。

那么，面对这荒谬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办呢？

加缪的名篇《西西弗的神话》里讲了一个希腊神话。说西西弗被众神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是石头一到山顶，马上又自己滚下来。西西弗必须再次重复这苦役，一直到永远。

加缪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生活的荒谬。人们的世俗生活就像工人每天重复着机械的工作、却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何在一样。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加缪说，西西弗的胜利在于他意识到了这种荒谬，他从此不再是荒谬的奴隶，而是自己的主人。虽然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他内心是充实的，所以他可以在荒谬中寻找到幸福。

——说实话吧，我不太理解加缪的说法，我还是不觉得这有什么幸福。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世界荒谬是合乎逻辑的哲学推论，普通人是无法超越的。假如它可以轻易超越，那么也就不再是哲学的必然推论了。

也可以用咱们前面的逻辑来说：荒谬感人人厌弃，那么假如有一个容易的办法可以一劳永逸地超越荒谬，得到幸福，那每一个老百姓必然早就使用了。可是加缪过后这么多年，我们还是觉得荒谬感处处存在，这说明加缪的办法不大适合我们老百姓。

那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和大众的做法一样，自己给自己找到人生意义（虽然是虚假的）。用西西弗的比喻来说，我们只能在推石头的时候哄自己说这么做是有意义的，并且乐在其中。

这个哄骗自己的借口，就是人生意义。

第二十章 人生的意义

在这本书的开头，我们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即便如此，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还是得勉强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说一下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呢？什么知识是真实可信的呢？

对于客观经验领域，也就是对于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基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可证伪的理论”。说白了，就是科学。作为现代人，拒斥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是不可能的。

对于“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里没有标准答案，愿意相信什么都可以。可以相信不可知论、相信先天认识形式，也可以像中国的一些哲学家那样，相信真理不能说，是主观的、非理性的，只能靠领悟，还可以相信世界是一场大梦，或者相信宗教信条。

也可以这么说：世界的本质就是我的信念。我相信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那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该怎么回答呢？

这也是一个信仰问题。

有人说，这本书一开始说我们学哲学是想追问人生意义，结果写到最后，还是说不知道，还要我们自己寻找——合着写了一本书最后还是没有固定答案啊！

可是，你不觉得没有固定答案的世界才更美好吗？

假如我们找到答案了，说，人生意义就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幸福而奋斗”，那整天吃着薯片看美剧混日子的人们，岂不是要因此背上负罪感吗？可是凭什么啊，人家招你们惹你们啦？

假如我们说，人生意义就是“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呢？那为了子女受了一辈子苦的长辈们，他们的牺牲到底是毫无意义的呢，还是该算成为了满足他们私欲的“活该”呢？

一个“人生意义”只有唯一答案的世界，是不是很可怕呢？

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啊。

那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

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逼迫自己直面死亡。

我们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个目标，就是在问：“我为什么活着？”

这也就等于在问：“我为什么不立刻自杀？”

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维克多・弗兰克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二战的时候他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后侥幸逃生。战后他成了一名心理学家。他在治疗的时候常问病人：“你为什么不自杀？”因为借助病人的回答，他可以“为一个伤心的人编织出意义和责任”。

假如你能顺利地回答“我为什么不自杀”的问题，如“我不想死，是因为我还想到处旅游，吃好吃的”“我不想死是因为我不能让父母伤心”。那么，这些答案就是你现在的人生意义。

假如你的回答是“我不觉得活着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怕死”呢？

那就请你想象一下死亡来临时的感觉吧。

一个无神论者在面临死亡的巨大恐惧的时候，有时，求生的本能会让头脑拼命地给自己寻找活下去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就是每个人的人生意义。

有些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人说，经过这一场磨难，自己大彻大悟，对人生有了更高层次的看法了。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早晚会死，为什么非要死到临头的时候才会大彻大悟呢？那就是因为绝大部分人平时从不愿意直面死亡，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可以永远逃避死亡。所以只有死到临头，才会开始反省人生。

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那就不妨早一点直面死亡，早一点把这件事想明白。

怕死还意味着我们要珍惜生命。

要珍惜生命的理由是，经验世界不能告诉我们死后还有没有意识。宗教虽然告诉我们人死后意识还会继续存在，但他们的论断都是无法验证的。再者，就算人死后意识还会延续，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情况，会不会就在黑暗中永远飘荡，还是会失去全部的记忆？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

而且以人类现有的经验而言，死亡是宇宙中少有的一个不可逆的事情。人死以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中，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如果死亡确实是意识的永远终结，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切探索世界的机会。我们甚至可以感性地说，那就意味着我们自愿放弃了这世界给我们最大的恩赐，而这恩赐就只有这一次，放弃了就没有了。

所以虽然形而上学不限制任何答案，但是我们应该尽量保存、延长自己的生命，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也要同样尊重别人的生命，这都是不言而喻的正确。尊重生命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要珍惜时间。这都是我们探索真理的底线之一。

最后再说一句。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人生问题的解答在于对这个问题的消除。”

这个道理体现在生活中就相当于，人小的时候要问“人为什么活着”，长大了就不问了，不一定是因为知道答案了，而是因为某些原因让他觉得不再需要问这个问题了。

当你不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许就意味着你已经找到了答案。